克裡斯蒂娜·佩裡·羅西獲塞萬提斯獎
日前，克裡斯蒂娜·佩裡·羅西（Cristina Peri Rossi）獲2021年度塞萬提斯獎（Premio Miguel de Cervantes）。此前，佩裡·羅西從未獲得過一項相對重要的文學獎項。不過，2000後，佩裡·羅西在公共權益等領域所做的努力受到了來自聯合國和烏拉圭政府的鼓勵和嘉獎。自1976年以來，塞萬提斯獎隻授予了五位女性，其他四位依次是杜爾塞·瑪利亞·羅伊納斯（Dulce María Loynaz）、安娜·瑪利亞·馬圖特（Ana María Matute）、埃琳娜·波尼亞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伊達·比塔萊（Ida Vitale），除第一位，其他四位的獲獎都發生在2010年及之後。迄今為止，塞萬提斯獎隻授予了兩位烏拉圭作家，除佩裡·羅西還有胡安·卡洛斯·奧内蒂（Juan Carlos Onetti）、伊達·比塔萊（Ida Vitale）。
克裡斯蒂娜·佩裡·羅西
2010年至今的塞萬提斯獎得主還有（時間倒序排列）：弗朗西斯科·布裡内斯（Francisco Brines）、胡安·馬卡裡特（Joan Margarit i Consarnau）、伊達·比塔萊（Ida Vitale）、塞爾希奧·拉米雷斯（Sergio Ramirez）、愛德華多·門多薩（Eduardo Mendoza）、費爾南多·德爾帕索（Fernando del Paso）、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埃琳娜·波尼亞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何塞·曼努埃爾·卡瓦列羅（José Manuel Caballero Bonald）、尼卡諾爾·帕拉（Nicanor Parra）、安娜·瑪利亞·馬圖特（Ana María Matute）。
佩裡·羅西出生于蒙得維的亞一個小中産家庭，她出生時，烏拉圭舉國遭遇了中産階級陷阱，她的父親是一名勞工，她的母親是一名教師，他們都是意大利移民的後代。從她記事起，佩裡·羅西一家就有經濟問題，但烏拉圭社會民主黨為每一位烏拉圭公民提供了免費教育，佩裡·羅西免受失學之苦。佩裡·羅西經常光顧國家圖書館，甚至在那裡過夜，國家圖書館是一個波西米亞世界，散布着妓女、醉漢、阿拉伯人。佩裡·羅西似乎買不起任何紙本書籍，有次她在一家大書店的櫥窗裡，被《傷心咖啡館之歌》吸引到了，但等她問了問書價，她才知道，這本書似乎難以企及。後來，佩裡·羅西就讀于羅多公立中學、阿蒂加斯師範學院，在阿蒂加斯師範學院期間，佩裡·羅西學習比較文學相關的課程，畢業後的十年時間，她輾轉多家機構任教。“我着迷的是人類的符号（化）能力，抑或者說語言的起源。當我想象一個十字架時，我會欣喜若狂，例如：基督教、藥？我發現我愛上了文字，不管它們是什麼語言。我愛上了它們的聲音。”在一次長篇訪談中，佩裡·羅西談道。
20多歲開始，佩裡·羅西一邊從事教學和媒體事業，一邊寫作和捍衛公共權益。在烏拉圭期間，佩裡·羅西曾加入“廣泛陣線”，也曾為馬裡奧·貝内德蒂主編的《前進》周刊，以及《人民報》撰稿。在受到政治壓力流亡西班牙之前，佩裡·羅西已經出版了五本書，并建立了初步的文學聲望。從國際局勢來講，“69一代”的潮流也在蒙得維的亞上演了，而佩裡·羅西強有力地參與其中，她或許比“拉美文學大爆炸一代”都更直接參與了這股潮流。其著作《我的堂兄弟》（Libro de mis primos）就聚焦于68一代的抗争故事，也包括那些遊擊隊成員。而《廢棄的博物館》（Los museos abandonados）則獻給“68一代”，而這本小說也是佩裡·羅西早期最重要的作品。那時正值第二波女權主義席卷全球，但烏拉圭的女權主義遭遇到了嚴重的打擊和侵蝕，不久後，烏拉圭變得愈發暗淡和失落。30多歲時，佩裡·羅西離開了蒙得維的亞，她也就此放棄了她的家庭、圖書館，以及她的教學事業。期間，佩裡·羅西被驅逐西班牙，她當時居住在巴塞羅那，是胡裡奧·科塔薩爾，她的讀者，幫助了她，佩裡·羅西是以在巴黎短暫居留了一段時間。
作為“南錐體一代”以及“拉美文學大爆炸一代”的成員，佩裡·羅西摘得塞萬提斯獎，并真正走進公衆視野和學術視野經曆了漫長的曲折和道路。其中佩裡·羅西主要克服兩種障礙：其一，作為流亡者的障礙，在此列中還有安東尼奧·狄·貝内代托（Antonio di Benedetto）、哈羅多·孔蒂（Haroldo Conti）、丹尼爾·莫亞諾（Daniel Moyano）、克拉拉·奧布利加多（Clara Obligado）、伊達·比塔萊（Ida Vitale）；其二，作為女性的障礙，在此列中還有埃琳娜·加羅（Elena Garro）、瑪麗亞·路易薩·博姆巴爾（María Luisa Bombal）、阿爾莫尼亞·薩默斯（Armonía Somers）、喬治·馬洛薩（Marosa di Giorgio）、羅薩裡奧·菲格羅亞（Rosario Figueroa）、薩拉·米特（SaraMitre）。而随着伊達·比塔萊、佩裡·羅西相繼獲得塞萬提斯獎，她們成為經典作家的道路才剛剛開始。
“我想我一直忠于我的願望，我為成為我想成為的人而奮鬥，盡管存在各種警告和逆境（一個詞召喚另一個詞）。但我不喜歡說它們向我暗示：我們身上發生的事情，與我們承受它、擔負它、克服它的方式一樣重要。在與我相似的道路上，受害者非常之多，那是關于自殺、成瘾、挫折的故事。”佩裡·羅西說。佩裡·羅西此言道出了其文學中最重要的一個棱面，她對真實的孜孜以求，甚至其全部的詩學都建立在真實之上。是以，佩裡·羅西總是能夠吸納多種體裁、多種潮流。
“我是一個狙擊手，”接受《公衆報》采訪時，佩裡·羅西所講的這段話，或許足以說明其在文學事業，以及新聞事業方面的追求。佩裡·羅西長期擔任加泰羅尼亞公共電台的記者，她還曾為《勝利》雜志、《西班牙國家報》、《十六日報》、《先鋒報》、《巴塞羅那日報》、《世界報》、埃菲通訊社等媒體和機構撰稿。
約瑟夫·溫克勒獲斯洛文尼亞瓦倫西亞國際文學獎
日前，約瑟夫·溫克勒（Josef Winkler）獲2021年度斯洛文尼亞瓦倫西亞國際文學獎（Vilenica International Literary Prize）。此前，溫克勒還曾摘得奧地利國家大獎，以及由德國語言文學科學院主持的格奧爾格·畢希納獎。斯洛文尼亞瓦倫西亞國際文學獎曆屆得主還有富爾維奧·托邁劄（Fulvio Tomizza）、齊别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阿道夫·慕施格（Adolf Muschg）、納達斯·彼得（Nádas Péter）、米奧德拉格·帕夫洛維奇（MiodragPavlovi ）、克勞斯瑙霍爾考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亞希姆·托波爾（Jáchym Topol）、杜布拉芙卡·烏格雷希奇（Dubravka Ugre i）等等。
約瑟夫·溫克勒
溫克勒出生于奧地利克恩頓州的農村家庭。在農村國小期間，他萌生了對語言的熱情和期待，這時期他的文學偶像是暢銷書作家卡爾·邁（Karl May）。後來，他就讀于菲拉赫商業學校，也曾在位于施皮塔爾和菲拉赫的公司，以及克拉根福大學工作。在此期間，溫克勒從未放棄他的文學追求，他閱讀了彼得·魏斯（Peter Weiss）以及存在主義者的著作，并從中汲取了很多營養，其間重要的成果是，他與阿洛伊斯·布蘭德施泰特（Alois Brandstetter）出版的 Schreibarbeiten 雜志。
自2012年以來，溫克勒一直擔任奧地利藝術參議院主席，其成員還包括沃爾夫·狄·普瑞克斯、齊格弗裡德·安辛格、海因茨·卡爾·格魯伯、彼得·沃特豪斯等人。奧地利藝術參議院主要負責促進社會和文化藝術的聯結，比如提名“奧地利國家大獎”候選人。同時，溫克勒也是格拉茨作家協會、奧地利作家協會的會員。
“荒野克恩頓”（Das wilde K rnten）三部曲是溫克勒最著名的作品，各卷依次是《人子》（Menschenkind）、《阿克曼一家》（Der Ackermann aus K rnten）、《母語》（Muttersprache）。三部曲展現了溫克勒文學的幾乎全部主題：天主教、農村生活、失愛的家庭、壓迫與壓抑、孤獨、同志。書頁中擺放在祭壇上沒有心髒、沒有大腦的鍍金天使，似乎呼應着溫克勒所忍受和承擔的生活，“沒錢買書！”“怪胎，把你們的陽具剪掉！”字裡行間漂浮着末世論的情調，種種可以追溯到安娜·西格斯、君特·格拉斯、耶利内克等人的作品。“1976年9月29日，在故鄉克恩頓境内的卡梅林村……17歲的機械工學徒雅各布·皮克勒和同齡朋友瓦工學徒羅伯特·拉迪尼格，攜帶三米長的繩子，借助牧師谷倉的木梯爬到一個高處的枕木上。他們把繩子繞身子一圈，在身後打個結。繩子的神經似乎在抽搐。他們的手在半空交織成一條辮子，圓圈越旋越快，他們旋即分散開，在他們充滿血絲的眼睛前暫停了下來。”溫克勒在《人子》的開頭寫道。
并峙聖物與變态，并将其通融入宣叙調式的語言，這就是溫克勒主要的文學風貌。也是借助其創造性的書寫，個人創傷和社會革新、惡毒的羞辱和審美的完善達成了和諧。顯然，溫克勒得到了豁免，他被允許書寫，他的父親對他的書寫似乎毫不介意，甚至有些寬忍。而随着歲月流逝，溫克勒也有了進一步的心靈體悟，關系的沖突和張力似乎為消逝和安魂所取代。正如其在《父親安魂曲》結尾所寫，“保重，父親……祝你旅途愉快……”在稍微往前的段落，溫克勒寫道，“這時候，神聖的儀式就要開始，神靈将要被喚醒。不時地……我想起了家鄉的鐘聲，特别是傍晚祈禱的鐘聲……我們自問道，誰已經死了，誰得了絕症，或者誰最年長，誰離開得太早。”而關于語言，此處我恐怕無法具體呈現，有心的讀者可以閱讀溫克勒的原作。
溫克勒屬于奧地利現代主義延長線在當代的一個重要結點，這條現代主義線索貫穿了奧地利百餘年的曆史，其間最重要的兩個時間區是青年風格或維也納分離派、維也納集團，其他現代主義大師則散落于兩個時間區的中間和周邊，他們依次是阿圖爾·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托馬斯·伯恩哈德、伊塞·艾興格（Ilse Aichinger）、阿洛伊斯·布蘭德施泰特（Alois Brandstetter）、彼得·羅塞（Peter Rosei）。
托馬斯·梅勒（Thomas Melle）曾在其自傳小說《背向世界》（Die Welt im Rücken），描述了與溫克勒的相遇。其中寫道，“我讨厭克拉根福，我現在還知道；衆所周知，那裡尤其是一場由批評家、代理商和出版家組成的自我慶祝盛會，而作者們仿佛廉價的婊子到處閑站着，等待出售自己的肉體。我還記得在櫃台旁一把推開一名批評家，但不是為了結識其他人，而隻是為了把他眼前這種擁擠不堪的場景畫成漫畫。然後我走到我認識的那群坐着的人那裡。女編輯夏洛特·伯洛姆巴赫把約瑟夫·溫克勒帶來了，我很受感動，畢竟他是我青少年時代的文學英雄之一。我馬上向他一一列舉他的哪些書出于何種原因是最好的書。他隻是點點頭。許多人點頭，當時。他們有權點頭。簡單地點點頭，不說一句話。如今，當我遇見瘋子的時候，我大多不幹别的，隻是點頭。我也不知道這一點。”
科爾姆·托賓獲大衛·科恩文學獎
日前，科爾姆·托賓（Colm Tóibín）獲2021年度大衛·科恩文學獎（David Cohen Prize for Literature）。托賓被普遍認為是當今英國文學世界最重要的小說家，他迄今隻獲得了兩項重要的國際文學獎，國際都柏林文學獎和大衛·科恩文學獎。大衛·科恩文學獎兩年一度，是英國文學世界不多的終身成就獎。自1993年以來，大衛·科恩文學獎已經授予了16位作家，其中重要但在中文世界尚不知名的作家有邁克爾·霍爾羅伊德（Michael Holroyd）、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埃德娜·奧布賴恩（Edna O'Brien）、德裡克·馬洪（Derek Mahon）、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
科爾姆·托賓
托賓出生于愛爾蘭韋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科西小城。小時候，托賓患有嚴重的口吃，他9歲時才學會閱讀，在沒有經過閱讀障礙修複的情況下，托賓靠着沉浸式閱讀，逐漸克服了口吃，期間他甚至背誦了西爾維娅·普拉斯那首名詩《爸爸》。托賓曾就讀于韋克斯福德聖彼得學院，後在特拉莫爾做了幾年的酒保，而後就讀于都柏林大學。從都柏林大學畢業後，托賓前往巴塞羅那過了幾年的流放般的生活，而後也曾短暫回到校園，後來積極從事新聞行業，曾先後任職于《在都柏林》《希伯尼亞》《星期日論壇報》。不久後，他成為愛爾蘭當時最好的文化雜志《麥吉爾》的編輯。在此期間，托賓支援避孕、合法堕胎、同志權益，這或許繼承自他的爺爺，後者曾參與過1916年複活節叛變。托賓經常酗酒，并擅長引發沖突，有次還激怒了黑幫頭目，他們在托賓所住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房間放了一把獵槍。在和董事文森特·布朗（Vincent Browne）發生争執後，托賓離開了《麥吉爾》，自此他沒有從事過媒體相關的工作，除了為其撰稿。
1993年，托賓在《倫敦書評》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内蘊的讀者》（The Built-in Reader）。文章似乎是對塞缪爾·貝克特首作《夢中佳人至庸女》（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再版版本的書評，不過它摻雜了過多的引述，看起來并不像一篇書評。1995年，他在《紐約客》發表了第一篇文章，《都柏林主顯節》（Dublin's Epiphany）。文章設計了對愛爾蘭女性所面對的糟糕局面。2001年，他在《紐約書評》發表了第一篇文章，《格雷戈裡夫人的刷子》（Lady Gregory's Toothbrush）。“刷子”語出格雷戈裡夫人給W. B. 葉芝（W. B. Yeats）的信：這是一場古老的戰鬥，它發生在使用牙刷和不使用牙刷的人之間。關于牙刷的戰鬥，代指艾比劇院（Abbey Theatre）首演約翰·米林頓·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後引發的騷亂和輿論。至今，托賓仍是《倫敦書評》《紐約書評》的撰稿人。
就在獲獎前不久，托賓剛剛出版了他的新作《魔術師》（The Magician），本書是關于托馬斯·曼的傳記小說，幾乎涉及了托馬斯·曼從呂貝克到洛杉矶的一生。托馬斯·曼的聲望與重要性毋庸置疑，他在其一生的重要階段幾乎都發表了經典的作品，如《布登勃洛克家族：一個家族的衰落》《威尼斯之死》《魔山》《浮士德博士》。托賓則呈現了托馬斯·曼的生命中隐秘的故事，及其漸進發展的一面。比如，托馬斯·曼從一個德國民族主義者轉變成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和民主人士。轉變發生于1920年代初期，托馬斯·曼的妻子卡蒂亞·曼（Katia Mann）功不可沒。
衆所周知，托馬斯·曼是一個同志，但他也是禁锢在19世紀的同志，他為自己感到羞恥，渴望改變自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托馬斯·曼的同志傾向就為他的家人熟知。“正如托馬斯不會做任何事，危及家庭的幸福一樣，卡蒂亞也會毫無怨言地承認他的同志欲望，以寬容和幽默的态度看他的目光追尋着獵物，她明确表示願意适時欣賞他的不同形貌。”托賓在書中寫道。1911年，托馬斯·曼在遊曆威尼斯時遇到了後來《威尼斯之死》中的塔齊奧，他把塔齊奧變成了女人，但他同時意識到，“不，他必須是個男人。這個故事将不得不暗示這種欲望不僅僅是關于性欲的，還是遙不可及的。”
同為同志，托賓在20歲左右就閱讀了托馬斯·曼的全部作品，但當時他對托馬斯·曼的一生幾乎一無所知。直到《倫敦書評》邀請他為托馬斯·曼的傳記撰寫書評，托賓萌生了為其作傳的想法，從此這個想法徘徊不去。根據托馬斯·曼的遺囑，其所留存的日記已經在1975年公布于世，而托賓在撰寫傳記期間對其做了詳細的閱讀和審視。到真正動筆寫作已經是幾年前。書中，托賓主要運用親密式第三人稱叙事的叙事方式，這頗有以假亂真之效。
此前，托賓還撰寫了關于亨利·詹姆斯的傳記小說。亨利·詹姆斯是托賓最喜歡的小說家。“我喜歡他戲劇化地表現道德話題，但同時又關注感官和時髦的問題。我喜歡他對小說形式的嚴肅态度，以及他拒絕讓讀者妄下判斷的方式。我喜歡他在寫作中堅持微言大義、晦暗含蓄。我喜歡他對人類關系中動機和情感的奇特性、搖擺性的深刻了解。”在一次采訪中，托賓說道。托賓相信亨利·詹姆斯和托馬斯·曼都是由于欲望受挫而成為小說家的。托賓在一次訪談中說道，“你學會想象自己，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從外部看待自己，同時将世界看作是陌生的存在，而不是你所認為的理所當然的存在。”
在愛爾蘭社會中，傳統的、被接受的東西與實際發生的東西之間，或者說代際之間，仍然存在着沖突，在最近一次采訪中，托賓說道，“我們可以從最近的作品中看到這一點，比如貝琳達·麥基翁（Belinda McKeon）和娜奧伊絲·多蘭（Naoise Dolan）的作品。愛爾蘭仿佛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間，在家的觀念與個人自主生活的觀念之間，進行着一場拉鋸戰。在愛爾蘭小說中，兩個世界之間的那條鴻溝仍然困擾着那些在家與遠方之間搖擺的人。比如在薩莉·魯尼、貝琳達·麥基翁和娜奧伊絲·多蘭的小說中，往往有一個聰明伶俐、機智過人的年輕女性。她已經逃離了宗教和民族主義的羅網，自信地生活在一個充滿短信、計程車、廉價航空旅行、暴發戶和流動身份的世界裡。但她卻來自這樣一個家庭——在提供保護的同時，又以柔和而堅決、憐愛而苛刻的聲音對她講話。
“在年輕的愛爾蘭作家中，薩莉·魯尼、貝琳達·麥基翁、娜奧伊絲·多蘭、羅伯·多伊爾和妮可·弗拉特都是從都柏林聖三一大學畢業的。在他們的很多小說中，新的權利感在與家的拉扯之間存在一種張力——一個沐浴在脆弱的世界主義中的自我與一個聽起來仿佛屬于一個國家、一個世紀和一個心态遙遠的家庭之間的沖突。這些作家沒有描寫作為天主教國家的愛爾蘭，因為那個天主教國家已經消失了。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也很少有愛爾蘭小說家書寫天主教問題。這些作家不是新愛爾蘭的例證，不是後天主教愛爾蘭的例證，也不是經濟大繁榮或大衰退的愛爾蘭的例證。相反，他們一枝獨秀、自立不拘、行動自由，一點愛爾蘭包袱也沒有。這種新的文學實踐的核心是一種關于自我的理念，認為其他藝術形式都無法像小說一樣處理自我的内部運作，認為構成自我的沖突和欲望也許足以滿足一個小說家。在愛爾蘭，将自我而非家庭或社會置于小說的核心，可能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
在《紐約時報》常設的讀書問答欄目中，托賓列出了他認為一份最優秀的在世作家清單：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唐·德裡羅（Don DeLillo）、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哈維爾·馬裡亞斯（Javier Marías）、理查德·羅德裡格斯（Richard Rodriguez）、潘卡吉·米舍爾（Pankaj Mishra）、瑪喬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海倫·文德勒（Helen Vendler）、克裡斯托弗·裡克斯（Christopher Ricks）和斯蒂芬·伯特（Stephen Burt）、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簡·克萊默（Jane Kramer）、芬坦·奧圖爾（Fintan O'Toole）、露易絲·格麗克（Louise Glück）、保羅·馬爾登（Paul Muld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