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是一種生存狀态。
其實，在《一定是天堂》中，所有的"看"，在"看"之前，但隻能是建立在"看"的基礎上，其實都是"存在異化"。這種"存在異化"恰恰符合幽默、喜劇表達和内容，甚至可以說：導演要創造一種"巴勒斯坦"幽默，重新拓展幽默的可能含義。
"一定是天堂"
在這部電影中，Elijah Suleiman通過一直覺看的場景，讓我們意識到畫面是在"手表"下呈現的，進而産生了畫面的"奇異感"，擺脫了我們共同的了解，産生了一種樂趣。
但在此看來，其實核心的不僅僅是讓觀衆意識到"他們在看"，進而催生了"觀看内容的奇特感覺"，讓畫面在平凡面前感受不到意義。在整部電影中，觀看的主題最終不是指觀衆，而是導演本人作為"巴勒斯坦人"。是以，這種陌生感上升到一種與世界旁觀者的疏離感和一種"存在異化"感。
從"觀衆/陌生"到"導演/異化"的兩層結構不僅在銀幕上，而且在電影中處理"文字"的方式上。
首先，很明顯，導演伊利亞·蘇萊曼（Ilya Suleiman）在整部電影中都保持沉默，唯一出來的是當他上計程車時，計程車司機問他從哪裡來，蘇萊曼在電影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說"拿撒勒"。計程車司機起初沒有反應，他也沒有聽說過拿撒勒人，當時蘇萊曼改名說他是"巴勒斯坦人"。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在《人的條件》（The Conditions of Man）一書中說過："言語和行動揭示了這種獨特的特殊性。通過它們，人們彼此不同，而不僅僅是自給自足;它們是人類在彼此面前表現的模式。"在行動和言語中，人們揭示了他們是誰，主動揭示他們獨特的個性，并在人類世界中表現出來......從他所有的言行中，可以揭示出一個人是"誰"——他可能想炫耀或隐藏其特點、才華、才華和缺點——但與"什麼"不同。言語的行為定義了自己存在的唯一性，而"名字"在各種文本中往往是"自我如己"的含義。是以，《隐秘少女》中的"名字"就會被帶走，去尋找"名字"，在神話中是他們獨特存在的象征。
是以，當成千上萬的搜尋呼出白龍的名字時，白龍的"本體"可以擴充。而"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這句話更能說明問題："隻有你的同在才能喚起我的存在。
回到整部電影的"文字不足"設計，就觀看的各種圖檔而言，這樣的設計使得"先看後言"的命題可以在電影被觀看的過程中建立起來，讓觀衆無法被觀察者的文字所定義，去感受畫面的奇異感覺。然後因為這些圖檔很奇怪，沒有我們平時認為理所當然的耳朵，或者被紀律性的文字解讀，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體驗到一些我們一般"思考"的情境背後的趣味。
但更進一步，言語的缺失反過來又是指觀衆對導演蘇萊曼自己的台詞的感受，現場、坐下、躺下、缺乏言語表達的伊利亞·蘇萊曼就像一個沉默的演員，用他的肢體語言來表達自己的各種反應，這樣的表演不僅能讓自己的身體效果能夠超越語言差異的界限， 但也因為身體的反應，事實上，也揭示了（并回應）了社群對我們紀律和社會角色的期望。蘇萊曼酷炫的身體，讓情境中的角色因為缺乏互動對象而荒謬可笑，"自然"結構被破壞。
但最終，這一切都指向了蘇萊曼自己清醒的回應中所反映的"與局勢的疏遠"。也就是說，那些搞笑的畫面，其實更能反映蘇萊曼對這些情境的疏離，意味着漂移，無法定義力量感，都是因為陌生感，沒有歸屬感而顯得滑稽。
而這恰恰是導演在整部電影中唯一一次對自己說："我是納薩爾"和"我是巴勒斯坦人"。導演的言語和非言語都處于這種反對"巴勒斯坦人"的"存在"這一層面，作為一種"疏遠"的語氣。
"你沒有拍出足夠的'巴勒斯坦'電影。"他正在制作一部關于以色列 - 巴勒斯坦沖突的喜劇。在法國和美國，他會見了電影制作人，他前往美國參加了一個以巴勒斯坦為主題的研讨會，其中"巴勒斯坦"成為稀有動物，代表了社會的某種邊緣，少數民族象征，滿足了"稀有，獨特，必須重視"聲音的想象。而他們自己，因為他們必須對這種想象做出反應，走到一起建立自己的主觀性。
無論是"敵對的"還是"有價值的"，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都對他投射了對巴勒斯坦的想象。面對這些反應，影片中的蘇萊曼一句話，讓反應不僅讓他在片中像個容器一樣，受制于從四面八方抛出的各種想象，而且如前所述，他的無動于衷讓這本來是"自然"的人際互動破裂，蘇萊曼的"不接球"讓這些反應指代自己的， 讓觀衆回過頭來感受那些說"抛出想象"行為本身。
在整部電影中，蘇萊曼不僅通過"他在看"和"他最小的反應"來重新激活他所遭受的風景，而且通過他對無處不在的"觀看"的最小反應，而且還通過他人無處不在的"觀看"觀點來重新煥發活力。
但也許，在第三個層次上，這種"未定義的自我"總是來自蘇萊曼本人，來自一種無法由他自己定義的存在感。這種小小的反應，加上無助、诙諧甚至溫和的戲弄表情，甚至反映出蘇萊曼的厭惡對待，而是作為一個"存在主義的外星人"的不可了解。他讓那些人填充想象力，但他沒有任何"根"來反駁那些想象。結果，在辯證層面上，他對看似抗拒的行為反應不大，而成為另一個層次的默默接受。
蘇萊曼說，他希望這次将巴勒斯坦發生的事情轉移到世界各地。事實上，這句話與其說是發現與世界各地巴勒斯坦的"客觀事件"相似，不如說是将巴勒斯坦人作為存在狀态重新感染世界，以各種血管的懷舊、身份的錯位和重新跳動重新感染世界。
事實上，就生活經曆而言，蘇萊曼在巴黎度過的時間更多，而他的家鄉巴勒斯坦，則是多語境的。巴勒斯坦的身份是如此複雜，以至于蘇萊曼就像那片土地的外星人。我曾經讀過一本名為《加利利的影子》的書，它改編了聖經第一福音書的故事，但它并不是以耶稣的事迹為叙事，而是通過當時拿撒勒的各個群體來觀察耶稣，和耶稣的互動，以這些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互動為主軸。
随着小說的推進，耶稣的臉可以說是越來越模糊，但也越來越豐富，他提倡群體之間的和解，也引起群體之間的沖突，這一切都是因為耶稣是行走在存在的邊界之間，甚至成為存在的不可知論者的影子。
"拿撒勒人"耶稣，"我來自拿撒勒"蘇萊曼說，拿撒勒的土地，像耶稣一樣，無法被定義，但也因為無法定義邊界的破壞，以及随之而來的整合，沖突與和解。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導演創造了一種"屬于巴勒斯坦人"的幽默感。《一定是天堂》喜劇和幽默的基調，是以蘇萊曼自己的存在為基礎，在世界各地營造出一種"巴勒斯坦式"的幽默，一種屬于蘇萊曼的幽默，他用自己的存在重新開啟了"幽默"的意義。無法定義自己存在的蘇萊曼和跨越界限的蘇萊曼能否為中國觀衆帶來甚至重新想象妥協、共融與和解的界限？
在最後的場景中，導演看着沉浸在舞池中的年輕人，雖然他沒有參與其中，但又是一次觀看，但他的整個人都被電子音樂包圍着。就我個人而言，我非常喜歡電子音樂，電子音樂仿佛在說：所有的聲音都可以變成音樂。當聲音拼貼在一起時，它們會從常用的靜脈中移除，進而使我們能夠重新想象該聲音的可能性。對蘇萊曼并不陌生的歌迷會知道，蘇萊曼的作品也經常使用電子音樂作為青春活力的象征，是新可能性背後的驅動力。電子音樂講述了同樣的事情，即使不同脈絡的沖突是"惡心和愚蠢的"，但有可能在新脈絡下編織成美麗的圖案。
在他出生的土地上，在新能量中，蘇萊曼似乎重新發現了他一直期待的家。
"一定是天堂"，"一定是天堂"，"因為他是我們的和諧，是以将兩者結合起來，拆掉破碎的牆壁"（埃夫福德之書）。天堂是一個廢除了不公正和複仇，實作了和諧的國家，是一個永恒的家園。這是天堂嗎？是天堂嗎？事實上，這就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