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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父子对古代书画的“鉴”与“藏”
︱王照宇︱
“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书画成就极高，美国著名美术史家高居翰先生(James Cahill，公元1926—2014年)说他“对于16世纪苏州地区的文人画家而言，影响最深远且最广受模仿”，“为此一时期的苏州绘画赋予了特殊的神采与风韵，当代无出其右者”。高氏此语既不夸张，且言之有自，较之沈周、唐寅、仇英三家而言，文徵明在才华的全面性和对后世的影响方面最为突出。作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文徵明的艺术成就涉及书法、绘画、文学以及鉴藏等诸多领域，更兼高寿，儿孙门人众多，其影响绵延数百年，使得后世学者对文氏的相关研究郁郁葱葱，蔚为壮观，以至于我们无论从哪一个领域或者研究角度入手，几乎都能咀嚼出一个新的“文徵明”来。叶浅予的艺术创作中，以戏剧、舞蹈人物为题材的中国画，充分体现了他的美术成就，堪称创作当随时代、笔墨当随时代的典范。正如杨力舟的评价：“叶浅予的戏剧人物和舞蹈人物是20世纪中国写意人物画的高峰。”
学者们一般认为，16世纪的明中叶是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与鉴定活动的最繁荣期，刘金库先生更是认为“他们(书画鉴藏家群体)在当时已经拥有古代书画的95%以上藏品，正是他们在鉴定与收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较为固定的‘书画鉴定概念与体系’，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明嘉靖、万历年间，古代书画作品大量涌入江南地区的太湖一隅，鉴藏家群体和书画掮客们频频参与书画买卖活动，他们不仅在书画藏品上留下了大量的题识文字，而且刊行了数量极为丰富的鉴藏著述，形成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比较成熟固定的品鉴思路与述评概念。文徵明和他的儿子文彭(公元1498—1573年)、文嘉(公元1501—1583年)就 是其中的卓异代表，其父子三人在书画鉴定方面都堪为“具眼”。
有明一代，文徵明就有“大法眼”和“具眼”之称，万历年间著名书画鉴藏家詹景凤(公元1532—1602年)曾在其《东图玄览》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对话：“项(按：即项元汴)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按：即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则瞎汉，顾氏二汝(按：即顾汝和、顾汝修兄弟，嘉靖时期人)眇视者尔。惟文徵仲具双眼，则死已久。今天下谁具双眼者?意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广，天下人如此众，走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余笑曰：‘卿眼自佳。’乃走，则不忍谓己独有双眼，亦不敢谓人尽无双眼。嗟夫，赏识亦难矣，一荆璞也，此以为宝，彼以为石。一燕石也，彼以为宝，此以为石，然独一物耳。”项元汴(公元1525—1590年)看似狂人诳语，实却言之成理，因为他本就是明代最大的商人、收藏家和鉴定家。严格来讲，有明一代的书画鉴藏界，收藏丰赡且眼力过人者，无锡华夏、苏州王世贞、昆山张丑以及华亭董其昌等都堪为东南之冠，项氏唯独推崇文徵明为“天下双眼”，虽有主观偏颇之嫌，但也算言之有因。诸多文献都记载文徵明是一个极为勤奋的人，他不仅勤于研习书画，而且经常参与书画鉴藏的实践活动，当时吴地的许多书画家、收藏家以及文人士大夫等都曾聘请他鉴定家藏书画，诸如沈周、唐寅、华夏、项元汴、聂双江、陆宗瀛、沈润卿、史明古、黄应龙、邹光懋、张鳌山、张秉道、王直夫等。这些文人士大夫，或在朝为官，或耽于书画，他们大多不是专门的私人藏家，文徵明和他们相互交游酬唱，并将部分寓目过的书画藏品记录下来，留下了自己的鉴考意见，主要集中在文氏的书画著作和大量古书画作品上的题识文字之中，构成了后世学人研究文氏鉴考古书画的重要文献。
除书画创作和鉴定外，文徵明及其儿子们也收藏书画，但传世的书画作品和相关文献中都没有关于文徵明父辈文林(公元1445—1499年)和文森(公元1462—1525年)的题识，仅知他们曾从龙游一位不知名的士绅手中购得一帧王献之的书法《地黄汤帖》，以及不知从何处得到的赵孟《临智永千字文》和赵雍《临李公麟马图》。实际上，文家真正成规模的收藏当从文徵明父子开始，其书画藏品来源，一部分自购于书画市场。詹景凤在《东图玄览》卷二中记载了文徵明买卖书画的一件逸事：
乙酉长安灯市，予同沈太常纯甫往，见唐伯虎一细绢小幅山水，学王摩诘，笔墨精雅，不着色，上有文徵仲题诗，伯虎复自题。又有吴仲圭一小幅墨菜，傍有倪元镇七言绝句诗，上又有黄子久题百余字，皆真。予助纯甫购得之。其年秋，莫廷韩入京，纯甫以示廷韩，廷韩谓为伪作，纯甫即以赠其故人。予昔闻云间莫廷韩，顾汝和、修和三人，赏识并具大法眼，而廷韩二画则如此。汝和于丁丑年灯市自买二巨幅刘松年，大喜，夸示友人，以为奇货。予闻，急从借观，不但赝而浊俗。汝和问：“何为赝”?予具道所以，乃大服。余因语汝和：“以伯 兄之精赏而买赝物，何也?”汝和笑曰：“岂惟弟也，如文太史，非吾乡所谓法眼示者耶?太史曾买沈启南一山水幅悬中堂，予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予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予太史亦此人也。问以语太史，太史好胜，卒不服，太史且然。”兄何少弟之失二画哉?予谓人称赏识而每每于辨真赝失之，必具瞪观率易。又自恃精赏，不一一与精求乃尔耳。故予每见一书一画，必从容借观，展阅数番，熟视详订，凝神注精其内，若身与昔人接，心与昔人洽，了了无复疑，乃始品陟称鉴定。即予聪明不逮人，庶几以精研胜，遍于天下名家所藏，恐十未失一也。
写此文时，詹景凤已五十三岁，此时的他已过目书画古玩无数，鉴定经验极为丰富，眼力自是过人，对鉴定之道自然有着透彻的理解。文中所记文徵明不仅参与书画买卖，而且对于自己的鉴定水平十分自负。在詹东图的笔下，这位自负的书画鉴定“大法眼”也偶有误鉴，项元汴旧藏唐人草书《兰馨帖》，“烟条疑宋僧彦修书，而文太史作径寸余八分书题后，乃评为颠迹。彦修在宋未甚有名，书法豪纵似张，但乏古意，岂太史未之见耶?”惜此帖早已佚，无从窥其原貌，也不便贸然做评判，古书画鉴定历来就容易产生分歧，见仁见智的情况极为常见，也不足为怪。已佚的“宣和本”索靖章草《出师颂》，“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与项元汴”。另外，文家的藏品亦有部分来自文徵明的老师沈周，《东图玄览》载：“文休承家藏梅花道人古松，根盘绝壁，诘曲轮困，下架石峰，而枝复上青天，其势如龙。笔法古劲，下有数石峰，峰下作大棘刺乱叶，墨汁淋漓，原沈石田家物。”沈周家和文家在藏品上的来往，肯定不止此一件，由于文献限制，我们无法在数量上进行推测。还有一部分藏品则来自藏家们彼此之间的书画交换，如原藏朱存理之手的《米芾临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就是文徵明用家藏的《孔子庙碑》换来的。由是，我们大抵可以归纳出文家书画收藏的三个途径：祖上庋藏(数量极少)、市场购得、师友之间的相互交换与买卖(数量最多)。
(元) 赵雍 摹李公麟人马图 (局部)
纸本设色 纵31.5厘米 横73.5厘米
〔美〕弗利尔美术馆藏
据统计，文徵明父子先后收藏的书画作品，其总数当在一百幅左右，至于过目并留下题识的作品则更是数目繁多，如唐晚期诗人林藻的行书《深慰帖》。《深慰帖》原系北宋徽宗御府旧藏，《宣和书谱》卷十曾著录。林藻书法主宗智永和尚，属于“二王”系统，墨 迹《深慰帖》早已佚，幸今有拓片存世，可观其字体结构严谨，章法舒缓，气息婉约，笔画饱满丰妍，确有“婉约丰妍”之气。明嘉靖乙丑年(公元1565年)五月，文徵明次子文嘉查阅严嵩(公元1480 —1567年)被抄私人藏品时，看到了这件墨迹，他在《钤山堂书画记》中写道：“林藻《深慰帖》一，吴文定公家本，乃宣和内府所藏。别本云，匏庵先生家物，宋宣和御府录藏，林公书仅此帖耳。”揣摩文嘉的语气，他认为该书帖不仅是真迹，而且是林氏存世的一件孤本墨迹。由于《深慰帖》在入藏严氏之前曾被文徵明的诗文老师吴宽(公元1435—1504年)所收藏，文徵明得以多次观看该书帖，并对之进行了详细考辨：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弘，河东人，官侍读学士，谥章肃。张仲寿希静，本内臣，带学士承旨。邵亨贞复孺，陆人，寓华亭。袁华于英，昆山人，国初郡学训导。张适子宜，长洲人，终宣课大使。按诸跋谓此帖即宣和书谱所载，今验无祐陵印记，惟有绍兴二小玺，似为思陵所藏。盖南渡后，购收先朝书画，民间藏者。或有内府印记，即拆列以献。又当时多属曹勋、龙大渊审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题语。此帖或民间所献，或经曹、龙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陈彦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鉴书博士。此帖印记特多，且有“秘笈”字，盖其所藏也 。而仲寿所题，亦云尝藏之。彦廉名宝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仓，家有春草堂，所蓄书画极富，袁、张二人尝主其家。此帖又为陈氏题者，则此帖经三氏所藏无疑，后归吴江史明古，而吾师匏庵得之，故某数获观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详则俟博雅君子。
在诸多考辨书画的题识中，笔者以为上述文字最能体现文徵明鉴定书画的思想与方法。除去林藻的《深慰帖》，文氏对《黄庭经》不全本、杨凝式《神 仙起居法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赵孟頫《二体千字文》、颜真卿《证作为帖》、苏轼《五 帖叔党一帖》、李建中《千字文》、佚名《玉枕兰亭》、李怀琳《绝交书》、江贯道《画卷》、赵孟頫《书洪范并图》、李公麟《孝经相》等书画的考辨，也都能体现出其系统、综合验证的鉴定特点。结合文徵明存世的书画题跋文字，可以对其书画鉴定特点进行归纳。
一是谙熟古代书画著录文献，并善于运用 著录文献来考证作品的“名实”关系，如文氏对《黄庭经不全本》《杨凝式草书》《石本汝南帖》《争座位帖》《送梨思言二帖石本》《林藻深慰帖》等的考证。
二是注意依凭藏品的印章来推断其流传过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帖》，文徵明首先考辨该帖不曾著录于《宣和书谱》以及《东观余论》等书。书帖上的印章和题识残缺不全，文氏认为可能是曹勋和龙大渊剪拆所致。根据印玺情况，文氏又认为该帖历经南宋高宗、贾似道，元李谦等人递藏，大体厘清了它的流传过程，今比对实物，证实了文氏的相关考证。
三是对于书画本身，乃至以外的题识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文氏都一一考订其行贯，这对于考究书画本身的内容、梳理其流传过程、补缀相关史志等方面都具有实际意义。这一特点在《跋赵魏公马图》《跋林藻深慰帖》《题赵松雪千文》《跋沈润卿所藏阎次平画》以及《题七姬权厝志后》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六朝以来，中国古书画的收藏与鉴考渐成体系。书画鉴考中，详审使用材质、梳理流传过程、品评高下、探究师承家数等内容都能在刘宋虞龢的《论书表》一书中找到源薮。文徵明对《深慰帖》等古代法书绘画的鉴定，方法与思路完全承继了六朝以来中国古人的鉴定思致，文氏详细考证了书 帖跋文作者的行贯、鉴藏印记、著录文献、流传过程，以及书帖所具有的切割嫌疑等，这一系列讲究逻辑，注重经验，内外结合的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徐邦达先生(公元1911—2012年)称为“目鉴”与“考订”。
这种被称作“鉴考结合”的古书画鉴定方法，是当今古书画鉴定界最常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徵明的古书画鉴定方法，现在看来，其实质是一种系统的、综合验证的方法，它代表了中国古书画鉴定方法的成熟。明末的顾复(17世纪)就曾说文徵明“小楷长跋，考订评论甚精”，安岐也说他“考据精详”。宋元以来称得上“具眼”的鉴定家，诸如米芾、郭天锡、周密、赵孟、柯九思、华夏、王世贞、韩世能、张丑、詹景凤、项元汴、董其昌、顾复、吴其贞、吴升、孙承泽、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真正能够做到集创作、收藏、鉴定三位一体的，唯有米芾、赵孟頫、柯九思、文徵明、董其昌五人。他们将书画创作、收藏买卖与鉴定紧密结合，不同于商人鉴定家和文人鉴赏家，若从中国书画的文化内核来说，上述五人方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书画鉴藏家。20世纪以来的谢稚柳、张大千、王己千、徐邦达等就具有这个特点。基于这个标准，文徵明可以称得上是有明一代堪与董其昌相颉颃的唯一一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鉴藏家，他的鉴定方法体现了16世纪中国古书画鉴定方法已经形成了“鉴考结合”的特点，而这一方法在明清以来的古书画鉴定界广为流行。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以至于他曾得意扬扬地夸自己是“三百年来一巨眼人”，照他的说法，自元初到明末(公元1271—1644年)的众多鉴藏家中，他的鉴定水平是最高的。文徵明不及的是，董其昌游历广泛，过目古书画甚夥，这对于其鉴定水平的提高十分重要。但元明以来，能称得上“巨眼”的鉴藏家绝不仅董氏一人，也有许多人终生把玩字画，惜未有著作存世，他们渐渐地就被画史所遗忘。历史对人的选择自有其一套铁律。华夏、项元汴、王世贞、詹景凤、张丑等都比文徵明年轻，在书画创作上的建树也远不及文徵明，在全面性上更是逊色于文氏。就米芾、赵孟、柯九思、文徵明、董其昌五人而言，严格来讲，有书画鉴藏文献存世者也只有米芾、文徵明、董其昌三人，从中国古书画鉴定 体系的成熟性来看，文氏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
(晋) 王献之 地黄汤帖
纸本墨笔 纵25.3厘米 横24厘米
〔日〕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文家收藏书画，其目的在于创作，与商业藏家不尽相同。从相关文献来看，其藏品多来自他们身边的师友。文徵明和他的儿子们有所不同，他很少参与带有涉利性质的书画买卖，其子文彭和文嘉则不然。据刘金库先生研究，项元汴家族和文家在藏品上来往最多，项家的许多藏品直接来源于文家。惜文家未有收藏著录存世，我们对其藏品的具体情况也难以了解清楚。谢巍认为，文徵明的《甫田集》“所载其过目之古书画名迹，已有百数，若计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诸名家书画，当有数百。其于嘉靖二年至五年(公元1523—1526年)在翰林待诏任上，内府所藏亦必有过目者，以及收藏家、好事者送请鉴赏亦不少。且其家于嘉靖年间搜求书画不遗余力，所刻《停云馆帖》已可见收藏法书之富”。文家究竟收藏了哪些法书绘画，今天已考证清楚的，仅有索靖的章草《出师颂》(宣和本)、王献之的行书《东山松帖》等六十余件。
条件所限，我们现在已无法将文家的藏品全部析出，但可根据上述六十余件藏品管窥文家的书画收藏特点：一是多以古代大名家的法书为主，几乎不收藏小名家的作品，这些书家的作品以“二王”体系 为核心，旁涉宋人米芾和苏轼等。文氏似乎更偏爱元代大书家赵孟頫的作品，收藏赵氏的书法数量最多，但文徵明父子的书法却并不酷肖赵孟頫 ，这倒是一桩很蹊跷的事情，因为它并不符合收藏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根据目前所知的文家藏品，大抵可以看出文家收藏书画具有十分明显的临摹学习意图，几无射利的动机。二是这些藏品多庋藏在文家的藏书楼“停云馆”和“玉兰堂”中，并钤盖“文徵明印” “衡山”“停云”“玉兰堂图书记”“悟言室印”“文氏图书之印”“梅溪精舍”等印章。其中，“衡山”朱文方印和“文徵明印”白文方印几乎是每件藏品必盖的，“停云”朱文大圆印露脸的频率也较高，但不及前两枚。这些印章也多出现在文氏自作的书法作品中(“停云”印除外)，说明文氏用印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程式。这些藏品中偶尔也会出现其子文彭的印信，但数目不多，应是日后家族藏品分配的结果。三是声名煊赫的《停云馆帖》，其法书墨迹主要来自苏州及周边地区藏家的收藏，而非文家自藏，这一点黄朋女士已经给予深入研究。此外，文家似乎也参与一些书画的造假活动，《东图玄览》卷一曾记录了如下一桩逸事：“怀素自叙，旧在文待诏家，吾歙罗舍人文龙幸于严相国，欲买献相国。托黄淳父、许元复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为千金，罗遂致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为二人寿。予时以秋试过吴门，适当此物已去，遂不能得借观，恨甚。后十余年，见沈硕宜谦于白下，偶及此，沈曰：‘此何足挂公怀?乃赝物尔。’ 予警问，沈曰：‘昔某子甲从文氏借来，属寿承双勾填朱上石。”予笑曰：‘跋真乃自叙却伪，模奚为者。寿承怒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模讫掇二十金归耳，大抵吴人多真跋装伪本后索重值，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此行径最为可恨。后又二十余年，为万历丙戌，予以计偕到京师，韩祭酒敬堂语予，近见怀素自叙一卷，无跋，却是硬黄纸，纸厚甚，亦不能影摹，而字与石本毫发无差何也。予警问：‘今何在?’曰：‘其人已持去。莫知何 所之矣。’予语以故，谓无跋必为真迹，韩因恨甚，以为与持去也。”这件《自叙帖》真本早已不存，文彭双勾阔填的伪本亦遗失，这段文字生动、真实地揭示出文彭参与伪造赝品的事情，而这在实质上亦属于古书画鉴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侧面折射出明中叶以来书画市场真假杂糅、伪作盛行的状况。
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都承继了他的鉴定专长，尤以文嘉成就卓荦，因为文嘉有一本著录存世。文嘉刊于1568年的《钤山堂书画记》，并不是严格的书画著录，充其量是一本粗略的“抄家物资账单”，其中的部分书画，文嘉对之略有考订，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王献之法书《鸭头丸帖》，文嘉考订如下：“上题永和真迹，内附献之十三行鸭头，亦绢本真迹，别本无此帖。”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人孙过庭草书《书谱》， “上下两卷，上卷费鹅湖本，下卷吾家物也。纸墨精好，神采焕发，米元章谓其间甚有右军法，且云唐人学右军者，无出其右。则不得见右军者，见此足矣。别本云，真本，惜不全”。也许是当时情况所限，文嘉的品评显得不是很严谨，美学式的、感觉性的述评无处不在。虽然缺乏严谨考辨，但还是可以看出文嘉深湛的鉴定功夫。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未必是真迹，但是唐人摹本却是时下书画界所公认的;孙过庭的《书谱》则是没有争议的唐人法书。文嘉认为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是北宋米芾的摹本，由于该书帖真迹早已佚失，我们无法推断文嘉所见书帖的母本，也就无法做进一步的评论。在古书画鉴定中，辨别出作品的真伪有时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给予作品一个准确的时空坐标则十分困难，从这一点来看，文嘉的眼力自有其过人之处。
1565年夏，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的结语处写道：“嘉靖乙丑(公元1565年)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凡分宜(严嵩)之旧宅，袁州(严世蕃)之新宅，省城诸新宅所藏，尽发以观，历三阅月始勉毕事。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今日偶理旧箧得之，重录一过，稍为区分，随笔笺记一二传诸好事，明窗净几时一展阅，恍然神游于金踶玉躞间也。”此段题记解释了书中所录书画没有详加考订的缘由，因此我们无从推断文嘉鉴定古书画的思致。有意思的是，文嘉也像他的父亲一样，经常在古书画作品上题写鉴语，留下了许多有关书画鉴定的文字，以至于后世许多好事者多伪造他的笔迹，题写在书画的纸或裱边处以求高价。如现藏无锡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丁云鹏《应真渡海图卷》，画幅整体艺术水平不低，其纸却有文嘉的手写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比对传世文嘉墨迹，此跋文显系伪迹，无疑是某位古玩商出于射利，借文嘉大名以提升画价而已。和他的父亲一样，文彭也经常在书画作品上题写鉴定品评文字，这在《东图玄览》一书中记载颇多，存世的书画藏品中亦有为数不少的文彭题识，鉴于文彭没有专门的书画著录存世，兹不做详细研究。集书画创作、收藏与鉴定为一体的文徵明父子，其文化意义远超他们作为“吴门画家”和“吴门书家”的身份，这一点不仅是文氏父子超越同侪的卓越之处，更是明中叶以来真正书画鉴藏学意义上的“具眼”典范。
(南宋) 赵孟坚 墨兰图卷 (局部)
纸本墨笔 纵34.5厘米 横90.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为苏州大学副教授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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