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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父子對古代書畫的“鑒”與“藏”
︱王照宇︱
“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書畫成就極高，美國著名美術史家高居翰先生(James Cahill，公元1926—2014年)說他“對于16世紀蘇州地區的文人畫家而言，影響最深遠且最廣受模仿”，“為此一時期的蘇州繪畫賦予了特殊的神采與風韻，當代無出其右者”。高氏此語既不誇張，且言之有自，較之沈周、唐寅、仇英三家而言，文徵明在才華的全面性和對後世的影響方面最為突出。作為吳門畫派代表人物，文徵明的藝術成就涉及書法、繪畫、文學以及鑒藏等諸多領域，更兼高壽，兒孫門人衆多，其影響綿延數百年，使得後世學者對文氏的相關研究郁郁蔥蔥，蔚為壯觀，以至于我們無論從哪一個領域或者研究角度入手，幾乎都能咀嚼出一個新的“文徵明”來。葉淺予的藝術創作中，以戲劇、舞蹈人物為題材的中國畫，充分展現了他的美術成就，堪稱創作當随時代、筆墨當随時代的典範。正如楊力舟的評價：“葉淺予的戲劇人物和舞蹈人物是20世紀中國寫意人物畫的高峰。”
學者們一般認為，16世紀的明中葉是中國古代書畫收藏與鑒定活動的最繁榮期，劉金庫先生更是認為“他們(書畫鑒藏家群體)在當時已經擁有古代書畫的95%以上藏品，正是他們在鑒定與收藏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相對較為固定的‘書畫鑒定概念與體系’，對後世有巨大的影響”。明嘉靖、萬曆年間，古代書畫作品大量湧入江南地區的太湖一隅，鑒藏家群體和書畫掮客們頻頻參與書畫買賣活動，他們不僅在書畫藏品上留下了大量的題識文字，而且刊行了數量極為豐富的鑒藏著述，形成了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書畫鑒定比較成熟固定的品鑒思路與述評概念。文徵明和他的兒子文彭(公元1498—1573年)、文嘉(公元1501—1583年)就 是其中的卓異代表，其父子三人在書畫鑒定方面都堪為“具眼”。
有明一代，文徵明就有“大法眼”和“具眼”之稱，萬曆年間著名書畫鑒藏家詹景鳳(公元1532—1602年)曾在其《東圖玄覽》一書中記載了這麼一段對話：“項(按：即項元汴)因謂餘：‘今天下誰具雙眼者?王氏二美(按：即王世貞、王世懋兄弟)則瞎漢，顧氏二汝(按：即顧汝和、顧汝修兄弟，嘉靖時期人)眇視者爾。惟文徵仲具雙眼，則死已久。今天下誰具雙眼者?意欲我以雙眼稱之。’而我顧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廣，天下人如此衆，走未能盡見天下賢俊，烏能盡識天下之眼。’項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與汴耳。’餘笑曰：‘卿眼自佳。’乃走，則不忍謂己獨有雙眼，亦不敢謂人盡無雙眼。嗟夫，賞識亦難矣，一荊璞也，此以為寶，彼以為石。一燕石也，彼以為寶，此以為石，然獨一物耳。”項元汴(公元1525—1590年)看似狂人诳語，實卻言之成理，因為他本就是明代最大的商人、收藏家和鑒定家。嚴格來講，有明一代的書畫鑒藏界，收藏豐贍且眼力過人者，無錫華夏、蘇州王世貞、昆山張醜以及華亭董其昌等都堪為東南之冠，項氏唯獨推崇文徵明為“天下雙眼”，雖有主觀偏頗之嫌，但也算言之有因。諸多文獻都記載文徵明是一個極為勤奮的人，他不僅勤于研習書畫，而且經常參與書畫鑒藏的實踐活動，當時吳地的許多書畫家、收藏家以及文人士大夫等都曾聘請他鑒定家藏書畫，諸如沈周、唐寅、華夏、項元汴、聶雙江、陸宗瀛、沈潤卿、史明古、黃應龍、鄒光懋、張鳌山、張秉道、王直夫等。這些文人士大夫，或在朝為官，或耽于書畫，他們大多不是專門的私人藏家，文徵明和他們互相交遊酬唱，并将部分寓目過的書畫藏品記錄下來，留下了自己的鑒考意見，主要集中在文氏的書畫著作和大量古書畫作品上的題識文字之中，構成了後世學人研究文氏鑒考古書畫的重要文獻。
除書畫創作和鑒定外，文徵明及其兒子們也收藏書畫，但傳世的書畫作品和相關文獻中都沒有關于文徵明父輩文林(公元1445—1499年)和文森(公元1462—1525年)的題識，僅知他們曾從龍遊一位不知名的士紳手中購得一幀王獻之的書法《地黃湯帖》，以及不知從何處得到的趙孟《臨智永千字文》和趙雍《臨李公麟馬圖》。實際上，文家真正成規模的收藏當從文徵明父子開始，其書畫藏品來源，一部分自購于書畫市場。詹景鳳在《東圖玄覽》卷二中記載了文徵明買賣書畫的一件逸事：
乙酉長安燈市，予同沈太常純甫往，見唐伯虎一細絹小幅山水，學王摩诘，筆墨精雅，不着色，上有文徵仲題詩，伯虎複自題。又有吳仲圭一小幅墨菜，傍有倪元鎮七言絕句詩，上又有黃子久題百餘字，皆真。予助純甫購得之。其年秋，莫廷韓入京，純甫以示廷韓，廷韓謂為僞作，純甫即以贈其故人。予昔聞雲間莫廷韓，顧汝和、修和三人，賞識并具大法眼，而廷韓二畫則如此。汝和于丁醜年燈市自買二巨幅劉松年，大喜，誇示友人，以為奇貨。予聞，急從借觀，不但赝而濁俗。汝和問：“何為赝”?予具道是以，乃大服。餘因語汝和：“以伯 兄之精賞而買赝物，何也?”汝和笑曰：“豈惟弟也，如文太史，非吾鄉所謂法眼示者耶?太史曾買沈啟南一山水幅懸中堂，予适至，稱真。太史曰：豈啻真而已?得意筆也。頃以八百文購得，豈不便宜?時予念欲從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辭出，至專諸巷，則有人持一幅來鬻，如太史所買者，予以錢七百購得之。及問，鬻予太史亦此人也。問以語太史，太史好勝，卒不服，太史且然。”兄何少弟之失二畫哉?予謂人稱賞識而每每于辨真赝失之，必具瞪觀率易。又自恃精賞，不一一與精求乃爾耳。故予每見一書一畫，必從容借觀，展閱數番，熟視詳訂，凝神注精其内，若身與昔人接，心與昔人洽，了了無複疑，乃始品陟稱鑒定。即予聰明不逮人，庶幾以精研勝，遍于天下名家所藏，恐十未失一也。
寫此文時，詹景鳳已五十三歲，此時的他已過目書畫古玩無數，鑒定經驗極為豐富，眼力自是過人，對鑒定之道自然有着透徹的了解。文中所記文徵明不僅參與書畫買賣，而且對于自己的鑒定水準十分自負。在詹東圖的筆下，這位自負的書畫鑒定“大法眼”也偶有誤鑒，項元汴舊藏唐人草書《蘭馨帖》，“煙條疑宋僧彥修書，而文太史作徑寸餘八分書題後，乃評為颠迹。彥修在宋未甚有名，書法豪縱似張，但乏古意，豈太史未之見耶?”惜此帖早已佚，無從窺其原貌，也不便貿然做評判，古書畫鑒定曆來就容易産生分歧，見仁見智的情況極為常見，也不足為怪。已佚的“宣和本”索靖章草《出師頌》，“文壽承于都下買得，數年後以七十金售與項元汴”。另外，文家的藏品亦有部分來自文徵明的老師沈周，《東圖玄覽》載：“文休承家藏梅花道人古松，根盤絕壁，诘曲輪困，下架石峰，而枝複上青天，其勢如龍。筆法古勁，下有數石峰，峰下作大棘刺亂葉，墨汁淋漓，原沈石田家物。”沈周家和文家在藏品上的來往，肯定不止此一件，由于文獻限制，我們無法在數量上進行推測。還有一部分藏品則來自藏家們彼此之間的書畫交換，如原藏朱存理之手的《米芾臨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銘》墨迹，就是文徵明用家藏的《孔子廟碑》換來的。由是，我們大抵可以歸納出文家書畫收藏的三個途徑：祖上庋藏(數量極少)、市場購得、師友之間的互相交換與買賣(數量最多)。
(元) 趙雍 摹李公麟人馬圖 (局部)
紙本設色 縱31.5厘米 橫73.5厘米
〔美〕弗利爾美術館藏
據統計，文徵明父子先後收藏的書畫作品，其總數當在一百幅左右，至于過目并留下題識的作品則更是數目繁多，如唐晚期詩人林藻的行書《深慰帖》。《深慰帖》原系北宋徽宗禦府舊藏，《宣和書譜》卷十曾著錄。林藻書法主宗智永和尚，屬于“二王”系統，墨 迹《深慰帖》早已佚，幸今有拓片存世，可觀其字型結構嚴謹，章法舒緩，氣息婉約，筆畫飽滿豐妍，确有“婉約豐妍”之氣。明嘉靖乙醜年(公元1565年)五月，文徵明次子文嘉查閱嚴嵩(公元1480 —1567年)被抄私人藏品時，看到了這件墨迹，他在《钤山堂書畫記》中寫道：“林藻《深慰帖》一，吳文定公家本，乃宣和内府所藏。别本雲，匏庵先生家物，宋宣和禦府錄藏，林公書僅此帖耳。”揣摩文嘉的語氣，他認為該書帖不僅是真迹，而且是林氏存世的一件孤本墨迹。由于《深慰帖》在入藏嚴氏之前曾被文徵明的詩文老師吳寬(公元1435—1504年)所收藏，文徵明得以多次觀看該書帖，并對之進行了詳細考辨：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弘，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谥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内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複孺，陸人，寓華亭。袁華于英，昆山人，國初郡學訓導。張适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玺，似為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内府印記，即拆列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審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所藏也 。而仲壽所題，亦雲嘗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帖又為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所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匏庵得之，故某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在諸多考辨書畫的題識中，筆者以為上述文字最能展現文徵明鑒定書畫的思想與方法。除去林藻的《深慰帖》，文氏對《黃庭經》不全本、楊凝式《神 仙起居法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銘》、趙孟頫《二體千字文》、顔真卿《證作為帖》、蘇轼《五 帖叔黨一帖》、李建中《千字文》、佚名《玉枕蘭亭》、李懷琳《絕交書》、江貫道《畫卷》、趙孟頫《書洪範并圖》、李公麟《孝經相》等書畫的考辨，也都能展現出其系統、綜合驗證的鑒定特點。結合文徵明存世的書畫題跋文字，可以對其書畫鑒定特點進行歸納。
一是谙熟古代書畫著錄文獻，并善于運用 著錄文獻來考證作品的“名實”關系，如文氏對《黃庭經不全本》《楊凝式草書》《石本汝南帖》《争座位帖》《送梨思言二帖石本》《林藻深慰帖》等的考證。
二是注意依憑藏品的印章來推斷其流傳過程，現藏故宮博物院的楊凝式《神仙起居法 帖》，文徵明首先考辨該帖不曾著錄于《宣和書譜》以及《東觀餘論》等書。書帖上的印章和題識殘缺不全，文氏認為可能是曹勳和龍大淵剪拆所緻。根據印玺情況，文氏又認為該帖曆經南宋高宗、賈似道，元李謙等人遞藏，大體厘清了它的流傳過程，今比對實物，證明了文氏的相關考證。
三是對于書畫本身，乃至以外的題識中所涉及的曆史人物，文氏都一一考訂其行貫，這對于考究書畫本身的内容、梳理其流傳過程、補綴相關史志等方面都具有實際意義。這一特點在《跋趙魏公馬圖》《跋林藻深慰帖》《題趙松雪千文》《跋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以及《題七姬權厝志後》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六朝以來，中國古書畫的收藏與鑒考漸成體系。書畫鑒考中，詳審使用材質、梳理流傳過程、品評高下、探究師承家數等内容都能在劉宋虞龢的《論書表》一書中找到源薮。文徵明對《深慰帖》等古代法書繪畫的鑒定，方法與思路完全承繼了六朝以來中國古人的鑒定思緻，文氏詳細考證了書 帖跋文作者的行貫、鑒藏印記、著錄文獻、流傳過程，以及書帖所具有的切割嫌疑等，這一系列講究邏輯，注重經驗，内外結合的方法，在20世紀80年代被徐邦達先生(公元1911—2012年)稱為“目鑒”與“考訂”。
這種被稱作“鑒考結合”的古書畫鑒定方法，是當今古書畫鑒定界最常用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文徵明的古書畫鑒定方法，現在看來，其實質是一種系統的、綜合驗證的方法，它代表了中國古書畫鑒定方法的成熟。明末的顧複(17世紀)就曾說文徵明“小楷長跋，考訂評論甚精”，安岐也說他“考據精詳”。宋元以來稱得上“具眼”的鑒定家，諸如米芾、郭天錫、周密、趙孟、柯九思、華夏、王世貞、韓世能、張醜、詹景鳳、項元汴、董其昌、顧複、吳其貞、吳升、孫承澤、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真正能夠做到集創作、收藏、鑒定三位一體的，唯有米芾、趙孟頫、柯九思、文徵明、董其昌五人。他們将書畫創作、收藏買賣與鑒定緊密結合，不同于商人鑒定家和文人鑒賞家，若從中國書畫的文化核心來說，上述五人方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書畫鑒藏家。20世紀以來的謝稚柳、張大千、王己千、徐邦達等就具有這個特點。基于這個标準，文徵明可以稱得上是有明一代堪與董其昌相颉颃的唯一一位真正學術意義上的鑒藏家，他的鑒定方法展現了16世紀中國古書畫鑒定方法已經形成了“鑒考結合”的特點，而這一方法在明清以來的古書畫鑒定界廣為流行。董其昌的影響較大，以至于他曾得意揚揚地誇自己是“三百年來一巨眼人”，照他的說法，自元初到明末(公元1271—1644年)的衆多鑒藏家中，他的鑒定水準是最高的。文徵明不及的是，董其昌遊曆廣泛，過目古書畫甚夥，這對于其鑒定水準的提高十分重要。但元明以來，能稱得上“巨眼”的鑒藏家絕不僅董氏一人，也有許多人終生把玩字畫，惜未有著作存世，他們漸漸地就被畫史所遺忘。曆史對人的選擇自有其一套鐵律。華夏、項元汴、王世貞、詹景鳳、張醜等都比文徵明年輕，在書畫創作上的建樹也遠不及文徵明，在全面性上更是遜色于文氏。就米芾、趙孟、柯九思、文徵明、董其昌五人而言，嚴格來講，有書畫鑒藏文獻存世者也隻有米芾、文徵明、董其昌三人，從中國古書畫鑒定 體系的成熟性來看，文氏無疑是一位重要人物。
(晉) 王獻之 地黃湯帖
紙本墨筆 縱25.3厘米 橫24厘米
〔日〕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文家收藏書畫，其目的在于創作，與商業藏家不盡相同。從相關文獻來看，其藏品多來自他們身邊的師友。文徵明和他的兒子們有所不同，他很少參與帶有涉利性質的書畫買賣，其子文彭和文嘉則不然。據劉金庫先生研究，項元汴家族和文家在藏品上來往最多，項家的許多藏品直接來源于文家。惜文家未有收藏著錄存世，我們對其藏品的具體情況也難以了解清楚。謝巍認為，文徵明的《甫田集》“所載其過目之古書畫名迹，已有百數，若計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諸名家書畫，當有數百。其于嘉靖二年至五年(公元1523—1526年)在翰林待诏任上，内府所藏亦必有過目者，以及收藏家、好事者送請鑒賞亦不少。且其家于嘉靖年間搜求書畫不遺餘力，所刻《停雲館帖》已可見收藏法書之富”。文家究竟收藏了哪些法書繪畫，今天已考證清楚的，僅有索靖的章草《出師頌》(宣和本)、王獻之的行書《東山松帖》等六十餘件。
條件所限，我們現在已無法将文家的藏品全部析出，但可根據上述六十餘件藏品管窺文家的書畫收藏特點：一是多以古代大名家的法書為主，幾乎不收藏小名家的作品，這些書家的作品以“二王”體系 為核心，旁涉宋人米芾和蘇轼等。文氏似乎更偏愛元代大書家趙孟頫的作品，收藏趙氏的書法數量最多，但文徵明父子的書法卻并不酷肖趙孟頫 ，這倒是一樁很蹊跷的事情，因為它并不符合收藏與創作之間的關系。根據目前所知的文家藏品，大抵可以看出文家收藏書畫具有十分明顯的臨摹學習意圖，幾無射利的動機。二是這些藏品多庋藏在文家的藏書樓“停雲館”和“玉蘭堂”中，并钤蓋“文徵明印” “衡山”“停雲”“玉蘭堂圖書記”“悟言室印”“文氏圖書之印”“梅溪精舍”等印章。其中，“衡山”朱文方印和“文徵明印”白文方印幾乎是每件藏品必蓋的，“停雲”朱文大圓印露臉的頻率也較高，但不及前兩枚。這些印章也多出現在文氏自作的書法作品中(“停雲”印除外)，說明文氏用印并沒有十分嚴格的程式。這些藏品中偶爾也會出現其子文彭的印信，但數目不多，應是日後家族藏品配置設定的結果。三是聲名煊赫的《停雲館帖》，其法書墨迹主要來自蘇州及周邊地區藏家的收藏，而非文家自藏，這一點黃朋女士已經給予深入研究。此外，文家似乎也參與一些書畫的造假活動，《東圖玄覽》卷一曾記錄了如下一樁逸事：“懷素自叙，舊在文待诏家，吾歙羅舍人文龍幸于嚴相國，欲買獻相國。托黃淳父、許元複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為千金，羅遂緻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為二人壽。予時以秋試過吳門，适當此物已去，遂不能得借觀，恨甚。後十餘年，見沈碩宜謙于白下，偶及此，沈曰：‘此何足挂公懷?乃赝物爾。’ 予警問，沈曰：‘昔某子甲從文氏借來，屬壽承雙勾填朱上石。”予笑曰：‘跋真乃自叙卻僞，模奚為者。壽承怒罵，真僞與若何幹?’吾模訖掇二十金歸耳，大抵吳人多真跋裝僞本後索重值，以真本私藏不與人觀，此行徑最為可恨。後又二十餘年，為萬曆丙戌，予以計偕到京師，韓祭酒敬堂語予，近見懷素自叙一卷，無跋，卻是硬黃紙，紙厚甚，亦不能影摹，而字與石本毫發無差何也。予警問：‘今何在?’曰：‘其人已持去。莫知何 所之矣。’予語以故，謂無跋必為真迹，韓因恨甚，以為與持去也。”這件《自叙帖》真本早已不存，文彭雙勾闊填的僞本亦遺失，這段文字生動、真實地揭示出文彭參與僞造赝品的事情，而這在實質上亦屬于古書畫鑒藏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從側面折射出明中葉以來書畫市場真假雜糅、僞作盛行的狀況。
文徵明的兩個兒子文彭和文嘉都承繼了他的鑒定專長，尤以文嘉成就卓荦，因為文嘉有一本著錄存世。文嘉刊于1568年的《钤山堂書畫記》，并不是嚴格的書畫著錄，充其量是一本粗略的“抄家物資賬單”，其中的部分書畫，文嘉對之略有考訂，如現藏上海博物館的王獻之法書《鴨頭丸帖》，文嘉考訂如下：“上題永和真迹，内附獻之十三行鴨頭，亦絹本真迹，别本無此帖。” 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唐人孫過庭草書《書譜》， “上下兩卷，上卷費鵝湖本，下卷吾家物也。紙墨精好，神采煥發，米元章謂其間甚有右軍法，且雲唐人學右軍者，無出其右。則不得見右軍者，見此足矣。别本雲，真本，惜不全”。也許是當時情況所限，文嘉的品評顯得不是很嚴謹，美學式的、感覺性的述評無處不在。雖然缺乏嚴謹考辨，但還是可以看出文嘉深湛的鑒定功夫。王獻之的《鴨頭丸帖》未必是真迹，但是唐人摹本卻是時下書畫界所公認的;孫過庭的《書譜》則是沒有争議的唐人法書。文嘉認為顔真卿的《争座位帖》是北宋米芾的摹本，由于該書帖真迹早已佚失，我們無法推斷文嘉所見書帖的母本，也就無法做進一步的評論。在古書畫鑒定中，辨識出作品的真僞有時并不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而給予作品一個準确的時空坐标則十分困難，從這一點來看，文嘉的眼力自有其過人之處。
1565年夏，文嘉在《钤山堂書畫記》的結語處寫道：“嘉靖乙醜(公元1565年)五月，提學賓涯何公，檄餘往閱官籍嚴氏書畫，凡分宜(嚴嵩)之舊宅，袁州(嚴世蕃)之新宅，省城諸新宅所藏，盡發以觀，曆三閱月始勉畢事。當時漫記數目以呈，不暇詳别。今日偶理舊箧得之，重錄一過，稍為區分，随筆箋記一二傳諸好事，明窗淨幾時一展閱，恍然神遊于金踶玉躞間也。”此段題記解釋了書中所錄書畫沒有詳加考訂的緣由，是以我們無從推斷文嘉鑒定古書畫的思緻。有意思的是，文嘉也像他的父親一樣，經常在古書畫作品上題寫鑒語，留下了許多有關書畫鑒定的文字，以至于後世許多好事者多僞造他的筆迹，題寫在書畫的紙或裱邊處以求高價。如現藏無錫博物院的清宮舊藏丁雲鵬《應真渡海圖卷》，畫幅整體藝術水準不低，其紙卻有文嘉的手寫楷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比對傳世文嘉墨迹，此跋文顯系僞迹，無疑是某位古玩商出于射利，借文嘉大名以提升畫價而已。和他的父親一樣，文彭也經常在書畫作品上題寫鑒定品評文字，這在《東圖玄覽》一書中記載頗多，存世的書畫藏品中亦有為數不少的文彭題識，鑒于文彭沒有專門的書畫著錄存世，茲不做詳細研究。集書畫創作、收藏與鑒定為一體的文徵明父子，其文化意義遠超他們作為“吳門畫家”和“吳門書家”的身份，這一點不僅是文氏父子超越同侪的卓越之處，更是明中葉以來真正書畫鑒藏學意義上的“具眼”典範。
(南宋) 趙孟堅 墨蘭圖卷 (局部)
紙本墨筆 縱34.5厘米 橫90.2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為蘇州大學副教授
(編輯：劉谷子)
︱全文刊載于北京畫院《大匠之門》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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