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牙病雖然有遺傳的原因，但他個人的飲食習慣也對此極有影響。魯迅是非常熱愛甜食的，比如在日本期間吃的羊羹，是一種豆沙類的甜食，到北京後，半夜“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有時候一邊看書，一邊“吃着分剩的‘黃枚朱古律三文治”，到上海後還經常自己去買糖，是以沈兼士回憶魯迅嗜好之一就是愛吃甜食:“先生則最喜歡吃糖。吃飯的時候，固然是先找糖或者甜的東西吃，就是他的衣袋裡也不斷裝着糖果，随時嚼吃。”
甜食對牙齒的腐蝕程度是很大的，魯迅在牙科診所看牙時，好幾次就是修補蛀牙，牙病的嚴重導緻魯迅在1930年就不得不拔去餘下真牙，過上了戴義齒的生活，這必然導緻咀嚼能力的退化。牙齒咀嚼食物不力，未粉碎的食物到達胃部，會增加胃部的負擔。
魯迅的胃在少年時已經因吃辣椒落下病根，而他飲食習慣的另外方面又使這一情況雪上加霜，他愛吃硬的東西、油炸食品、腌制類食物以及夏天吃冰，這一切無不會加重對胃部的摧殘，是以魯迅最後兩年大病時，身體嚴重營養不良，就是胃無法消化食物所緻。
須藤在回憶文章中下論斷:“胃腸病最易罹營養不良，而于生成孱弱的體質尤易招患，結局釀成結核性的體質。”
甚至認為胃病還應該為魯迅的肺結核負責。無論如何，魯迅的飲食習慣與他的常年頑疾牙病、胃病息息相關，這看上去不起眼的普通日常病，在魯迅重病的時候卻成為千裡之堤崩潰時的蟻穴。
須藤五百三的醫術及處理方式須藤五百三曾在日本第三高等學校醫學部學習，取得醫師執照後任陸軍三等軍醫，在北韓任過道立醫院院長，後來到上海開設須藤醫院。
從魯迅日記可看出，魯迅早期是經常到篠崎醫院及福民醫院看診，這兩間分别是上海最早和最大的日僑綜合醫院，但1932年魯迅經内山完造介紹認識須藤，從1933年魯迅請須藤為海嬰診治起，其後3年，魯迅幾乎隻找須藤看病，須藤簡直成為了魯迅的私人醫生。這樣重要的醫生，他的醫術如何?
從須藤醫治魯迅的過程來看，他的醫術值得商榷。1934年7月，魯迅去醫院看病，從後來的病症發展觀察，魯迅肋痛、發熱、後期背痛，當時是患了肋膜炎。須藤一開始診斷為胃病，後來說是受寒着涼，最後說是西班牙流感，這些都是誤診，因為診斷錯誤，不能對症下藥，魯迅在1934年底連續發熱了1個多月，生生拖垮了他的身體，肋膜炎也沒有斷根。
1934年成為魯迅健康的分水嶺，這次大病之後，魯迅明顯衰弱下來，每個月都要生病，身體無力，抵抗力差，以至于後來一受寒就容易釀成重病。1936年5月，魯迅又發熱，須藤一開始診斷為胃病，魯迅躺了10天，“醫生還沒有查出發熱的原因”，須藤繼續治療，越治越糟糕，終于在許廣平及馮雪峰的請求下，請了美國的鄧醫生前來診治，再加上X光胸片檢測，發現魯迅為肺結核及肋膜炎。正是因為有了正确診斷，須藤才開始有了診治方向，為魯迅注射抗結核劑，抽去肋膜間積水，由此魯迅的病才慢慢好轉。
可以說，如果沒有鄧醫生及X光片的指引，須藤可能還在以治療胃病的方式治療魯迅，魯迅是否能撐到10月還很難說。
在魯迅的死因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呼吸科的何權瀛依據1984年上海各大醫院對魯迅1936年X片的會診，認為10月17日魯迅着涼後，左側嚴重肺大泡破裂後引起的左側自發性氣胸壓迫肺和心髒，是病人緻死的直接原因，但須藤當時将魯迅的疾病誤為心源性哮喘進行醫治，沒有進行抽氣，這個醫療失誤導緻了魯迅的死亡。
如此看來，須藤的醫術水準十分堪憂。除了醫術之外，須藤在對病人的處理上也有問題。他未考慮病人身體情況，輕率地建議身體虛弱的年老病人長途遠行。魯迅6月病重到無法起身，經X光顯示為肋膜炎和肺結核，大約治療了10天左右，須藤就勸魯迅出國療養，魯迅接受了建議并開始認真打算，每過十天半個月都設定一個目的地，還仔細考慮了同行人員。
8月1日魯迅仍在發熱，肋膜炎還沒好，胸腔有積水，體重隻有76斤，但須藤表示肺病已經好了，肋膜炎不足為意，準許魯迅可以随意離開上海，魯迅是以又積極考慮出行事宜，直到8月31日他才意識到自己無法出去療養。作為醫生，須藤一直向魯迅傳遞他所生的病并不嚴重的資訊，魯迅7月6日給母親寫信說:“醫生每日來注射，據雲數日後即可不發，而且再過兩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藥了。”事實是魯迅一直到10月還在發熱。
須藤告知魯迅“肺結核對于青年是險症，但對于老人卻是并不緻命的”，新瘘黃源也聽到須藤跟魯迅說:“現在肺部很好，還可以活十年。那時少爺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過分擔心了。”
而當魯迅痰中見血，吐血數十口時，須藤跟他說跟病竈無關，“于肺無害”，魯迅一直發熱，須藤說肋膜炎不足慮，抽完水就好了。
醫生将病狀情況說得輕一點讓病人心态樂觀，本來無可厚非，但須藤的這些處理，使得魯迅對自己的病有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精神，輕視病症，認為自己的身體即将痊愈，是以他在吐血、持續發熱時還一直計劃着去日本或者在國内療養，熱度未退就到處出門走動，最終因為受涼而導緻病勢爆發，最終去世。魯迅幾次大病都被誤診，由此可見，須藤的醫術水準是很令人懷疑的，那麼魯迅為何一直如此信賴他呢?
一來須藤的溝通能力大概是很好的，魯迅在9月5日評價他時說:“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
與替魯迅正确診斷了肺病的鄧醫生相比，魯迅更喜歡須藤，認為他“也肯說明(有翻譯者在)，不像白色醫生的說一句話之後就不開口”。二來須藤的收費比較便宜，根據陳祖恩的《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資料，1902年，上海日本醫會成立，統一規定上海日本醫所的初複診費、出診費、手術費、藥價、住院費。
其中出診一次銀3圓以上，再診一次銀2圓以上。皮下注射費是一次銀0．5圓。但須藤為魯迅診治時，并沒有按照這個标準:“診我的醫生，大約第一次診察費二進制或三元以後一年内不要，藥費每天不過五角，在洋醫中，算是便宜的……”
須藤不要每次的再診費2元，隻收注射費，按照日記裡他替魯迅診治的時間，光是1936年就替魯迅起碼省下了三四千大洋，相比較起來實在是非常便宜，須藤又極力寬慰病人，尤其是那句“再活十年，那時少爺也大了”可謂是說到魯迅的心坎裡去，黃源記得當時“先生聽了也很高興，立刻翻譯給廣平女士聽”。
諱疾忌醫是很多人的通病，魯迅雖然沒有忌醫，但不喜歡說按照病症在5年前他就應該去世的美國醫生，而喜歡說他的病都不緻命、他還能再活10年、足夠時間把稚子撫養長大的須藤，簡直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情。
魯迅去世後，須藤在1936年11月《作家》雜志上刊登了《魯迅先生病狀經過》，表明自己的治療是恰當、正确的，但此文與《魯迅日記》中魯迅自己的記載有較大出入，按照嚴家炎的判斷，須藤有着編造病曆，事後掩蓋醫師誤診和對疾病治療的延誤的嫌疑瑐瑡，這進一步讓人對其的醫術水準和醫德人品有所懷疑，遇到這樣一位醫生，不得不說這也是魯迅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