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軍合與分的總部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第一軍團第二師，翻過海拔4000多米的白雪皚皚的夾金山後，在懋功(今小金)縣的達維鎮與紅四方面軍的第九軍第二十五師勝利會師。
16日，黨中央、中革軍委的主要上司人同四方面軍第九軍、三十軍的負責人在懋功縣城的天主教堂召開了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大會
(《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中說：“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大會”,記載有誤)。
中央紅軍經過8個月的艱苦奮戰，沖破了蔣介石和各省軍閥幾十萬大軍的追擊、堵截，終于使兩支被分割的主力紅軍會合了。這不僅從戰略上粉碎了反動派各個消滅紅軍的美夢，而且顯示了紅軍的實力仍然強大。這一大好形勢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戰鬥意志和勝利信心。
但是，由于對兩軍行動方向問題黨中央與紅四方面軍主要上司人張國焘發生了嚴重分歧，緻使以後紅軍又從合到分，這是當時我們沒有想到的
朱德與張國焘在兩河口舌戰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後，總兵力共約10萬餘人(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兵力比例為2:8),為繼續發展革命形勢，開創新的局面，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但是，我軍到了懋功以後，同時發現我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并不樂觀。紅軍所占據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圍的川西北地區，盡管地域遼闊，卻均屬高山窮谷，人煙稀少，又多系少數民族居住，存在着曆史遺留下來的複雜民族問題，并不利于紅軍的生存、發展和建立革命根據地。
是以，擺在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面前的首要任務，便是正确制定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的戰略方針。然而，從我們總部一局6月16日至20日收發的中央首長與紅四方面軍上司人商談電報看，黨中央、中革軍委與當時紅四方面軍主要上司人張國焘，在兩軍的行動方向方面存在嚴重分歧，前者主張北上甘肅、陝西，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後者則堅持西進青海、新疆或南下四川、西康。
為了解決這一戰略方針問題，黨中央、中革軍委特電請張國焘到兩河口來開會，共同商讨這一大政方針。
兩河口，顧名思義，是兩條河流相會合之處。 一條是北面大雪山——夢筆山流下來的夢筆河；另一條是東面大雪山虹橋山流下來的虹橋河，這兩條河會合後稱為撫河，是小金川的上遊，河流湍急。兩河口位于懋功以北70公裡，是一個有200多戶人家的市鎮。
張國焘于6月25日下午從茂縣(今茂汶)來到該鎮時，先前來到這裡的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率領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機關數百人冒着綿綿細雨到小街以南的來路上迎接。
張國焘看到中央上司同志熱情歡迎時，才從馬上下來。陪同張國焘來的有他的秘書長黃超，以及近百名騎兵警衛交通隊。這是我首次見到張國焘。
當天晚上，朱德出于相隔8年(即南昌起義在廣東失敗後分手)未見的同志間友好感情和團結的願望，主動去看望張國焘。當叙述舊情時，張國焘竟然施展惡劣的手法，說什麼:“沒想到一方面軍變成這樣疲弱不堪的樣子，隻剩下2萬人了，而四方面軍則由入川北時的1萬人發展到現在的8萬多人……”
透露出他對黨中央上司的不滿，想争取最有作戰經驗的朱德對他的支援，企圖奪取黨和紅軍的最高權力。朱德發覺張國焘談話的腔調不對味時，立即對他做說服工作，以自己在三河壩戰鬥後隻剩800餘人，在井岡山時亦隻幾千人，尚且能開創革命根據地，擴大紅軍，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四次“圍剿”,勸說張國焘要有信心，現在兩軍會合，紅軍有10萬人，形勢大好，隻要團結一緻，共同對敵，迅速北上，定能開創新的局面。
朱德同時還闡述了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對兩軍行動方向的具體意見和理由，指出紅四方面軍提出的西進方案不僅困難很大，而且沒有前途；相反，我軍北進的陝甘地區，則地域寬闊，交通友善，物産豐富，又多為漢族人居住，紅軍便于機動作戰，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朱德這天晚上的單兵“舌戰”和耐心說服，使張國焘的權力欲有所收斂，并口頭同意了黨中央、中革軍委的正确意見。
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上午，在兩河口總部一局駐地召開了讨論兩軍會合後行動方針的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焘、博古、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林伯渠等共16人。
需要說明的是，政治局常委陳雲沒有參加會議、因他在6月7日紅軍攻占天全後，就被黨中央派去上海，恢複黨在白區的秘密工作。
在1933年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後，白區黨連續遭到嚴重損失，開展工作十分艱難；而黨中央随紅軍長征過湘江後，又與上海黨失去了聯系。在這種情況下，盡管紅軍正處于北上的艱險曆程中，中央派一位常委去白區開展工作是十分有遠見的。
後來，陳雲深入國民黨統治區，向地下黨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卓有成效地開展了白區工作。同年9月又從上海奔赴莫斯科，向共産國際彙報了中央紅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後的情況，并參加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其原來擔負的軍委縱隊政委職務由蔡樹藩接任。
據中央檔案館的檔案記載：會議首先由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作關于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接着張國焘介紹了紅四方面軍活動的情況，并表态同意中央的報告，同時提出一、四方面軍集中20個團在松潘地區打胡宗南的建議。
之後，彭德懷、林彪、博古、毛澤東、王稼祥、鄧發、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張聞天等相繼發言，“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是第五個發言，在同意周恩來報告和張國焘的發言後，着重談了兩軍會合後建立根據地、戰争性質、高度機動、集中兵力、統一指揮等五個問題。在講到集中兵力問題時，特别提到了“主攻方面，如攻松潘，國焘說要20個團是對的”,展現了黨中央對四方面軍同志的尊重和懇切的團結願望。
會議結束時委托張聞天為政治局起草一個決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
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最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争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29日，中央政治局又召開了常委會議研究中革軍委的組織問題。為了加強與紅四方面軍的團結，決定增補張國焘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委員。
同日，中革軍委和總司令部又進一步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
此後，黨中央、中革軍委即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翻越了第二、三座雪山——夢筆山、長闆山，于7月中旬到達黑水(蘆花)一帶。
張國焘在兩軍會合以前，就向紅四方面軍散布說：中央紅軍30萬人西征，有意加以誇大。當他在兩河口看到中央紅軍因長途行軍，轉戰萬裡，損失不小，體質較弱，部隊疲勞，總兵力才兩萬多人時，就認為是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有問題，才使中央紅軍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
而他上司的四方面軍的兵力比一方面軍要多三倍，兵強馬壯，人多槍多，是他的路線正确。又自恃他是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12 名代表之一，是黨内的元老，除毛澤東，别人都不在話下，無人能與他相較量。
于是，從兩河口會議起，張國焘的矛頭就對準毛澤東，拉攏朱德，遊說張聞天，破壞黨中央、中革軍委以毛澤東為上司核心的團結。這一招遭到了徹底的破産後，張國焘回到四方面軍總部，在幹部會議上就借口所謂兩河口會議沒有解決“統一指揮”與“組織問題”,公開發洩對黨中央的不滿情緒。
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為了增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關系，并肩北上，派出李富春、劉伯承、林伯渠、李維漢等組成的中央慰問團，到雜谷腦(今理縣)四方面軍總部進行慰問，受到了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熱情款待。
但張國焘卻向中央慰問團發難，向黨中央要權，煽動他的支援者向中央發電報，建議由張國焘、陳昌浩等擔任中革軍委甚至黨中央的主要上司人。
7月16、18日，陳昌浩連電中革軍委，提出“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上司，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仍請焘任軍委主席，朱總(任)總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①,執意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篡奪軍事指揮大權。
黨中央雖然堅決拒絕了張國焘及其極少數追随者的無理要求，但同時又為了加強黨的團結和兩個方面軍的集體上司，吸收張國焘到總部來工作，還是作了讓步。周恩來向黨中央建議不再兼任紅軍總政委職務。黨中央于7月18日任命張國焘為紅軍總政治委員。
20日，對紅軍的組織指揮系統與幹部職務作了如下調整：
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張國焘、周恩來、王稼祥。
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焘，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主任博古。
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五、九軍團依次改為：
一軍：軍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
三軍：軍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參謀長肖勁光。
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曾日三，參謀長曹裡懷。
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參謀長郭天民。
紅四方面軍所屬各軍的番号不變。即：
四軍：軍長許世友，政委王建安，參謀長張宗遜(原三軍團師長)。
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鈞(原五軍團參謀長)。
三十軍：軍長程世才(代),政委李先念，參謀長李天佑(原三軍團師長)。
三十一軍：軍長餘天雲，政委詹才芳，參謀長李聚奎(原一軍團師長)。
三十三軍：軍長羅南輝，政委張廣才，參謀長李榮(原軍委幹部團營長)。
組成前敵總指揮部
7月21 日，黨中央與中革軍委在黑水聽取了張國焘和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關于四方面軍的軍事、政治等方面情況的彙報以後，決定：
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提升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任前敵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為參謀長。
為了加強前敵總指揮部的參謀工作，應紅四方面軍上司同志的要求，從總司令部抽調了一部分比較精幹的參謀幹部随葉劍英一道去前敵總指揮部工作。
我記得的有：畢占雲任偵察科長，賴光勳任地圖科長，呂繼熙任作戰科副科長，曹丹輝任電台隊長，還有陳茂生、黃明煌等譯電員，科員劉天生等10餘人。
這次調動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我記得是7月22日上午，周恩來副主席來到我們作戰科，那天我不值班，他在一張桌子旁坐下來後，招呼我也坐下。接着，他就跟我談起來。
周恩來說，四方面軍的上司提出要求，需要參謀、機要人員，充實加強四方面軍各司令部工作，中央已經任命葉劍英為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接着，周恩來又說，葉劍英和劉伯承對紅軍參謀工作很有經驗，有很大建樹。我們就是要拿出這樣的幹部來，配備四方面軍。
周恩來充滿關懷地注視着我，說：“組織上确定讓你也去，擔任作戰科副科長。”
他接着問我：“劍英同志是你的老首長，跟他去高興嗎?有什麼困難沒有?”
當我表示服從組織配置設定後，他微笑着點了點頭。
周恩來還告訴我，配置設定去四方面軍的還有畢占雲同志，擔任前敵總指揮部偵察科長，另外還有陳茂生等幾名機要人員。
最後，他一再囑咐我，要我們到四方面軍以後，注意互相學習，搞好團結，努力把工作做好。
講到這裡、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團結起來力量大，團結就是勝利嘛!”
周恩來副主席抓工作一向深入細緻，是我們都很熟悉和敬佩的。遵義會議以來，中革軍委作出的每一項決策，都是由朱德和他具體組織實施的。他經常親自抓我們幾個參謀的工作，和我們一起值班， 一起行軍。有時，總部的隊伍已經出發了，為了及時把指揮各部隊行動的電報發出去，他堅持等到電報發完，再和我們一道去追趕隊伍。
在協助毛澤東指揮紅軍勝利長征的日子裡，周恩來總是夜以繼日，不知疲倦地工作。這次，對我這樣一個普通幹部的工作調動，又是這樣無微不至地關心，怎不令人深深感動呢?
當然，周恩來這個時候親自抓一批幹部的調動問題，還有着不尋常的意義，因為這時張國焘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活動正在進行，周恩來做我們調動幹部的說服，是為了增強兩個方面軍指戰員的精誠團結。
7月下旬，葉劍英參謀長帶領我們從黑水出發到毛兒蓋前敵總指揮部任職。
前敵總指揮部的參謀工作是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參謀處的基礎上發展與健全起來的。
紅四方面軍的參謀工作從1927年9月湖北的黃安、麻城起義誕生工農革命軍，到1931年11月7日成立紅四方面軍；從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轉移到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區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到1935年3月渡過嘉陵江西征，于同年6月在川西地區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經曆了摸索、發展的階段。
各項參謀業務尤其是作戰、偵察、交通等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與充實，初步适應了戰争規模逐漸擴大的需要，完成了中革軍委與總部首長賦予的各項工作任務。
葉劍英參謀長帶領我們從黑水奔赴毛兒蓋前敵總指揮部的途中，反複給我們介紹兩軍會師後的大好形勢和四方面軍英勇善戰、服從指令等長處，叮囑我們到那裡以後一定要尊重上司，注意學習，搞好關系。
7 月底，我們一行到達毛兒蓋總指揮部，受到先期到達的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以及指揮部同志們的歡迎。在徐、陳等首長介紹完情況後，葉參謀長随即帶領我們開展了各項參謀業務工作。
當時，總指揮部的參謀工作在徐向前、陳昌浩的上司下，已有良好基礎，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原有的組織機構尚不健全，分工不夠明确，業務不夠熟練。因而使徐向前總指揮與陳昌浩政委的日常事務工作過于繁忙，減少了他們思考重大問題的時間與精力。
例如，作戰指令、敵情通報等，均由徐、陳首長親自拟寫。葉劍英參謀長認為，為了改變首長這種繁忙情況，健全總部參謀機關的組織機構，充實人員、改進方法，應是當務之急。
是以，在征得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李特副參謀長的同意後，首先制定了總部參謀機關的體制編制與業務分工，确定以參謀處為基礎的下列序列：(見下頁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序清單)
葉劍英把上述機構組建起來以後，即召開幹部會議，親自講解各局、科的任務與工作方法，因而在短短的十幾天裡，初步理順了總部參謀機關的關系，明确了職責。
這樣，兩個方面軍的參謀人員可以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例如，四方面軍用騎兵交通隊偵察敵情、傳遞指令訓示的做法就比一方面軍好，而按實戰需要與正規格式書寫戰鬥檔案、總結工作方面， 一方面軍又比較有經驗，大家通力合作，就使機關業務得到加強，工作效率明顯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