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登文史資料》第十六輯(2001年12月)，周義信自述，張玉強整理，原标題《人生歲月滄桑路》
盡管年後發文首末都标記有來源及出版時間，還是有個别網友留言或者私信質疑原作者年齡問題，讓人感到很無語又無可奈何。希望數學是國文老師教的夥計們能先複習一下國文課。
本來想找一下周義信老先生的生平介紹，可惜一無所獲。
正文
開篇感言：雙千元春，踏着祥和的陽光，筆者拜望了文登市離休老幹部、七旬老人周義信。閑談之餘，發現周公案頭一份《個人回憶錄》，拈來閱之，興趣頓生。周公少時，适中國抗戰爆發，日本鐵蹄踏上膠東沃土，半島人民飽受蹂躏：時為周家獨苗尚未弱冠的周公義信，憤起參加了八路軍東海軍分區文登縣海防支隊，加入了中國人民的抗日行列。1943年正月十一日，他等3人深入東海日僞大學營文登城，槍殺了為虎作伥的大漢奸、日僞便衣隊長——畢七，為東海人民除了一大害：此舉永載膠東抗戰史冊。全國解放後，周公作為中國政法幹部培養對象，進入中央政法學校學習，畢業後任文登法院黨組成員、審判庭長。
然風雲逆轉，忠善受挫：周公因反“右”會上不發言，“文革”之中不結派，随被打成“右”派、“黑幫”，飽受磨難。身為副縣長的妻子亦因之受到牽連，下放勞動，屢遭批鬥。黨的十一屆三巾全會後，周公及老伴平了反，迎來了人生的第二個春天。周公當上了文城稅務分局副局長，老伴先後擔任了文登二輕局局長、統戰部部長兼縣政協副主席等職，并建立了文登第一個“大慶式”企業。周公雖遭不幸，然志不改：二十餘年裡，他先後幫助貧困村辦起了11個村辦企業，使衆多貧困鄉親過上了富裕生活，跨入了小康行列。離休後，周公應邀擔任了文登市政協特邀文史員，先後撰寫了近萬字的《向日本鬼子要炮彈》、3萬餘字的《鄭維屏其人》兩篇史稿，雙雙被《文登文史資料》刊載。
縱觀周公人生曆程，飽經坎坷滄桑。他的回憶錄不僅是一部個人人生史，亦是一部展現中華苦難歲月、峥嵘年代的滄桑史。細細讀之，亦可領略中國傳統文化的風情韻味。情趣所緻，特作整理，以飨讀者。
整理者
少小離家當八路
“周義信”這個名字是小時上學恩師管澤三給起的，一直到現在沒有改變。1924年古曆2月16日，我降臨人世，出生于文登縣侯家鎮大時家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時為周家第三代唯一的一個男孩。九歲上學，11歲因家境窘困而辍學，在本村念書三個年頭。我的祖父周雲鵬是周家唯一的男丁，然因生活所迫，年輕時即在外地扛活，一直到年邁體弱時才回家。祖母于氏勤勞賢慧，祖父在外扛活，她則在家擔負起耕種收割、照料老小的重擔，曆盡艱辛磨難。祖母生有三男三女，三位姑母因家境貧寒缺衣少食，早年即天折。幸存的大伯周玉堂、二伯周玉田也因生活所迫，從小即給地主扛活。為了擺脫困境，祖父同兩個伯父商議，不能世世代代給地主當牛做馬，這樣永無出頭之日，是以想叫年少的父親周玉會跟人學個手藝，以期賺錢周濟家計。當時協商兩個意見，一個是學鐵匠（也叫小爐匠），另一個是學木匠，這兩個意見由我父親自己選擇。我父親選擇學木匠，三年出徒，手藝學成，先後在威海打了兩年零工，爾後回家開了個小木匠鋪。兩個伯父也相繼回家種地，用扛活積攢的錢買了八畝薄地，又租了五畝地，再加上原有的三畝地，這樣就有了十多畝地了。這時全家18口人，有種地的，有做木工的，小日子過得一天天好起來。
然而好日子沒過幾天，日本鬼子的魔影便遮住了東海地區的天空。從1938年到1939年，侵華小鬼子的飛機經常不斷地到各個城鎮和沿海地區去轟炸掃射。1940年正月，日本鬼子又在文城安下了據點，全縣各大集鎮也都駐上了鬼子兵。離我村僅八華裡的張家埠海口也安上了據點，并經常不斷地到各處去掃蕩，實行他們的“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凡屬他們的統治區，還得按時給他們出工修碉堡、挖工事。日本鬼子每次出動，老百姓都跑到田野去躲藏，鬧得家家戶戶不得安甯。國民黨的那些遊擊隊司令王興仁等就駐在我們村北的柘羊山前，聽說日本鬼子來了，即扔槍逃跑。
日本鬼子自從在埠口（即張家埠海口）安上了據點後，即向各村要糧要錢要民工，如若不到，就到各村去燒房子，搶糧食，抓人抓牲口抓車輛。為了加強統治，小鬼子在各村都設有僞村長、僞保長、僞甲長等僞組織，專替他們要糧要錢要人。所要的人、糧、錢、物，又得根據各個家庭大小、人口多少來均攤。家口大人多，自然就得多出。為此，周家老少無可奈何地商議着分家。盡管如此，還是減輕不了日本鬼子的苛捐差役。大概這就是當亡國奴的下場吧！廣大群衆愁得唉聲歎氣，一些人被逼得實在沒有活路，隻好離鄉流浪。
常言道，天無絕人之路。正當鄉親們悲觀絕望之際，東海城鄉傳來了朱、毛上司的共産黨、八路軍打鬼子救窮人的好消息。鄉親們驚喜振奮，歡欣鼓舞，終于看到了翻身求生的希望。随後時常可見我地下工作者到各村組織發動群衆，号召團結起來趕走日本鬼子的宣傳活動。毛主席說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話一點也不假。在地下黨的宣傳鼓動下，東海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的風潮，“不當亡國奴，趕走日本鬼子”的吼聲在東海鄉野響徹震蕩，凡是有志氣有熱血的中青年人都紛紛要求參軍參戰打鬼子，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然而，我是周家唯一的男孩，祖母視我如生命，若是外出不回家吃飯，祖母總是要問個究競才放心，直到告訴她回家了她才能入睡。記得小時候跟祖母回娘家，住在舅老爺家，每天吃魚真高興。有一天，我自己跑到海邊上，看到很多蟹子在海灘上跑就去抓，它們就紛紛跑進窩裡。這時來了個漁民問我：“小孩，你願不願坐船？”我高興地說：“願！”于是跟他蹦蹦跳跳上了船。祖母發現我不在家就到處去找，聽說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在海邊上跑，祖母就以為我掉進了海裡，她邊哭邊說：“俺家就這麼一個小子（男孩），要是掉進海裡淹死，我可不活了！”舅老爺全家聽說祖母要去碰海，一齊跑到海邊上，将祖母從老深的海水裡架出來。回家後，舅姥娘哪也不敢去，死死看守着祖母，生怕她再去尋死，其他人則分頭四處找我。當天黑船上的人把我送回舅老爺家時，祖母像瘋了一樣，一把把我摟進懷裡哭道：“你若不回來，我就死在這裡！”此後，寸步不讓我離開。是以，這次要參加八路打鬼子，随時有丢命的危險，祖母是絕對不會同意的。為此我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心裡像開鍋的水一樣翻騰了起來：去當八路吧，勢必給祖母造成極大的傷害，且很可能再也不能為她老人家養老送終；不去吧，眼看着日本鬼子及其漢奸走狗耀武揚威，燒殺淫掠，又實在讓人切齒痛恨，難以忍受。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男子漢大丈夫更應以民族大義為重。經反複權衡後，我終于下定去當八路的決心。于是與同學商定正月十四日出發，他們先走，在村外等我。這天我吃過早飯和平常一樣，拿着農具，僞裝上山幹活。到了田野扔下農具偷偷溜到村西頭不遠處，遠望四周空無一人，朝着村西北方向不足半華裡的松林廟舊址，雙膝跪地朝北磕了三個響頭，念念有詞地乞求老天爺，保佑我的祖母和父母身體安康，也保佑我去抗戰太平無事，等打敗了日本鬼子，我一定回家很好地孝敬兩輩雙親。拜罷，戀戀不舍地酒淚告别生我養我的鄉土親人。之後頭也不回地直奔前方，追上同學，一起于是日正式參加了八路軍東海軍分區文登縣海防支隊，駐五壘島海口。從此，放下農具扛起槍，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壘海口擒匪兵
我參加的文登縣海防支隊共有20人，駐五壘島鎮（現澤庫鎮），營房設在五壘島海港東北角一棟小草房裡。1941年農曆2月2日，是我參加海防隊的第十八天。這天晚上十點鐘左右，海邊上慌慌張張走來一個人，門崗立時警覺起來，随即喝問道：“是幹什麼的？！”來人慌忙答道：“是……是我，我是來報告情況的。”門崗對其仔細搜查後問道：“你要報告什麼情況？”來人說：“我是海陽縣人，我船上隻我和夥計兩個人在海上打魚。今天下午，大約一點來鐘，突然來了五個人，用槍指着我倆，大聲喊叫，要我把船開到海邊上。我倆不敢違抗，就把船開到海邊上。他們争先恐後地往船上跳，并喝令我倆不許動，誰動就打死誰。我倆老老實實地站着，一點也不敢動。他們則把我倆全身上下搜了個遍，然後又翻船艙，他們大概是餓了，把我倆的幹糧搜出來吃了個淨光。之後有兩個人繼續用槍指着我倆，另一個則瞪着個狼眼喝令道：他媽的，快把船給老子開到石島去！’我倆一聽要去石島就害了怕，于是哀求他們不要去石島，那裡有日本鬼子，我們不敢去，怕他們扣船扣人。他們根本不聽，還蠻橫地說：媽的不聽話，老子就斃了你倆！’我倆見他們那麼兇，就隻好開船，見機行事。當船到達乳山沿海一帶時，他們又逼着開到海邊上。看樣子是餓急了，想下船找吃的，但又不敢下，于是指令我倆繼續向前開。但由于長時間劃船，又沒幹糧吃，是以船越劃越慢，他們則在背後不斷打罵，并恐吓說：‘成心活夠了就說話，我馬上送你倆回老家！’這時我倆也真地害起怕來，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裡，死個人和死個雞有什麼分别，隻得忍氣吞聲向前開。船到浪暖口一帶時他們又問我倆這裡熟不熟，我說不熟，他們說不熟就繼續向前開。走不大一會又問前面是什麼地方，我告訴他們前面是五壘島。又問熟不熟塾，我說從前去過。又問那裡有沒有八路軍，我說不知道。他們滿意了，随令我們把船開到五壘島。這時我心裡七上八下：要去石島兇多吉少，他們若是被送到再把我倆打死，那家裡老小可怎麼辦呀！就是不打死，日本鬼子亦要扣船抓人，我倆同樣免不了遭殃的厄運。怎麼辦呢？有了，到五壘島想法報告海防隊，将他們一網打盡！主意打定，我倆迅速将船劃到五壘島海口。其中有一個急着下船，被另一個罵了一聲：你想下去找死！他們于是誰也不敢動，隻好叫我下船搞吃的，讓另一個夥計押船（當人質）。我下船後就悄悄溜到這裡來報告。”
門崗聽明白了他的報告，就趕快領着來人向隊部做了彙報。班長侯文山在隊部值班，聽了這個緊急消息，馬上去找隊長張本堂，共同訊問了報告人。這才知道，原來是盤踞在昆嵛山的“抗八聯軍”頭子、國民黨威海專員兼保安司令鄭維屏所部，被我八路軍東海軍分區打垮後，他的散兵流竄到海陽城，企圖抓船去石島投靠日本鬼子。情況弄明白後，馬上召集全隊集合，由隊長張本堂做了簡短的戰鬥動員。他指令道：“這次戰鬥由侯文山同志指揮，隻準成功，不準失敗，要将殘匪一網打盡，不準跑掉一個！”接着侯班長宣布了紀律，他要求每個同志都要服從指令，勇猛向前，殺敵立功。他的話音尚未落地，同志們便齊聲喊道：“堅決服從指令，堅決完成任務！”班長随令出發，由來人領路，悄無聲息地靠近海口，包圍了小船。随着班長一聲令下，一陣排槍響徹寂靜的夜空，“繳槍不殺”的喊聲也響成一片。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宛如驚弓之鳥的匪徒們驚慌失措，一個個吓得直喊：“不要打槍，不要打槍！我們投降，我們投降！”班長指令他們舉起雙手後，随率全體戰士沖上船去，奪了他們的槍彈，繳獲了他們搶劫老百姓的财物，并押着他們回到隊部看管了起來。
我們消滅殘匪的消息不徑而走，五壘島鎮的鄉親們紛紛送來各種慰問品，文登縣委縣政府還來信表揚了我們。之後不久，我被調到縣警察局，并于本年10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從此，開始了我人生新的戰鬥征程。
深入敵穴除漢奸
1942年冬，日本鬼子從青島、煙台等地調集了2萬餘日僞軍，并配有衆多軍艦飛機，在其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的指揮下，對膠東半島進行了一次拉網式大掃蕩。他們抓了很多老百姓，白天為他們充當擋箭牌、探路石，夜晚則要為他們宿營的村莊燃放堆堆篝火，從南海沿到北海沿形成一條長達二百餘裡的大火龍，以“鐵壁合圍”式的毒辣戰術日夜向東推進，并狂妄叫嚣：“要把膠東的共産黨、八路軍，統統趕到東海喂魚蝦！”這就是日本鬼子臭名昭著的“膠東大掃蕩”。
時膠東警察局姜大局長奉膠東區黨委指令，帶領一部分人來文登指導這次反掃蕩鬥争。文登縣委縣政府和警察局三大部門在姜大局長的指揮下，于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從高村區慈口灌村向西進發，到安子泊村與日本鬼子夜宿地交火，并沖出火線，渡過母豬河，連夜到達集合地點——距澤頭集三華裡的爬山。而日本鬼子則繼續向東推進，一直到榮成東海沿也沒見到我八路軍主力部隊的蹤影。這标志着膠東軍民的這次反掃蕩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然而，大掃蕩的失敗又使日本鬼子惱羞成怒，回過頭來對膠東人民進行了瘋狂的燒殺淫掠，一些漢奸走狗趁勢興風作浪，為虎作伥。文城僞政府趁我抗日根據地遭受沖擊破壞之機，四處設立僞鄉公所，大肆為日僞軍籌集糧草物資。文城日僞軍便衣隊長畢七等大小漢奸則借日寇大掃蕩的淫威，到處搜集情報，配合日本鬼子瘋狂屠殺我東海軍民，給我東海抗日根據地和地下黨組織造成極大威脅。
為了打擊敵僞的器張氣焰，鞏固發展我抗日根據地，膠東區黨委毅然對各級黨政軍發出“組織強有力的班子，打擊敵後壞中之壞”的緊急通知。根據這一訓示精神，東海地委迅即作出決定：盡快除掉東海頭号漢奸、日僞特務頭子——畢七。并訓示東海軍分區特務隊，文東、文西兩個縣大隊和文東、文西兩縣警察局及靠近文城的區中隊，務要組織得力武裝力量，伺機鏟除漢奸畢七。我文東縣警察局當即選派周義信、喬廷德、初克己、徐家玉、原伯陽等五人組成敵後武工隊，在局長周世珍的親自指揮下，展開了鏟除漢奸畢七的鋤奸行動。
根據軍分區“決不讓漢奸畢七長一歲”的要求，我武工隊于1942年冬月二十日便出發了，首先将敵僞外圍組織、畢七的心腹爪牙——文城南門外五裡頭鄉公所給除掉了。
冬月二十五日午夜時分，我們武工隊分頭将僞鄉公所的正副鄉長拖出家門，處死院内，隻有漢奸吳桐逃脫。當夜，前去執行除奸任務的徐家玉等同志将吳桐拖到院裡，問明姓名，一槍擊斃，随即撤離。然而吳桐并沒有死，隻是頭部中彈受傷，天還沒亮便偷偷溜進文城，傷還沒完全治好，便領着全家逃往東北去了。
文城南門外五裡頭鄉公所除掉後，我們武工隊便進一步靠近文城偵察敵情。這時畢七已經知道要抓他，就不敢輕易外出，隻能随着日僞軍外出掃蕩活動。後接内線報告，得知畢七将随隊外出的情況，随組織追截，但沒能奏效。一轉眼到了臘月，畢七更加驚恐警覺，不僅白天不敢單獨外出，夜裡也不敢在一個地方睡覺，這給我們武工隊完成任務增加了很大難度，武工隊每次開會讨論如何下手都沒有結果。可是年關已經臨近，是以周世珍局長指令武工隊要加快步伐，“不惜一切代價堅決不讓畢七長一歲！”
臘月二十日，内線報告：“日本鬼子要下鄉掃蕩，搶東西過年。”我們随埋伏在西渠格村西的一條小溝裡，試圖伺機活捉畢七。日暮鬼子返城時，畢七恰落在隊伍後頭，我們随躍出溝坎窮追不舍，一直趕到七裡河，他的鞋子都跑掉了。然在大隊日僞軍回首援救下，還是讓這小子逃脫了。從此，他再也不敢出城了，提心吊膽過了個年。
畢七長一歲，武工隊員壓力很大，自感慚愧。正月初三日，周世珍局長在對大家鼓勵一番後強調：“畢七雖然長了一歲，但總不能讓他過十五！”為了執行局長訓示，武工隊連夜開會研究除奸方案，終于達成共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決定化裝進城，伺機殲敵。
1943年正月初七天還沒亮，我們就來到南磨山村地下黨支部書記徐吉升（對外是僞村長)老大爺家。在徐老大爺和其老伴韓大娘的幫助指點下，我化裝成地主少爺，喬廷德化裝成小夥計，初克己化裝成農民，随徐大爺一起夾在趕集的人群中，混進了文登城。這次進城主要是熟悉情況，偵察敵情，是以沒有攜帶武器。已是上午九點多鐘了，文城大街小巷被我們找了個遍，就是沒見到畢七的蹤影。我們繼續沿街遊逛着，當逛到僞政府大門口時，一個僞軍突然用槍指住了我們，膽大老練的初克己随從容走上前去應付，被僞軍帶進了衙門。我們不敢停留，照直走向前方，等待消息。一會兒初克己趕來說，僞軍是叫他進去除髒土。至此，我們才松了一口氣，證明敵人對我們的化裝并沒有看出破綻，我們于是放心大膽地向南壕街走去。說也湊巧，我們剛到南壕街草市，就發現畢七在街北邊和另兩個人蹲着說話。徐老大爺向我們使了個眼色，暗示畢七就在前面。這時我很快從道邊小攤買了一包糖，邊吃邊随徐大爺走近畢七。來到畢七跟前，徐大爺拍着畢七的肩膀說：“表叔過年好。”畢七沒有擡頭，哼了聲“好”。為了看清畢七的真實面貌，我順手拿了些糖湊到畢七跟前，說了聲：“請吃糖。”他擡起頭來，瞥了我一眼，沒好氣地說：“不吃！”就在這一瞬間，我看清了畢七真實的容貌。畢七着實奸詐，立時對我這個陌生人産生了懷疑，轉頭問徐老大爺：“這是誰？”“這是我小侄！”徐大爺連忙介紹道。“哦，去吧！”畢七收回了懷疑的眼神，繼續同人說話，我等則出城回到南磨山
當晚我們回到局裡向局長詳細彙報了白天的偵察情況，同時分析了畢七的活動規律，并談了下步行動計劃：正月十一日，即下個集日，繼續化裝進城虎口拔牙，生擒畢七。周局長同意了我們的計劃，并問要多少人。我們認為人多易暴露行動，反而對完成任務不利，是以，堅持仍舊由我們五位武工隊員來完成任務。為了確定完成任務，周局長給我們換上了局裡最好的三把手槍，甚至連他自己用的“三八”匣子也交給了我們。另外，我們還向局裡要了一顆手榴彈，準備萬一不測，便與敵人同歸于盡。周局長眼含熱淚緊緊握住我們的手說：“祝你們成功，一定要安全回來！”
正月初十一清早，我們又來到徐大爺家，化裝後，我和喬廷德、初克己每人提隻籃子，裡面藏着各自的手槍；原伯陽和徐家玉每人準備一個大草包，兩支七九步槍分别裝在兩個草包裡，準備在城外接應。
我等4人順着上集進城的路，巧妙地混過敵人的崗哨，順利地進了城。進城後我們兵分兩路，初克己和徐大爺為一路，到城裡各個街道巷陌查找，我和喬廷德則守候在南壕街草市，東西轉遊着尋找。
人算不如天算。我們四處找了老半天也沒見到個苗蹤，可是畢七他卻自己慢慢騰騰地送上門來了。
大約十來點鐘，畢七帶着兩個衛兵從新城（當時文登城分新城、老城，日本鬼子駐的文登鄉師東城區為新城，漢奸、僞軍駐的西城區為老城）方向搖搖擺擺地走了過來。可此時初克己和徐吉升大爺尚在外尋找未回，真是急煞個人。也怪畢七命該絕，當他走到草市時恰遇到個熟人說了幾句話，可就麼幾句話的功夫，初克己和徐大爺趕了回來。徐大爺見此情景情知馬上就要動手，于是趕快退到路口把風瞭望。我們三人互相使了個眼色，暗示要立即動手。說時遲，那時快，喬廷德和初克己一個箭步蹿到畢七面前，我則舉槍沖向兩個衛兵，大喊一聲：“是中國人就不要動！”兩個衛兵見勢不妙撒腿就跑，一轉彎就不見了，于是回過頭來一起對付畢七。畢七聞訊急忙拔槍，可是已被喬廷德、初克己緊緊扭住。畢七身高力大，拼命反抗，看來我三人是不能把他帶出城去了，隻好就地處決。然而四人攪在一起，如若開槍恐傷及自己和集市上的群衆，怎麼辦？喬廷德急中生智，猛喊一聲：“老初蹲下！”随即一聲槍響，子彈從畢七腮巴下端向上斜射了出去。畢七頓時腦漿崩流，迎聲倒下。我們忍不住胸中怒火，又狠狠地向其屍身連發數彈，替被他殘害了的兄弟姐妹報了仇，雪了恨，然後喊聲“撤”，便一齊向城南跑去。
擊斃畢七的槍聲，驚動了新城、老城及城外據點的日僞漢奸，他們傾剿而出，鬼哭狼嚎般地向我們撲來。當我們突圍至畢家林時，東北方向新城的日本鬼子，西北方向老城的僞軍漢奸，正南方向三裡廟據點的日僞軍拼命向我們射擊，壓得我們擡不起頭來。見敵人不斷壓縮包圍圈，我們什麼也顧不得了，利用三隻手槍微弱的火力一邊還擊，一邊向隻剩下的東南狹小地帶突圍。眼看三裡廟據點的日僞軍就要追上我們了，這時一陣槍響壓住了敵人的追擊，我們趁勢沖出了包圍圈。原來是守候多時的原伯陽、徐家玉兩位武工隊員前來接迎。我們五人兵合一處，一邊還擊，一邊向五裡頭南山撤去，終于擺脫了敵人瘋狂地追擊。我們五人來到徐吉升大爺家時，韓大娘興高彩烈地接待了我們。不久，徐大爺也安全地回了家門。
除掉漢奸畢七，東海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時東海軍分區、文東縣委縣政府，亦對我們進行了廣泛的表揚和宣傳，并把我們的事迹油印成冊廣為散發，建國後，長春電影制片廠《三進山城》攝制組還專程前來采訪了這一精彩的鋤奸片段；煙台、威海、文登的黨史、市志、文史部門，亦廣泛開展調查采訪，争相載入史冊；《威海日報》、《文登市報》亦予刊載，廣為宣傳。
頭号漢奸畢七被除後，二号漢奸孫黨、三号漢奸侯連章又相繼在日本鬼子的鼻子底下受到制裁，日僞漢奸從此威風掃地，許多僞軍漢奸在城裡看見我地下工作者也不敢聲張報告，進而使東海抗日形勢迅速好轉，抗日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日本鬼子終于1944年8月30日被徹底趕出了文登城。
“左”的年代當“右”派
日本鬼子被趕出東海後，文登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我也從抗戰的烽火中解脫出來，積極參加地方的革命工作和黨政學習。1946年，我參加了東海地委黨訓班，專門學習了黨務；同年秋，我又參加了山東省第一次土地改革。然而，正當膠東人民告别戰争，恢複生産，逐漸進入安居樂業的和平環境時，可惡的蔣“獨裁”及其國民黨反動派又悍然發動了非罪惡的内戰，企圖武力摘取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向膠東發起的猖狂進攻，1947年膠東人民被迫再次扛起槍，掀起了反蔣保田運動。1947年4月，組織安排我支援前線，帶領文登侯家區、松山區、黃山區（現劃歸榮成）共五百餘人的小車隊，前往救運我反内戰中倒下的解放軍傷病員，勝利地完成了任務。之後曆任縣警察局治安股長，縣法院審判庭長等職務。全國解放後，新生的人民政權為開辟一個法制民主的新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在全國上下開展了政法學習活動，大力培養政法幹部。作為政法幹部培養對象，1953年組織安排我去山東行政學院學習政法工作，1954年又安排我去中央政法學校系統地學習了政治、經濟、哲學、中國革命史、國家與革命，以及刑法、民法、審判法、軍法、國際法等各種專業法律。經過三年努力，1957年春，我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了，仍回文登法院任庭長，同時兼任審判委員會支部委員，并成為法院三個黨組成員之·一院校的培養，組織的信任重用，使我深感欣慰，工作得心應手。正當我發奮工作，準備為家鄉人民發揮點作用的時候，中國社會上接二連三地掀起了各種政治運動，從中央到地方，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成千上萬的革命幹部、開國元勳相繼被打倒，并踏上一隻腳。災難深重的新中國一時朝綱紊亂，奸佞登場，眼睜睜地又步入了内亂的浩劫之中。在這忠奸不分的“左”的年代裡，由于我對運動的不了解，不積極，會上不發言，于是不可避免地亦被打成了“右派”，繼而成了“黑幫”，一氣二十餘年裡失去了自由，成了批判專政的對象。
1957年4月底，全國開展了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内容的整風運動，各級黨組織部門頻頻召開座談會，熱誠動員黨員、幹部、群衆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頓作風，并強調，不提意見就是不忠于黨，多提意見才是好同志。于是廣大黨員、幹部、群衆踴躍發言，給黨提了不少建設性意見。随着運動的繼續深入發展，社會上刮起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歪風。借着這四大歪風，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向黨上司下的新生社會主義發起了惡毒攻擊，妄圖取代共産黨的上司。為了反擊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的誣蔑攻擊，是年6月份，全國上下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争。擴大化了的反右派鬥争，結果使不少好同志被錯打成了“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當時凡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馬上遣送到農村、農場勞動改造。文登法院院長姜國榮、審判員宋協傑，都是小組會上的積極發言者，自然首當其沖地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勞動改造。法院上下再也沒有敢發言提意見的人了。可是按上級要求的比例，法院的“右派分子”人數還不夠，一直到1958年5月才決定将我填上湊數。
為什麼選擇我當“右派”呢？原因有二。一是整風之初号召給黨提意見，由于我在院校連續學習了4年，對近年家鄉的情況不甚了解，作為事事講依據的法律工作者來說，我一直沒能發表什麼見解。及至後來掀起的按比例打“右派”的反“右”運動，我則很不了解：評先進按比例，打“右派”怎麼也要按比例？沒有右派非要捏造個“右派”，這不是害人嗎？基于這一疑惑和不忍，于是大小反“右”會上我一律緘口不言。我的消極态度自然遭到了個别人的猜忌，認為這是對抗運動，于是種下了當“右派”的禍根。原因之二是自己身上擔任的三項職務，這三項職務惹得個别人眼紅，後來接替我的正是當時唯一硬着頭皮批判我的人。這個人後來亦被打倒，遭到遊街批鬥的不幸命運，同是淪落人亦怪可憐的。正是由于我看透了自己淪為“右派”的根本所在，是以我才沒屈服枉加于我的宣判。當時縣政法部的上司找我談話，讓我承認是“右派”，我說：“大會我沒鳴放，小會我沒座談，沒有任何反黨言論，何以成為‘右派’？”他眉頭一皺說：“你雖然嘴上沒說，可你是骨子裡反黨。”我反問他：“你鑽到我骨子裡去，看見裡面在反黨嗎？”我這一質問使他火冒三丈，随眼一瞪，桌一拍，厲聲喝道：“你……你不老實！”從此，我就被定為“右派”，被發配到文登縣泊嶽家農場勞動改造。事情總有湊巧，我到農場勞動改造的當天，就遇上了曾被我判過刑的馬某，也在這裡勞動改造。見此情景，我心裡真不是個滋味，我怎麼也想不通，像我這樣出生入死地幹革命，怎麼能和刑事犯罪分子同走一條改造的路呢？
回憶起當年參加革命，還是個年幼無知的孩子，當兵僅18天就參加了戰鬥。東海區頭号漢奸畢七，全東海區8個機關的武工隊同時奉命鏟除他，那一家的武器裝備都比我們的精良，那個武工隊的平均年齡都比我們大，可是唯有我們才完成了任務，這在當時轟動了整個東海區。此後，文登警察局武工隊從文登到榮成的反特鬥争都有我周義信的足迹，我的所做所為那一點對不起覺，對不起人民，我怎能落到如此下場？問天天不應，問地地不靈。按反“右”标準來說，要有攻擊黨的言論和行動方可定為“右派”，可是我連言論和行動都沒有，無可奈何地硬說我是骨子裡反黨，我實在難以心服。
可歎的是，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法院那麼多同志都不能參加，說是都和我關系密切，批鬥時展不開情面，無奈從警察局借來三個人助威。批鬥會上，主持人照着預先準備好的稿子唱了幾句高調後便僵硬地念着幾個疑問句：“周義信，你為什麼說狼走天邊吃肉狗走天邊吃屎？你為什麼說工業食品價格高農業食品價格低？你為什麼說資本家的工商業得按贖買政策，而農民的土地無代價入社？”這幾句話他知道有的是從我領着學習的檔案裡的話語斷章取義而來的，有的是前些年夥計間閑聊中的笑談，與運動毫無關聯，隻是強拼起來的“證據”，是以他也無法發揮，念完也就念完，隻好機械地等着他人發言。可靜悄悄地等了老半天也沒人說話，至此不得不宣布散會。可沒想到的是，這次會議競使我從此遭到了20餘年的磨難。
我們這些“右派”分子的勞動改造是沒有期限的，到哪年哪月能摘掉“右派”帽子，那要看你的運氣。我是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的，被配置設定到文城稅務所工作，心裡真高興。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僅僅是摘帽，名之曰“摘帽右派”，是以并沒有從政治上徹底解放。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年代裡，家人與反動分子必須劃清界限，否則就是立場問題，就會影響你的“革命”前程。我從1958年被打成“右派”那天起就離開了家，主動與家人劃清了界限。在改造期間，其它“右派”每逢過年過節都要回去與家人團聚，而我從不回家。我在文城稅務所工作，離家不足百步遠，在機關食宿也沒有回家，直到1970年底我才回家，算來整整十二年。我下了這麼大決心，應該說這個界限劃得夠清楚了，結果還是給家人帶來了痛苦和災難。家屬是解放戰争初期參加工作的老同志，時為文登縣副縣長，先後三次出席全國英模代表大會，屢屢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上司人的親切接見。然而因我是“右派分子”被撤銷了職務，先後下放到農村、工廠進行勞動改造并接受批鬥。女兒在煙台化肥廠保衛科工作，也被迫下放到工廠中的房間。兒子學校畢業後，五年多得不到配置設定，這一系列問題我想不通。我同家屬早年參加革命，即使犯了錯誤也不應如此對待我和我的家人！究竟那年那月才能有出頭之日！
然而出頭之日沒盼到，“文革”厄運接踵來，
1966年“四清”運動尚未結束，“文化大革命”的狂避便席卷而來。起初是上下開展掃“四舊”運動。什麼是“四舊”，誰也說不清楚，反正你搞我也搞，不跟着搞就是落後，就是不緊跟“正确”路線。從當時情形看，所清理的主要是古字畫。以我的觀點看，所清理的古字畫都是祖國的文化珍寶，然而紅衛兵從各家各戶搜集出來後，卻眉頭不皺地一律發火焚燒，就連老太婆頭上挽的發髻也屬“四舊”被剪掉。在掃“四舊”的同時，一些部門緊跟形勢，又開始打起“黑幫”來。文城财貿口也開始了，前幾天打了幾個“黑幫”分子，都是由兩個人押解上台，彎腰坐噴氣式”，而對我還是很優待的，隻是高喊口号。
那天批鬥會上，我在主持人的厲聲喝令下，被押上了批鬥台。老老實實地站在他們指定的位置上接受批鬥。批鬥我的第一個罪狀是，包庇下台村幹部偷稅漏稅，給國家經濟造成巨大損失。事實是1961年鬧災荒時，老地下工作者徐吉升大爺家裡非常困難。他在新疆工作的兒子也很困難，無奈把結婚時親友送的鞋子一雙、被面一件郵給了老人家，囑賣兩個錢以渡災荒。老人家感念兒子孝順曾給我說過，究竟賣了沒有也不得而知，這就成了我包庇他人偷稅漏稅的根據。批鬥我的第二個罪狀是“崇洋媚外，裡通美國”。當時我使的是戰争年代組織發給我的一支美造“派克”牌鋼筆，他們硬說這是我“崇洋媚外，裡通美國”的“鐵證”。鋼筆被他們拔去往桌上一拍，“喀嚓”一聲，一斷兩截。如此批鬥沒完沒了，讓人精神上痛苦不堪，體力上疲乏難忍，真是生不如死。
1967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個年頭了，文登縣委縣政府于是年2月2日皆被群衆組織和紅衛兵奪了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下屬的各部門也被奪了權，上下各部門上司多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一律靠邊站，都得聽紅衛兵的話。社會越來越亂，批鬥會滿街都是，老幹部們惶惶不安，随時面臨着被揪鬥的厄運。時常可見某位上司脖頸上挂着個大牌子，上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頭戴寫有批鬥字眼且畫紅“×”的大帽子遊街示威：遊完街後再抑上批鬥台，被兩三個年輕人扭着胳膊按着頭，彎腰坐噴氣式，簡直對人極盡侮辱摧殘，有的人經受不住批鬥，走了自殺絕路。
奪權奪紅了眼的紅衛兵組織一列兩開，分成兩派，一派是“二·-”奪權派，一派是“井崗山”造反派。他們各自成立司令部，互相針鋒相對，文攻武衛，對社會則打、砸、搶，奪權，遊行，搞批鬥。這時大字報，大智語，各種各樣的傳單滿天飛，駐文登的部隊也開始支一派壓一派，武鬥也随之升了級。各個司令部大門上都寫着“文攻武衛”四個大字，“井崗山”派的司令部搶占了文登中心醫院，北大門兩旁寫着：“敢來犯者，自帶棺材！”“二·一”派則搶占了農具廠。大街上随時可見成群結隊的紅衛兵，胳膊上帶着大袖章，肩上扛着大棒子，頭上戴着鋼盔或柳條帽子。這些大棒子和柳條帽子都是到生資公司、各門市部搶的，一片動亂恐怖的景象。
有意思的是，在那個“無限忠于”，“永遠緊跟”的年代裡，我一個“黑五類”竟被說成是紅透半邊天的“二·一”奪權派的黑背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事情是這樣的。文城稅務所裡的“井崗山”派鬥不過“二。一”派，于是别出心裁地把我擡了出來，硬說我是“二·一”派的黑背景，試圖以此給“二·一”臉上抹黑，打擊“二·一”的威勢。為了搜尋證據廣造聲勢，他們沖進我的辦公室，翻箱倒櫃四處搜了個遍，并在階台上、門窗上、牆壁上、桌子上、床頭上，到處都寫着：“周義信是‘二·一’的黑背景”，“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等口号。其實我誰的背景也不是，也不夠格當人家的背景，隻不過我反對鎮壓迫害老幹部的觀點與“井崗山”誣稱“二·一”為“保皇派”、“黑老保”的罵名一緻罷了。從思想感情上來說我也不可能參加任何一派。我雖然被打倒，但我的意志并沒有消退，對那些今天整張三，明天整李四。
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高喊鬧革命，到處打砸搶的幫派體系，我深惡痛絕。如果像我這樣身受其苦的人也去參加什麼幫派整他人，那豈不是對自己莫大的糟塌和諷刺？我認為他們無論那幫那派都隻能是破壞生産破壞社會秩序的瞎胡鬧，絕鬧不出個真正的革命來。是以有人勸我參加“井崗山”，主動站到“正确”路線的一邊來，以減輕自己身上的反革命罪責時，被我當場拒絕，我絕不向任何人乞求憐憫。曆史總歸曆史，它會證明一切的。“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早晚會使中國人民幡然猛醒，拔亂反正走上社會正途的。
我的信念沒有落空，這一天終于盼到了。1976年，作惡多端的“四人幫”終被掀下中國政治的舞台，遭到了億萬人民的唾棄。人心大快揚眉吐氣，舉杯慶賀。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兩個“凡是”的堅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決定為我黨曆史上的一切冤假錯案平反昭雪，我這個“右派分子”也在昭雪之列。喜訊傳來，從不流淚的我不禁痛哭一場。我要謝天謝地，感謝那敢為真理為正義而鬥争的黨中央。是華冬月，文登縣委“五五”辦公室通知我到機關黨委辦公室辦理了平反手續。與此同時，我的老伴也平了反，先後當上了縣二輕局局長、統戰部部長兼縣政協副主席。熬過寒冬的人，最知春天的溫暖。整整二十一個年頭了，我們一家終于解脫了套在脖子上的精神枷鎖，歡歡樂樂地過了個團團圓圓的春節。
《三進山城》兩結緣
1965年，“四清”工作隊進駐機關各機關搞“四清”運動.就在這一年小麥拉黃的時候，長春電影制片廠《三進山城》攝制組的同志來到了煙台，準備搜集原東海軍民對敵鬥争的素材并體驗生活。當時他們所掌握的線索除賽時禮同志在其小說《三進山城》中描述的情形外，還有小說《林海雪原》中提到的某部武工隊進煙台對敵激烈鬥争的情形，他們到煙台首先通過地委宣傳部查找那個當年進煙台開展對敵鬥争武工隊的材料，結果沒查到。地委宣傳部的同志随介紹說，福山縣的對敵鬥争很激烈，那裡或許有這方面的材料，他們于是又到了福山，結果一無所獲。之後他們又到牟平，也沒找到合适的材料。兩次無功而返，使地委宣傳部的同志瞪大了眼睛，随搬出所有當年東海軍民對敵鬥争的卷宗材料，經查感到還是賽時禮同志筆下的山城文登的對敵鬥争精彩激烈，于是攝制組的全體同志馬不停蹄地直奔文登。在文登縣委宜傳部裡，他們聽說當年對敵鬥争的人還在，随迫不及待地要求找當事人直接采訪。在縣委的安排下，攝制組派人來到文城稅務所，要求我抽出時間把抗戰期間對敵鬥争的情況詳細談一談。我當時思想很抵觸，很不願談論過去的事，每逢提到當年對敵鬥争的事，我就反感心酸。我對自己也說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昨天還是革命的，一覺醒來卻稀裡糊塗地成了反革命。心裡時刻都在想這件事，可嘴裡還不敢說，生怕落個不老實的罪名。自己雖然沒怎麼拉出來鬥争，但看見别人今天拉出來示衆，明天拉出來批鬥，内心自然畏懼。無奈還是忍氣吞聲的好，盡量少惹事非。是以這次攝制組的同志找上門來，隻好委曲求全地說幾句應付話：“對不起，過去的事都忘了，一點也記不清了。”草草打發走來人，随騎着自行車跑到我的工作片架山村一帶躲了三天。後被機關去人找了回來，并受到了縣委上司的批評，當即決定由宣傳部宋連欽、文化館宋婉秋兩同志陪同到文登縣第一招待所去談，接受人家的采訪。到了招待所，攝制組的負責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并自我介紹說：“我姓張，我叫張風翔，是導演，咱們都很熟悉。”我心裡尋思，這人真能胡扯，山南地北，從未見面，根本不認識，怎麼能說熟悉呢？他接着說：“咱們經常在銀幕上見面，是以就能熟悉。哦！原來是這樣。藝術人說個藝術話，他也真夠藝術的了。就在互相介紹中，制片廠的全體人員都起立，以示歡迎，我轉着身子向周圍的人點頭表示回敬。張導演說，我們以茶待客，随雙手奉上一杯熱茶給我。之後向我介紹說：“我們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為了慶祝抗戰勝利20周年，我們準備拍攝一部反映抗日戰争的影片。這部影片是根據咱們文登賽時禮同志創作的小說——《三進山城》改編的，名字還叫‘三進山城’，這些同志都是我們攝制組的，一共30來人，有演員，有化裝。我們這次來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當年膠東軍民抗日鬥争的情況，搜集素材，體驗生活。先前我們根據煙台地委宣傳部的介紹到過福山、牟平兩縣，都沒有遇到合适的素材，回地委翻閱卷宗後知道咱文登這方面的素材不少，于是我們就直接來了。前兩天縣委宣傳部的同志向我們介紹了一些當年文登的對敵鬥争情況，我們很感興趣。今天請您來呀，主要想聽聽當年您們打畢七的詳細經過，進一步核實一下，‘三進’是哪‘進’？”
張導說完後，他那祥和的目光繼續看着我，懇切地等着我開口。多少年來我遇到的盡是一些冷面孔，今天我受到如此禮遇，心裡真是無法承受。我轉頭向四周看了看，三十多個客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白有黑，有俊有醜，咱也不知道人家具體是幹什麼的，也不知道人家究竟想知道哪些，一時不知從何說起，随問張導演怎樣說。張導溫和地說：“還是用問答式較好。”我稍一思索即表示同意：“那也好，我知道多少說多少，有些事可能年久了，一時想不起來，慢慢回憶往事，也就是你們提個頭，我可能知道個尾。”他說：“很好，很好！那我就提第一個問題，你先把打畢七的詳細經過說一說吧！”我說“好”，接着便把鏟除畢七的時代背景和前後過程詳細地說了一遍。大家聽得簡直入了迷，一點聲音都沒有，一個個瞪着大眼盯着我，生怕漏聽一個字似的。我一說完，他們就紛紛問了起來，問得那個詳啊，我簡直應付不了，有些細節不得不絞盡腦汁地去回憶。他們問的大體有兩個方面的内容：一是當年東海軍民對敵鬥争打擊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物，穿戴、形象及其罪惡事實；二是我八路軍武工隊是怎樣化裝的，是怎樣混進城的。所提問題我一一作了回答，總算讓對方感到滿意。在講述情況回答問題過程中，我着重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之是以能勝利完成任務，關鍵是群衆基礎好。南磨山地下黨支部書記徐吉升大爺不顧生死，兩次帶我們進城，并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老伴韓大娘為我們準備幹糧，并和徐大爺一起指導我們化裝、演練，提出可能遇到的問題并研究應付的方法。徐大爺的外甥女婿盛忠岐名為文城僞便衣隊副隊長，實為我警察局内線，不時地為我們提供情報。我們化裝需要的衣服全由内地解放區（抗戰時期地方劃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是抗日民主政府控制的根據地為解放區，在一般情況下日寇不易進犯；第二類是遊擊區，也叫敵我争奪區；第三類是敵占區，就是靠近日僞據點的地區）的同志緊急籌措（因在敵占區籌措易暴露目标）。進城後，一些鄉親看見我們，沒有一個向敵僞報告領賞的，這些都是我們勝利完成任務的根本所在。是以，沒有人民的支援，要想完成這一震動整個膠東軍區的艱巨任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張導演對我的認識大加贊賞，連連稱贊道：“說得好，說得好！毛主席說過，兵民是勝利之本’，沒有人民的支援，我們就不可能有勝利，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人民！”後來上影的《三進山城》中，某位大娘一家支援子弟兵的動人情景，大概就是徐大爺、韓大娘的代表吧。
當時攝制組有個同志對我們二次進城特要了一顆手榴彈，準備萬不得已與敵同歸于盡的情節很感興趣，一再問我為什麼要用手榴彈與敵同歸于盡？在敵後鬥争中，手榴彈還有沒有其他妙用？我回答說：“我們作敵後工作的朝不保夕，敵人恨之入骨，一旦被抓，即要受到嚴酷的刑訊，最後的道路隻有兩條，不是叛變就是被折磨而死。帶上顆手榴彈，一旦到了危難中，隻要一人拉響它，大家群組織都可免遭厄運，還能殺傷幾個敵人。另外，我們視死如歸的武工隊員在敵穴中活動時，時有暗揣顆手榴彈威逼漢奸就範的成例。”這一情節引起了攝制組的高度重視，在影片《三進山城》中，被藝術地加工為我偵察人員将漢奸刁德勝腰中綁上一圈手榴彈，拉弦在手，馬車上逼其城裡帶路，奔襲日僞的精彩場面。
打畢七的情況問明白後，我又簡要講了東海特務隊另兩進山城打漢奸孫黨、侯翻譯（即侯連章，《三進山城》中王翻譯的原型）的情況。
“三進”山城打漢奸的情況講完後，張導又提出了一個問題，要我把叛徒張仁德的情況詳細說一下。我對叛徒張仁德了解較少，隻說了個大概。
張仁德是文登縣高村鎮山後孫家人，原在文西縣任副大隊長，因經濟不清和亂搞婦女被撤職，調東海軍分區檢討處理。他借着回家的機會，投降了文城之敵。他為了取得敵人的信任作了很多壞事，領着敵人到鄉村破壞黨組織，殺害抗日家屬，最後冒充我八路軍便衣隊到敵我争奪區去搶劫财物，被我軍捕獲，在文登縣高村集開公審大會，執行了槍決。賽時禮同志寫《三進山城》那部小說時，主要是以文東縣為背景，将張仁德的名字改為張得陰，小說改拍電影後又更名為刁德勝。當年張仁德和畢七的漢奸形象，淋漓盡緻地展現到了刁德勝的身上。
最後張導演又詢間了我戰争年代的履曆情況。我告訴他，先後當過通信員、警衛員、政治偵察員、武工偵察員等。後來影片《三進山城》中出現了個通信員小馬，當時文城盛傳那就是我。是否是導演的蓄意安排，不得而知。
第一次與影片《三進山城》結緣，留給我的是尊重，是幸福。可是第二次結緣，留給我的則是創傷，是苦澀。
轉過年又是小麥拉黃的時候，作為“黑幫”分子正在接受批鬥的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文城供銷社會議室開會。我進了會議室的門擡頭一看，主席台上面的沿幕上寫着：“批鬥黑幫分子動員大會”。我于是老老實實地坐在稅務所人群的最後面，等着聽宣判我的結論。我成了文城财貿口的重點人物，總結的第一個就是我。發言人指着我說：“《三進山城》這部電影今晚在劇場放映，周義信你願看也得去看，不願看也得去看。看看你當年是怎樣革命的，今天又是怎樣反革命的！”我昏昏沉沉地開完了總結大會，會後由兩個造反分子看管了起來。他們可以輪流去吃飯，可我隻能幹餓着。天黑了，兩人一前一後押着我進了劇場。看着電影上一些熟悉的場面，我心裡真不是個滋味。看完電影後，我也随着散場的人群往外走，到了劇場大門口，我停住了腳步。因為我是一個被看管的人，看完電影再往哪裡去沒有交待，我若走了，怕再挑毛病，是以，我在門口靜候指令。可等了老半天，人都走光了，也見不到看管我的人的蹤影。看來今天他們隻是看着我看應該讓我看的電影，以防我當場亂說亂動。想到這裡，我隻好拖着兩條疲乏無力的腫腿走回機關，到了辦公兼睡覺的宿舍，便空腹合衣而卧。思緒起伏，“長夜”難眠，一件件往事不斷湧向心頭，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悲酸的眼淚。古語道：“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傷心處。”時下，我一肚子怨屈又向誰訴說？輾轉反側，我随口流出一句打油詩來：“淚流滿面濕衣襟，鐵石人兒也傷心。昂首哀歎問蒼天，何罪之有何時休？！”
鞠躬盡瘁為人民
1967年，盡管“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橫沖一切，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農大衆知道，不論怎樣“鬧革命”，背語錄，搞辯論，都不能解決吃飯問題，要想活命，還得發展生産。是以，我們稅務機關除征稅外，還有個任務，就是幫助社隊發展副業生産，培養稅源。鬧革命的人多了，工作的人少了。當時我心裡想：你們去鬧“革命”吧，我可要去發展生産！于是成天背着幹糧到基層，把文登營公社的林家店、姜家莊、黃家莊、營南莊四個村組織起來，經文登營公社準許，成立一處聯營磚瓦廠。為了籌集裝置，我和村幹部騎着自行車到榮成機械廠購買擠磚機。那時鋼鐵緊張，人家規定必須用鐵去換。我們是大會開小會開，深入各戶作動員，磨破了嘴皮子，總算在四個村收上了2500斤破鐵，換回了一擡擠磚機。之後，我們又到威海羊亭公社買回了一台切磚機，到即墨縣王村買回一台壓瓦機，派人外出學習歸來後，即行安裝試産，獲得成功。開工那天，熱鬧非凡，除聯營四個村的幹部群衆外，還有窯廠周圍很多村的幹部群衆，都來觀看機器生産磚瓦。切出來的磚坯，壓出來的瓦坯，又快又好看，大家都喜笑顔開，尤其是聯營四個村的幹部群衆，更是贊不絕口。然而窯廠初建，人員缺乏，我一個人又當廠長，又當技術員，還要親手操作，真是忙得不可開交。但當看到源源不斷的優質磚瓦坯流出時，心裡又分外的高興，渾身又增添了使不完的勁，聯營村莊的心血終究沒有白廢。此後窯廠越辦越紅火，終被文登營公社收為社有，并被命名為：“文登縣忠東磚瓦廠”。
由于我在文登營辦窯廠辦出了名，是以一些公社争着調我去辦窯廠，我終于1971年被米山公社調了去。公社将西下莊、大山前、姜格莊三處舊式瓦廠交給了我，要求改為新式機制瓦廠。接受任務後，我便馬上深入三個瓦廠進行察看。看後感到，三個村的瓦廠裝置都很陳舊笨重，于是領着三個村的幹部到各處機械廠去購買裝置，并指導安裝。三處瓦廠很快便安上了新型機械裝置，所出産品又好又快又多，效益顯著提高，而且大大減輕了勞動強度，上下都很滿意。公社于是又把全社的窯廠都交給我管理，上級發的供應煤由我配置設定到各窯廠，全公社購買磚瓦都得經我批條子，我再次受到一社人的敬重。
1974年，我又調回文城稅務所，駐村的工作點為文城公社峰西村。這個村當時連一個小付業都沒有，村裡僅有的幾個木工、瓦工還都是各自單幹。為此我同村幹部商量，想幫着上個付業項目。商量來商量去，最後決定上個線車廠。因為這個項目投資少見效快，且架子山一帶成山的松木可作充足的原料。當時支部決定由我和副書記王文耀負責跑裝置，跑原料，籌建這個項目。槽糕的是王書記不會騎自行車，行走得我騎車帶着他，可叫人吃夠了苦頭。經過三個多月的奔波籌備，各種裝置原料基本齊全，随到莴家集請來師傅安裝調試，順順利利生産出成品來。投産那天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工.人們心情振奮，三班倒着生産，産品一箱箱不斷地推出工廠中的房間。我帶着樣品來到煙台縫紉機械廠，廠方非常滿意，當場決定全部包銷。線車廠的投産，增加了峰西村的付業收入，同時也開闊了全村人的視野。此後一個個付業項目不斷在該村落戶，群衆生活日益好轉起來。
連年辦企業上項目，我越辦越有瘾。1976年，我又和文登營公社林家店村商量，決定幫着該村上個布輪廠。原料隻用服裝廠、繡花廠、刺繡廠的下腳料，可謂一本萬利。俗話說，瓜兒好吃藤難栽。究竟布輪怎樣制作，怎樣貼會成型，當時我們一無所知。從使用機關文登工具廠得知，他們所使用的布輪是青島一家布輪廠生産的。得到消息後，我們立即啟程到青島，費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了這個廠家。萬萬沒料到的是，人家對技術、工序、工藝絕對保密，謝絕參觀。我們連續幾天上門軟磨硬纏，人家才勉強讓我們進去一遛看看，還沒等看個明白就被轟了出來，以後說什麼也不讓進門了。怎麼辦呢？還得想辦法進去看！主意打定，我就天天在門外風涼處乘涼。一次，我瞅着看大門的不在意就溜了進去，從廠房門窗孔向裡窺視，終于徹底看了個明白，随後溜出了廠門，回住地憑記憶繪成草圖，歸後和師傅一起研究改進，終于掌握了布輪切邊技術。投産後，産品不僅暢銷本地，而且還銷往外地。
粉碎“四人幫”後，我心情振奮，揚眉吐氣，熱血奔湧，建功立業的願望更加強烈。我要用對人民的貢獻，慶祝江青一夥害人精的覆滅，酬報曆史的無私。
1978年，我奉調高村公社，幫助中央委員張富貴所在的東方紅大隊籌建一個塑膠制品廠，為文登化肥廠生産的碳酸氫铵提供塑膠袋。由于咱不懂這一行，就親自到河南省愧陰縣塑膠廠去考察。考察歸來後又去濟南塑膠模具廠購買三台擠塑機和吹塑機，每台5000元，但必須付給三噸優質鋼闆為代價。經張富貴同意後簽定了合同。然而鋼闆遲遲不能落實，廠家則一個勁地催逼，并扣發了裝置。張富貴托省貧協主任去說情也不行，我往返了三趟也沒辦法，并聽了一大堆難聽刺耳的話語。愁得沒辦法就到濟南街上遊蕩，不巧遇到了抗日戰争時期的老戰友，他幫我在省二輕廳解決了三噸鋼闆，這一危機總算解決了。裝置運回家很快便開工生産了，縣委及縣革委有關部門都來高村祝賀剪彩。看到生産出來的優質塑膠袋，張富貴高興地說：“三捆（每捆一百條）就能換回一輛大金鹿（當時緊俏商品，即“大金鹿”牌自行車），就像挖金窩子一樣！”縣委書記栾聚茂激動地說：“老周，你可幫了文登的大忙！走，我請客！”
我在濟南給張富貴的東方紅大隊購買裝置時，結識了濟南黃河汽車總廠的裝置科長，他是文城鎮小河村人。這個廠很大，他的裝置在全省來說也是第一流的。“老鄉對老鄉，兩眼淚汪汪。”我跟他很快就混熟了，經常到他家和他廠去玩。我發現他們廠房院裡廢鐵廢機器堆內建山，還有很多半新拉舊的電機。從他的言語中得知，這些廢棄物資都有待處理。為此我就靠近察看，發現這些電機不用修就能使用。我想如将這些舊電機買回家，以此為基礎成立一個電機修配廠，将這些電機修好能賣很多錢。因為這時電機非常短缺，有錢都買不到。我就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文城工辦主任賽時清，他非常同意，并立即派人把這些廢棄物資買回了家，并成立了一個電機修配廠。這批電機不僅使文城掙了一大筆錢，而且還以此辦了個電機修配廠。
其問還幫助文城七裡湯村辦起了個标準件廠，幫助高村東方紅村辦起了個再生革廠。離休後，于1991年又幫助文登營營南莊村辦起了造紙廠，等等就不一多說了，總計算來，自己前後幫助村鎮興辦企業11處，解決了衆多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回頭看來，自己雖然曆經坎坷，喪失了建功立業的寶貴時光，但能在逆境中為人民辦點實事，還是甚感欣慰的，總算沒有虛度此生。
1984年，文登市政協文史委成立，曆任文史委主任都與我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并聘我為特邀文史員。根據文史委同志的要求，我十幾年來筆耕不辍，東奔西跑搞調查，積極撰寫文史資料。我撰寫一萬餘字的《向日本鬼子要炮彈》稿，整理後被1993年出版的《文登文史資料》第八輯刊用。曆時五年，行程七千餘裡，踏遍煙台、威海地區，先後四易其稿，共計三萬餘言的《鄭維屏其人》一稿，經侯獻春同志整理後刊于1995年出版的《文登文史資料》第十輯上，原威海市政協文史委主任董進一看過這篇史稿後大加贊賞，稱之為“填補了煙台、威海史庫的空白”。文登市政協的上司對我這個文史員感到滿意，先後兩次授予我“文登市政協先進文史工作者”稱号。
盡我所能，傾我所知，發光發熱，奉獻後人，足令我終生無撼。
後記
經過斟詞酌句，修改審定，《人生歲月滄桑路》一稿終于落定。這篇稿件之是以令人殚思極慮，是因為其中涉及到“文革”的有關内容。盡管“文革”已被否定，但它畢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曆史問題，是以在整理中心存顧忌是在所難免的。
開展征集建國後的史料，是1989年全國政協北戴河文史會議以來的曆次文史會議的一再要求，“文革”作為建國後的一場曆史浩劫自當征載史冊，以警後人。根據全國政協文史會議精神，也為了發揮文史資料的社會借鑒作用，筆者在整理這篇回憶錄時保留了有關“反右”、“文革”的章節，并在遵循中共黨史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及全國政協文史會議有關要求的基礎上，予以實事求是的整理。在整理過程中，我們嚴格遵循“易粗不易細”，對事不對人的原則，力求不涉及任何人，如有不慎還望諒解。
希望這篇稿件能給人們以啟示。
整理者
2000年2月
資料來源：
《文登文史資料》第十六輯(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