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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亞·蘇萊曼，來自拿撒勒，巴勒斯坦人。我一直生活在不同的國家。現年60歲的蘇萊曼迄今為止隻執導了五部電影，每部相隔67年，而《必須是天堂》是一部19年前的作品，獲得了戛納評審團獎。
這是一部非常安靜的電影，誇張可以說是啞劇。指導自己的蘇萊曼在97分鐘的剪輯中隻有兩句台詞。
我喜歡看脫口秀電影，伍迪·艾倫，休谟，理查德·林克勞特。聽着主角的串珠槍，靠文字把劇情往前推，有時候會有緊跟不上緊湊感。
這是不一樣的，走出語言的話語體系，非常安靜，沉浸在空間的環境中，任何微小的聲音和動作都可以是一絲痕迹。
但這絕不是一部無味的大悶燒電影，各種小情節冷幽默輪流上演。
影片采用非線性叙事，三部分結構，主角蘇萊曼就像現在的旅遊部落客，帶着标志性的斜包和草帽。穿越拿撒勒，巴黎和紐約三個城市，以旁觀者的身份看到周圍的人和事。
影片中發生的人和事的緊湊性，沒有一個單一的循環，非常松散，是碎片化的圖像呈現出一種松散的自由狀态，散發着興趣。
題材的獨特性和形式的新鮮感對我來說是最有吸引力的。這部電影不講愛情，不講家庭，不與人物有着複雜的關系。
主角作為觀察者已經是一個觀衆身份，作為一個旁觀者，一個不露面的局外人，被觀衆的沉浸感所去除，主角的情感氣場。
蘇萊曼的正面凝視着很多鏡頭，一張臉上滿是眉毛，扛着表演旗。一雙眼睛透過螢幕洞察世界，直奔内心，展現出事物的好奇心，很厚，簡直可愛。
攝影風格強烈，構圖精美，完美的對稱構圖可以與韋斯·安德森相媲美。錄影機的視點充當角色的主觀視角，透鏡與視角之間的關系被傳遞。
最經典的一段是在拿撒勒森林裡，在那裡你遇到一個裹着白色頭巾的女人，兩個人被一排松樹隔開，女人的頭上滿盆水向前走去，蘇萊曼也跟着她的步伐往前走。
走了幾步，她放下一個盆子，回去拿另一個盆子，蘇萊曼跟了回去，不緊，盯着裙子的飄動。
鏡頭是在平行的兩條視線上移動座椅，從視角和視點，慢慢移動，感受着呼吸的節奏，發出微弱的喘息聲，太陽的聲音，灼熱的空氣。
這部電影的巴黎空曠而荒蕪，坦克在法國銀行前經過，戰鬥機在盧浮宮上空跳躍的聲音，以及電視上的盛大閱兵式。
提到巴勒斯坦的第一反應是以巴沖突，談中東可以談的是戰争，這裡所有的象征性概念都被解構了，戰争因素在巴黎被定義為浪漫也經常出現。
這真的是一部喜劇。巴黎街頭的黑人清潔工用罐頭打高爾夫球，用掃帚打球杆，熟練的揮杆把他們掃下溝渠，進球。這是你臉上的笑容。
街頭流浪漢在救援中心吃了一頓飯，并享受了類似于海底打撈的用餐服務。
兩個來自日本的年輕人把巴黎街頭的巴勒斯坦人誤認為是他們要找的日本人。
這部喜劇什麼時候感到悲傷？深夜在紐約街頭，大雨，城市在黑暗中閃耀着燈籠，蘇萊曼坐在計程車上。
司機問
你從哪裡來？
蘇萊曼
我來自拿撒勒，巴勒斯坦人。
整部電影他說了兩句話，就是在這裡，這兩句話的分量就像一個巨大的雲霧，雨水在窗戶上噼啪作響，在其他國家，為了身份的追求，我們面前的一切都陷入了黑暗。
他似乎是一個不确定的漂泊者，觀察不同文化中的社會現象，他在巴黎和紐約的街頭尋找什麼？從中東到歐洲再到美國。天堂有沒有地方？
拿撒勒看到的是偷檸檬的鄰居，互相責罵的父子，想吃王餐的兄妹。
巴黎有一個流浪漢的進階救援餐，地鐵票逃票紋身的男人，街上會把罐頭當高爾夫球，掃帚當俱樂部黑幫清潔工;
紐約街上的每個人都帶著槍去超市，甚至與大炮作鬥爭。高喊着一個自由和民主的美國，穿着解放巴勒斯坦服裝的女孩無法容納。
那些笑是建構的，悲傷的，那些戲弄的殘酷充滿了溫暖。
蘇萊曼不小心飛進了鳥兒的房間，他把它撿起來，撫摸着，輕輕地放在桌子上，默默地看着它喝水。
陌生男子将疑似危險品的未知物體扔到車底下，迅速逃走，當車子被移動時，他發現是一束枯萎的玫瑰花。
這些看似亵渎神明的筆，并不想用刻意的政治隐喻來概括他，隻是簡單地說就是生活的溫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