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登文史資料》第十二輯(1997年12月)，作者賽時禮，原标題《我作“策反”工作始末》
正文
(一)
1938年1月，我參加革命工作後，就奉“文登群眾抗政運動委員會”（簡稱“民動會”）的訓示，在村中辦“自衛團”，開始我任分隊長，不久又任團長。
1938年7月，戰鬥在威海前線的三軍三路②(原注：三軍三路，是指膠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攻克牟平城以後，三軍的大多數部隊都西上蓬萊、黃縣、掖縣，在東海區隻留下三路率領的一個大隊戰鬥在威海前線。所謂三路就是三軍派出的指揮機關。)，泰命西上蓬（萊）、黃（縣）、披（縣）③(原注：自從1938年4月，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就在蓬黃掖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是以，由東海區西上，就是去蓬黃掖根據地。)以後，國民黨文登縣政府下令取消三軍在各村辦的“自衛團”，改為他們辦的“保衛團”。當時，“民動會”訓示各村自衛團長，采取換湯不換藥的鬥争政策。各村自衛團長，明裡是保衛團長，暗裡仍是自衛團長。其任務是動員青年西去參加三軍(原注：抗日救國軍是膠東八路軍的前身)擴大部隊，等待時機，準備迎接我軍東上抗日……
從此，“民動會”又命我負責動員全鄉青年西上參加八路軍（1938年紀念“九·一八”事變7周年那天，膠東第三軍改為八路軍）的工作。
1939年8月3日，縣委地下聯絡站站長于永泉告訴我說：“縣委訓示，馬上停止動員參軍工作。”
我急切地問：“為什麼？”
“7月28日，文登南鄉有20多個青年西去參加八路軍，走到海陽縣郭城鎮，被頑軍部隊扣留，并強逼着編入頑軍的部隊。當時駐栖霞郝格莊的中共東海特委派人向駐郭城的頑軍進行交涉，他們才允許被扣留的新兵原路傳回文登，不準去參加八路軍！”于永泉氣憤地說：“在8月 1日夜間，頑軍的便衣隊殺害了八路軍五支隊駐文登葛家的聯合辦事處主任李慰川和5名工作同志，制造了‘葛家慘案’，充分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惡面目。是以，地下縣委決定：命你以當兵為名，參加國民黨頑軍叢鏡月的部隊，作策反⑤(原注：作“策反”工作，就是打入頑軍部隊裡，聯絡士兵投降八路軍)工作。你對此工作有何意見，提出來我好轉告縣委。”當時，我表示堅決服從縣委的決定。
時隔兩月，敵工部長和我談了作“策反”工作應注意的事項及作敵軍工作者要嚴格遵守紀律問題。接着，我到叢部招募新兵站報了名，被編入叢部⑥(原注：所謂叢部就是叢鏡月保安部隊的簡稱。)第七大隊一連當了一名新兵。
新兵入伍後，先得進行單兵訓練。我過去受了四個月的壯丁訓練，是以我作的單人操練均合乎操典上的要求。
有一天（星期六）早晨，大隊集中會操時，大隊副王得福看完我走的步伐後，把我叫出隊列，兩眼盯着我問：“你叫啥名字？”
我立正說：“叫于林庭。”
王得福又問：“你過去當過兵嗎？”
“我沒當過兵。”我挺着胸膛說：“去年八月，我受過4個月的壯丁訓練。”
這時，大隊的楊懷生特派員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問：
“你參加壯丁訓練的教官是誰？”
“聽說是縣政府政訓處派的，我記得叫鄒文舉。”
當時，我心想：楊懷生對我的盤問，證明了地下黨對我說的，叢部各大隊的特派員都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
我入伍才兩個月，就提我為班副。因我經常唱幾句京戲，不知誰告訴了韓宗信連長。有一個星期天，傳令兵把我叫到連部，韓連長非要拉着胡琴，叫我唱幾段京戲。我再三推辭，但他非叫我唱不可。于是，他拉着胡琴，我就唱了一段“空城計”，我又拉着弦他唱了一段“賀後罵殿”。他直誇獎我胡琴拉得音調好，又會包腔。當時我也吹捧他唱得好，比洋戲片上“程硯秋”唱得都好。他美滋滋地直笑。從此幾乎每個星期天，韓連長都叫我拉着弦他唱幾段程派、梅派戲。這樣，不僅他和我加深了感情，而且為我開展“策反”工作創造了條件。
我當了班副才一個月時間，就與和我相處最好的幾個士兵拜了把見弟，這樣我就可以控制半個班了。不久，班長患病到醫院養病，又提我當了班長，這就使我名副其實地掌握了班裡的大權。
有個星期天，大隊長的聯絡副官劉保山請我到小酒館喝酒，祝賀我榮升班長。
劉副官經常到班裡，以看新兵為名，和我啦一些家常，告訴怎樣當好一名抗日救國的好兵，班長與兵之間，要和氣相處，常言道：“和氣生友情”。他雖然是大隊長的副官，但我們倆的友情越來越深。
這次，我們倆在喝酒當中，他說了一些感人肺腑的話。他告訴我：“楊懷生是個笑面虎，内藏奸詐，你要緊睜眼，慢說話，切記‘言多有失’。别看班長官小，在關鍵時刻，一個班能起到‘蝼蟻掘穴，毀壩決堤’的作用。拜把兄弟要防止壞人探聽情況，上當受騙。”
劉保山說的這些話和我受訓時敵工部長囑咐我的話一樣。他到底是什麼人？他是否盡說我愛聽的話，試探我的實情呢？我想：“人心難測，還是小心為好。”
（二）
11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帶着全班到“關帝廟”接換了3排9班的班哨。這座“關帝店”在汪疃集正東4華裡，處在威海、榮成、文登和汪疃集的十字路口上。不管鬼子從北邊來，還是從東邊來，都是必經的關卡，也是防守汪疃的前哨。
我從看廟老人口中得知：過去這座大廟，每年3月6日都趕廟會。自從“七·七”事變後，再也沒趕廟會了。原來廟上有5 0多畝好地，也被官府沒收了！五個看廟的道士因沒有收入，也餓跑了。老人通過區公所的秘書，每月5元錢租下過去道士住的5間破草房，開了個小店，不過混碗飯吃而已。
當日中午，我查完了崗哨，剛走到小店街門口，看見老人在屋門口向我招手，我走進屋來，見聯絡員于永泉正就着豬頭肉吃火燒。我歡喜地說：“二号（于永泉的代号）你什麼時候來的？”
“來早了不如來巧了”，丁永泉笑着說，“我按照你說的地點找來的”。
我和于永泉興高采烈地互相握手，落座後，他把老人和老人的兒子都叫進屋來，向我介紹了老人和所謂的他兒子的身份。
老人叫周繼聖（代号為“三号”），是地下黨的聯絡站長，現在以看廟為名，實際上是文登二區地下聯絡組長，負責上司我軍在叢部的“策反”工作。那位小夥子不是繼聖同志的兒子，他叫江亮，是在繼聖上司下，作聯絡員工作。末了，于永泉加重語氣說：“從現在起，你工作歸周繼聖上司；江亮代号為‘五号’；還有敵工部要你加緊‘策反’工作，并想法搞一部分子彈和手榴彈，準備年關武裝起義用。”
就在我接了班哨第二天，上午十時許，因天降大雪，有200多日本鬼子，在汪瞳北邊向汪疃北高地上打槍打炮。韓連長在電話中指令我在廟北的山上抵擋一陣，然後就向二龍山撤退。
我扣上電話心想：“今天我要下決心打個小勝仗。這樣可以加深匡玉洲大隊長和韓連長對我的信任，也可以提高我的威信。這對我作‘策反’工作是有幫助的。”
于是我帶着士兵們迂回到敵人的左側後方，把正在村裡搶掠的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他們扔了搶的東西，倉皇而逃……
戰鬥結束後，我們從雪地裡撿了200多發子彈；還聽村裡的老鄉說，共打死一個鬼子，打傷三個鬼子。我回到廟上，把撿的200多發子彈交給了“三号”，讓他想法送給敵工部；又命遲文正把消耗的子彈造冊上報。
當日下午，大隊長匡玉洲和韓宗信連長都打來電話祝賀一班的勝利。接着韓又叫我馬上到連部去完成一項重要任務。
戰後的第三天早晨，我正在廟前的公路上散步，大隊部特務班吳子群班長騎着車來告訴我：“上午9時大隊副王得福、楊懷生和劉保山一同到一班檢查戰鬥消耗的子彈數目，保山估計其中必定有詐，要你仔細想想‘好花還得綠葉配’這句話的含義，沉着對付他們。”
我看着吳班長騎車而去的背影，心裡琢磨着“好花還得綠葉配”的含義。是不是劉副官把我比作花，把他自己比作綠葉，暗地支援我，幫助我，使我轉危為安。過去我能順利當上班長，恐怕他在暗中也起了作用。從他過去對我的言行推測，他十有八九是我們的人，不過黨紀規定，作敵軍工作者，不許與任何人發生橫的關系。從眼下情況看，俺倆不過是“心心相印”而已。
王得福和楊懷生突然來檢查子彈消耗的數目，目的是乘匡大隊長外出開會之際，用莫須有的罪名，從我身上打開缺口，把暗藏在叢部裡的八路軍挖出來，以配合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高潮。
這時，門崗張希勤喊了一聲：“他們來了。”
我把王、楊和保山迎接到大殿裡，讓他們落座在供桌兩邊。四個大兵就開始檢查全班的子彈。檢查的結果，按統計表的數目，共中有五人多出一發子彈。
王得福兩眼盯着我：“于林庭，那五個人為什麼多出一粒子彈？”
我坦然地說：“因為上峰有明确規定，士兵丢了子彈，就得按每粒一進制錢補償。是以我叫他們多留一粒子彈，準備萬一掉了子彈好補上。這是我的錯誤，不該弟兄們的事。”
王得福又節外生枝地問：“前兩天那次戰鬥，韓連長對你下的什麼指令？”
我理直氣壯地說：“命我在廟北山上打幾槍，就機動靈活地撤到二龍山待命。”
“你為什麼不執行韓連長的指令，反而投機取巧，顯示自己的才能？你看出那天大雪紛飛，就是朝天打槍，鬼子也得逃跑，但你卻貪天之功，胡說你把敵人打跑了，這不是睜着眼說瞎話嘛！”王得福咬牙切齒地拍着桌子說：“這次戰鬥，你犯了不服從指令和虛報戰功之罪。要按軍法，嚴懲不貸！”
我看劉保山合上日記本，表示要發言的樣子。于是，我就退一步說：“既然王大隊副不相信一班打了勝仗，我也不分辨，等着調查清楚，我願受處罰。”
這時，劉保山副官站起身來，向王得福鞠了一躬，心平氣和地說：“王大隊副，我是否能說幾何話？”
王得福說：“我叫你來，就是要聽聽你的意見。”
“那次戰鬥，隻有一班跟敵人打了一下，打傷三個，打死一個鬼子。當時雖然下雪，但大隊長用望遠鏡看得清清楚楚。因為你昨天才回來，恐怕韓連長還沒來得及向你彙報啊！”說罷，向王得福鞠了一躬，表示對他的尊敬。
“劉副官說得對”，王得福順水推舟地說，“等大隊長回來再說。”
楊懷生也很不自然地說：“我同意王大隊副的意見，為慎重起見，以後會調查清楚的。”
王得福性情急躁，一看問不出個頭緒，就怒吼着：“于林庭，你昨天與别人合夥盜竊了大批子彈，賣給别的部隊。你要從實招來，若是再耍花招，老子要打你一個‘皮肉開花’，叫你一輩子爬不起來。”
楊懷生滿臉陰沉地說：“不要怕得罪你上峰，自古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快說吧！免得皮肉受苦！”
我從王得福和楊懷生誣蔑我和别人合夥盜賣子彈的口氣推測，他們并不知道我們從雪地裡撿了些子彈送給了敵工部，可能是韓宗信昨天下午叫我給鄭部李營長送去的子彈的事被他們知道了，他們認為是昨天戰鬥後我多報了消耗子彈的數目，偷着把子彈賣給了鄭部。是以，他們用敲山震虎的手段威逼我。
我毫不畏懼地說：“我沒有和别人合夥盜賣子彈，讓我說什麼？”
王得福從腰間掏出手槍往桌子上一摔，惡狠狠地大喊一聲：“你還敢嘴硬。來，給我使勁打！”
“打”字剛一出口，四個大兵一擁而上，兩個把我的胳膊扭朝後，按在地上跪着，另兩個把皮鞭放在盛水的銅盆裡一蘸，剛舉起皮鞭要打時，我大聲喊道：“大隊副，我冤枉啊！我确實沒有盜賣子彈。”
這時，劉副官走到王得福跟前耳語了一陣子，最後說：“這是20天以前，大隊長叫韓連長找關系買一部分79子彈。他又托現在在鄭部當營長的同學，從威海僞軍手裡買了200發子彈。後來發現這些子彈不是原裝的，是以大隊長叫韓連長把子彈退回去。昨天下午于林庭就是把子彈退給了鄭部李營長，并把原交的款子拿了回來。這就是于林庭送子彈的實情。”
王得福埋怨地說：“劉副官，這樣重要的事情，你怎麼不早告訴我？”
劉保山解釋說：“大隊副，你外出辦事不在家。這件事是匡大隊長命韓連長辦的，等大隊長回來，你一問就明白了。”
這時，電話鈴響了，劉保山拿起話筒：“喂……哦……哦……”他扣上電話說：“匡大隊長開完會回來了，請大隊副馬上去開會。”
這場由王得福、楊懷生精心策劃的“于林庭盜賣子彈事作”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
（三）
送走王、楊和劉保山，我心裡懸的這塊石頭暫時才落了地。我站在廟前的台階上，正在活動疲乏的腰腿時，地下交通員江亮站在小店門口，向我說：“于班長，剛才我買了一條好魚，請你過來喝酒。”
我一進店門，他就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八路軍十三團和東海區獨立大隊共3000餘人，在于得水團長和于克恭特委書記的率領下，東上抗日。明天拂曉就能到達汪瞳西北——院上、院下村。他接着說：“如果鄭維屏、王興仁和叢鏡月幾個土頑司令聯合起來，圍攻我軍，上級要你帶領全班相機‘裡應外合’，并策反士兵投降八路軍……”
我高興地表示：堅決按上級的訓示完成任務。
下午，在連部召開的班以上幹部會議上，韓宗信連長念了叢部司令部發的情況通報：“于得水揚言東上抗日，實際上是八路在西邊被趙保原司令打得站不住腳，來東海區避難，也可說是來搶地盤。昨天鄭、王、叢部已組成‘抗八聯軍’，共集中4000多兵力作後盾。先和于得水談判，讓他們原路傳回。如果談判不成，就把聯軍部署在汪疃西北山區，把八路軍的先頭部隊圍而殲之。”韓宗信揮舞着拳頭說：“這次打八路，大隊長命一連組成20個人的敢死隊，要一連齊心協力地幹一場。”
這時，一個便衣偵察員跑進來報告：“八路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到了院上、院下村，聽村裡出來的老百姓說，八路正在村裡搭戲台，晚上唱‘文明戲’。”
參加會議的人一聽這個消息，都吓得目瞪口呆。韓連長卻冷笑着說：“司馬懿的大兵來的好快啊！不過，我這裡不是空城，管叫他八路有來無回。”他命我為敢死隊隊長。
我表示感謝他對我的重用，但心裡卻暗暗地想：這是我搞“裡應外合”和策反士兵投降八路軍的好機會！
這時，又一個偵察員跑進連部，氣喘籲籲地報告：“汪瞳街上貼了不少歡迎八路軍東上抗日的智語，還貼了一些告國民黨叢部官兵書。”
聽了這個消息，大家驚恐萬分！韓宗信裝着沉着的樣子一揮手說：“這是八路軍收買人心，不管它，準備戰鬥。”
八路軍進駐院上和院下村的第三天，由威海出動的200多日僞軍，在東西石嶺村燒殺搶掠，被八路軍一個營打得落荒而逃！共打死打傷日僞軍40多人，繳獲輕機槍一挺，長短槍30多支。
八路軍打勝仗的消息，振奮了文、榮、威邊區廣大群衆的擁軍熱情。人們紛紛擡着肥豬和雞鴨魚，到院上村慰問八路軍，并上書挽留八路軍在東海區抗戰。
與此同時，鄭維屏、王興仁和叢鏡月組成的4000多人的“抗八聯軍”，由于互相推诿，隻糾集了1500多人。他們在家莊、英武村和黃岚村拉開戰線，揚言要跟八路軍決一死戰。
八路軍把打鬼子的勝利消息印成小報，一夜之間貼到汪疃集和頑軍所駐的村莊，把頑軍官兵吓得恐慌不安。
再說，一連的敢死隊集中在“關帝廟”，晝夜進行近戰、夜戰訓練。在八路軍打鬼子那天，大隊長匡玉洲、王得福、韓宗信都到大廟看我指揮打夜戰、打近戰的訓練。數九寒天，敢死隊員都累得滿頭大汗，練得比實戰毫不遜色！
巨、王和韓看完了演練，對我和敢死隊員大加贊揚。我表示決不辜負長官對敢死隊的期望，這次堅決打他個“腹内開花”。
東上的八路軍在院上、院下村駐訓的第八天晚上，又原路傳回了，準備反“掃蕩”。
就在八路軍走了的下半夜，所謂“抗八聯軍”卻一齊開到八路軍所駐過村莊，又打槍，又扔手榴彈，還挨門挨戶搜捕八路軍的地下人員。一直鬧騰到太陽出山時，第七大隊的一、二連才唱着得勝歌，“凱旋”傳回汪疃防地。
（四）
在1940年1月底，形勢驟然突變，從西邊不斷傳來鬼子要掃蕩駐東海區國民黨頑軍的消息。在汪疃就能聽到大炮響，緊接着駐海陽的秦毓堂部被鬼子掃蕩垮了；還有駐牟平的頑軍部隊也被鬼子打垮了。從散兵中得知，有的散兵插了槍，換上了便衣，有的扛着大槍，還有空着手而逃的……一時，汪疃周圍的村莊不是散兵派飯吃，就是散兵用槍支子彈換群衆的衣服，入夜亂作一團。
此時，駐昆嵛山裡和駐文登的鄭維屏和王興仁的部隊，還沒見到鬼子的影，就一轟而散；駐汪疃集的七大隊也是驚弓之鳥，匡、王、韓都收拾行裝，準備随時逃跑。
1940年2月15日，地下聯絡員江亮通知我要乘敵人掃蕩之機，把策反的部隊拉到文登青石嶺村，組建八路軍。如果七大隊垮不了，要我瞅機會行事。
2月16日，叢部都集中到馬山上。掃蕩的敵人向馬山上打炮，炮彈爆炸的硝煙彌漫着山頂，兩架飛機在山上空盤旋。叢部1000多人，一槍未打就亂成一團，擁擠着向山東坡逃去。
七大隊跑到城東北文登營村，一清點人數，兩個連隻剩下120餘人，帶槍的和扔槍逃跑的80餘人，隻有一班和三班一個也沒跑。此時，各班長和排長們議論紛紛，有的主張把部隊拉到榮成插槍隐蔽，有的主張插槍解散，等掃蕩的鬼子過去後再把槍起出來幹。
大隊兵源複雜，官兵大部分是行伍出身，又是西府人較多，大兵有一半是煙台失業的碼頭勞工和地痞流氓，隻有少數的文登、榮成和牟平人。這當中，不是當官的親戚就是朋友，是以，匡、王、韓怕部隊垮了，他們就有被當地老百姓打死的危險。
這時，我見機行事，向韓宗信建議，把部隊拉到原來大隊駐過的城西北——二十裡堡村，隐蔽起來，等掃蕩的鬼子東去後，就轉移到昆嵛山找個小村駐下，收容從牟平逃過來的散兵，補充部隊。這樣可以恢複部隊元氣，又可以振作官兵的精神，繼續占領文登這塊地盤。
在行軍的路上，劉副官悄悄告訴我：“匡、王、韓都同意了你說的辦法。你真會看風掌舵行船啊！”
2月18日，日寇侵占了文登城。七大隊當夜從二十裡堡轉移到昆嵛山西南麓——儀城村駐了半個月的時間，其間已收容散兵150多人。匡玉洲洋洋得意地說：“叢司令準許七大隊擴編為一個團，原來的軍官都晉升一級。今天是古曆二月二‘龍擡頭’吉慶的日子，我犒賞官兵每人10元錢，晚上喝幾杯，吃頓餃子，慶祝這次反掃蕩的勝利！”
這天中午，地下聯絡員江亮通知我，要我想法在一兩天内把全班拉到文登山後王家村，參加東海區第二次武裝起義。
下午，一連殺了一口豬，各班都忙着包餃子和炒菜。我串通最好的朋友，研究出走的時間和路線……
晚上我和全班的士兵一起喝了酒，又吃完餃子，都鬧着要和我推牌九玩，過個歡樂的二月二。
當我正推着牌九時，劉保山闖進屋來，笑容滿面地說：“于班長，祝你今後天天走運哪！”
“借你這句吉利話”，我打趣地說：“我要是發了大财，就要改換門庭啦！”
送走劉副官，我與遲文正、張希勤分頭向可靠的弟兄傳達了行動計劃。
當一切準備好之後，我和遲文正到了連部，隻見韓宗信和連副還有傳令兵都躺在炕上合衣而睡。我用槍口指着他們以防萬一，遲文正把他們挂在牆上的手槍摘下來，掖在腰間。又把傳令兵的馬槍拿下背在身上。我把一張紙條放在八仙桌上，就蹑手蹑腳地走出連部。我向站門崗的劉傳禮一揮手，就一同回到班裡，叫起睡覺的士兵。我說：“連長指令一班到東山上放班哨。”這時張希勤領着三班那四個人也來了。于是我帶着全班一路小跑地爬上東山頂，遲和張把三個煙台兵的槍拴卸了下來。我嚴肅地說：“我要帶領弟兄們投奔八路軍，若有不願意跟我走的，就放你們回家。”
遲文正和張希勤以及全班的弟兄，還有三班來的弟兄都一齊表示願意着我幹，三個煙台兵也表示願意當八路軍。就這樣，我帶着14個弟兄，6個小時走了70多華裡，天亮時到達文登縣委駐地——山後王家村，參加了東海區第二次武裝起義。
起義後，我帶的同志被編入東海軍分區第五營，命我為一連一排長，其餘的同志都升為班長。從此，我們都在八路軍裡為革命事業英勇戰鬥。
（五）
我從叢部帶着策反的部隊回到八路軍才9個多月，我軍就解決了東海區戰略要地——昆嵛山。
那是1941年1月13日，我軍追殲鄭、王、叢部的殘兵回來，就駐昆嵛山西南麓：黃龍岘、東西于疃和儀城村。
當時我在二團二營一連當排長。部隊一駐下，我就聽說與我交往深厚的朋友劉保山現正在家裡，于是便去探望。
當我走到村頭一問老鄉，才知道他患了“肺結核”病，現在家裡養病。我按老鄉指點的地點，走到他街門口時，正好他走出街門，我高興地說：“保山大哥，你好啊！”
他急忙上前握着我的手親熱地說：“賽時禮同志，我可把你盼來了！”
我一怔，問道：
“你怎麼知道我叫賽時禮？
“你臨走時給韓宗信留的那張帶有諷刺味的紙條上寫的：
‘韓宗信先生:
此處不留我，隻得換門庭。
原名：賽時禮
古曆2月2夜23時。’”
劉保山說：“姓名是人的記号，革命需要就改名換處，不需要就改回來。這和演員明戲一樣，姚名跟着戲情變嘛。”
進得屋來，我問：“大娘不在家嗎？”
“我估計你今天可能來，她上街買菜去啦，呆會就回來了！”他把我讓進屋裡間，俺倆坐在小炕桌兩旁，喝着茶水，抽着香煙，就輕松地聊起往事和眼下的形勢。
劉保山8歲喪父，他母親起早帶晚紡線織布，他雇給大地主兼文登縣保安大隊長叢鏡月家放牛，掙點錢度日。他未讀過書，二把頭⑦(原注：“二把頭”就是雇工當中的第二把手，是以叫二把頭。)利用晚上和下雨、下雪的空閑時間教他識字，講“水浒”的故事給他聽；有時還從賬房先生那裡拿幾張報紙念給他聽。他聰明伶俐，加之下苦功自學，竟成了能識千，八百字的小雇工。他18歲，二把頭介紹他參加了中國共産黨。從此，他拼命地學習革命知識。
1937年“七七”事變後，叢鏡月當上文登縣長兼文登保安司令。有一天，叢鏡月帶護兵馬弁回家看望他母親，見到保山精明強幹，就把他留在身邊當護兵。1939年春天，在牟平成立了叢部第七大隊，因大隊長匡玉洲是牟平縣人，不熟悉叢部的八大處長和各大隊長還有縣政府的官員。是以，叢鏡月就命劉保山給匡玉洲當中尉聯絡副官，協助運作聯絡事宜。
聽了保山同志對自己經曆的概述，我懷着激動的心情感激地說：“保山同志，你是老黨員，不為名，不為利，不顧個人的安危挺身而出，使我化險為夷。今天我以共産黨員的身份感謝你對我的救命之恩！”
“我明為匡當聯絡副官，暗地的責任是保護作打入工作的同志。”保山說。
我又問：“我走之後，匡玉洲沒懷疑你我有聯系嗎？”
“我有叢鏡月這把保護傘，量他不敢輕易懷疑我。”
“你有嚴重的肺結核病，不住院治療，為什麼呆在家裡養病呢？”我不解地問。
劉保山面帶笑容地說：“去年下半年，地下黨通過軍醫處給我搞了一張患肺結核病的假證明，要我請長假在家養病，暗地裡專搞叢部情報。這次我軍打昆嵛山和黃龍岘、于疃、儀城村的情報都是我提供的。”
劉保山這一說，我明白了。在打昆嵛山以前，團部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團長用教鞭指着牆上挂的那些草圖說：“大家都仔細看看這草圖和我剛才傳達叢部的情報，這都是地下黨的同志搞的，這對我軍解放昆嵛山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這時，隻聽大娘在正問說：“賽同志來了嗎？”
我急忙跳下炕，走到外間，握着大娘的手恭敬地說：“我早來了，大娘，你好啊！”大娘歡喜地光笑，不知說什麼好啦！保山和我也禁不住地笑了起來。
在笑聲中，吳子群一身農民打扮，走進屋來，張口就說：“保山同志，我回來了。”
我上前握着吳子群的手，喜笑顔開地說：“吳子群同志，可把你盼回來了。”
“賽同志，你來得真及時，最後這場壓軸戲就得你來演了。”
“我有何能耐，可唱不了壓軸戲。武戲還得大家一起明啊！”我笑着說。
大娘到竈間做飯去了。吳子群摘下狗皮帽子，脫鞋上了炕，喝了兩碗茶水，就把他逃出去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原來，叢鏡月和匡玉洲帶殘兵逃出昆嵛山時，才剩下一百多人。叢部大勢已去。匡命王得福和楊懷生帶着特務班到煙台南萊山⑧(原注：萊山在煙台南40華裡，當時是牟平縣最北邊的一個區；祥山在萊山南10華裡，當時歸萊山區管轄。1939年匡玉洲就在祥山區拉的第七大隊。是以叢部的散兵都從這裡經過，投降煙台的鬼子。)、祥山一帶，把叢部向煙台逃跑的散兵截下，臨時冒充八路的便衣隊，這樣可以向各村派飯、收糧、收款。王得福和楊懷生他們到牟平北邊祥山區三天的時間，就截下叢部80多名帶槍的散兵。從王得福的護兵方有喜口中得知，王得福想帶着收容的80餘人投降煙台的鬼子。
吳子群一聽急了，忙向王得福建議：謊說劉保山在崔家口也收容了50多人，表示他願意回來找劉保山，把那50多人拉到祥山，歸王、楊指揮，是以王得福命他連夜趕回來。最後，他着急地說：“我們得趕快地消滅王得福這支部隊，防止他們投降鬼子。”
這時，大娘用手掀着門簾，笑着說：“保山，飯好了，吃完飯再啦吧！”
“賽同志，我看咱們邊吃飯，邊湊湊打仗的辦法，怎麼樣？”劉保山用商量的口氣說。
因為吳子群已經一夜零半天沒有吃飯，我表示同意保山的意見。
大娘高興地說：“這不就實在啦！”
吳子群和我跳下炕幫助大娘端飯，保山又拿出“白蘭地”和葡萄酒。
大娘做了豬頭肉、清炖豬腳，還有大腸炖豆腐。這些好漿，一看就叫人垂涎欲滴。
保山擺好酒杯、筷子，就督促：“快喝酒，賽同志還得回去向首長報告，争取今天下午就行動。”
這時，吳子群把大娘煮好的餃子端了上來。于是，我們三個就喝起酒來。當酒過三巡時，保山讓我說說消滅散兵的辦法。
我一再推辭讓保山拿主意，但他非叫我說不可，于是我用筷子指點着桌子上的萊和飯，如此這般地說出了我想的消滅敵人的戰鬥計劃。
保山和吳子群聽了，表示完全同意。
因時間緊迫，我立即到了團部，将作戰計劃報告了團長。當日下午一時，團長準許了作戰計劃，并确定派一個騎兵班随我們執行任務。如果情況有變，需要部隊時，團部寫了一封信給牟平縣大隊，由他們派部隊支援。
我們又仔細地研究了團長批示的戰鬥計劃後，就出發了。
團長怕保山患病剛愈，加之吳子群往返疲勞，是以派了個騎兵班，這樣保山和吳子群路上有馬騎；再說，騎兵機動靈活性強，若是追擊逃跑的敵人更能發揮作用。一路上，保山、吳子群和我還有兩個會國術的班長，輪流騎馬，以保證旺盛的戰鬥精力。晚上，在牟平縣大隊的駐地吃了晚飯，喂了喂馬，略一休息，就趕路了。
第二天拂曉前，到了祥山山家村東南小山上，就聽到東頭亂葬崗的墳地裡有鍁镢挖土的“铮铮”響聲。
我們悄悄摸到墳地邊上，隐隐約約可以看見：墳地前邊的松樹上，拴着十幾個捆綁的人，還有一些人用鍁镢在挖坑。一個手提匣子槍的人，不斷地督促快挖……
吳子群悄聲告訴我，那個提匣子槍的是楊懷生，看來要活埋前兩天捉的地方幹部，還有西去的三個交通員。
他們死到臨頭還這樣殘暴地活埋我們的同志。
我們突然撲上去，指揮着騎兵班活捉了楊懷生和10多個挖坑的大兵，救出了被拴在樹上的同志。
劉保山一問楊懷生，原來，收容的80多名散兵，現在都住在村公所的正屋和東西廂房裡，特務班在門口站崗。楊懷生還交待：“王得福帶着護兵，穿着便衣，昨天下午到黃務據點聯系投降事宜。今天上午他們回來，下午煙台的鬼子派汽車到黃務據點拉投降的部隊。”
根據楊懷生提供的情況，保山、吳子群和我馬上帶着騎兵班，活抓了駐在村公所的那80多散兵。
太陽從祥山冉冉升起的時候，因天降小雪，西北風呼嘯，村民尚未開門。我們10多個人埋伏在村長的客房“守株待兔”。
可是一直等到九點多鐘，吳子群才進來報告說：他從望遠鏡看出王得福和他的護兵。另外還有3個身穿大袍，頭戴皮帽的中年人，沿着大路向村裡走來。他叫楊懷生用望遠鏡看了看，也不認識那3個人。
我命吳子群他們隐蔽好，按原計劃行動。又等了有一刻鐘，仍不見王得福他們來。我和保山心急如焚，國術班長也急得磨拳擦學。“怎麼回事呢？王得福發現我們？不，他一夜不在家，不可能發現我們的。”我和保山正議論着，吳子群跑進來說：“王得福他們上村北頭小娴子開的大煙館去了。估計他們先抽足大煙，再到村長家喝灑吃飯。咱們是仍在這裡‘守株待兔’，還是到大煙館去捉他們？”
我果斷地說：“到大煙館去！”
保山一拍我的肩膀笑着說：“你這場戲今天就在大煙館裡表演了！”
我也笑着說：“我已經說了，最後的武戲得大家唱嘛！”說罷我們直奔大煙館而去。
這時，小雪被西北風吹到臉上，象刀子割的一樣疼痛。我戴上墨鏡，把狗皮帽子的耳朵放下，王得福就是長着火眼金睛也認不出我來。
當我們走到村口時，吳子群一眼就看到王得福的護兵方有喜低着頭迎面走來，上前問道：“方大哥，你和王大隊長回來啦？”
“喲，我光顧着低頭走路，沒看見吳班長來了。王大隊長命我到村公所看你回來了沒有？我剛出門就遇上了你，我該着不挨凍了。”
“正好，我有事找你。”吳子群說着走到方有喜的跟前，用匣子槍指着他的胸膛：“不許動。”
一個士兵上前奪下他的匣子槍，吳子群厲聲問：“王得福領的那三個人是幹什麼的？”
“一個是黃務據點的秦中隊長，另兩個是他的護兵。”方有喜吓得渾身顫抖着說。
“王得福和僞中隊長在大煙館裡幹什麼？”吳子群追問道。
“小娴子陪着王大隊長抽大煙；她閨女在裡間陪着秦中隊長抽白面；那兩個護兵在院子裡站崗。”
劉保山上前說：“剛才下你的槍，是因為你們剛從據點回來，怕你們投降鬼子。”
方有喜搖着手說：“劉副官，我向你說實話，現在還沒投降，王大隊長回來，就是把咱們收容的100多散兵，中午帶着去黃務據點，日本鬼子派汽車來拉到煙台。以後，王大隊長當上校大隊長，你和楊特派員當中校副大隊長，吳子群和我當上尉中隊長，那我們就十字加兩點‘鬥’起來了。”
劉保山說：“咱們是老交情，今後還要在一起混事，一起升官發财。”
吳子群把槍還給了方有喜，命他領着大家去見王得福。方有喜領着我們走進大煙館院子裡，兩個戰士下了兩個僞軍的槍，并把他們用繩子綁着放在門屋裡。接着方有喜在前，吳子群、保山和我還有兩個國術班長大模大樣地走進房間裡。
方有喜向王得福說：“大隊長，吳子群回來了，劉副官帶着50多個人，還有一個騎兵班，來聽從您收編。”
王得福放下大煙槍，皮笑肉不笑地說：“這下可好了，吃完早飯，就到煙台去升官發财！”
就在王得福這個“财”字剛出口時，兩個國術班長一擁而上，一個按着他的兩隻手，一個從他的褲子布袋裡掏出槍牌橹子，我上前把他兩腿夾的那支大肚子匣子槍抽了出來。
與此同時，吳子群把方有喜的槍也給下了，兩個戰士沖到裡間下了僞隊長的槍，把他拖了出來。
這時，我摘下墨鏡，脫下狗皮帽子，用槍指着王得福說：“王得福，你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
王得福兩眼看着我說：“你……你……你不是于林庭班長嗎？”他吓得渾身哆嗦起來。
“你這個殺害共産黨員的罪魁禍首，沒想到還有今日吧！”我怒沖沖地說：“你和楊懷生誣蔑我盜賣子彈，妄想給我加上‘盜賣軍火’之罪名，按軍法槍斃我。多虧保山救了我。今天我要把你交到抗日民主政府審判，為被你殺害的烈士報仇雪恨，為人民除掉你這個民族敗類、漢奸走狗。”
王得福跪在炕上向我作揖求饒。這時，一個同志進來報告：“楊懷生吞了半兩大煙土，現在已經不喘氣了。牟平縣大隊來了一個排，接收俘虜和槍支彈藥。”
我說：“楊懷生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死有餘辜。俘虜和槍支彈藥，還有方有喜和兩個僞軍護兵，都交給縣大隊處理。”
王得福和秦中隊長知道，楊懷生的下場就是他倆的下場。王得福一面嚎啕大哭，一面從布袋裡掏出一大塊煙土寨到嘴裡，嚼了兩下，一閉眼吞了下去。與此同時，僞軍中隊長也吞下一小瓶海洛因，然後就躺在炕上伸着腿等死。這幾個民族敗類死有應得。
我命吳子群把他們的屍體都埋在楊懷生挖的那個大坑裡，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害人也害已啊！
劉保山說：“凡是殘酷殺害人民群衆的人，殘殺共産黨員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
處理完一切戰後工作，天已快到中午。我們一行20多個同志，懷着喜悅的心情，勝利而歸。
上述是我作“策反”工作的紀實。
原注：①此稿系賽時禮同志應文登市政協文史委之約，于97年3、4月份在濟南因病住院期間，用左手一個字一個字地、斷斷續續地“捅”寫出來的；出院後他又精心修改,終于5月16日脫稿後，即郵寄家鄉的。此稿來之不易，實屬珍貴之作。
——編者
資料來源：
《文登文史資料》第十二輯(199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