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相貌并不十分出众，但是，身材苗条，相貌清秀，英文流利且天资聪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事业中。
她在自己负责的文学版面刊登散文和诗歌，同时，她自己也写诗，还发表了很多文章，包括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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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她曾搜集了有关1942年日本入侵浙江的第一手资料，被美国陆军武官认为，是迄今为止他发现的最好的报道。
她是一名左翼分子，但并不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事实上，是一名“编外”干部。共产党敦促她保持党外身份开展工作，避免与共产党建立任何公开的联系。
但是，从她给自己改名便可知她对共产党的忠诚显而易见，她在离开燕京大学时改名“杨刚”，“刚”字意味着有“钢”的性格（斯大林的阴魂！）。
对于威尔士《中国的观点》以及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的看法，我们首次达成一致。
正如她在8月份写给我的信中提到：
“我认为，中国人在生活中的坚持可以解释一些事情……我们中很少有人自杀……也很少有人有懒惰的习性……我们无法轻易而彻底地西化。
我们适应但不会全盘吸收……我们重‘现实’而轻理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它的经济背景。
在我看来，如果以上分析都成立的话，他们必须作一些改变……怯懦、麻痹、卑微、缺乏见识，切实讲究实际压倒了富有想象力的现实主义，易妥协而无原则，对傲慢的独裁主义卑躬屈膝。
在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之前，所有这些恶习都必须被革除。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复兴中国，首先需要挣脱我们身上所有的枷锁。”
这是1920年五四运动时期的见解，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声音，包括陈独秀和鲁迅。
不论是在文化还是价值观方面，杨刚都欣然彻底地接受了当代中国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因为，她成长于军阀混战时期，目睹了旧社会内部的种种弊病。
事实上，她是一名严肃认真、专心致志的观察员，审视着中国的旧社会，并致力于对其进行改造。
我们继续保持着见面、讨论或是书信交流，她从内部为我分析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包括他们对于当权者的习惯性依附，作为道德批评家的职责，他们为保持人格而作出的抗争，以及他们需要一种服务人类的理想。
对我来说，种种这些的讨论，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能有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一件幸事。
在驻外事务处，我最亲密的朋友是菲利普·斯普劳斯。他是美国南方人，德行上堪称楷模，审慎而充满智慧，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正派的单身汉。
当我准备为杨刚申请拉德克里夫奖学金时，菲利普以及鲍贵思女士都写了相关的证明信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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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杨刚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学习。《大公报》的发行人、政治学派的中坚分子胡霖帮她办理了护照。
在与龚澎和杨刚的对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女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知之甚少。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了解的程度和对英语文学的了解差不多。
她们关注创新性的表述，同时，也关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她们是马列主义者，忠于共产党并接受其领导。但是，这种信仰在本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个人单独行动的力量是微弱的，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没有超理性的奇迹，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教条思想，更没有超凡入圣的救世主，或是转世重生的神人，但在我看来，她们是中国“传教士”，能够改变更多的人并使其加入她们的队伍当中。
一旦成为朋友，我发觉自己也受到左翼分子的影响，而我个人也喜欢相应地对其施加影响。这既是个人行为的，也是政治层面的互动。
乔冠华带来了剧作家夏衍，在孙夫人（宋庆龄）家里，我结识了她的德国助理安娜·冯·克莱斯特·王（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炳南的夫人）。
孙夫人十分坦率，她对于近期颁布的中国人没有护照不准乘坐军用飞机的规定，表示极大的关注。即使只是在国内换个环境，她都不被当局允许离开重庆，更不用说去国外了。
她问道，如果特务看到我来拜访她会怎么想呢？我对她说，我还知道人民的处境比她更糟。
（我刚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个男人蹲在一边监视我。）
……像孙夫人这样身份的人，能够对一位傍晚来访并天真地希望帮助她的人表露出一种凄婉动人的感谢之情，实在让人备受鼓舞。
［据说，战后，她乘坐美国空军指挥官兰德尔将军的飞机返回上海。］
约翰·戴维斯和埃里克·塞瓦赖德先是被迫跳伞降落在北缅甸的娜迦部落，后经过长途跋涉返回阿萨姆邦，最终来到重庆。
在重庆，我们办了一场晚宴，在晚宴中我们表达对重庆当局的失望。大使馆的菲尔·斯普劳斯和吉姆·潘菲尔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里克·塞瓦莱德以及我偕同龚澎和乔冠华一行，来到冠生园饭庄，举办了一场愉快而铺张的尽可能公开的宴会。
遗憾的是，没有其他客人在这里用餐，倒是很多特务在此蹲点并记录车牌号。
龚澎和乔冠华夫妇真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对，但是，他们充满了宗教式的革命热情并随时准备为此而献身。
之后，他们四处被跟踪，当他们与人说话，警察就会出现，恐吓那个人。这让我想起了在上海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由于长期受到警察的尾随跟踪而神经衰弱。
不同之处在于，这对夫妇某一天可能真的会凭空消失，对此，我们公然表示抗议。
这是美国人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担忧不断加深的症状。我们中没有人表示支持共产主义，我们只是希望可以正常地接受政治的反对派，而不是被迫接受某一政党的独裁。
这种此起彼伏的运动，很快使美国的政策发生分裂。但这只是主要的中国现象的一个分支，天命使然。从本质上看，共产党并没有颠覆我们并偷走天命。相反，首先是蒋介石必然失去天命。
1943年，正是蒋介石集团走向末路的开端。
另一处政治示威的地点则是苏联大使馆，他们在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举办了公开参观日活动。
重庆苏联大使馆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苏联大使馆位于最高山顶处一座宏伟壮观的公爵宅邸中。在这里，有分开的通向闹市区的南北两条路。
当你登上顶端俯瞰，景象尤为壮观，可以看到位于长江中间的沙洲上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降跑道。
我们一行人从大使馆出发，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会场。当时，基辅刚刚被攻克（已被苏军收复），时间非常巧合，但是苏联的新闻参赞严肃地告诉我，这一切不是特别安排的。
宴会上没有传统的鱼子酱，倒是有很多当地的美酒和点心，在一楼的6个大房间里挤满了人，大约有1000人，其中很多人是面容憔悴的左翼分子。
这些人激动地互相问候，也和我们打招呼。因为，我们觉得既然都在苏联大使馆，所以，我们也可以比在重庆市满是特务的大街上表现得偏左一些。
像这种场合，远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而是真正的政治活动，每位到场的人士都是政治人物。
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是个极度兴奋的小个子，但是思维雪貂般敏捷，他不常见地大声跟我打招呼，因为，当时董显光正巧从我身边经过。
孙科博士绕过桌子走过来和我握手，和我聊了很久，并表示明天会给我送去一些东西，但实际上，第二天并没有送来。他那样说，大概是因为我当时正和王世杰（另一位国民党部长）谈话。
何应钦将军也同样过来和我握手。
随着我离开中国返美的时间不断迫近，我发现，我在日常工作中也越来越偏向于反对派。我借用罗斯福夫人的专栏标题，记录如下：
1943年10月25日，星期天，我的一天。起床后我拒绝了厨师为食堂增加5000元膳食费的要求（膳食费如今已经升至每餐95法币）。
随后，我悄悄地溜过泥泞的街道，去拜访我的共产党员女性朋友龚澎，她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记录了共产党反抗国民党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由极其精美的白纸印刷而成的，在当时如何出版这样的作品，简直就是一个秘密。
她给了我几本小册子，其中一半内容由她本人翻译成英文。随后，这位令人敬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特务机构认为，她散发了很多小册子给外国人，正计划随时绑架她，因此，她不能经常离开总部。
我向她保证，作为她的追随者，我一定会为她制定保驾护航的措施。
例如，上周，她的姐姐龚普生（1936年获燕京文学学士学位，于194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硕士学位，曾与罗斯福夫人共事）带着一箱子的药物和衣服来到昆明。
为了不留下共产党人士的印记，她将药物和衣服转交给恰好也在昆明的《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
随后，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将这一大包东西转交给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医生，这位医生又带着这些物品乘坐军用飞机来到重庆，将其转交给《时代》、《生活》以及《财富》杂志的通讯记者白修德。
白修德又将这些物品送到美国出版物服务社，之后，会有收件人将其取走，而物品收件人要取走物品必须每一步都要严格遵照法定程序。
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副官前来邀请她外出用午餐，于是，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的那间饱受老鼠侵害的堡垒，踏着泥泞的道路原路返回。
路上，我注意到一位年轻而无经验且穿着制服的特务偷偷从监视我们的茶馆溜出来，在我前面闲晃，等着我从他身边通过。
于是，我作出更加悠闲而无所事事的样子跟在他的后面走走停停，最终他完全停下来，我也停下来，然后，他转过身来返回去找下一个跟踪目标。
随后，我去见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很坚定地对教育部以及其出台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他希望我不要对局势完全丧失信心。
王炳南夫妇在重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之后，我及时地赶回来与谢伟思以及王炳南夫妇共进晚餐。他们深入地介绍了小党派的情况，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我用汽车将他们送回家。甘肃产的汽油将金属制的汽车气泵腐蚀出一些小洞，于是，我们不得不花4500法币重新换了一个新气泵（也是二手的）。
这里生活的主题似乎就是物价与革命。我与菲利普·斯普劳斯一起宴请了国民参政会的共产党员董必武老先生和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
前者说着令人费解的方言，后者则思维活跃，不时会冒出一个新想法。
为了验证他们的说法，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走访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战区党务处。周三与蒋介石的首席日本问题专家共进晚餐，于是，我在想，周四我应该拜访共产党人士，这样才能保持大致的公平而没有偏见。
很不幸的是，我在中国并没有与谢伟思有太多的接触。1935年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没有碰过面，而在我1942年到达重庆时，他已经离开这里，一直到1943年末才返回。
我发现，他是与中国人民接触最多的一位美国官员。虽然我对其暗中写给高思和史迪威的报告并不知情，但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在1942年至1943年间，我比其他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于是，我很快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并当作应提供的信息，发送给相关人员。
然而，我的经验还是很不足的。我并没有单独面对面地和普通民众接触，甚至也没有和学生有过太多的交谈。我在正式场合所结交认识的人都是官员和其他行政人员，交谈也必然是流于表面的。
除去我个人的观察以外，我与朋友们共同的经历也间接地帮助我对事情作出基本的了解和评估。
而我的朋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追求自由主义的教授们，我们于30年代初期在北京相识，如今是再次重逢的老朋友；
另一类是一些年轻的作为左翼分子的新朋友，他们也是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产物，而如今则成为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并为之奋斗。
随着1943年的时间慢慢推移，我逐渐意识到，作为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权力的辅助者而非掌控者，因此，他们并不能起到领导作用。
而另一方面，年轻的左翼分子虽然不够强大，但是他们充满希望且足智多谋，也许有机会在未来有所发展。
我的这两类朋友都在与当权者进行着殊死斗争，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
令人好奇的是，普通民众并不是这场斗争的主力军。例如，四川的农民通常都过着富足的生活，而河南的农民却处于饥饿的边缘。
但在我狭窄的视野内，政治斗争并没有涉及他们，而是仅限于统治阶层内。
目前问题，在于蒋介石的统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比如通货膨胀，他对此似乎束手无策。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官方兑换率是20∶1，而黑市的汇率更是高达400∶1，导致那些渴望帮助中国的美国人被迫袖手旁观，而无法施加影响改变什么。
我们发现，那些本应由国民党来做却并未做好的事，如今在共产党地区得以实现，包括扫盲运动、小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动员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所有一切都处于革命的背景当中。
相反，蒋介石信任的是他的组织机构，包括CC系和戴笠领导的军统机构。他们力图通过镇压反对意见来达成表面的统一，然而未能如愿。
其独裁统治与恐吓威胁的方式毁掉了政府在上层爱国分子心中的合法性。官员的腐败，并不能赢得同样腐败的机会主义者的忠诚。这是一个悲剧的进程，中国的内部已失去控制，外部力量又鞭长莫及。
而极力排外的思想也源于那些过分敏感的爱国人士的羞耻感。对于外国的援助，比如我长期努力帮助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却认为是在干涉内政，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入侵方式，妄图渐渐地摆布中国。
按照儒家的观点，受惠于人而无法回报是对一个人自尊心的打击。一个人需要一种新的超越自我及儒家思想的态度，而不应在意面子问题甚至清高地拒绝互惠互利。
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大公报》的文学编辑、一位很好的观察家曾说，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普通老百姓认为，那些外国人是颇受恩宠、生活富裕的一类人，因此，中国人会嫉妒并很容易由于彼此之间悬殊的财富差距而转为愤怒。
同样，中国人对于本国的财阀也抱着如此的情绪。然而，作为个人，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如果我处于同样的情况也会有如此的反应。
但是，这样的情况会继续存在，因为中国的物质水平依然无法赶上美国，长此以往，可以预见一定会出现很多麻烦。
我将整理行装回国，因此我将自己的见闻，再次整理并寄给阿尔格·希斯。
柯里并不太关注中国，我没有得到过他的回复，而亨培克位高权重，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也不便直接给他写信。
作为亨培克的助理，阿尔格显然是我与华盛顿联系的最佳人选，同时，我也给威尔玛发了一份副本：
亲爱的阿尔格：
距离我上次写信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如果现在我不用更宽阔的视野来描述，可能是不得要领的概括论述。
在我来到这里期间，我逐渐对时局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我也相信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糟糕，而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恐怕形势会发展到最糟糕的情况。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中国在战后极有可以会爆发严重的内部政治动荡，因为如今的政府使其陷入了“原始的法西斯主义”情形中。
他们只是一个政治小团体，却顽固地牢牢抓住权力，并希望借助工业化来成为永久巩固其统治权力的工具。而他们的思想又过于保守，无法保持与时俱进。
例如，显然工业化将会进一步扰乱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农业的发展，但是我发现并没有任何政治领袖制定任何有利的土地方案，只是放任如今的情况继续恶化。
同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通讯的发展为农民大众提供了与新型的西方社会接触的机会，但是，掌权的政治家根本无暇顾及大众教育的普及项目，事实上，他们并不相信这一套——如同以往统治过人民的少数统治阶层一样对百姓不信任。
简言之，中国民众受到现代工业生活直接而有力的冲击的日子即将到来，如今的国家领导人，例如掌权的政客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仅仅看到工业化促进其权力的一面，而不了解其影响社会的一面。
而且，他们并没有任何社会规划。西方科学的公式与古代中国的美德，根本无法应对当前的情况。
由于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想法，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武力来维持现有状况，如今他们就准备这样做。
遍地的特务和新闻审查制度，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美国的武装和军事力量也能被其充分地吸收和利用，他们也一定会利用其作为镇压的手段。
笃信独裁主义的组织者们，还可利用日渐带有仇外色彩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手段。
如今，与少数政府职员保持友好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了，我倾向于相信，大概是委员长下达命令反对与外国人有过多的接触。
目前，在野党人与国外的接触使其收获颇多，而我相信左翼反对派尤其会发现很多他们自己与美国人的共同之处，而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愿意与他们保持联络。
左翼反对派包括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前者公开身份立场并受到国民党恐吓，后者是大量的不接受共产主义但赞同对新闻审查制度与特务系统持批评态度。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当局正在实施“遗弃知识分子”的计划，一些历史学家将其看作大革命爆发的前兆。同时，我也能够证明，从前很多坚定的反共亲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的美国人，如今却持有与共产党一样的观点。
我并不认为，一向更为客观的共产党员会认为他们发起的运动，近期就能取得显著成效，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唤醒农民。
但是，他们的重要性远远不是以其当前的数量或力量来衡量的，因为他们是唯一有组织的少数派的反对团体。
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将自己描述为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而越来越独裁暴虐的当局，毫无疑问只会被告知试图将自身与外国人隔绝。
不幸的是，他们无法阻止外国人与反对派的接触，最终其仇外的政策驱使我们都投入到反对派的怀抱。
我相信，很多国民党人士对美国朋友的批评态度感到不快，就像许多德国人与日本人被卷入了一场变革中，而这场变革将其带入无法预见和不希望看到的处境中。
尽管如此，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我已经逐渐对中国的政治家性格形成了极低的评价，在我看来，幸好他们只是一群毫无道德的机会主义者，而非宗教狂热分子。
目前，这个国家甚至不具备法西斯主义的品质，因为人们一直只是为了生存而抓着每一根稻草，因此，绝不会轻易放手。
这里所谓的品质是一种忍耐和顽固，并非我们所说的勇气，如今我们面临的情况已经糟糕至极，而这恰恰也是开创新局面的好时机。
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当我们找到这些好人时，应该尽力帮助他们，让坏人至少不能从我们这里吸取脂膏而发展壮大。
从以上所述，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并没指望与华盛顿对话，因为我已经发觉国民党正努力阻止反对派与美国人的接触，而让那些允许接触美国人的中国人建立起假民主的爱国阵线。
在本质上，文明化的美国士兵的诅咒声与中国官方代表的装腔作势之间，我们很难向美国大众解释清楚目前中国的混乱景象。
而一旦我的朋友将我这些秘密的评论完全公之于世，那么我将很快失去“中国忠实的朋友”的身份。
中国的问题是理念与理想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或技术的问题。如果政府或者高层人士能够拥有一种真正的理想，他们自然可以通过带领人民而掀起翻天覆地的巨变，但这些变化并不能巩固加强其地位。
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必须等待某天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爆发，不知道17号街的人们，听到这些会作何感想呢？
我希望你也能来这里。正如我之前所言，如果相关的负责人无法亲临现场而仅仅是通过个人经验来开展工作的话，这是很不正确的、不理智的做法，同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也有着相当大的危险。
对我而言，这种事情的发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美国驻华机构的工作开展得很好，但考虑到资源有限且所有战时机构均由大使馆管理的混乱局面，我无法想象，华盛顿方面如何仅凭文字材料而不进行实地考察就能对其有全面而正确的了解。
永远属于你的费正清 重庆，1943年11月9日
1943年12月8日，我与多诺万将军一同离开重庆，虽然任期已满，但是想要完全从中国的政治领域中走出来并非易事。
在战时的旅行者们，常常需要帮助别人捎带私人信件，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找到我，希望我帮忙在印度投递一封信。
同时，孙夫人也托我将一封信转交给纽约的卡特夫人。作为朋友的信使，我可以避开审查制度，然而，却逃不开戴笠机构的注意，因为他们早已在我的办公室安插了监视我的冒牌服务人员。
事实上，多诺万早已中断了战略情报局与梅乐斯以及戴笠的联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友善地来到机场为我送行。但我刚离开，就有人谣传我是因为与左翼关系过于亲密，而被遣送回国的。
宋庆龄与史迪威在重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4年4月，早已回到华盛顿的我也听到了相关的谣言，我利用研究分析处主任比尔·兰格的一封信作为反击：
“这种说法简直荒谬至极，我们会尽可能地消除这样的谣言……你在中国的成绩卓越非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效地推进了工作的进展。我并没有看到你有任何超出指令的行为……你被召回华盛顿也仅仅是由于你在中国任职的期限已到。”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被戴笠所认同，在他看来，他可以凭空想象而给我编造出一系列罪行。
如今回想起来，我可以看出，我对中国左翼分子的兴趣受到我的家庭影响，即倾向于支持受迫害者的自由主义观点。
我的母亲在她的姐夫吉尔伯特·罗伊的影响下，早已成为拉·福莱特一家的忠实朋友。
在我们的政治伟人中，参议员拉·福莱特和他的夫人贝尔·凯丝·拉·福莱特是受人尊崇的人物。他们为普通民众争取权利和福利，反对大企业的既定利益。
这种反对现有权利而赞同民主权利的平民主义，最终促成了进步运动，而我在纽约的姨妈姨夫以及罗伊一家都参与到运动当中，钦佩埃玛·戈尔德曼、林肯·斯蒂芬斯都是他们的亲密朋友。
我曾于1928年在哈佛的自由社团见到过斯蒂芬斯。社团位于温斯罗普街的一座老房子里，如今是信义会教堂的所在地。林肯·柯尔斯坦还曾给在大厅绘制了工业机械主题的壁画。
1928年，我代表自由社团与来自塔斯克基学院的一个小队在特莱门特圣殿进行了有关种族杂居的主题辩论。其中的主力黑人发言代表理查德·赫斯特·希尔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10年后，迪克·希尔曾来到我们位于温斯罗普街的房子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正在为揭露南方种植园中黑人染上肺部疾病的情况而斗争。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应该早成为人权运动的领袖了。
由于受此背景影响，我也准备与反对派一同反抗既定秩序，虽然我并不信奉任何主义学说，但我相信至高无上的法律和个人权利。
我认为，全面的改革是必需的，但并不是要改变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中国，我清楚地看到改革变成愚蠢可笑的事，最终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
1944年，我回到华盛顿后，带回的主要信念是：
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而CC系和戴笠的特务机构都无法将其压制。要求解放农民的理想以及20年前五四运动时期继承下来的科学与民主的理想才是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活力所在，蒋介石根本无法与其对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信念源于共享真正信仰者的亲身经历，只不过我并不是组织成员或是参与其中，在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对于革命也并无兴趣。
在革命中，我只是一个多管闲事的旁观者，但我能够感觉到革命的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