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張鈴 5月24日早晨，做完一台雙胎剖宮産手術後，段濤趕往浦東參加全球罕見病科研論壇。在會場，和他擦肩而過的許多人不會知道，這個頭發灰白、個子不高、并不起眼的中年人，就是中國産科的“頂流”。
段濤是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下稱“上海一婦嬰”）的教授，在産科工作了近40年。3個月前，段濤在微網誌上發文呼籲救救産科：“你們擔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擔心的是産科學科的塌方……沒有了産科，沒有人願意做産科醫生，誰來幫你們接生？救救産科吧”！
“救救産科”的呼籲背後，是過去8年少了的近1000萬新生兒，和過去兩年處于關停潮、失業潮的産科。
在同行聚會中，段濤見過産科主任們因科室關閉流下的眼淚；在醫院裡，他見過幾年前擠滿産婦的走廊、忙到閉經的女醫生，也見過現在空空蕩蕩的産房、被迫轉行的大夫；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他看着幾百萬粉絲在評論區宣洩着懷孕生子的痛苦、對催生的抗拒……
在中國，或許很少有人像段濤這樣近距離、長久地觀察産科是如何一步步萎縮的。這位出生在嬰兒潮時期的醫生，經曆了中國産科的青年、盛年與式微之年。
（段濤）
救救産科
2024年2月，段濤和浦東新區一些産科主任聚在一起讨論産科轉型。說着說着，一個在産科工作了20多年的主任哭了。
這位主任的科室剛被關停。前段時間，醫院重新裝修，院長對産科不是很滿意，趁着裝修，就把産科關掉了。
聽到這些，段濤很難受。沒過多久，他就在微網誌上發出了“救救産科”。段濤告訴經濟觀察報，他寫這篇文章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因為過去幾年，他對中國産科的情況有比别人更深的感受。
從 2017 年開始，段濤就感覺到了産科下行的趨勢。在2016年放開二胎的生育高峰，中國的分娩量是1846萬人，此後逐年下跌。到了2023年，公開報道的分娩量下降到902萬人，8年間少了一半。
一個國家保持人口正向增長最低的總和生育率是2.1，2022年，南韓的總和生育率是0.78，為全世界最低水準，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09。前些天，上海市最新公布的資料是，2023年全市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僅為0.6。
分娩量斷崖式下跌的同時，産科醫生收入明顯下降，綜合醫院很多産科醫生流失，一些區級婦幼保健院開始轉型，在病房開月子中心、産後康複。段濤覺得再這樣持續下去，産科隊伍很難保留下去。
這兩年，很多産科主任的感受是，産科越來越不受重視了。醫生的收入隻有10%—20%來自醫院的固定工資，剩下的得靠科室自己掙，現在業務量下降了一半，意味着收入腰斬。
“留不住年輕人的科室，是沒有未來的。”段濤說，這麼苦、這麼累、這麼多麻煩，還沒有錢，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會選擇産科？問題的另一面是，病人量越少，年輕醫生能接觸到的臨床案例就越少，越學不到東西，遇到挑戰時就越容易出事，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從去年開始，段濤和很多産科主任開會時，發現大家都在唉聲歎氣。有些科室被關掉了、有些人員被分流、有些産科主任一天到晚被院長談話、批評，大家共同的擔憂是産科該怎麼辦，越來越多的産科醫生不得不轉行，可是轉行做什麼呢?
段濤說，現在要做的隻有三個字：活下來。
段濤同時是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協會婦産科分委會主任委員，一次，他在籌備分會選舉時發現第一屆分會名單上的很多機構已經聯系不上了。一些已上市的醫院悄然摘牌，很多私立婦兒醫院消失了。
如果作為上遊科室的産科沒了，接下來直接受影響的就是新生兒科、兒科，随後會擴大到托育機構、教培機構等整個孕嬰童産業。“産科沒了，後面所有的就都沒了。”段濤說。這些事情加在一起，段濤覺得到了一個再不呼籲關注就會出問題的時刻。
文章破圈了，一時間，“救救産科”“産科要不要救”成為社會各層面廣泛讨論的話題，很多人覺得段濤在催生。段濤說，他不是在催生，隻是痛心産科已經跌到冰點，等到處于冰窟窿深處再去解決問題就太晚了。
文章釋出一個月後，國家衛健委印發《關于加強助産服務管理的通知》，強調公立醫療機構要承擔産科服務兜底責任，嚴禁向産科醫務人員下達創收名額。段濤覺得這份檔案和他的文章異曲同工，大家想到一起去了。
産房空了
1988年，攻讀博士期間，段濤進入臨床，此後幾年中國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2000萬人以上。産房的女醫生和助産士沒有産假可言，她們挺着大肚子為産婦接生，接生途中自己肚子痛，就自行躺到一邊的産床上。最忙的時候，段濤歇班前都要去看看産房門口有沒有花被子——不出大事，外地農民不會擡着産婦來這裡。
在上海一婦嬰擔任院長時期，段濤又經曆了另一次生育高峰。
上海一婦嬰被稱為“上海大搖籃”，2016年二胎剛開放時，上海一婦嬰全年分娩量達3.4萬人，分娩量為全國第一。當時，全院90多個産科醫生，每天要接生100個孩子。紀錄片《生門》裡的場景發生在現實中，孕婦生完孩子就睡在走廊上，科室裡的電話随時可能響起，從業人員接起電話喊，“沒有床了”“闆凳都沒了”。
忙到什麼程度呢？醫院有個開玩笑的名額叫“閉經指數”，年輕女醫生需要在婦科、産科等部門輪轉，輪到産科時，很多人月經都不來了，等回到婦科，就又正常了。
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很久，2017 年起，分娩量下降的趨勢就開始了，此後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幅在10%左右。疫情結束了，生育潮也沒有再來。大廳裡加的床慢慢撤了，有的醫院的病房從八人間改成兩人間，有時兩人間也住不滿了。段濤甚至看到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說，生孩子時，從産房、手術室到病房隻有自己一個人。
産科是24小時的急診
孕婦減少了，運作成本卻必須維持。一名孕婦在深夜突然分娩，産房至少要配兩個産房醫生、一個麻醉醫生、一個新生兒科醫生、兩到三個護士。
段濤說，産科是24小時的急診、永遠的ICU。因為羊水栓塞、大出血、肩難産、胎兒宮内窘迫等問題，每個正常的孕婦都有可能随時轉為危重病人，更不用說那些有内外科合并症的高危孕婦了。
産科的問題精妙而複雜，人類能想象到的臨床醫學裡最精妙的技術都能被應用于胎兒醫學。比如，用磁共振和超聲為成人做檢查已經不是一件有挑戰的事，胎兒醫學則要隔着媽媽的肚子給胎兒診斷；成人生病可以吃藥，但女性一旦懷孕很多藥都不敢用，會影響到孩子；被應用于産前診斷的二代基因測序技術，要隔着孕婦的肚子去為胎兒做測序；胎兒鏡手術要在孕婦的子宮中手術，比成人的腹腔鏡、宮腔鏡、胃鏡手術更難。
不過，在上世紀70年代圍産醫學創立之前，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段濤的母親也是一名婦産科醫生，在母親從醫的時代，子宮裡的胎兒是男是女、是好是壞、是一個還是兩個都難以知道，更不用說展開針對性治療，醫生隻好把注意力放在産婦分娩上。那個時代，女性生産是過鬼門關，孩子生出來好或不好、男或女都無所謂，養着就行，像開盲盒一樣。産科大夫也幾乎隻做一件事，接生。
2010年，在原衛生部進行産科臨床重點專科評審時，段濤第一次在國内提出要把産科分為母體醫學、胎兒醫學和普通産科3個亞專科。其中，母體醫學針對産婦的并發症和合并症，胎兒醫學針對胎兒宮内的疾病，普通産科關注孕期的産檢和分娩。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官方檔案中确認了産科的亞專科分類。也是在2010年，段濤帶領上海一婦嬰團隊成立了國内第一個胎兒醫學科，并成立産前診斷倫理委員會，開設胎兒醫學心理門診，真正把胎兒當做人看待。
技術的發展，讓兩代産科人走過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在母親剛剛參加工作的1949年，中國孕産婦死亡率高達1500/10萬,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人均預期壽命僅有35歲；
在母親退休不久、段濤剛剛工作的1990年，中國孕産婦死亡率下降到88.9/10萬，嬰兒死亡率下降到50.2‰，人均預期壽命達到68.55歲；
到了2023年，中國孕産婦死亡率降至15.1/10萬，嬰兒死亡率降至4.5‰，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8.1歲。
産科的原則是保障母嬰安全，目标是把母嬰并發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準，這考驗醫生的預測、預警、預防能力，越是做得好的産科，醫生看起來越是沒有任何功勞。段濤曾在不同場合說過，最好的産科醫生應該有一身的武藝，但輕易不出手，在産房可以把兩隻手背起來，隻靠一張嘴就把孩子“說”出來。
兩代産科人
段濤是在産房裡跑來跑去長大的。1964年，他出生在山東省臨沂市一個縣城的醫生家庭，父親在藥材公司工作，母親是縣婦幼保健院的婦産科大夫。
新中國成立後，出現過三次嬰兒潮：首次嬰兒潮（1949-1958）、主力嬰兒潮（1962-1973）、回聲嬰兒潮（1981-1991）。在最誇張的1963年，出生人口達到2934萬人，比2023年多三倍還不止。
就是在這一年，已經生育過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的母親意外懷上了段濤。負責接生的她根本忙不過來，第一反應是去“打掉”。不巧，那天負責流産的同僚心情不大好，就把母親趕了回去，說，你又不是養不起，來這幹嘛？
段濤在嬰兒潮中降生了，後來外婆告訴他，他剛剛滿月，母親就去鄉鎮衛生所支援接生工作了。
那個年代沒有事先串通的人所和幼稚園，爸媽常常不在家，能跑能跳時，段濤就每天到父親工作的藥材公司或者母親上班的婦産科去玩耍。至今，他依然喜歡聞中藥的味道，很适應醫院裡來蘇水味道，胎盤和血的味道。
老師和父母都不用太操心段濤的學習，扔一本書給他，他就能安安靜靜地讀下去。1981年，受“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思想的影響，段濤考入山東醫科大學（原齊魯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英文班。
後來之是以選擇婦産科，離不開母親潛移默化的影響。選專業時，和多數男生不同，他對婦産科沒有任何排斥。母親之外，兩位著名的婦産科專家也深刻影響了段濤的職業選擇，一位是江森，一位是張振均。
江森是段濤在山東醫科大學的啟蒙老師，通曉數國語言，婦科與産科兼修。段濤聽過江森講“妊高征”，那時還沒有投影儀和個人電腦，江森不靠講稿，全憑一支粉筆，洋洋灑灑可以講兩個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脫口而出，不僅講疾病，還講疾病的曆史和故事，還有自己的觀點。就在那個課堂上，段濤決定要做婦産科。
1987年，段濤考入上海醫科大學附屬婦産科醫院攻讀研究所學生，拜在江森好友張振均門下。
張振均是中國圍生醫學的創始人之一。文化大革命時期，張振均被發配到婦科門診清洗窺陰器，每逢産科病人大搶救，他又會被喝令去産房或手術室搶救病人。一次，病人情況危急，張振均沖到手術室指揮搶救，病人脫險後他才發現自己手裡還拎着洗到一半的窺陰器。
在段濤記憶中，張振均儒雅而威嚴。一次在産房查房時，張振均聽完彙報後親自檢查了一個重度子痫前期的病人，随後判斷病人可能是胎盤早剝，需要馬上手術。帶着懷疑，段濤和上級醫生為病人做了剖宮産手術，結果真的是剝離面積不小的胎盤早剝，段濤出了一身冷汗。事後老師告訴他，輔助檢查很重要，但還是要多看病人積累經驗，臨床直覺不會欺騙你。在張振均的影響下，段濤愛上了産科。
愛“管閑事”的院長
段濤說話輕聲慢語，是個‘i’人。剛工作時，他在超過3個陌生人面前說話就會臉紅，近40年産科生涯，把他逼成了無論多大場面也不怯場的“網紅醫生”。
還是年輕醫生時，段濤就愛琢磨，愛“管閑事”。2000年，36歲的段濤擔任上海一婦嬰的副院長。40歲出頭，段濤成為上海一婦嬰的院長，段濤接任院長時，醫院的年分娩量進不去上海前三。2012年，接手醫院的第4年，上海一婦嬰成為中國分娩量最高的醫院，此後連續幾年排在榜首。
段濤做院長隻有兩個原則：服務好病人，服務好員工。
2014年，上海一婦嬰在全國公立醫院中率先成立市場與患者體驗部。段濤為這個部門提出的理念是Nothing about me without me（關于我的事我一定要參與），By the patient（由患者管理），For the patient（一切為了患者）。
2016年，上海一婦嬰推出醫患互動平台“直說”，二維碼貼在醫院各處，一旁寫着“你敢說，我們就敢改”。段濤的自媒體上也不時有患者吐槽，他都随手截屏轉發讓同僚改。此後5年，這個平台收集到超過3萬條患者意見回報，有效投訴處置率為100%。
段濤認為院長應該是員工的服務者。找科主任談話時，他不會讓院辦打電話找人，而是問科主任什麼時間有空，自己去找他們。每季度、每年醫院評的優秀員工，如果獲獎者剛好是後勤或保安人員，段濤會和他們合影發朋友圈。做院長的8年裡，段濤過年沒離開過上海，他必須到各科室、門診、病房、鍋爐間、廚房去拜年和送上新春禮物。
做正、副院長的16年裡，段濤睡覺從不關機，出門沒帶手機就會像丢了魂一樣，因為他不知道醫院會發生什麼事，誰會來找他。
段濤手臂上有不少傷痕，幾條深的是病人留下的。有一次帶下級醫生接生時，段濤在産婦旁邊看着，醫生做會陰側切一剪刀下去，産婦的指甲就閃電般抓上段濤的手臂。他在自媒體上發文記錄這個畫面時調侃：那疼痛，那酸楚，我的天呐！
出門診和做手術是段濤最放松的時候，沒人打擾，還能掌握臨床一線最真實的情況。和患者交流時，遇到共性問題，他就掏出口袋裡的小本子記下來，其中許多就會變成他自媒體的内容。當院長期間，每個周二、周三上午，他都會早早換上白大褂，在早上8點其他人還在查房時就去把手術做了，然後再和醫生、職能部門開會。
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的這天，段濤同樣趕在早上8點鐘做了一台雙胎剖宮産手術，然後才趕往浦東參加全球罕見病科研論壇。他喜歡被人稱呼“段醫生”，這是他所有身份中最單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