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聞名海内外的華僑商人張弼士，曾在古越秀地區從商、居住。他在靖海路開設了張裕安堂商行，在朝天路興建了“張孝友堂”，堂名含繼承發揚祖先“以孝友為行”之意，至今此堂還存，附近街道名孝友西、孝友東街。
張弼士
對于很多人來說，張弼士是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名字，但因這個人而誕生的一樣東西，卻走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并成為我們記憶的一部分，這就是張裕葡萄酒。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大半個世紀裡，張裕一直是唯一的中國葡萄酒品牌；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那個多災多難的時代裡，他是為數不多的甜美記憶——在1915年舉行的巴拿馬萬國商品展上，張裕酒一舉奪得四項獎章，這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都是罕見的。
創辦張裕釀酒公司被稱為“中國葡萄酒之父”、被美國人稱為“中國的洛克菲勒”的華僑富商張弼士，為人稱道的并不僅僅是葡萄酒。他曾當過幫工，開過商行，采過錫礦，成為當時海外華僑中首屈一指的巨富；他先後任清廷駐槟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等職，成為亦商亦官的紅頂僑商，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頗高地位，是有較大影響的曆史人物。而張弼士回國投資的首站，就是廣州。
誠實創業 海外發迹
張弼士（1841—1916），原名肇燮 ，别名振勳。生于廣東大埔縣黃棠鄉。鹹豐八年（1858），他的家鄉遭受嚴重災荒，不少人離鄉背井，外出謀生。張弼士也跟着鄉親渡海到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今印尼的雅加達）謀生。初在一家米店當雜工，後來又到了一家紙行當幫工。他做事勤懇認真，聰明過人，而且忠厚誠實，深得老闆信任。
有一件事改變了張弼士的一生。一位從歐洲來的海員，拎着一箱子貴重東西，找到張弼士的住處，請他驗收。張弼士很奇怪，對這位海員說：“我在歐洲沒有親戚，這東西不是我的。”海員面露難色：“你看，位址和姓名都沒有錯，退回去我怎麼交代？”雖然托運單上的收貨人明明是自己，可是張弼士堅決不收。最後，那位海員隻好采取了折中的辦法，暫時将箱子寄放在這裡，等核對清楚再作處理。臨走時他還說道：“如果一年以後，還沒人領，這個箱子就是您的了。”一年時間很快過去了，箱子依然沒人來取，張弼士也依然未将它打開，他還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此事在當地傳揚開來，人們交口稱贊弼士為人誠實。紙張行老闆非常欣賞他的誠實品德，将店裡财務交他管理，後來，又将自己的獨生女兒許配給了他。這位賢惠的妻子以後成了張弼士事業成功的助手。
幾年後，嶽父病逝，張弼士繼承了遺産，開始顯示他卓越的經營能力。他先抽出一部分資金，開設了一家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并承辦了當地的酒稅和新加坡的典當捐務。随後又承包了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一些島嶼的鴉片煙稅，資産很快得到了較大的擴充。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墾殖開發。當時，荷屬東印度殖民者為開發與掠奪鞭長莫及的島嶼資源，曾放手讓華僑組織墾殖公司，張弼士抓住這一時機，抽出大部分資産投入這一事業。同治五年（1866），他在荷屬葛羅巴埠創辦了裕和墾殖公司，大規模地開墾荒地，專門種植椰子、咖啡、橡膠、胡椒、茶葉等熱帶經濟作物，并在墾殖區間種雜糧，擷取了極大經濟效益。光緒元年（1875），他又在蘇門答臘的阿齊創辦了新的墾殖公司。以後，他在荷屬怡厘創辦的裕業墾殖公司、爪哇日裡創辦的笠旺墾殖公司就有橡膠園8處，雇工近萬人。在經營墾殖開發的同時，他積極捕捉機會創辦各類實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在英屬馬來亞彭亨州文東埠開設東興公司，開采錫礦，賺了一大筆錢；在日裡開設日裡銀行，專門辦理華僑儲兌和僑彙業務，深受廣大華僑歡迎和依賴，業務得到很大發展；在棉蘭、槟榔嶼大力發展房地産事業，興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組織了一個聯系海内外的藥材批發網，國内的名貴藥材多經張氏藥行批銷海外，海外名貴藥材及西藥，亦多經張氏藥行批銷回國，溝通了海内外藥材市場等。
張弼士的成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光緒十八年（1892），清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途經新加坡時，曾向張弼士詢及緻富之術，張回答：“吾于荷屬，則法李克，務盡地利；吾于英屬，則法白圭，樂觀事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征貴販賤，操奇緻赢，力行則勤，擇人任時，能發能收。亦如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終不足以學斯術。吾服膺斯言，本此為務，遂至饒裕，非有異術新法也。”一番高論令龔氏大為歎服。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30多年裡，張弼士以其聰明才智和吃苦耐勞，終于建立起了自己的企業王國，最高資産達到七八千萬元，成為當時南洋華僑中首屈一指的富翁。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過如此，這真是“富可敵國”了！張弼士成為南洋華僑界舉足輕重的人物，當地的荷蘭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荷屬殖民當局曾幾次給他封官賜爵，但均被他一一謝絕，說：“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
步入官場 紅頂紳商
張弼士與維新派的先驅、時任英國領事又是管理南洋新加坡一帶外交的薛福成、維新派的黃遵憲、主管清廷商務大臣盛宣懷、清朝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等人關系密切，深受他們維新興邦、實業救國思想影響、鼓舞，以一己之力積極參與祖國振興商務建設。光緒十五年（1889），張弼士在清朝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的号召下，捐巨款救濟國内江浙、山東水災，獲授候選同知銜官職，這是張弼士步入晚清官場的第一步。光緒十七年（1891），應清廷商務要員盛宣懷之邀，張弼士回國籌劃鐵路事宜。光緒十九年（1893），清朝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推薦張弼士擔任駐紮槟椰嶼副領事。張弼士在領事任内，一方面努力促進廣、潮、客、瓊、閩各屬僑胞團結，發展華人經濟實力，并捐資8萬元創辦了馬來亞第一所華僑學校——中華中國小校；另一方面積極地與黃遵憲一道，向管理南洋新加坡一帶外交的薛福成呈禀要求豁除海禁，保護回歸華僑。薛福成據此向朝廷奏上《請豁除海禁招徕華民疏》，并得以實施，使華僑回祖國有了法律保障。光緒二十年（1894），張弼士再獲賜三品銜候選知府。是年7月，黃遵憲奉命調回國，張弼士接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張弼士在總領事任内，又得授道員銜。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弼士慷慨捐資20萬元創辦路礦、學校，又得授候補三品京堂。同時應盛宣懷邀請，在盛宣懷督辦的鐵路及大清銀行中擔任要職，這樣張弼士便以官商面目出現在晚清經濟舞台上。
光緒二十年（1894），作為清朝振興實業的統籌機關商部成立，張弼士被聘請為商部頭等顧問。張弼士在任顧問期間借鑒西方管理模式，積極協助商務大臣戴振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法律政策：商部頒布了《商人通例》，對經營商務做了一些具體的規定；接着又奏頒了《商部章程》，不久又頒布了《破産律》，對出于無奈的“虧蝕倒閉者”，予以“維持調護”。光緒二十九年（1903）冬，清政府準許了商部拟訂的《鐵路簡明章程》，規定“無論華洋官商”，都“可禀請開辦鐵路”，鼓勵華商集股興辦；此後商部又奏準了《暫行礦務章程》，鼓勵“集股開礦”；在《試辦銀行章程》裡，也歡迎集資開辦。
在此期間，清政府開始有計劃地勸導華僑投資國内以濟國内貨力之窮，先後授張弼士太仆寺少卿、太仆寺正卿、頭品頂戴，并于1905年派張弼士為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督辦閩粵工、商、路礦事宜，勸導華僑歸國投資。張弼士此行作為清廷派到海外華埠的第一個進階别專使在南洋各華埠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張弼士到新加坡時，“沿街諸鋪懸燈結彩，高挂龍旗，行者塞途，馬車轟轟，觀者為堵，極一時之盛。”收到擴大清廷在華人社會中影響的成效。此時的張弼士已跻身于清王朝的進階官員的行列之中，成為清王朝的海外首位紅頂紳商。 而他自己也開始在19世紀90年代起，将大量資金調入中國，投資實業，實踐他實業救國的理想。
實業救國 廣州起步
張弼士在海外回國發展實業的首站標明廣州。固然當時的廣州是華南的通商口岸，毗鄰港澳，商貿發達；還在于它是家鄉的省會，讓張弼士體會到鄉情。他在廣州靖海門（今靖海路）創辦了張裕安堂藥行，專門把國内的名貴藥材經藥行批銷海外，海外名貴藥材及西藥，亦經藥行批銷回國，溝通了海内外藥材市場。他還在廣州開辦廣州振益公司、亞通（織布）公司、廣東靖海門農工商礦局等十多家企業。還置有不動産如靖海路的張裕安堂和廣州河南（今海珠區）新安裡的五知堂等府第。又在朝天路建有孝友堂，今天的孝友西、東街也因張孝友堂而得名。
張弼士在國内的投資頗有建樹，但最為世人稱道的是創辦了“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樹立了讓世人為之震驚、令國人為之驕傲的中國葡萄酒的品牌。
曆史的契機加上強烈的愛國之心成就了這位中國葡萄酒釀造第一人。
1890年，張弼士任巴城商務領事時，有一次參加法國領事舉辦的酒宴，席間，人們對所飲法國三星斧頭牌白蘭地名酒大為贊賞，法國領事為此大談酒經，并對張弼士說：“此酒用法國波爾多地區盛産的葡萄釀造，如用中國山東煙台所産的葡萄釀造，酒色并不遜色。”
張弼士問：“這話怎說？”
法國領事猶豫片刻後告之說：“當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我也是其中一員，法軍駐屯天津附近時，我曾與其他士兵一起，到煙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營，用随軍攜帶的小型壓榨機壓汁釀造，味道香醇，酒質與法國白蘭地可相為媲美。當時，法國官兵曾議論，瓜分中國領土時，法國要力争山東，好在煙台設廠釀酒。”
張弼士聽後大為震驚，将此事牢記心中。光緒十七年（1891）年，張弼士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之邀，到煙台商讨興辦鐵路事宜。張弼士借此機會對煙台進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氣候濕潤，土質肥美，确是種植葡萄的好地方。當即決定于此投資設廠，定名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1892年，張弼士投資300萬兩白銀，辟煙台兩座占地千畝的荒山，栽植從德、法、意等國引進的120多個優質葡萄品種，建立自己的大葡萄園；引進壓榨機、蒸餾機、發酵機、白橡木貯酒桶等釀酒先進裝置，建造聞名中外的地下大酒窖，重金聘請歐洲一流釀酒師，建立了大陸最早采用現代科學技術釀造葡萄酒的大企業。
經過多年的辛勤耕耘，伴随着失敗與成功的考驗，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終于獲得了巨大成功。他們釀的酒色澤金黃透明，酒質甘醇幽香，風行全國，遠銷海外，在世界市場上嶄露頭角。1915年，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商品博覽會上，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送展的“可雅白蘭地”、“紅萄萄”、“雷司令”、“瓊瑤漿”（味美思），一舉榮獲最優等獎和4枚金質獎章，這是中國商品首次在國際上獲得如此殊榮，“可雅白蘭地”也是以而命名為“金獎白蘭地”，成為馳名世界的名牌。從此，葡萄酒這種極品酒隻屬于西洋的曆史被永遠改寫，張弼士在在山東煙台創辦的中國第一個工業化生産葡萄酒的“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面旗幟。
1912年，孫中山先生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題詞“品重醴泉”，以示嘉勉；康有為下榻張裕酒廠亦曾書贈絕詩一首：
淺飲張裕葡萄酒，種植豆台芍藥花。更複法華寫新句，欣于所遇即為家。
風雨兼程終不悔，留得芳香在人間。張弼士在總結張裕創業史中寫道：“備曆艱阻”、“擲無數之金錢，耗無量之時日，乃能不負初志。”
赤子情懷 光昭日月
民國初年，張弼士被任命為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立法會議員、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等。但北洋軍閥政府的互相傾軋，他卻看得十分透徹，對參政并不熱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傾注于“實業救國”。
張弼士僑居海外，對外國人歧視中國人有切膚之痛，每每遇到難堪之事就會拍案而起。
1898年，張弼士一行3人和一名德籍家庭醫生準備從印尼乘坐德國班輪前往新加坡辦理商務。他叮囑管事購買4張頭等官艙票。船票買回來，卻隻有一張官艙票，3張統艙票。張弼士很奇怪，問管事為什麼隻買了一張官艙票，管事無奈地說“德國輪船規定華人不準購買官艙票，那張官艙票還是德國醫生買到的。”張弼士聽後，當即勃然大怒，将4張船票撕得粉碎，随手舉起慈禧太後賞賜的禦窯寶藍大花瓶向地闆砸去，打了個稀巴爛，并憤然吼道：
“豈有此理，華人不能坐官艙，什麼苟例？簡直欺人太甚！中華民族不可侮，中國人不可欺！”
他感到炎黃子孫的尊嚴受到了嚴重侵犯，良久不能平靜。
“朝廷無能力辦商船，我張某來辦！”張弼士對一同來的創辦潮汕鐵路的張耀軒說：“記住，以後我的商船凡德國人一律不賣票！”
不久，張弼士邀張榕軒、張耀軒昆仲共籌航行蘇門答臘及中國南部海面的遠洋航運，創辦了“裕昌遠洋航運公司”和“廣福遠洋輪船公司”。從此，遼闊的太平洋上開始出現飄揚着中國大清龍旗的僑辦遠洋巨輪，并專門與德國輪船同走一條航線，比德國的同等官艙票價低一半，并且一報還一報，不賣票給德國人，迫使德輪取消了歧視華人的規定，大長了中華人的威風。
可是，他明白，這種做法隻是洩一時之憤，于改變國家命運起不了什麼作用。他盡己所能給當時積貧積弱的祖國和舉步維艱的革命事業以慷慨支援。
民主革命初興，張弼士即鼓勵兒子張秩捃加入同盟會。當革命黨人在海外秘密活動時，張弼士便訓示其南洋企業秘密援助，并通過胡漢民暗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辛亥革命爆發後，張弼士又向孫中山捐贈一筆巨款。
張弼士在清代時就已關心公益事業，光緒二十六年（1900）黃河決口成災，張弼士目睹災區慘狀，深為同胞遭難而憂慮，急回南洋募捐百萬兩銀款赈災，清政府為此賜其“急公好義”牌匾，豎于其故鄉大埔。
張弼士在海外倡導教育，弘揚中華文明更是不遺餘力，在新加坡等地，他創辦了中華學校和應新華文學校，又專門設定福利基金為外出學子輔助學費。在他的帶動下，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相繼興辦了8所華文學校。他在汕頭設定“育善堂”，購置數十間樓房堂産作為嘉應五屬福利基金，為出國學子補助學費等。光緒卅一年（1905），他獲清朝光緒皇帝恩賜禦書“聲教南暨”匾額一方。在受匾典禮上，張弼士慷慨陳詞：
“國家貧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學校不興，我等旅居外埠，積有财資，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埠設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之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可不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梁紹文在《南洋旅行漫記》中稱“在南洋最先肯犧牲無數金錢辦學校的，要推張弼士為第一人”。張弼士的拳拳赤子之心、殷殷報國之志可見一斑。
1916年9月，張弼士為慶祝“可雅白蘭地”酒榮獲金獎和赴美之行成功，在印尼巴城五知堂設中秋宴會，答謝中外賓客。會上他異常興奮，頻頻舉杯祝酒，導緻心肌絞痛，12日，終因醫治無效，病逝于荷蘭皇家醫院，享年75歲。張弼士病逝後，移柩返籍途經新加坡、香港時，英荷政府下半旗緻哀，港督躬親憑吊，群眾到處設牲祭奠，可謂生榮死哀。國學大師章炳麟亦敬送挽聯“南人光祖國，天際以歸魂”。
張弼士逝世後，其後人遵從他的遺願，捐資給廣州的嶺南大學建“張弼士紀念堂”大樓。他在廣東各地創辦的守業，後來雖然屢遭變亂而消失，但其愛國精神永為人們崇敬。
資訊來源：(摘自越秀區——《越秀商業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