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引言
在明代男权社会，由于存在“夫贵妻荣”和“母以子贵”的利益格局，后妃们常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不断卷入皇权主导的政治漩涡之中。
她们以太后、皇后或贵妃的特殊身份，利用女性教科书编纂与讲授的机会，确立自己在宫中的导师身份、道统统绪和正统地位，以此衬托并维系丈夫或儿子在朝中的政治地位。
一、明代宫廷女教的内容与教材
“女教”也称“内教”，是古代用以指代妇女教育的概念，宫廷女教制度在明朝业已成熟。据刘若愚描述
“宫内教书，选二十四衙门多读书、善楷书、有德行、无势力者任之。三四员、五六员不拘……命一秉笔提督之。”
指明了女教教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宦官。不过，早期宫中女教的教师由女官担任。
学习的教材有些是朝廷敕修，有些是后妃主持或亲自编纂。后妃所撰女教书，沈德符在《母后圣制》条中有概括
“本朝仁孝皇后著《内训》，又有《女诫》，至章圣皇太后，又有《女训》，今俱刻之内府，颁在宇内。今上圣母慈圣皇太后所撰述《女鉴》一书，尤为详明典要。主上亲洒宸翰序之，真宫阃中盛事也。”
明代十六个皇帝所拥有的众多后妃，绝大多数没有编写过教材，甚至未留下文字，那么上述四位后妃为何要费心劳力地编写女教之书？
如果我们不进行政治背景的发掘，则很难理解其真正原因。
二、仁孝徐皇后撰《内训》以解“靖难”困境
明代由后妃亲自撰写的第一部女教书是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有关养德修身、谨言慎行、勤劳节俭，处理与父母、君主、子女、外戚等关系，意在推广儒家伦理纲常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的道德修养教材。
其实，徐皇后撰写此书有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意图，就是配合其丈夫成祖朱棣破解因“靖难”叛乱所造成的政治困境。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有政治头脑的贤内助，徐氏积极配合丈夫从事“靖难”后的舆论宣传工作。
《内训》是靖难之役后宣示成祖正统、消除叛乱困境的政治工具，理由如下。
第一，仁孝徐皇后是位有见识的女政治家，而非一般的后宫女性。
她曾积极参与燕王的“靖难”。因此，她在朱棣篡位后编纂《内训》，实具有为丈夫的政治困境解套的意图。
《内训》不是一般的伦理教材，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二，从写作时间来看，仁孝徐皇后撰述此书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指向性的现实意义。
仁孝徐皇后此时撰述此书，有为丈夫在宫廷内外特别是在妇女中收拢人心之用意。
第三，从主旨来看，徐皇后在《内训》中处处尊崇马皇后，其实是在表明自己才是马皇后衣钵的正宗传人。
是后宫中的正统，与朱棣是太祖衣钵传人、为朝廷正统的舆论表里配合。
徐皇后明确宣称自己
“事我孝慈高皇后，朝夕侍朝。高皇后教诸子妇，礼法惟谨。吾恭奉仪范，日聆教言，祗敬佩服，不敢有违”
于是以高皇后的“教训之言”为基础，撰述女教的教材。
其实，朱元璋有二十多个儿子和众多儿媳，徐皇后能否受到马皇后的关注都很难说。
但《太宗实录》却将徐皇后塑造成马皇后中意的儿媳，其实是在制造徐皇后得马皇后真传的舆论。
第四，从内容来看，《内训》多有劝天下妇女自我警惕、谨言慎行、安居乐业的内容，意图从家庭的另一半——女性的角度来安定局面，劝诫她们接受新的政权。
可见，仁孝徐皇后的《内训》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意欲通过树立成祖继承太祖、自己继承高皇后的形象，为成祖朱棣“靖难”篡位后的政治困境解套。
三、章圣蒋太后撰《女训》以助“大礼议”之争
如果说仁孝徐皇后的《内训》旨在破解成祖的“靖难”困境，那么章圣蒋太后的女教书《女训》则是配合“大礼议”之争而作的政治宣示。
《女训》是正德十五年以前成书于兴王府，然而，公布与传播却在嘉靖九年以后，其中的政治意图可以想见。
武宗死后，明廷面临最高权力的断层，于是决定迎立武宗堂弟、湖广安陆州的兴府世子朱厚熜为皇帝。
然而，按照太祖父死无子则“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法，应该让朱厚熜过继给已故的孝宗为子，作为武宗之弟，再继承皇位。
于是武宗母亲慈寿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临时决定让甫至北京的朱厚熜先“继嗣”再“继统”，这一决定引起了长达三年的“大礼议”之争。
在张璁、桂萼、方献夫等议礼新贵们的鼎力相助下，朱厚熜终于获胜，不再称生父为“皇叔考”，而是堂堂正正地改称“皇考”，并且给父亲上谥曰“献皇帝”，上庙号为“睿宗”。
然而，在后宫中，世宗生母章圣蒋太后蒋氏和世宗的后妃，仍不得不面临武宗母亲慈寿太后张氏和妻子孝静庄肃皇后夏氏势力的压力。
为了在后宫扭转局面，蒋太后便利用公布和讲授女教书《女训》的机会，树立自己的权威。
世宗自然极力推波助澜，配合母亲的行为，下令在宫中乃至全国推广。
嘉靖九年，世宗正式公布章圣蒋太后的《女训》，并让太后亲自面对后妃以下的宫中女性宣讲，要求自皇后以下的宫廷女性都予以配合。
世宗极力推崇生母蒋太后《女训》的目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确立章圣蒋太后的道统地位。
为此，世宗下令制定了由蒋太后讲授其自编教材《女训》的仪式，如此一来，蒋太后成了讲官，成为上自皇后，下至宫女的教师，确立了其在道统上的地位。
另一方面，确立章圣蒋太后的正统地位。
世宗在将蒋太后的《女训》向全社会公布时，并不是单独发行，而是与《高皇后传》、徐皇后的《内训》一起颁示天下。
因此，这次《女训》的推广活动，看起来只是宫廷后妃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场鲜明的政治斗争。
四、慈圣李太后编纂《女鉴》以追求正统
在明代宫廷亲自操刀撰写女教书的人中，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其夫穆宗死时，她不到三十岁，儿子神宗年方十岁，李太后移居乾清宫，与新首辅张居正合力教育皇帝。
万历六年，神宗大婚，李太后不能再居乾清宫亲自管教皇帝，于是在返回慈宁宫前，把神宗的教育完全托付给了张居正，自己转而对神宗的后妃进行教导。
李太后的重要举措便是编纂女教书《女鉴》。
其实，除了教育神宗后妃的目的外，李太后编纂《女鉴》，还有另一层含义，便是追求自己的正统地位。
神宗也深知母亲的良苦用心，将《女鉴》置于明代历朝女教书的经典长廊，以此突出母亲李太后在后宫列圣中的正统地位，进而也强化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与世宗母子双双关心各自在朝廷和后宫中的正统地位稍异，神宗母子并不担心神宗的正统地位，而更关心宫女出身的李太后自己的正统地位。
故《女鉴》之作，无疑是为了显示李太后在道统中的导师身份，从而确立其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
子以母贵，这样做无疑也会使神宗的地位更加稳固，因此获得其大力推介。
五、郑贵妃改《闺范图说》以图废长立幼
与仁孝徐皇后、章圣蒋太后和慈圣李太后力争正统的目的大致相似，神宗郑贵妃改编女教书《闺范图说》的政治企图也在于树立自己上承统绪的形象，为废长立幼开展舆论宣传。
神宗的皇长子是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而郑贵妃之子朱常洵则排位在后，按照“立长不立幼”的传统，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
然而，郑贵妃并不甘心，希望神宗能够弃长立幼，将朱常洵立为太子。
为此，她孤注一掷。郑贵妃未如前面三位后妃一样亲编教材，而是选定了吕坤的《闺范图说》作为女教书，并稍加修改，使之成为自己废长立幼的舆论工具。
郑贵妃修改《闺范图说》的意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在序中塑造自己上承徐皇后和章圣蒋太后统绪的形象，为自己进位皇后进而立己子为太子制造舆论。她特别强调
“然虽不敢上拟仁孝之《女诫》，章圣之《女训》，借令继是编而并传，亦庶乎继述之一事也。”
尽管郑贵妃说自己不敢上拟徐皇后、蒋太后的女教书，实际上却提醒人们她就是二位后妃的继承者。
对于郑贵妃包藏的用心，当时便有人指出，仁孝徐皇后和章圣蒋太后的儿子都做了皇帝，郑贵妃以己比二位后妃，其企图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郑贵妃在《序》中历举当朝女教书时，只字未提其婆婆李太后的《女鉴》，这并非一时疏忽，而是故意排除李太后在此统绪中的地位。
因为李太后正是郑贵妃废长立幼的障碍，由于二人严重对立，郑贵妃在《闺范图说》的《序》中缕述后妃编纂女教书的统绪时，便有意剔除李太后的《女鉴》。
即使神宗在将《闺范图说》送给郑贵妃时，特地提到该书与其生母李太后的《女鉴》相似
“《闺范图说》是朕付与皇贵妃所看，朕因见其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词旨仿佛，以备朝夕览阅。”
郑贵妃却依然在重刊《序》中对李太后的《女鉴》只字不提，其对李太后的反感之心由此可见。
第二，突出“子以母贵”的观念，为郑贵妃之子立为太子制造舆论。
此书一经发表，立刻有人分析出郑贵妃试图以改修和重刊《闺范图说》，来制造弃长立幼的舆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却引起了强烈的抗争。
科臣戴士衡便撰《闺鉴图说跋》一篇，指斥吕坤假托此书包藏祸心。
虽然神宗将戴士衡薄惩示戒，但是一位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又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
此文采用问答体形式，通过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郑贵妃废长立幼。主要当事人吕坤，不得不多次上书表明心迹并作辩解。
由郑贵妃刻吕坤《闺范图说》引起的巨大风波，意外地加快了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进程。
郑贵妃重刊《闺范图说》意图明确，然而她的支持者神宗却是一个庸懒懦弱的君主，无法给予坚定的支持，导致郑贵妃集团很快便由于缺乏正统性而落败。
六、结语
教科书历来都是各政治势力必争的意识形态阵地，由后妃所撰的宫廷女教书亦不例外。
从表面上看，明代宫廷女教书皆包含一般性的道德、品行、仪礼、容止等教育目的和文化意义，但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进行细致分析，则可以看出这些女教书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企图。
明代宫廷女教书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对妇女的渗透，亦反映了上层妇女对儒学的政治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