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抗戰日報——回憶綏遠的抗日救亡運動（10）
章 葉 頻
因為綏遠省、縣政府的人早已跑光，市内幾家報紙皆已停辦。為了加強宣傳工作，穩定人心，鼓舞士氣，政訓處決定創辦《綏遠抗戰日報》。由王毅然同志任總編輯，我任副刊編輯，武佩瑩、狄敏達、張子秀等一些同志也先後參加了編輯部工作。我們就利用原來社會日報那一套裝置進行工作，編輯部也設在原社會日報的辦公室。
我們很快找回印刷廠的勞工，經過短期的籌備，《綏遠抗戰日報》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出版了。副刊名為《國防前線》，我以“哨兵”的筆名和武達平、狄敏達、張子秀等都寫了一些短小詩文，根據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精神，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社論主要是由王毅然同志撰稿。郭靈墅、潘紀文同志也都為緩遠抗戰日報寫過社論。
特别記憶猶新的是九月十三日平型關大戰的捷報傳來時，我們萬分興奮，用極其醒目的标題和較大的字型，大張旗鼓地報道這一勝利消息，在廣大軍民中，戳穿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所謂“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大大鼓舞了全市人民和國民兵士兵的抗戰信心。大長了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提高了共産黨、八路軍在群衆中的威信。我們抗戰日報的職工和在政治工作隊工作的同志，工作得更起勁了。
一天，潘紀文同志約我到他住的九龍灣大北巷九号的住處。那天晚上我摸黑找到一個四合院，他住在一間靠東的北房，屋裡除去那能容納一兩個人頂多擠睡三個人的土炕外，靠窗放着一張桌和兩把椅子，地下就沒有可以回旋的餘地了。這真是一間鬥室。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郭靈墅這些年在歸綏一直住在這裡。
潘紀文同志開始向我了解一些抗戰日報的情況，然後就直截了當地問我對共産黨的認識，我講述了多少年來我對黨的向往，經常接近一些進步人士想找黨，但又找不到，自己就在摸索中前進的苦惱。同時講了從“九·一八”，" “一二·八”、“溏沽協定”、
“何梅協定”等一連串喪權辱國事件和條約的訂立，對蔣介石反共賣國政府把祖國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寇的罪惡行徑，十分憤慨，任憑他們這樣搞下去，中國非亡不可。這兩年我通過民先和一些進步青年的幫助，看到了斯諾的《西北印象記》(即《西行漫記》)、毛澤東《在瓦窯堡活動分子會上的報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書和檔案，對共産黨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産黨才真正是為國為民，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所在……，我堅決擁護。
他聽我講後，接着就問我:“那麼，你願不願意參加共産黨？”我聽他這麼一問，禁不住眼眶濕潤，非常激動地說：“我早想參加黨了，從一九三四年回到歸綏，就到處找黨找不到，于是我就從閱讀進步書刊中，尋求真理，憑着一股年青人的革命熱情，從事了一些進步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工作，這些你來緩後是親自看到的，我處處想按照黨的主張工作，怎麼不願意參加呢？我早就想同你提這個問題，就是不敢開口……。”
潘紀文同志最後說：“好，我對你的情況也了解，我可以介紹你入黨，咱們下次再談談。”我滿懷高興地回到了報社。可是，潘紀文同志還沒有來得及再次找我談話，歸綏就淪陷了，從標頭向後套撤退中，被追擊的敵人沖散，潘過河到了河曲，我到陝壩。于是，這條組織關系的線又斷了。
自從和潘紀文同志談話後，我精神上感到有所寄托，工作得更起勁了。但是過不了幾天，綏東前線的消息越來越壞，敵人攻陷大同、豐鎮等地後，繼續沿平綏路西進。
十月十日，日軍、僞蒙軍已經到了歸綏城南大黑河一帶，與我軍接觸，打得很激烈，在城裡偶爾也聽到遠處傳來一聲兩聲的炮聲。市民紛紛在街上觀望，打聽着消息。也看到馬車不斷地往平民醫院等處運送傷兵。
當時，在綏遠的部隊有國民黨騎兵第七師門炳嶽部，馬占山的挺進軍，新編第七旅、第九旅，暫三師和國民兵幾個團等不下三、四萬部隊，但戰鬥力不強，指揮不統一，雖然也經過三晝夜的激戰，終于在十月十四日黃昏撤離歸綏。
記得那天王毅然同志寫的社論題為“最後一拚”。午夜兩三點鐘，我們發完稿件，剛剛和衣躺下，朦胧入睡，便被隆隆的炮聲驚醒，我們急忙起來，到印刷工廠中的房間等工友把報紙印好，天已微明了，我們根據指令，大家拿着報紙邊散發，邊往車站走，沿途不少市民，惶惑的立在門前張望，向我們索取報紙，詢問戰況。
我們到了車站，黃昏時分，指揮部的人員和一部分部隊撤下來後，一同乘火車到標頭。日寇也就在這天夜裡入城，歸綏淪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