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柱 | 为国之道 恃贤与民 一一读《素书》有感

作者 李文柱

《素书》是两千多年前秦朝世外高人黄石公密授张良的一部很短的传世之作，被称为“中国谋略第一奇书＂，全书只有6章136句1336字。历史上注释解读《素书》的人很多，宋代名相张商英作过释评，清代王氏作过注解，当代学者陈伉、丁敏翔等人也都编译出版过不同版本的《素书》。南怀瑾先生说：“《素书》是中国古代纵横家的奇书，朝夕参研，处世、治事，都会有举重若轻的奇效。”

我读《素书》，深感书中充满智慧和哲理，是中华文明前三千年赢得天下、治国兴邦的宝典，也是人们修身处世、完善自我的结晶，它不因时空的久远而失去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也不为篇幅的简短而影响其普遍指导意义。我赞同有人所说：“书中格言形式表达的智慧，用之修身，可以明智益寿；用之治囯，可以位极人臣；用之经商，可以富埒王侯；用之军事，可以百战百胜。＂书中经典名句比比皆是，读之无不受益多多，特别是对身居高位者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黄石公作为秦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是与鬼谷子齐名的半人半神的隐士，《素书》《三略》是他的代表作，主要为主政、主军者所著，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经典。仅举一例，书中说：“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在于依靠贤人和民众。信任贤人如心腹，对待民众如手足，就不会失策。我认为，＂恃贤与民＂这四个字，正是其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和规律总结，也是这部书的点晴之笔。

恃贤，就是依赖贤人。所谓贤人，就是有才有德、德才兼备的人。贤人所愛好、厌恶的情感与人民完全相同，想要选择和舍弃的事物亦与人民完全相同。《素书》有言：＂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可谓至理名言。

得贤人者得天下。一国一家之兴衰成败，归根结底，是个得人和失人的问题。周朝开国元勋姜子牙是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他辅佐周王父子消灭商纣，平定内乱，开疆扩土，促成了＂成康之治＂，被后人称为＂谋略鼻祖，百代宗师＂。称霸春秋的齐桓公并不是一个十分贤德的明君，只是有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的辅佐，使他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秦始皇当年正是依靠王翦、李斯、白起、蒙恬等旷世贤才，横扫六国，北击凶奴，南攻蛮族，一统天下。汉高祖刘邦灭秦兴汉得天下，依靠的是张良、韩信、萧何等济世之才，正如他自己所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抚民，供给响馈，不断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创盛世，也是靠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一众贤人。

古人将贤才称之为＂国之大宝＂，就是有经国济世之才。凡为明主，都深知人才是事业的第一要务，无不求贤若渴。公元前309年，燕国内忧外患，兵弱国贫，人才奇缺，燕昭王便找相国郭隗商讨求贤之事，国王听了相国的话，特地为郭隗修了一座宫殿，象弟子事奉老师一样恭恭敬敬地听郭隗讲课，而且还亲自端茶送饭，以示敬重有才之人，并在宫殿旁边筑一高台（即＂招贤台＂），把黄金堆在上面，准备随时奉送天下贤士，结果天下贤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其中有一武将魁首叫乐毅，他亲率燕国等5国联军攻打齐国，前后征战5年，连下70余城，把战国7雄中军力最强的齐国打得体无完肤，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古往今来，推荐选拔优秀人才的办法很多，诸如高人推荐，毛遂自荐；科举考试，招贤纳士；礼义相加，利禄相许等。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齐桓公不顾一箭之仇得管仲，秦昭王三跪请教得范睢，刘备三顾茅庐得孔明等。择其之要，在于“崇礼而重禄。＂时至今日，仍不失为有效之策。

历史上因用宦官、＂小人＂而不用贤人招至国破人亡者也不胜枚举。正如《素书》所言：＂亲馋远忠者亡。＂诸葛亮生前最担心后主刘禅亲馋远忠而亡国，特意在《出师表》中告诫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无奈刘禅只当耳边风，完全听信身边宦官黄皓馋言，结果奸侫小人受宠，忠良贤臣疏远，使诸葛亮一生心血付之东流，刘禅自己也落个“扶不上马的阿斗＂的绰号。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英明勇武，颇有明君风度，创立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但到了晚年昏庸霸道，只图享乐，荒废朝政，朝中一切权力落入奸相杨国忠之手，终于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把一个大好的唐朝搞得兵荒马乱，不能不说与唐玄宗用人失误有关。明朝朱元璋登基之后，为避免汉唐时的宦官之祸，下令在内宫树了一块＂不准宦官干政＂的牌子，但从明英宗开始宦官渐露头脚，标志是英宗最信赖的太监王振搬掉了朱元璋在内宫竖的牌子，破了明朝戒律，窃取权力，操纵朝政，最终导致英宗被北方瓦刺所俘，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鈡。为什么历代王朝君主大都知道选贤任能的重要，而在实际操作中又有那么多的＂远贤亲小＂呢？这大概是由人的“初心易得，始終难守”的本性所决定。古今英雄，善始者多，善终者少；创业者众，守成者寡。

与民，就是造福人民。黄石公在《三略》中进一步指出：＂军国之要，察民心，施百务。＂就是治军理国的要领在于体察民心之好恶，知民所需，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顺民心之所好，去民心之所恶。大陆古人深谙＂民为固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民心所向，历来是政治家、军事家密切关注的晴雨表、“温度计。”‘《素书》中说：＂根枯枝朽，人困国残，＂认为脚之于人犹民之于君，人无脚不立，国无民不成，足为人之根，民为国之本。大陆历史上有两个很有名的农民出身的皇帝，一个是汉高祖刘邦，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两个开国明君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扫平天下，登上皇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深知民间疾苦，勤政为民，厚施于民，终获天下。刘邦的四公子汉文帝刘恒是一个简朴守业、一心为民的帝王典范，他在位23年，清心寡欲，率先垂范，不烦扰民众，不劳民伤财，还带头缩减皇室财政开支，开放粮仓赈济平民，特别是皇家丧事从简，废除了很多于民不利的陈规陋习，他以＂敦朴为天下先＂的作风赢得了民众，从而奠定了汉初强盛的局面，在历史上留下了＂文景之治＂的美誉。

历史上，凡不＂以民为本＂者都没有好下场。秦、隋两朝尽管在初创时期都显得强大无比，无敌于天下，但都因为大兴土木，伤害民众，而迅速灭亡了。秦始皇因筑长城、建阿房宫和修皇陵，劳民伤财，政权仅维持了15年。隋炀帝在位20年，前后征用民工不下一千万人，由于大量丁夫死于苦役，就抓妇女充当差役，使社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遭到严重摧残，他最后被起义军抓获用绳子勒死。所以，李世民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代帝王几乎无一例外，凡以＂民为国本＂者都盛，凡＂厚敛薄施＂者必衰。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举凡盛世，言必称夏、商、周三代，三代都有圣明之君，中兴之王，但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也恰恰产生在这三个朝代，那就是夏之桀、商之纣、周之厉。特别是长达791年的周朝和历史上任何朝代一样，两周早期统治者励精图治，出现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一扫殷商末期的阴霾景象，但到了西周周厉王执政时期，他是一个财迷心窍、蔑视民意的暴君，施行了很多与民争利的政策，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上战事频繁，赋役太重，便爆发了势如洪水决坝般的武装暴动，到头来落了个仓皇出逃、客死他乡的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