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引言
在明代男權社會，由于存在“夫貴妻榮”和“母以子貴”的利益格局，後妃們常以妻子和母親的身份，不斷卷入皇權主導的政治漩渦之中。
她們以太後、皇後或貴妃的特殊身份，利用女性教科書編纂與講授的機會，确立自己在宮中的導師身份、道統統緒和正統地位，以此襯托并維系丈夫或兒子在朝中的政治地位。
一、明代宮廷女教的内容與教材
“女教”也稱“内教”，是古代用以指代婦女教育的概念，宮廷女教制度在明朝業已成熟。據劉若愚描述
“宮内教書，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者任之。三四員、五六員不拘……命一秉筆提督之。”
指明了女教教官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宦官。不過，早期宮中女教的教師由女官擔任。
學習的教材有些是朝廷敕修，有些是後妃主持或親自編纂。後妃所撰女教書，沈德符在《母後聖制》條中有概括
“本朝仁孝皇後著《内訓》，又有《女誡》，至章聖皇太後，又有《女訓》，今俱刻之内府，頒在宇内。今上聖母慈聖皇太後所撰述《女鑒》一書，尤為詳明典要。主上親灑宸翰序之，真宮阃中盛事也。”
明代十六個皇帝所擁有的衆多後妃，絕大多數沒有編寫過教材，甚至未留下文字，那麼上述四位後妃為何要費心勞力地編寫女教之書？
如果我們不進行政治背景的發掘，則很難了解其真正原因。
二、仁孝徐皇後撰《内訓》以解“靖難”困境
明代由後妃親自撰寫的第一部女教書是成祖仁孝徐皇後的《内訓》。
表面上看，這是一部有關養德修身、謹言慎行、勤勞節儉，處理與父母、君主、子女、外戚等關系，意在推廣儒家倫理綱常的基本原則和禮儀規範的道德修養教材。
其實，徐皇後撰寫此書有着更為直接而深刻的意圖，就是配合其丈夫成祖朱棣破解因“靖難”叛亂所造成的政治困境。
作為受過良好教育、有政治頭腦的賢内助，徐氏積極配合丈夫從事“靖難”後的輿論宣傳工作。
《内訓》是靖難之役後宣示成祖正統、消除叛亂困境的政治工具，理由如下。
第一，仁孝徐皇後是位有見識的女政治家，而非一般的後宮女性。
她曾積極參與燕王的“靖難”。是以，她在朱棣篡位後編纂《内訓》，實具有為丈夫的政治困境解套的意圖。
《内訓》不是一般的倫理教材，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二，從寫作時間來看，仁孝徐皇後撰述此書具有明确的時代特征和指向性的現實意義。
仁孝徐皇後此時撰述此書，有為丈夫在宮廷内外特别是在婦女中收攏人心之用意。
第三，從主旨來看，徐皇後在《内訓》中處處尊崇馬皇後，其實是在表明自己才是馬皇後衣缽的正宗傳人。
是後宮中的正統，與朱棣是太祖衣缽傳人、為朝廷正統的輿論表裡配合。
徐皇後明确宣稱自己
“事我孝慈高皇後，朝夕侍朝。高皇後教諸子婦，禮法惟謹。吾恭奉儀範，日聆教言，祗敬佩服，不敢有違”
于是以高皇後的“教訓之言”為基礎，撰述女教的教材。
其實，朱元璋有二十多個兒子和衆多兒媳，徐皇後能否受到馬皇後的關注都很難說。
但《太宗實錄》卻将徐皇後塑造成馬皇後中意的兒媳，其實是在制造徐皇後得馬皇後真傳的輿論。
第四，從内容來看，《内訓》多有勸天下婦女自我警惕、謹言慎行、安居樂業的内容，意圖從家庭的另一半——女性的角度來安定局面，勸誡她們接受新的政權。
可見，仁孝徐皇後的《内訓》有着明顯的政治目的，意欲通過樹立成祖繼承太祖、自己繼承高皇後的形象，為成祖朱棣“靖難”篡位後的政治困境解套。
三、章聖蔣太後撰《女訓》以助“大禮議”之争
如果說仁孝徐皇後的《内訓》旨在破解成祖的“靖難”困境，那麼章聖蔣太後的女教書《女訓》則是配合“大禮議”之争而作的政治宣示。
《女訓》是正德十五年以前成書于興王府，然而，公布與傳播卻在嘉靖九年以後，其中的政治意圖可以想見。
武宗死後，明廷面臨最高權力的斷層，于是決定迎立武宗堂弟、湖廣安陸州的興府世子朱厚熜為皇帝。
然而，按照太祖父死無子則“兄終弟及”的皇位繼承法，應該讓朱厚熜過繼給已故的孝宗為子，作為武宗之弟，再繼承皇位。
于是武宗母親慈壽太後與内閣首輔楊廷和等臨時決定讓甫至北京的朱厚熜先“繼嗣”再“繼統”，這一決定引起了長達三年的“大禮議”之争。
在張璁、桂萼、方獻夫等議禮新貴們的鼎力相助下，朱厚熜終于獲勝，不再稱生父為“皇叔考”，而是堂堂正正地改稱“皇考”，并且給父親上谥曰“獻皇帝”，上廟号為“睿宗”。
然而，在後宮中，世宗生母章聖蔣太後蔣氏和世宗的後妃，仍不得不面臨武宗母親慈壽太後張氏和妻子孝靜莊肅皇後夏氏勢力的壓力。
為了在後宮扭轉局面，蔣太後便利用公布和講授女教書《女訓》的機會，樹立自己的權威。
世宗自然極力推波助瀾，配合母親的行為，下令在宮中乃至全國推廣。
嘉靖九年，世宗正式公布章聖蔣太後的《女訓》，并讓太後親自面對後妃以下的宮中女性宣講，要求自皇後以下的宮廷女性都予以配合。
世宗極力推崇生母蔣太後《女訓》的目的，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确立章聖蔣太後的道統地位。
為此，世宗下令制定了由蔣太後講授其自編教材《女訓》的儀式，如此一來，蔣太後成了講官，成為上自皇後，下至宮女的教師，确立了其在道統上的地位。
另一方面，确立章聖蔣太後的正統地位。
世宗在将蔣太後的《女訓》向全社會公布時，并不是單獨發行，而是與《高皇後傳》、徐皇後的《内訓》一起頒示天下。
是以，這次《女訓》的推廣活動，看起來隻是宮廷後妃的教育問題，實際上是一場鮮明的政治鬥争。
四、慈聖李太後編纂《女鑒》以追求正統
在明代宮廷親自操刀撰寫女教書的人中，神宗生母慈聖李太後算是比較特殊的一位。
其夫穆宗死時，她不到三十歲，兒子神宗年方十歲，李太後移居乾清宮，與新首輔張居正合力教育皇帝。
萬曆六年，神宗大婚，李太後不能再居乾清宮親自管教皇帝，于是在傳回慈甯宮前，把神宗的教育完全托付給了張居正，自己轉而對神宗的後妃進行教導。
李太後的重要舉措便是編纂女教書《女鑒》。
其實，除了教育神宗後妃的目的外，李太後編纂《女鑒》，還有另一層含義，便是追求自己的正統地位。
神宗也深知母親的良苦用心，将《女鑒》置于明代曆朝女教書的經典長廊，以此突出母親李太後在後宮列聖中的正統地位，進而也強化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與世宗母子雙雙關心各自在朝廷和後宮中的正統地位稍異，神宗母子并不擔心神宗的正統地位，而更關心宮女出身的李太後自己的正統地位。
故《女鑒》之作，無疑是為了顯示李太後在道統中的導師身份，進而确立其在政治上的正統地位。
子以母貴，這樣做無疑也會使神宗的地位更加穩固，是以獲得其大力推介。
五、鄭貴妃改《閨範圖說》以圖廢長立幼
與仁孝徐皇後、章聖蔣太後和慈聖李太後力争正統的目的大緻相似，神宗鄭貴妃改編女教書《閨範圖說》的政治企圖也在于樹立自己上承統緒的形象，為廢長立幼開展輿論宣傳。
神宗的皇長子是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而鄭貴妃之子朱常洵則排位在後，按照“立長不立幼”的傳統，長子朱常洛理應被立為太子。
然而，鄭貴妃并不甘心，希望神宗能夠棄長立幼，将朱常洵立為太子。
為此，她孤注一擲。鄭貴妃未如前面三位後妃一樣親編教材，而是標明了呂坤的《閨範圖說》作為女教書，并稍加修改，使之成為自己廢長立幼的輿論工具。
鄭貴妃修改《閨範圖說》的意圖主要展現在以下兩點：
第一，在序中塑造自己上承徐皇後和章聖蔣太後統緒的形象，為自己進位皇後進而立己子為太子制造輿論。她特别強調
“然雖不敢上拟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借令繼是編而并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
盡管鄭貴妃說自己不敢上拟徐皇後、蔣太後的女教書，實際上卻提醒人們她就是二位後妃的繼承者。
對于鄭貴妃包藏的用心，當時便有人指出，仁孝徐皇後和章聖蔣太後的兒子都做了皇帝，鄭貴妃以己比二位後妃，其企圖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鄭貴妃在《序》中曆舉當朝女教書時，隻字未提其婆婆李太後的《女鑒》，這并非一時疏忽，而是故意排除李太後在此統緒中的地位。
因為李太後正是鄭貴妃廢長立幼的障礙，由于二人嚴重對立，鄭貴妃在《閨範圖說》的《序》中縷述後妃編纂女教書的統緒時，便有意剔除李太後的《女鑒》。
即使神宗在将《閨範圖說》送給鄭貴妃時，特地提到該書與其生母李太後的《女鑒》相似
“《閨範圖說》是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略與《女鑒》一書詞旨仿佛，以備朝夕覽閱。”
鄭貴妃卻依然在重刊《序》中對李太後的《女鑒》隻字不提，其對李太後的反感之心由此可見。
第二，突出“子以母貴”的觀念，為鄭貴妃之子立為太子制造輿論。
此書一經發表，立刻有人分析出鄭貴妃試圖以改修和重刊《閨範圖說》，來制造棄長立幼的輿論，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卻引起了強烈的抗争。
科臣戴士衡便撰《閨鑒圖說跋》一篇，指斥呂坤假托此書包藏禍心。
雖然神宗将戴士衡薄懲示戒，但是一位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又為《閨範圖說》寫了一篇跋文。
此文采用問答體形式，通過議論曆代嫡庶廢立事件，影射鄭貴妃廢長立幼。主要當事人呂坤，不得不多次上書表明心迹并作辯解。
由鄭貴妃刻呂坤《閨範圖說》引起的巨大風波，意外地加快了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的程序。
鄭貴妃重刊《閨範圖說》意圖明确，然而她的支援者神宗卻是一個庸懶懦弱的君主，無法給予堅定的支援，導緻鄭貴妃集團很快便由于缺乏正統性而落敗。
六、結語
教科書曆來都是各政治勢力必争的意識形态陣地，由後妃所撰的宮廷女教書亦不例外。
從表面上看，明代宮廷女教書皆包含一般性的道德、品行、儀禮、容止等教育目的和文化意義，但結合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進行細緻分析，則可以看出這些女教書背後所蘊含的政治企圖。
明代宮廷女教書的出現，不僅反映了儒學對婦女的滲透，亦反映了上層婦女對儒學的政治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