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04 年帕拉马塔监狱上方女囚工厂的建立是政府管理女流放犯的开始，它的建立在女囚工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女囚工厂的早期发展中，由于政府过于注重工厂的经济发展，忽视了对女流放犯的管理。
因此，这一时期的女囚工厂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工厂中恶劣的环境加深了女流放犯的苦难，工厂对殖民地社会居民的恶劣影响等。
从较为严格的意义来讲，这座女囚工厂与之后建立的女囚工厂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经济实体而存在，而并非是作为女流放犯的教养机构，它对女流放犯的惩罚职能仅占其中一小部分。
早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女囚工厂建立初期过于注重工厂的经济职能而忽视了对女流放犯的管理，使其女流放犯生活状况更加糟糕。
1804年第一座女囚工厂建立后，成为英国政府管理女流放犯的主要场所。这座女囚工厂不仅是女流放犯的工作场所，也是女流放犯的居住场所，同时还是女流放犯的惩罚场所。
对于政府而言，这座工厂在充分利用女流放犯劳动力的基础上，同时解决了政府财政问题以及女流放犯的管理问题，可谓是一举两得。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女囚工厂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从其职能上来看，以经济职能为主，以惩罚职能为辅:其二，从其管理上来看，这一时期女囚工厂对女流放犯的管理较为松懈，并未充分发挥对女流放犯的惩罚职能。
从这座女囚工厂建立的初衷及其实际运行来看，这一时期女囚工厂的经济职能明显占了上风。
工厂中的大部分空间都是用于放置纺织机器的，而专门监禁女流放犯的场所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即工厂白天是女流放犯的工作场所，晚上则是那些被治安法官判处监禁的妇女的监禁场所。
早在1804 年工厂竣工时，“工厂内就安装了九台纺织机器:2 台用于精纺、2 台用于纯棉纺织、2 台用于纺织羊毛、1台用于纺织粗麻布，2台用于纺织帆布，这些机器同时运作一周可以生产 100码布。
,1804年3月金总督在写给战争与殖民大臣,霍巴特勋爵的信中提到:“位于新帕拉马塔监狱上方的宽敞空间将用于制作较为粗糙的亚麻和纺纱.….我们现在已经将我们的亚麻种子增加到 40 蒲式耳，这将使纺织工厂运行良好。”
在 1805年一年中，女囚工厂共生产了“3732%码帆布、粗麻布、肚带(马等的束带)和亚麻布，2201%码毛毯、法兰绒、粗布和半硬领布，其中包括提供羊毛的个人送回到工厂的部分，还有4647 英寻绳索，计程绳和麻线。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女囚工厂在其经济职能方面是相对比较成功的。1808年，殖民地军需部长帕默尔向麦克阿瑟称女囚工厂“对殖民地有很大好处”。
女囚工厂在纺织制造上的成功不仅可以部分解决女流放犯的工作问题，同时也可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
但是，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过于侧重一方面的发展，那么往往会顾此失彼。
正是因为政府过于注重女囚工厂的经济发展，将其当作工厂来经营，而不是运用监狱的管理方式，因此而忽略了对女流放犯的管理。
从女囚工厂历任总管来看，不管是乔治·米尔美克，本杰明·巴罗还是弗朗西斯·奥克斯，他们都是政府根据其纺织技能或经济条件而被任命为工厂主管的。
乔治·米尔美克(George Mealmaker)是一名前流放犯，在此之前是一名织工，于1800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而弗朗西斯·奥克斯(Francise Oakes)则是一名投机主义者，同时他还是面包商以及帕拉马塔的警官(ChiefConstable)。
一般来说，“女囚工厂的主管除了给手下囚犯发放口粮，并向政府保证女工中间一切平安无事之外，就对女工百事不管了。
因此，女流放犯在完成她们每日被分配的工作之后便可以自由出入女囚工厂。“她们在工厂里的工作包括拣选，纺纱和梳理羊毛。
她们每日被安排一定数量的任务，当她们的任务完成时，一般是下午一点，她们将被允许返回她们的住所。
所以，除了那些被判监禁的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女流放犯晚上都必须待在工厂里，她们可以在工厂附近的木屋里居住，也可以到帕拉马塔镇寻找住宿，“住宿和烤火费平均一周4先令”。
因此，比格专员在其 1822 年的《比格报告》(Bigge Repon)中提到，1804 至 1821年期间，女流放犯更愿意生活在女囚工厂，而不愿意被配给出去因为此时女囚工厂中的生活相对自由，及时犯错惩罚也向对较轻，而在配给生活中，她们则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早期发展中问题产生的原因
帕拉马塔监狱上的女囚工厂虽然部分解决了女流放犯在殖民地的工作问题,减轻了政府在供养女流放犯方面的负担，与此同时也为那些没有谋生能力的妇女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收容所。
但是，女囚工厂在建立初期产生的问题又为殖民政府提出了新的难题，即女囚工厂内部恶劣的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女流放犯的生活状况，相反却加深了她们的苦难。
女流放犯在女囚工厂中的处境引起了殖民地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他们强烈呼吁要改善女流放犯的处境，重新建立新的女囚工厂。
对女囚工厂建设初期产生的问题不仅有政府方面的因素，但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女囚工厂早期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在澳大利亚建设初期，殖民地各项政策的实施始终受两个因素的制约:
一是政府财政支出，二是流放制度的有效实施。事实上，这两者在理论上是完全相的。
与1718 年至 1776 年英国流放制度在北美的实施相比,澳大利亚罪犯流放似乎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前者可能在制度上尚有欠缺，但是从流放犯到达殖民地后的安置来看，澳大利亚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英国在向北美流放罪犯期间，英国政府主要采取的是与船商订立契约，由船商运送犯人的方法，政府只需按照罪犯的数量支付给船主运输费用即可。
船商不仅负责罪犯的运输工作，同时也负责罪犯在殖民地的安置工作。“运输船到达目的地后，商人将罪犯卖给当地的大农场主，并且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出价最高者才能买到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这会给商人带来大量的回报”。
可以说，早期英国流放制度在北美的实施使英因政府获益良多，不仅清除了国内大量的罪犯，而且还节省了政府财政开支，可谓是两全其美。
而此时流放制度在澳大利亚的实施却使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这一时期英国政府运送罪犯的方法依然是与船商订立合同，政府按罪犯人头支付运输费用，不同地是英国政府将全权负责罪犯在殖民地的安置问题，船商将罪犯运送到殖民地后他们的工作就已完成。
与北美的情况不同，澳大利亚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既没有肥沃的土地，更没有富裕的农场主，殖民地所有开销都要依赖于母国政府。
而且，由于澳大利亚与英国路途遥远，政府的补给常常不能按时抵达，因此，殖民地经常陷入饥荒状态。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要想同时兼顾节省财政与有效管理罪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如此，在殖民地任职的官员还是尽力使二者保持平衡。
既然是政府负责罪犯的安置问题，那么，在早期的拓殖中，主要是依赖罪犯的劳动力。
政府当局认为，这样既是对罪犯的惩罚和改造，同时也有利于殖民地的建设。
随着殖民地的发展，自由移民逐渐增多，政府便将罪犯指派给自由拓居者充当仆人，罪犯的食宿由自由拓居者承担，称劳动指派制或配给制。
这种罪犯安置的方法随着流放制度在殖民地的实施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即罪犯在到达殖民地后，一部分为政府工作，另一部分则给私人拓居者。
这种制度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府当局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女流放犯的安置问题。
在殖民地建设早期，女流放犯一度被视为政府的财政负担，认为她们会榨干殖民地的经济，因为在殖民地建设早期，实在是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可以提供给女流放犯，虽然也有部分妇女为政府工作或被配给给私人拓居者，但是在早期殖民地经济发展极不成熟的条件下，留给女流放犯的工作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有许多女流放犯在到达殖民地时处于怀孕期和哺乳期，根本没有能力谋生，完全依赖政府的救济。
因此，基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政府竭尽全力不使女流放犯成为政府的负担，这也就不难理解政府在女囚工厂建立初期只关注工厂的经济价值，忽视对女流放犯的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