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04 年帕拉馬塔監獄上方女囚工廠的建立是政府管理女流放犯的開始，它的建立在女囚工廠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在女囚工廠的早期發展中，由于政府過于注重工廠的經濟發展，忽視了對女流放犯的管理。
是以，這一時期的女囚工廠産生了一些問題，如工廠中惡劣的環境加深了女流放犯的苦難，工廠對殖民地社會居民的惡劣影響等。
從較為嚴格的意義來講，這座女囚工廠與之後建立的女囚工廠有本質上的差別，它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經濟實體而存在，而并非是作為女流放犯的教養機構，它對女流放犯的懲罰職能僅占其中一小部分。
早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首先，女囚工廠建立初期過于注重工廠的經濟職能而忽視了對女流放犯的管理，使其女流放犯生活狀況更加糟糕。
1804年第一座女囚工廠建立後，成為英國政府管理女流放犯的主要場所。這座女囚工廠不僅是女流放犯的工作場所，也是女流放犯的居住場所，同時還是女流放犯的懲罰場所。
對于政府而言，這座工廠在充分利用女流放犯勞動力的基礎上，同時解決了政府财政問題以及女流放犯的管理問題，可謂是一舉兩得。
是以，從總體上來看，這一時期女囚工廠的發展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其一從其職能上來看，以經濟職能為主，以懲罰職能為輔:其二，從其管理上來看，這一時期女囚工廠對女流放犯的管理較為松懈，并未充分發揮對女流放犯的懲罰職能。
從這座女囚工廠建立的初衷及其實際運作來看，這一時期女囚工廠的經濟職能明顯占了上風。
工廠中的大部分空間都是用于放置紡織機器的，而專門監禁女流放犯的場所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二者是合二為一的，即工廠白天是女流放犯的工作場所，晚上則是那些被治安法官判處監禁的婦女的監禁場所。
早在1804 年工廠竣工時，“工廠内就安裝了九台紡織機器:2 台用于精紡、2 台用于純棉紡織、2 台用于紡織羊毛、1台用于紡織粗麻布，2台用于紡織帆布，這些機器同時運作一周可以生産 100碼布。
,1804年3月金總督在寫給戰争與殖民大臣,霍巴特勳爵的信中提到:“位于新帕拉馬塔監獄上方的寬敞空間将用于制作較為粗糙的亞麻和紡紗.….我們現在已經将我們的亞麻種子增加到 40 蒲式耳，這将使紡織工廠運作良好。”
在 1805年一年中，女囚工廠共生産了“3732%碼帆布、粗麻布、肚帶(馬等的束帶)和亞麻布，2201%碼毛毯、法蘭絨、粗布和半硬領布，其中包括提供羊毛的個人送回到工廠的部分，還有4647 英尋繩索，計程繩和麻線。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女囚工廠在其經濟職能方面是相對比較成功的。1808年，殖民地軍需部長帕默爾向麥克阿瑟稱女囚工廠“對殖民地有很大好處”。
女囚工廠在紡織制造上的成功不僅可以部分解決女流放犯的工作問題，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财政支出。
但是，一個事物的發展如果過于側重一方面的發展，那麼往往會顧此失彼。
正是因為政府過于注重女囚工廠的經濟發展，将其當作工廠來經營，而不是運用監獄的管理方式，是以而忽略了對女流放犯的管理。
從女囚工廠曆任總管來看，不管是喬治·米爾美克，本傑明·巴羅還是弗朗西斯·奧克斯，他們都是政府根據其紡織技能或經濟條件而被任命為工廠主管的。
喬治·米爾美克(George Mealmaker)是一名前流放犯，在此之前是一名織工，于1800年被流放到澳洲。
而弗朗西斯·奧克斯(Francise Oakes)則是一名投機主義者，同時他還是面包商以及帕拉馬塔的警官(ChiefConstable)。
一般來說，“女囚工廠的主管除了給手下囚犯發放口糧，并向政府保證女工中間一切平安無事之外，就對女工百事不管了。
是以，女流放犯在完成她們每日被配置設定的工作之後便可以自由出入女囚工廠。“她們在工廠裡的工作包括揀選，紡紗和梳理羊毛。
她們每日被安排一定數量的任務，當她們的任務完成時，一般是下午一點，她們将被允許傳回她們的住所。
是以，除了那些被判監禁的婦女，并不是所有的女流放犯晚上都必須待在工廠裡，她們可以在工廠附近的木屋裡居住，也可以到帕拉馬塔鎮尋找住宿，“住宿和烤火費平均一周4先令”。
是以，比格專員在其 1822 年的《比格報告》(Bigge Repon)中提到，1804 至 1821年期間，女流放犯更願意生活在女囚工廠，而不願意被配給出去因為此時女囚工廠中的生活相對自由，及時犯錯懲罰也向對較輕，而在配給生活中，她們則需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早期發展中問題産生的原因
帕拉馬塔監獄上的女囚工廠雖然部分解決了女流放犯在殖民地的工作問題,減輕了政府在供養女流放犯方面的負擔，與此同時也為那些沒有謀生能力的婦女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收容所。
但是，女囚工廠在建立初期産生的問題又為殖民政府提出了新的難題，即女囚工廠内部惡劣的環境不僅沒有改善女流放犯的生活狀況，相反卻加深了她們的苦難。
女流放犯在女囚工廠中的處境引起了殖民地社會知名人士的關注，他們強烈呼籲要改善女流放犯的處境，重建立立新的女囚工廠。
對女囚工廠建設初期産生的問題不僅有政府方面的因素，但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首先，殖民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水準對女囚工廠早期的發展具有直接影響。在澳洲建設初期，殖民地各項政策的實施始終受兩個因素的制約:
一是政府财政支出，二是流放制度的有效實施。事實上，這兩者在理論上是完全相的。
與1718 年至 1776 年英國流放制度在北美的實施相比,澳洲罪犯流放似乎面臨着更大的難題。前者可能在制度上尚有欠缺，但是從流放犯到達殖民地後的安置來看，澳洲的情況就不容樂觀了。
英國在向北美流放罪犯期間，英國政府主要采取的是與船商訂立契約，由船商運送犯人的方法，政府隻需按照罪犯的數量支付給船主運輸費用即可。
船商不僅負責罪犯的運輸工作，同時也負責罪犯在殖民地的安置工作。“運輸船到達目的地後，商人将罪犯賣給當地的大農場主，并且采取公開拍賣的方式，出價最高者才能買到這些廉價的勞動力，這會給商人帶來大量的回報”。
可以說，早期英國流放制度在北美的實施使英因政府獲益良多，不僅清除了國内大量的罪犯，而且還節省了政府财政開支，可謂是兩全其美。
而此時流放制度在澳洲的實施卻使政府承擔了巨大的财政負擔。
這一時期英國政府運送罪犯的方法依然是與船商訂立合同，政府按罪犯人頭支付運輸費用，不同地是英國政府将全權負責罪犯在殖民地的安置問題，船商将罪犯運送到殖民地後他們的工作就已完成。
與北美的情況不同，澳洲是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地方這裡既沒有肥沃的土地，更沒有富裕的農場主，殖民地所有開銷都要依賴于母國政府。
而且，由于澳洲與英國路途遙遠，政府的補給常常不能按時抵達，是以，殖民地經常陷入饑荒狀态。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要想同時兼顧節省财政與有效管理罪犯幾乎是不太可能的。盡管如此，在殖民地任職的官員還是盡力使二者保持平衡。
既然是政府負責罪犯的安置問題，那麼，在早期的拓殖中，主要是依賴罪犯的勞動力。
政府當局認為，這樣既是對罪犯的懲罰和改造，同時也有利于殖民地的建設。
随着殖民地的發展，自由移民逐漸增多，政府便将罪犯指派給自由拓居者充當仆人，罪犯的食宿由自由拓居者承擔，稱勞動指派制或配給制。
這種罪犯安置的方法随着流放制度在殖民地的實施而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即罪犯在到達殖民地後，一部分為政府工作，另一部分則給私人拓居者。
這種制度看起來似乎并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政府當局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女流放犯的安置問題。
在殖民地建設早期，女流放犯一度被視為政府的财政負擔，認為她們會榨幹殖民地的經濟，因為在殖民地建設早期，實在是沒有什麼合适的工作可以提供給女流放犯，雖然也有部分婦女為政府工作或被配給給私人拓居者，但是在早期殖民地經濟發展極不成熟的條件下，留給女流放犯的工作機會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有許多女流放犯在到達殖民地時處于懷孕期和哺乳期，根本沒有能力謀生，完全依賴政府的救濟。
是以，基于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政府竭盡全力不使女流放犯成為政府的負擔，這也就不難了解政府在女囚工廠建立初期隻關注工廠的經濟價值，忽視對女流放犯的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