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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走進喬治·杜威的生活，仿佛踏上了一段曆史漫漫長征。這位海軍準将，在1896年5月23日晉升的那個春日，曾經滿懷雄心壯志，渴望擔任海軍中的高職。在他看來，這個職位将意味着無限可能。但現實卻讓他感到一絲失望，因為雖然已經升至準将，他卻手握一支無艦可遣的部隊。這段時光，是他心中野心的滋養，是他和許多政界名流建立政治關系的契機。當喬治·杜威的命運與西奧多·羅斯福等人的公權力逐漸交織在一起，他的生活開始了新的篇章。
但要了解喬治·杜威，我們需要倒帶至南北戰争時期，當時的他隻是法拉格特上将手下的一名年輕上尉。然而，這段軍旅生涯并沒有撲滅他内心的好戰之情，30多年後的1897年，他仍舊懷揣野心，不甘平凡。離退休隻有3年，他深知自己的時光有限，決心再次譜寫輝煌的篇章。
在這一段複雜而又頗具戲劇性的曆史中，喬治·杜威如何與西奧多·羅斯福等政治官員結交，最終獲得亞洲分艦隊司令官的職位？答案或許埋藏在這些曆史背後，那個1897年的9月，當海軍部長朗離開華盛頓外度假時，事情開始發生變化。國會議員威廉·錢德勒的推薦信給朗，将一名叫約翰·亞當斯·豪威爾的軍官推上了台面。這位國會議員向朗建議，讓豪威爾代替即将卸任的麥克奈爾，成為美國亞洲分艦隊的新司令官。
然而，這個推薦信的意外曝光，似乎改變了杜威的命運。羅斯福及時通知了杜威，并鼓勵他去找國會議員雷德菲爾德·普洛克特，争取自己的機會。于是，喬治·杜威，懷着滿腔的熱情，開始了他的政治斡旋之路。
終于，在羅斯福的政治力量支援下，杜威于1897年10月21日被任命為亞洲分艦隊司令官。然而，這個升遷背後似乎伴随着一些不光彩的争議。海軍部長朗對他的升遷嗤之以鼻，不忘挖苦一句：“我很高興任命你為艦隊司令，杜威準将。但是你不要是以把自己當成了少将，并以此心态去做事。你隻是一名準将。”
盡管如此，杜威對這一職務充滿期待，因為他認為美西戰争不可避免，而這次任命将使他能夠遠赴亞洲，開展一場勝利的軍事行動。于是，他在1897年12月7日，踏上了通往太平洋的艦船。新年的第一天，他抵達了日本的長崎，迎來了他亞洲分艦隊司令官的新生涯。
但即使到了這一步，杜威似乎仍未能擺脫升遷中的陰影。在禮節問題上，他與海軍部長朗發生了争執。根據慣例，擔任亞洲分艦隊司令官的準将可以懸挂少将将旗，但朗卻對此提出異議，讓杜威隻能懸挂代表準将的三角旗幟。這一小節背後，似乎隐藏着更大的政治鬥争。
當杜威正式接任司令官一職後，他立刻着手研究亞洲的局勢。他意識到，東亞的形勢異常複雜，德國、英國、俄國和日本等國正競相加強他們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而美國雖然也在增加兵力，但卻承擔着過于廣泛的任務。喬治·杜威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缺乏戰備，而還包括情報缺乏。
亞洲分艦隊原本的任務是保護駐紮在中國和北韓的美國公民，但實際上，這支部隊卻是力量薄弱，分布廣泛。面對可能的局勢緊張，杜威必須采取行動，以確定自己的艦隊和彈藥供應線的安全。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他手握的彈藥極度匮乏，必須依賴“巴爾的摩号”這艘軍艦運送新的軍需品。這是一個充滿不确定性的過程，因為“巴爾的摩号”能否按時到達，與杜威的行動計劃密切相關。此時，杜威的每一步決策都可能影響到未來的戰局。
杜威還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是，他手頭的關于菲律賓的情報極度陳舊，美國海軍對菲律賓的了解自1876年以來就沒有得到更新。在面臨與西班牙的潛在沖突時，杜威意識到必須擷取新的情報，以便制定合理的行動計劃。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喬治·杜威進入了新的生活階段，面臨着政治挑戰、軍事準備和情報收集的任務。這位曆史中的一名關鍵角色，在一個重要時刻，成為了曆史的見證者和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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