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声色地接济孙养农
到了香港以后，孟小冬收学生，是由孙养农举香见证的。孙养农，我们很熟悉，叫他孙六爷，他在我们家里面是出名的。在香港的时候，孟小冬和孙养农一道写了《谈余叔岩》的书，1953年在香港第一次出版，后来再版过，最新的一版是2013年台湾的再版，按照书中蔡登山的前言里记载，孙养农是安徽寿州孙家后裔，孙家世代为官，孙养农的祖父孙家鼐曾当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家大业大，民国初年又投资银行、面粉厂，孙养农可以不做事，整天围着伶人转，玩票捧角，几乎是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不但听戏学戏，还出钱组票房，赡养人老嗓哑，或者落魄的老伶工，只要身怀绝技，孙养农就出钱供养，让他们教票友唱戏。孙养农认识了很多著名的艺人，其中，最要好就是余叔岩了。
孟小冬与孙六爷，交往很久了。由于孙六爷在戏曲界里的地位很高，是个有名的评论家，孟小冬收学生的时候，就请孙六爷举香见证。举香是一种仪式，例如拜师，收徒弟、收学生，在旁边要有一个见证的人，就是举香的人，举香通常是在行里有很高地位的人才可以担任。
后来，家道中落的孙养农来到香港，坐吃山空，最后以拉琴教戏维持生活。孟小冬看到孙六爷生计困难，跟孙养农说：咱们一起写本书吧，写写跟余先生学戏的事。孟小冬和孙养农就一起写了这本书《谈余叔岩》。
孟小冬还亲自口述，请人写了典雅古朴的序言。她根据自己向余先生学艺的亲身体验，和她亲眼所见的老师在戏曲表演中的坐唱念打的经历，讲述余先生的戏曲艺术追求和成就，孟小冬口述出来，请人写成文言文，专门作为书的序言，落款孟小冬。这篇序言写得非常漂亮，为这本书增添了不少色彩。张大千专门题写了书名，但在1953年出版的时候，只署了孙养农的名字，孟小冬没有署自己的名字。孟小冬是余叔岩的学生，孙六爷非常了解余叔岩，又都是戏曲行家，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好了。这本书出版后再版了好几次，影响很大。
在新版书的序言里，孙养农的弟弟孙曜东特别强调说："该书出版后成了香港的畅销书，一版再版，孙养农稿费赚了几十万港币，而孟小冬一个钱也不要，全给了孙养农，因孙养农已家道中落，要养家糊口。那时我已被送往白茅岭农场改造，也靠孙养农按月接济，而孟小冬就这么不动声色地帮助了我们全家，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觉得孙曜东说得很对，几十万元的稿费，在当时香港也是不小的数目了，我的父亲留给她的遗产也仅仅是两万美元，她自己也不宽裕，但是她一分钱也没有拿，这些钱不仅帮助了孙养农，还接济了他弟的生计。孟小冬不动声色地接济孙养农，按照他们之间多年的交往和孟小冬的性格，孟小冬一定是全力帮助，不会拿钱的。
"灵堂活见鬼"的十大学生弟子
自从《梅兰芳》电影公演后，现在知道孟小冬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人就说自己是孟小冬的学生，如何如何的。
其实，孟小冬基本上不收学生。如果遇到来拜她为师的人，她就会先让对方唱一段，唱完以后说"好"，她基本上是对每一个来拜师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如果你说不好，那么唱戏的人，就会问：孟老师哪儿不好？请您指教，那孟小冬就必须要教怎么唱怎么唱了。孟小冬喜好清静，不愿意揽这些事，所以她也不愿意收学生。
当时，就有所谓的孟小冬的十大弟子，十个人，这里面有李相度、丁存坤、沈泰魁、蔡国衡等，还有给我母亲写简介的李猷，他们都自称是孟小冬的学生，为什么说是自称呢？孟小冬去世的时候，我在台湾，他们几个听说孟小冬去世了，就到灵堂对着照片磕了几个头，就算是拜师成为弟子了，我当时就在现场，看到了他们磕头，所以我说是"灵堂活见鬼"了嘛！他们哪有这个资格做孟小冬的弟子？沈泰魁，自己说是孟小冬的学生，其实不是的，沈泰魁的母亲是在杜家专门做珠宝生意的，他们都是"灵堂活见鬼"自封的学生弟子，共十名，自称十大弟子。
真正算得上孟小冬的三位徒弟，应该是赵培鑫、钱培荣、吴必彰，他们才是她真的弟子，钱培荣最近才过世，一百多岁了。
现在还有年轻的京剧演员唱得不错，也说自己是孟小冬传人，这就很牵强了，这不是上面说到的弟子的概念，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继承了孟小冬的唱腔风格罢了，充其量，也只是模仿了唱腔风格而已，成为传人和弟子，恐怕是自诩的，自吹自擂罢了！
章士钊邀请孟小冬回大陆
1949年4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章士钊是五个和谈代表之一，谈判破裂后，行老就留在了北平。行老始终是支持毛泽东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就是同乡、师生情谊，俩人非常好。所以，毛主席跟行老这么好！"文革"中，行老始终都没有事情。"文革"要反行老多容易啊，第一，他跟杜月笙在一道搞黑帮；再一个，他是北洋军阀时的司法教育总长，在北洋政府做高官。
行老跟孟小冬关系很好，行老的太太殷德贞，与孟小冬也要好得很，她们还有一张合影照片。行老喜欢听戏呀，喜欢孟小冬，他有首诗是专门写给孟小冬的诗，但没有送出去，据说挂在他自己的书房。这首诗看起来很普通，但是有人推测说行老喜欢孟小冬，诗是这样的：
小冬女士清鉴：
津桥昔日听鹃声，司马梨园各暗惊。
人面十年重映好，梁州复按陡生情。
这是在抗战前后的事情，我看见过这首诗。
行老一直想劝孟小冬回国。解放后，也就是五十年代初，行老去香港劝孟小冬回大陆，没有成功。劝孟小冬回大陆，是为了拉我父亲。当时更多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名角，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政治第一，无所谓名角不名角的，是因为她跟我父亲的关系。当时，孟小冬没有回去，很可能是考虑到我父亲。如果我父亲能回大陆，会有其他人跟着回来的。
周总理带话请孟小冬回来，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刚刚到香港，还没有决定最后落脚在哪里。我父亲喜欢京戏，跟戏曲圈子里的人关系都很好，那些老艺术家们也很尊敬我父亲。马连良就跟我父亲很熟，叫我父亲"干爹"，他当时在香港。有一天，马连良到我们家里来看望我父亲，问我父亲说：我是不是应该回大陆？如果待在香港将来靠什么生活等问题？我父亲因为当时自己都没有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就无法回答马连良的问题。我也见到了马连良，他和我父亲、我一起照了相，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父亲拍照，我那个时候是十七八岁，当然，后来马连良决定回大陆了，他也多次劝孟小冬回去。
还有就是周总理邀请孟小冬回大陆。据徐锦文的《京剧冬皇：孟小冬》一书里面讲，1963年春，中国京剧团到香港演出，马连良、裘盛戎随团来到香港，在费彝民的安排下，孟小冬现场观看了两出京戏，一出是《赵氏孤儿》，一出是《失街亭》。马连良、裘盛戎等老一辈艺术家还与孟小冬会面，转达了周总理的问候和邀请，欢迎孟小冬回大陆观光，或者可以去大陆收徒弟教学生，也可以拍电影，把过去的老戏码拍出电影，让她和余派艺术可以传下去。当时，据说还要以稿费的名义给一百万港币作为酬劳，希望她能考虑回大陆的事情。孟小冬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了几个条件。当然这件事最后没有成行，当时他们还合了影，好像是在香港的大公报登了出来，这张照片在有些书里还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2012年7月的凤凰卫视回忆费彝民的节目里讲到了，说周总理交给访港艺术家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劝说孟小冬回大陆的事。
孟小冬也就是因为这几次大陆邀请她回去的事情，一直有顾虑去不去台湾。后来我母亲和陆京士都跟她讲，没有关系的，不要有顾虑，你来台湾好了。这样，她最后才去了台湾。
台湾度晚年，聊天打牌很开心
1966年，大陆的"文革"运动对香港的影响很大，左派的一些人在香港闹事，香港社会秩序很乱、很不安全，我母亲多次邀请孟小冬去台湾。闹事以后的第二年，就是1967年，孟小冬干脆就搬去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她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没有跟我母亲住在一起，当时，我从澳洲回到了台湾，在经济部门做事，我有的时候回家去住，有的时候住在公司里，我大多是在苗栗，在那里开矿。那个时候，大姐、二姐也都分开住的。住在一起，总归不方便嘛！
孟小冬一回来，我们就见面了。她到了台湾的第一次外出吃饭，就是石油公司的总经理请客，我和家里人陪着我母亲一起去的，大家吃饭、闲聊很高兴。石油公司总经理是个票友，也唱戏，那个时候不仅陆海空三军有自己的京剧团，石油公司也有自己的京剧团，京剧是很普遍的。后来，孟小冬就不出来吃饭了，其实，在此之前她也很少外出应酬吃饭。
孟小冬在年轻的时候，请人给她算命，因为她属羊，老派的说法是冬季的羊没草吃，所以冬天的羊命不好。在算命的时候，算命先生跟她说：以后不能够用自己的名字来买房子。所以孟小冬特别忌讳用她的名字买房子，包括我父亲在北京给她买的房子，都不是用她自己的名字。孟小冬来到台湾以后，陆京士等人帮助她在台北以她的名义买了房子，但是她一直就没在那里住过。她在东门町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很小，但是，她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留给家里人的钱，其实没有多少。孟小冬在香港和在台湾，有学生送钱给她的，其实也不是通常说的"收学生、收徒弟"的那个意义上的学生，因为她基本上不收弟子，就是普通意义上的学生，可能他们喜欢京戏，模仿孟小冬的唱腔，认为自己是孟小冬的学生，就主动送给她钱，经常送的，实际上是帮助她。在香港，孟小冬有段时间与台湾的我母亲和家人不太联系、不敢来往，担心台湾方面会找麻烦。不过，她到了台湾，台湾方面并没有找她麻烦。她要是活到现在会很开心了，她喜欢看电视剧，现在大陆的电视剧有多少啊！太多了，她可以天天看。高兴了，还可以到北京、上海玩玩。有的书里说，她家里有两台电视，换着台看，实际上她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我二姐家里倒是有两台电视。
她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就是最后进了杜家，总算有个安定的落脚地了。到了台湾，她虽然不和我母亲、家人住在一起，但我母亲跟二姐天天去看她，聊天、打牌，生活就安定得多了。孟小冬几乎不出门，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差不多天天有人去看她，聊天呐、打牌啊、看电视啊，很热闹。她不出门，也不运动，屋里空气不好、氧气不足，对她的身体不好，她是肺的老毛病，需要新鲜空气。
我太太说，跟我的两个婆婆（姚玉兰、孟小冬）打麻将，她们输了会很计较的，很小气的。她们打的是十三张麻将，我母亲的牌运不太好，有的时候输了，就不开心。打牌的时候输赢只是好玩，不是钱的问题。孟小冬还好，有的时候，吵吵闹闹的，这也是一种乐趣。我母亲和孟小冬，其实真是好姐妹俩，虽然是吵吵闹闹的，生气了，过不了几天就好了，这一辈子都在一道，相互照顾，也真是不容易啊！
《冬皇故物》展览，孟小冬在棺材里面都要翻身了
前面说过，二姐美霞作为义女，在抗战的时候就去北平陪着孟小冬。二姐也会唱，但没有认真地跟孟小冬学过戏。学戏是大姐，大姐喜欢学戏。二姐和金元吉，金廷苏家的老四，是按老法儿结的婚，他们的婚事是打小由长辈们定下来。所以，二姐有的时候不开心，在《冬皇故物》的图册里，有一封孟小冬写给二姐的信里，曾经提到的不开心，可能就是指的这事，信的抬头写的是"爱娜"，这是二姐英文名字 Ellan 的发音。二姐在孟小冬去世不久，就建立了一个"孟小冬基金会"，二姐就一个儿子，叫金祖武，他现在是"孟小冬基金会"的董事。
2014年，北京有一家拍卖公司，去台北见到我二姐，从我二姐那里拿了孟小冬的一些旧物，后来在北京做了一场《冬皇故物》的拍卖会。那个公司的负责人，还来温哥华我的家里，本来我打算不见的，他们开车到了门口了，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他们这样做有点不礼貌，但也不好拒绝了，我只是寒暄应酬了一下。他们是二姐介绍来的。
听说《冬皇故物》拍卖很隆重，正好赶上梅兰芳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展览在梅兰芳大剧院展出，来看的人很多。这要是让孟小冬知道了，她的遗物在梅兰芳大剧院展出，恐怕她在棺材里也会被气得翻身了。我父亲六十大寿，她与梅兰芳在上海都故意错开、不碰面的。有人还说，她的佛堂里供奉着梅兰芳的照片，那是瞎说，我看见过的，她的佛堂里除了开过光的佛像外，供奉的只有她的先师余叔岩的遗像。
《冬皇故物》里有不少孟小冬的老照片，她拍照不大笑的。图册的封面是一张孟小冬穿旗人服装的彩色照片，这张底片现在在我这里。她拍这张照片很早了，可能我还没出生呢。那个时候她多年轻啊！她在北京，什么公公啊、格格啊、贝勒爷，很多人都去过她家里。
《冬皇故物》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孟小冬的遗物，我还记忆犹新。
"孟令辉"金质人名章和算命帖
孟小冬很喜欢金银器，有枚"孟令辉"金质的印章，金质印章在杜家共有三件，我父亲、我母亲和孟小冬各有一枚，杜家的其他太太们都没有。
我母亲的那个是与孟小冬一模一样的金质图章，那是我母亲在北京专门定做的金质人名章，就是那种可以一按就弹出来的印章。她一共做了两枚一模一样的，一枚送给了孟小冬，一枚留给自己使用，母亲的这枚图章留给了我太太。通常，我母亲买首饰刻图章，都会想着做两套，自己留一套，给孟小冬送一套。顺便说一句，我父亲对外的名片，都用"杜镛月笙"，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叫的杜月笙名字，他用杜镛，但我父亲的印章是"杜月笙印"。
在故物中，有张算命帖很有意思，那是孟小冬四十三岁的时候算的，用的是紫微斗数，这是一种算命排八字的方法，是从天文星象判的。我看了这个字很熟悉的，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人肯定给我也算过命的，我也有算命书，我们家里有很多，常常到我们家里面来看相的算命先生，就是固定的那几个人。
算命是这样子的，老话讲穷算命、富烧香！人穷了，没钱了，就去算命，尤其是想发财，所以说是穷算命；富了，有了钱了，就去烧香去了。算命，这种事情如果不讲究，也就没事了。从前，香港的唐翥会算命，我们叫他小唐，他看了我现在家的风水，建议我们在院子的一边另开个门出来，原来就只有一个门的，结果我们又把墙拆掉，修一条路出来，又开了一个门，我也不晓得这是为什么？紫薇扬也来看过风水，他算得很准的，他就讲这个房子风水好。香港政府里的很多人也相信风水的，做算命生意的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私下里的。公开的就得吹，不吹就没生意做，吃不饱饭；有些人会算的，根本不用说他会算命，也会有大把的人排队托人找他算命。
【杜维善（1933年12月16日－2020年3月7日），系杜月笙的小儿子，排行老七。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曾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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