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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争時期,為什麼會有很多中國人主動幫着英軍攻打清軍?

作者:探秘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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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争時期,為什麼會有很多中國人主動幫着英軍攻打清軍?

文|袁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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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鴉片戰争時期,一個英國記者在報道中寫道:

“這真是在戰争中出現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在一個地方,我們和當地的老百姓做着買賣,在另一個地方,我們則和他們交戰;在一個地方,我們伸出右手和本地人談交情,在另一個地方,我們竟用真刀真槍和他們打個你死我活。”

鴉片戰争時期,為什麼會有很多中國人主動幫着英軍攻打清軍?

(鴉片戰争)

他的觀察展現出了彼時彼刻中國底層普通百姓對這場戰争的态度:淡漠。

受廟堂史學的影響,很多人缺乏曆史的現場感,總覺得身處鴉片戰争這樣的曆史大事之中,時人一定震撼強烈。

其實對于百姓來講,日子無非也便這麼過,今天和昨天好像也沒什麼不同。

鴉片戰争時期,為什麼會有很多中國人主動幫着英軍攻打清軍?

(鴉片戰争)

一、“助夷”與“攘夷”

早在戰争爆發之初,清政府就開始“發動群衆”,鼓勵民間社會殺夷人,給定賞銀,明碼标價,童叟無欺。

預想中的殺敵狂潮卻并沒有出現,“雖有擒斬敵人之賞格,無一應命。當洋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

1841年1月,英軍進攻沙角、大角炮台。

“洋船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後攻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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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争)

二月,英軍進攻虎門炮台,又有本地人“沿途探水”,“暗放小舟,四測水勢,因而内河沙澳,盡為夷稍所悉”,“導白洋人周遊營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于是分路深入,破鳳凰岡營,進攻東西炮台、海珠炮台,盡扼獵得、大黃滘兩咽喉矣”。

在英軍進攻定海、鎮海等地時,“漢奸處處為之引導”,使得英軍對于地形“較我兵反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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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

英軍進攻鎮江時的一幕完美複現了英國記者的觀察。

鏡頭給到前方戰場,英軍正在與城牆上的清軍對射,一時間火光迸發,槍彈亂飛,場面比好萊塢大片還緊張刺激。

然而鏡頭給到戰場後面時,卻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讓人懷疑是不是電影院搭錯了膠片。本地居民正在舉行盛大的購物節,棚子裡,地攤上,到處是新鮮的南方瓜果,微風吹拂,甜蜜的果香鑽入一個路人的鼻梁,讓此人食欲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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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争)

路人正是一個高鼻梁藍眼睛的英國兵,他停下來與瓜攤主人商定好價格,确認秤盤底下沒有吸鐵石後,提着商品滿意而去。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廣博會的現場。

英國人來後不久,當地人就做起了買賣,蘇南人深谙“生意就是生意”,曆來是“開放”、“搞活”的先驅,其資本主義精神讓馬克思韋伯汗顔。

英國人走到其他地方,情況也大體與此類似。

這些資敵行為,為英軍提供了極大幫助,英國人在寫《南京條約》時特别提到:“凡系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往來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禦旨,謄錄天下,恩準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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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

為什麼本地人沒有“攘夷”,而是“助夷”?

二、“防民”與“防賊”

儒家不講平等,但是講對等,“撫我者厚,虐我者仇”。

清朝統治者在抱怨老百姓不熱心國事之前,應該想想自己對百姓做了什麼。

1941年3月,清政府将讨賊不利的琦善撤職,改任奕山出鎮前線,時人記載下了奕山将軍的“勇略”:

“官兵殺人食人肉,挺刃莫敢相枝梧”,“賊未及讨民被屠”

“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實,動辄欺良,濫冒邀功,種種罪惡,發數難堪”。

奕山上任之後的第一個指令,就是指令廣州知府餘保純解散三元裡勝利包圍英軍的群眾。

奕山這麼做,是他認為“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狡者布為奸細,凡在省各衙門,一舉一動,暗為通知,捷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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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老照片)

奕山的思想,也是清朝統治者對于這場戰争的看法。

在他們看來,外患雖重,最多不過癬疥之疾。

英國人隻要讓中國人每人多穿一條洋布褲子,就能保證曼徹斯特的紡織廠十年不停工,他們對統治中國既沒有能力更沒有興趣,統治就是負責,英國人隻要利益,不想負責。

實可憂慮者,乃是内患,尤其是内患和外患相勾結。

英國人來時,廣東的本地人也很驚慌,不知道他們要幹嘛,幾個英國兵的軍紀敗壞引發了三元裡事件,三元裡的群眾隻是在保衛自己,不是在保衛大清。

鴉片戰争時期,為什麼會有很多中國人主動幫着英軍攻打清軍?

對于統治者來說,每個群眾的力量微弱,無法與其對抗,但群眾數量衆多,一旦團結則不可抗,故《商君書》曰“欲治其國,必離其衆”。

君主統治的秘密就是打散組織,不管這些人是用什麼名義組織的,馬基雅維利政治的原則是:有造反的能力等同于造反。

是以清朝統治者必須“防民甚于防賊”,對群眾比對外敵還殘酷,怎麼能怪這些人去擁抱外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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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條約)

三、前現代“國家”與現代民族國家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無比正确的指出:民族國家是“近世之産物”。

古代的國家不同于現在的國家,古代國家是一群人統治另一群人,現代民族國家是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整體。

如同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的:“道德的、集體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在主動時叫主權體,在被動時叫國家”。

民族國家最早出現在法國,發轫于路易十四,成型于大革命。韋欽托利、聖女貞德之流都是後來追認的“民族英雄”,在他們的時代,根本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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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

老百姓看高盧戰争和百年戰争,不過是兩群貴族老爺搶地盤,跟我們有啥關系,給誰納糧不是納糧?

不能看到中國百姓和英軍做生意就痛罵其劣根性,須知百年戰争時期,法國人一樣和英軍做生意。

在現代民族、民主革命之前,人們的腦子裡根本沒有“我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這種觀念,大家都是皇帝的臣子罷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理論上,英國是“藩屬”,英國人也是皇帝的臣子啊,皇帝和藩屬國有沖突,是他們的事。

鴉片戰争時期,為什麼會有很多中國人主動幫着英軍攻打清軍?

至于我們,隻想過小日子,誰給錢給誰幹活,洋人給錢,就給洋人幹活。

英國人就是看出來這一點,指出區厘清政府和普通群眾的差別,每到一處,都散發傳單,聲稱隻對官不對民,并高價購物,邀買人心。

鴉片戰争的失敗,非惟船不堅,炮不利,而是前現代的僞“國家”面對現代民族國家的一觸即潰。

鴉片戰争時期,為什麼會有很多中國人主動幫着英軍攻打清軍?

(鴉片戰争)

參考資料:

蔣增禮.清王朝"防民甚于防寇"的政策是導緻鴉片戰争失敗的主要原因[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0(03):71-74.

潘榮新,宋德華.鴉片戰争期間官民的合作與沖突——以廣東群眾鬥争為例[J].社會科學輯刊,2010,(03):2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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