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清代的南北黨争，總會讓人聯想到明朝中後期的東林黨争。從本質上來說，發生于兩個王朝的黨争并無差別，甚至，可以說“南北黨争”是“東林黨争”的延續。
滿清入關之際，清朝皇帝為了籠絡人心穩固統治，大量啟用了中原文人。早在明朝晚期，南北士子就已因政見不合而争執不休，這種風氣延續到清代以後并未消減，反而與日俱增。
明代的内閣大學士馮铨在歸順滿清後，主導了“北黨”；江南地主知識分子中的翹楚陳名夏，則率“南黨”與馮铨分庭抗禮。在黨争爆發之初，“南黨”的勢力無疑比北黨更強大。在多爾衮執政時期，馮铨深受多爾衮信任。然而，在順治親政之後，早年靠攏多爾衮的大臣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
作為多爾衮手下頭号漢臣，馮铨自然首當其沖，被年輕氣盛的順治罷免。馮铨垮台後，以他為首的“北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瀕臨瓦解。除此之外，滿清統治者沿襲了前朝的人才選拔制度，大行開科取士。我們知道，南方文人精通八股文，在科舉上面的成就遠高于北方士人。
在科舉恢複之後，大量江南士人登榜，跻身朝廷。這些來自南方的士人，大多成了“南黨”的門生。在這種環境下，身為大學士的陳名夏得以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從江南士子中提拔子弟進京入職。久而久之，陳名夏的身邊逐漸聚集了一群出身南方的士人力量。
倘若任由這種态勢繼續發展，那麼，清廷難免會出現“南黨”一家獨大的場面。
雖然滿清統治階層将大權牢牢地掌握在滿族人手中，但漢臣政黨一家獨大的場面無疑會對滿人的地位造成隐性威脅。滿清皇帝擅長汲取前車之鑒，順治自不例外。在前朝的東林黨争中，順治已看出黨争的弊端。是以，順治重新啟用了被罷黜的馮铨，重新扶持了一批以北方士子為主的漢官。
顯然，順治帝的初衷是正确的。治理黨争無法一蹴而就，隻能借助與之相對的力量“打太極”，平衡南北士子的勢力。擴大來說，順治何嘗不希望将漢臣調和成一支為己所用的力量，用以制衡八旗貴族的權力？然而，順治未能考慮到黨争中漢官所施展的手段。
陳名夏掌握了人才選拔之大權，并借助江南士子于朝中積累的力量，對“北黨”及滿官發動了全面戰争。先是李呈祥的一份《辨明滿漢一體疏》，随後是一折“任珍案”，直接将順治帝逼得下不來台。順治原本希望借助“南黨”與“北黨”之間互相制衡，讓朝中各方勢力達到微妙的平衡。但沒想到，“南黨”的一系列舉動讓他面臨抉擇：滿官與漢官孰輕孰重？
順治十一年，甯完我遞交了一份彈劾陳名夏的奏折，直指其“痛恨我朝薙發。鄙陋我國衣冠。蠱惑故紳，号召南黨。布假局以行私，藏禍心而倡亂，何以明其然也”。
這篇奏章可謂字字珠玑，擺明了是要與陳名夏及其背後的“南黨”不死不休。甯完我的奏章，所代表的絕非個人，還有其背後的一衆議政王。可以說，這時的順治帝已騎虎難下，若他無法對陳名夏作出處理，将無法安撫滿清政權之核心——八旗貴族。面對八旗的施壓，順治不得不以“言官隐嘿不糾，殊負職任”的名義，下令将陳名夏誅殺。
清朝的南北黨争，起源于順治帝調和漢官、滿漢大臣之間的沖突，期望建構平衡态勢的初衷。然而，身處其中的陳名夏卻會錯了意，企圖淩駕于滿臣之下，最終，遭到順治的清算。其實，馮铨的處境已經足以讓陳名夏看透黨争的本質，發生在朝野中的一切風吹草動，都是順治帝的政治遊戲罷了。陳名夏企圖以“南黨”的力量影響政治格局，無疑是癡人說夢。
站在順治帝的立場上，我們便會發現陳名夏及“南黨”大臣的想法有多愚蠢。順治帝之是以扶持漢臣，就是為了用他們的力量制衡滿臣。然而，制衡不等于淩駕，為了利益順治可以允許漢臣與滿臣平起平坐，卻無法容許漢臣一家獨大。當滿漢沖突變得愈發尖銳之際，順治帝所考慮的就不隻是維持平衡了，這已經上升到了國統的層面，是以，他自然會抛棄曾經的政治同盟，站在了滿臣一方。
到了康熙之時，黨争與滿洲貴族内部沖突糾纏在一起，康熙時期的朋黨主要有鳌拜黨、明珠黨、索額圖黨、皇子黨等。縱觀清朝前期的黨争事實，可以看出，從入關一開始，由滿、漢之間反映出來的民族沖突，到康熙初皇權與八旗諸王分權之争，康熙盡攬了全部八旗兵權，使封建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沖突得到基本解決。
經過南北黨争之禍和中宮黨争之烈，最後，雍正奪嫡成功和軍機處的設立，标志着中國曆史上中央集權達到了最高峰。
參考資料：
【《南北黨争》、《順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清史稿·徐幹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