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耗去半個多月的時間，好不容易，總算是把梅志女士撰寫的，大約26萬餘字的長篇回憶錄——《伴囚記——我和胡風》（中國勞工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給讀完了。之是以說是好不容易，倒并不是因為文章本身有什麼艱澀難懂之處，而是源于一種陰郁的心情，一種完全沉浸于對書中所描述的苦難煎熬的無盡悲哀。這樣的一種讀書心境，似乎隻有在若幹年前讀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小說《癌病房》中才曾有過。
說起胡風，其實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不過，當時所知道的胡風并不是作為文藝理論家、作家、詩人的胡風，而是被視為反革命分子，需要揭發、批判的胡風。對于這樣的一段曆史，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上海讀大學時無意在舊書店裡淘到的一本《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1版）中便可見一斑。正如該材料“序言”中所“義正辭嚴”的那樣：“胡風和胡風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他們咒罵革命的話和他們的活動政策，将為一切能得到這本書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賞，并從這裡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階級鬥争的教育。但是無論怎麼樣，總是無救于他們的滅亡的”。
然而，随着時代的變遷，特别是政治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那些曾經密布的烏雲漸漸散去，這才使得胡風，以緻與胡風有關的那些人，那些事重見天日。
平心而論，我讀過的胡風作品并不多，目前隻有《胡風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和《野花與箭》（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兩種。但這并不影響我對胡風本人以及胡風現象的探究。如果說一部《胡風回憶錄》主要記述了胡風本人前半生，即1929年9月去日本東京至1948年12月離開上海這近二十年的生活、工作經曆，那麼由其夫人梅志女士所撰寫的《伴囚記——我和胡風》則詳細記叙了在建國以後的1965年至1979年這近十五年的時間裡，她陪伴胡風入獄、勞改的坎坷曆程。
梅志筆下的胡風是堅韌的，無論是在北京的秦城監獄，還是在成都的小院幽禁，抑或是在蘆山縣的苗溪茶場，還是在大竹縣的第三監獄，胡風所表現出來的耐性都是常人所無法想像的。漫長的囚禁歲月雖然摧殘了他的身體，損耗了他的時間，卻從未動搖他的做人原則和文學信念。
梅志筆下的胡風是勤奮的，即使長年身陷害囹圄，也從沒有放棄過自覺學習和主動創作的沖動。且不說在此期間閱書無數，更是無怨無悔地撰寫了大量的資料性文章，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更讓人欽佩和感動的是梅志女士“不抛棄，不放棄”的高尚情操。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然而，面對史無前例的人生浩劫，作為胡風妻子的梅志女士既沒有頗識時務地及時劃清界限，更沒有如一些人般反戈一擊，而是始終堅定立場，不離不棄，曆經長達十五年，輾轉數地，艱難困苦的伴囚生涯。我想，如果不是梅志女士的悉心照料和精神支援，飽經折磨的胡風怕是怎麼也活不到被釋放，乃至被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歲月無情。如今胡風、梅志夫婦都先後随風逝去，曾經的胡風事件也不可能再在共和國的曆史上重演，惟有他們的著作還在時時教育和警示着我們這些後來者。但曆史的傷痛畢竟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想想胡風、梅志他們所經曆的，這也讓我更加珍惜現在這來之不易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