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宋朝以其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而聞名。然而，這個看似強盛的王朝卻有着不為人知的軟肋。當我們回首審視宋朝的興衰，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浮出水面：為什麼宋朝的軍隊如此弱小？為何曾經威震四方的中原大軍，在面對金人和蒙古鐵騎時節節敗退？這一切的根源，竟然可以追溯到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本是出于好意，卻在日後釀成大禍，最終導緻了靖康之恥和蒙古滅宋的悲劇。那麼，趙匡胤到底做了什麼？他的決定為何會對宋朝的軍事實力産生如此深遠的影響？軍隊與商業之間又有着怎樣複雜的關系？
公元960年，陳橋兵變後，趙匡胤接過後周的權柄，建立了宋朝。作為一個出身行伍的皇帝，趙匡胤深知軍隊對于一個新興王朝的重要性。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識到，五代十國時期軍閥割據、藩鎮自重的曆史教訓不容忽視。
在五代十國時期，軍隊經商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當時的節度使為了維持軍隊實力，往往會派遣親信部下往來各地販賣貨物，以充軍實。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期内解決了軍費問題，但也為軍閥割據埋下了隐患。
趙匡胤深谙其中利弊。他一方面希望通過允許軍隊經商來緩解國家财政壓力，另一方面又擔心軍隊過于強大會威脅到中央政權。在這種沖突心理的驅使下，趙匡胤做出了一個看似沖突的決定：允許軍隊經商，但同時又采取"杯酒釋兵權"等措施削弱軍隊實力。
這一決定的初衷是好的。趙匡胤認為，通過允許軍隊經商，可以讓軍隊自給自足，減輕國家财政負擔。他甚至下令"其貿易則免征其稅"，以增加軍隊回易的收益。在趙匡胤看來，這不僅能解決軍費問題，還能讓将士們安心戍邊，不會因為生活困難而生出異心。
然而，趙匡胤可能沒有預料到，這個決定會在日後産生如此深遠的影響。最初，軍隊經商的規模和形式還比較有限。大多數軍隊隻是在駐地附近從事一些小規模的貿易活動，如販賣布帛、糧食等日用品。這些活動确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軍隊的經濟壓力，也沒有對地方經濟造成太大沖擊。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軍隊經商的範圍和規模逐漸擴大。一些将領開始利用軍隊的特殊地位和免稅特權，涉足更多領域的商業活動。他們不僅販賣普通商品，還開始染指茶葉、鹽等禁榷貨物。
例如，宋初鎮守太原的大将張永德就曾因為擅自販賣鹽引而被彈劾。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邊疆地區，就連京畿附近的軍隊也開始大肆經商。據史料記載，宋神宗時期的秦鳳路副總管夏元畿就因為利用軍隊身份大肆販賣禁榷貨物而被撤職。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軍隊開始利用自身的武力優勢，強買強賣，擾亂地方秩序。嘉佑三年（1058年），著名的清官包拯就曾上奏朝廷，指出軍隊強行購買民間物資的惡劣行為。
随着軍隊經商活動的擴大，一些負面影響開始顯現。首先，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被用于商業活動，導緻軍事訓練被嚴重忽視。其次，經商所得的利益往往被将領們中飽私囊，普通士兵反而得不到多少好處。這不僅影響了軍隊的戰鬥力，還嚴重損害了軍心。
更為嚴重的是，軍隊經商活動開始對地方經濟造成沖擊。由于享有免稅特權和強制力，軍隊的商業活動很快就壓垮了許多民間商人。這不僅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還加劇了軍民沖突。
趙匡胤原本希望通過允許軍隊經商來解決軍費問題，穩定邊疆。然而，他可能沒有想到，這個決定會在日後演變成一個難以控制的怪獸，最終成為削弱宋朝軍事實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時間的推移，宋朝軍隊的經商活動逐漸演變并擴大。從太祖趙匡胤到徽宗趙佶，曆代皇帝對軍隊經商的态度和政策都在不斷變化，這直接影響了軍隊經商的規模和形式。
太祖時期，軍隊經商還處于初級階段，主要是一些小規模的貿易活動。但到了太宗趙光義時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太宗意識到軍隊經商可能帶來的弊端，曾下旨嚴禁"内外将佐，營造回易，掊斂軍士"。然而，這道禁令并未得到嚴格執行。
真宗趙恒時期，由于連年征戰，軍費開支巨大，朝廷不得不默許甚至鼓勵軍隊經商。據《宋會要》記載，真宗曾下令"諸軍冬月農隙，許令回易"。這一政策無疑為軍隊經商提供了合法依據。
仁宗趙祯在位期間，軍隊經商活動進一步擴大。為了緩解财政壓力，朝廷甚至主動為軍隊提供回易本錢。例如，嘉祐二年（1057年），朝廷就曾撥給河北、河東等地的軍隊大量錢物作為回易本金。
神宗趙顼時期，由于推行新法，國家财政壓力更大，軍隊經商活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當時，不僅邊防軍隊大肆經商，就連禁軍也開始涉足商業活動。據史料記載，神宗時期的禦前軍就曾在京城附近設立商鋪，販賣各種貨物。
到了徽宗趙佶時期，軍隊經商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徽宗雖然也曾試圖禁止軍隊經商，但收效甚微。相反，由于國庫空虛，朝廷不得不多次放開對回易的禁令，甚至以度僧碟（即官府發放的承認僧尼身份的證明檔案）作為回易本金撥給軍隊。
随着軍隊經商活動的擴大，其涉及的商品種類也在不斷增加。最初，軍隊主要販賣一些日用品，如布帛、糧食等。但随着時間推移，他們開始涉足更多領域，甚至包括一些禁榷貨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軍隊對茶葉和鹽的販賣。茶葉和鹽作為宋代重要的專賣商品，理應由官府壟斷。然而，由于軍隊享有特權，他們開始大量參與這些禁榷貨物的貿易。例如，在北宋末年，四川的軍隊就因大量販賣茶葉而引起朝廷注意。
除了茶鹽，軍隊還涉足了絲綢、香料等高利潤商品的貿易。據《宋史》記載，宋徽宗時期，有軍隊将領甚至組織士兵生産并販賣精美的絲綢制品。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還導緻大量士兵荒廢軍事訓練。
軍隊經商對地方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由于享有免稅特權，軍隊的商品往往比民間商人的更有競争力。這導緻許多民間商人被擠出市場，地方經濟結構受到嚴重扭曲。
其次，軍隊的強制性采購行為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有記載顯示，某些地區的軍隊會強行以低價收購農民的農産品，然後高價賣出，賺取巨額利潤。這種行為不僅加劇了軍民沖突，還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産。
更為嚴重的是，軍隊經商活動開始影響地方政府的正常運作。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讨好軍隊，往往對其經商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暗中提供便利。這種官商勾結的現象嚴重損害了地方治理的效果。
例如，在北宋末年，河北地區就曾發生過軍隊借經商之名，大肆搶掠民财的事件。當地官員不敢得罪軍隊，隻能上書朝廷請求處理。這種情況在當時并非個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随着宋朝軍隊經商活動的不斷擴大，其對軍事實力的侵蝕也日益嚴重。這種侵蝕主要展現在三個方面：訓練時間的減少與戰鬥技能的退化、軍紀松弛與軍心渙散、将領貪腐與軍需物資短缺。
首先，軍隊經商活動嚴重擠占了本應用于軍事訓練的時間。在北宋中期，有些部隊甚至将大部分時間都用于經商活動，而非軍事訓練。據《宋史》記載，宋神宗熙甯年間，有一支駐紮在陝西的部隊，竟然整整一年都沒有進行過任何形式的軍事演練。這支部隊的将領聲稱，由于需要經商以維持軍隊開支，實在抽不出時間來訓練士兵。
這種情況導緻士兵的戰鬥技能嚴重退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間，河北地區發生叛亂時，當地駐軍竟然無法有效平息。事後調查發現，這支部隊的士兵大多已經忘記了基本的作戰技能，有些人甚至連弓箭都無法正确使用。
其次，長期的經商活動嚴重影響了軍隊的紀律。在經商過程中，士兵們逐漸養成了逐利的習慣，軍隊的等級觀念和服從意識逐漸淡化。有史料記載，宋哲宗元祐年間，四川地區的一支部隊因為經商利益配置設定不均而發生内讧，最後竟演變成大規模的軍事沖突，直接導緻當地防務空虛。
更為嚴重的是，經商活動導緻軍心渙散。許多士兵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賺錢上，而非如何提高戰鬥力。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徽宗大觀年間，有一位邊防将領在向朝廷彙報時坦言，他的部下"十有八九皆為商賈"，根本無心操練。
此外，軍隊經商還導緻将領貪腐問題日益嚴重。一些進階軍官利用職權之便，壟斷了最賺錢的商業項目，甚至與地方勢力勾結，中飽私囊。例如，宋徽宗崇甯年間，西北邊疆的一位總管就因為利用軍隊名義大肆販賣禁茶而被彈劾。據彈劾者稱，這位總管僅靠販茶一項，每年就能獲利數十萬貫。
将領的貪腐行為直接導緻軍需物資短缺。許多将領為了個人利益，挪用軍費從事商業活動，導緻士兵們的基本生活保障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宋徽宗政和年間，西北邊疆就曾發生過一起嚴重事件：由于軍需物資嚴重短缺，一支駐守邊關的部隊竟然集體嘩變，差點導緻邊防失守。
軍需物資短缺不僅影響了士兵的生活，也直接影響了軍隊的戰鬥力。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中，就有記載顯示，當金兵攻打開封時，城内守軍的武器裝備嚴重不足，有些士兵甚至連像樣的武器都沒有。這種狀況與長期以來軍隊經商、軍費被挪用有直接關系。
更為諷刺的是，一些軍隊為了賺錢，甚至将武器裝備當做商品出售。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南宋初年，有一支駐紮在江南的部隊，為了擷取更多利潤，竟然将朝廷剛剛發放的新式弓箭賣給了商人，結果在之後的一次戰鬥中，由于缺乏有效武器而遭遇慘敗。
軍隊經商對軍事實力的侵蝕是全方位的，不僅影響了基層士兵，也影響到了進階将領。在長期的經商活動中，許多将領逐漸喪失了軍事素養，變成了隻會做生意的商人。這直接導緻了宋軍在面對金兵和蒙古鐵騎時的節節敗退。
例如，在著名的郾城之戰中，宋軍主帥吳玠雖然以少勝多，擊退了金兵的進攻，但他在戰後的奏報中卻主要談論如何利用戰利品進行貿易，而非總結戰術經驗。這充分說明，即便是在最危急的戰争時刻，一些将領的頭腦中仍然裝滿了商業利益。
宋朝曆代皇帝對軍隊經商的态度與政策經曆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從最初的嚴厲禁止到後來的默許甚至鼓勵，再到最後的無可奈何。這一過程反映了宋朝統治者在軍事需求和财政壓力之間的艱難平衡。
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初，對軍隊經商采取了嚴厲的禁止态度。他深知軍隊經商可能帶來的危害，是以下令嚴禁軍隊參與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宋史》記載，太祖曾言："軍士以戰鬥為職，豈可使之經商？"然而，這種嚴厲的禁令并未能持續多久。
到了太宗趙光義時期，由于連年征戰，軍費開支巨大，朝廷開始默許一些小規模的軍隊經商活動。太宗雖然表面上仍然反對軍隊經商，但實際上已經開始放松管制。例如，在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太宗就曾下令允許邊防軍隊在農閑時期進行一些小規模的貿易活動，以補充軍需。
真宗趙恒時期，軍隊經商活動進一步擴大。為了緩解财政壓力，真宗甚至主動為軍隊提供經商資金。據《宋會要》記載，真宗曾下令："諸軍冬月農隙，許令回易。"這一政策無疑為軍隊經商提供了合法依據。
仁宗趙祯在位期間，朝廷對軍隊經商的态度更加開放。為了解決軍費問題，仁宗多次下令允許軍隊進行大規模的商業活動。例如，在慶曆四年（1044年），仁宗就曾下令允許西北邊防軍隊與西域商人進行大規模貿易，以此來補充軍費。
然而，随着軍隊經商活動的不斷擴大，其負面影響也日益顯現。到了英宗趙曙時期，朝廷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試圖對軍隊經商進行一些限制。英宗曾下令嚴禁軍隊參與茶鹽貿易，但這一禁令收效甚微。
神宗趙顼時期是軍隊經商最為猖獗的時期之一。由于推行新法，國家财政壓力巨大，神宗不得不進一步放開對軍隊經商的限制。在元豐年間（1078-1085年），神宗甚至下令允許禁軍參與商業活動，這在此前是絕對禁止的。
哲宗趙煦即位初期，由于年幼，朝政由太後高氏把持。高太後為了籠絡軍隊，進一步放寬了對軍隊經商的限制。據《宋史》記載，元祐年間（1086-1093年），有些軍隊甚至公開在市場上設立商鋪，與民争利。
徽宗趙佶時期，軍隊經商已經成為一種難以根除的頑疾。徽宗雖然也曾試圖禁止軍隊經商，但收效甚微。例如，在政和年間（1111-1118年），徽宗就曾多次下令禁止軍隊參與茶鹽貿易，但這些禁令往往形同虛設。相反，由于國庫空虛，朝廷不得不多次放開對回易的禁令，甚至以度僧碟作為回易本金撥給軍隊。
到了欽宗趙桓和高宗趙構時期，面對金兵的入侵，朝廷已經無暇顧及軍隊經商問題。在這一時期，軍隊經商活動反而因為戰争的需要而進一步擴大。例如，在靖康之難期間，宋軍為了籌集軍費，甚至開始大規模販賣軍用物資。
南宋建立後，由于國土大幅縮小，财政收入銳減，朝廷對軍隊經商的态度更加開放。高宗趙構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開支，不得不進一步放寬對軍隊經商的限制。在紹興年間（1131-1162年），朝廷甚至多次下令鼓勵軍隊自籌軍費。
然而，軍隊經商帶來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到了孝宗趙昚時期，朝廷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試圖對軍隊經商進行一些限制。孝宗曾多次下令禁止軍隊參與某些高利潤的商業活動，但這些禁令往往難以徹底執行。
總的來說，宋朝朝廷對軍隊經商的态度與政策經曆了一個從嚴厲禁止到默許再到鼓勵，最後到無可奈何的過程。這一過程反映了宋朝統治者在維持軍事實力和緩解财政壓力之間的艱難抉擇。
軍隊經商作為宋朝特有的現象，對宋朝的滅亡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展現在軍事實力的衰退、社會沖突的加劇以及政治腐敗的加深等方面。
首先，軍隊經商直接導緻了宋朝軍事實力的急劇衰退。在靖康之難中，金兵輕易攻破汴京，俘虜徽、欽二帝，這一慘痛的失敗與長期以來軍隊經商導緻的戰鬥力下降有着直接關系。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當時守衛汴京的禁軍，大多已經沉溺于商業活動，荒廢了軍事訓練。當金兵兵臨城下時，這些禁軍竟然連基本的作戰技能都已經喪失，有的甚至不會正确使用武器。
更為諷刺的是，在汴京陷落後，一些軍隊非但沒有奮起抵抗，反而趁亂大肆搶掠，将搶來的财物當做商品販賣。例如，據史料記載，有一支本應守衛皇宮的禁軍，在金兵攻破汴京後，竟然将皇宮中的珍寶運往江南販賣，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軍人身份。
其次，軍隊經商加劇了社會沖突，削弱了宋朝的統治基礎。由于軍隊享有特權，其經商活動往往對普通商人和百姓造成嚴重損害。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南宋時期，浙江地區的軍隊經常強占市場最好的位置，甚至使用武力驅趕普通商人。這種行為引發了群眾的強烈不滿，導緻多次暴力沖突。
在嶽飛被害後不久，杭州就發生過一起大規模的民變。起因是當地駐軍強行霸占了最繁華的市場，并向商人收取高額保護費。憤怒的商人和百姓聯合起來，沖擊軍營，最終演變成大規模暴動。雖然這次暴動最終被鎮壓，但它反映出軍隊經商已經嚴重損害了宋朝的統治基礎。
此外，軍隊經商還加深了政治腐敗，動搖了宋朝的統治根基。由于軍隊掌握着武力，其經商活動往往帶有強制性質，很容易演變成公然的敲詐勒索。據《宋史》記載，南宋末年，有些軍隊甚至公然勒索地方官員，要求分享稅收。例如，在宋理宗時期，福建沿海的一支水師，就曾以保護海上貿易為名，向當地官員勒索巨額保護費。
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朝廷的威信，也嚴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實力。更為嚴重的是，一些進階将領利用軍隊經商的機會，與地方豪強勾結，形成了一股不受朝廷控制的力量。在宋度宗時期，就曾發生過一起震驚朝野的案件：浙東地區的一位軍隊統帥，利用軍隊的威懾力，與當地豪強合夥壟斷了整個地區的鹽鐵貿易，其勢力之大，甚至連朝廷派來的欽差都不敢輕易得罪。
軍隊經商還直接影響了宋朝的對外政策。由于軍隊依賴經商獲利，一些将領往往不願意打仗，而是傾向于與敵人和談。在宋高宗時期，金兵南下時，有些邊防将領為了保住自己的商業利益，竟然主動向金兵投降。例如，在宣和七年（1125年），河北地區的一位軍隊統帥，就因為擔心戰争會影響自己的茶葉生意，主動向金兵獻城投降。
到了南宋後期，軍隊經商已經成為一種難以根除的頑疾。許多将領已經完全喪失了軍人的本色，變成了隻懂得逐利的商人。在抵抗蒙古入侵的過程中，這種弊端暴露無遺。據《宋史》記載，在與蒙古軍隊的幾次重要戰役中，宋軍的表現都極為糟糕。有些部隊在戰場上表現出的不是英勇善戰，而是唯利是圖。例如，在崖山海戰中，本應保護皇帝的禁軍，卻在危急關頭搶奪财物，最終導緻了南宋的徹底滅亡。
總的來說，軍隊經商這一特殊現象，從多個方面削弱了宋朝的國力，加速了宋朝的滅亡程序。它不僅直接導緻了軍事實力的衰退，還加劇了社會沖突，加深了政治腐敗，最終成為壓垮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