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韓慶祥《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态》
■胡承槐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韓慶祥的新作《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态》，以“中國理論”對中國式現代化及其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态進行了深度诠釋。這是一部具有政治高度、理論深度、視野寬度的優質著作。
西方國家是現代化的先行者，積累了經驗和教訓，可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參照系。抓住這一點，韓慶祥在開篇即為讀者呈現了西方現代化與現代性思想的演進邏輯。從啟蒙現代性到經典現代性的不斷演進，理性和自由的力量不斷發揮，在沖破舊秩序、創造新的社會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這一程序的不斷推進，理性異化為工具理性，曆史觀和進步觀被簡化為線性道路，并且随着西方主導優勢的顯現，西方現代化模式被打造成唯一的、普遍的模式。這就是所謂的“西方中心論”，走入了将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誤區。
一旦陷入誤區，西方現代化這塊“他山之石”的作用，就會從“攻玉”變為“絆腳”。是以，厘清西方現代化的進步因素和局限之處，對于我們深入剖析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邏輯、前途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作者展現出了宏闊的學術視野、深厚的理論積澱、精準的概念總結能力。本書将“西方中心論”理論體系分為十個方面分别加以論述。西方現代化是走線性道路的現代化，是單數文明的現代化，是隻展現西方民族優越性的現代化，是提倡天賦人權的現代化，是堅信社會進化觀念的現代化，是秉持工具理性的現代化，是宣揚普世價值的現代化，是以“開化”其他民族為“使命”的現代化，是以唯一哲學為底層邏輯的現代化，是穿着文明外衣的美麗神話。
相比于西方，中國的現代化程序始于對西方現代化潮流沖擊的被動防禦，其曆史起點是清朝末年中國直面西方的堅船利炮，開始謀求自強與變革之際。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是大陸推進現代化最早的幾次嘗試。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從此，中國一改過去對西方現代化潮流沖擊的被動防禦回應為積極主動應對。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程序是曆史實踐與理論建構的統一。韓慶祥提出，從“四個現代化”，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反映和展現的是大陸實作現代化的曆史演進；而黨的重要文獻中提出的“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四個重要論斷，反映的是理論建構的邏輯演進。
中國式現代化的出場，針對的正是西方現代化的缺陷，是以另一種範式取代“西方中心論”的範式。中國式現代化吸納了五千年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等特質，故而能克服西方現代化與西方文明的弊端、痼疾，完成對其的超越，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選擇，為人類實作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道路，為解決人類問題和世界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對此，韓慶祥總結道：中國式現代化在曆史觀上，以“曆史多線論”超越“曆史單線論”；在世界觀上，以“世界多元論”超越“世界一進制論”；在價值觀上，以“全人類共同價值論”超越“普世價值論”；在文明觀上，以“文明互鑒論”超越“文明沖突論”；在民主觀上，以“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論”超越“自由民主論”；在生态觀上，以“和諧共生論”超越“狹隘人類中心主義”走向；在民族觀上，以“民族美美與共”超越“民族優越論”；在人性觀上，以“注重為他”超越“注重個人自我、為我”；在人類命運觀上，以“積極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西方的“文明開化使命論”；在哲學觀上，以“主主平等普惠”超越“主客對立”。
綜觀該書，從“破”的角度來講，破除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了“西方中心論”的偏見，破除了曆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從“立”的角度來講，厘清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邏輯與基本原理，以及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曆史過程與内在機理，并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貢獻了新範式。在“破”與“立”的辯證法中，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中國式現代化得到呈現和揭示，其實踐基礎、曆史邏輯、深遠影響、世界意義得到梳理，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完整圖景得到描繪。
韓慶祥的這項研究，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研究的重大成果，将啟發我們走向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研究的深處，對于建構現代化、人類文明研究的“中國理論”，呈現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時代主題意義匪淺。
（作者系浙江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院長，返聘進階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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