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绀弩談胡風的一封信

胡峰（1902-1985）解放後值得同情，"胡峰反黨集團"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案例。1952年12月16日，周洋在文藝界召開座談會，"幫助"胡峰了解問題，總結道："胡峰在文學理論上是實行反黨路線的。"1953年，《文學雜志》刊登了林莫涵的《胡峰的反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之路，還是反現實主義之路》，批評胡峰。胡峰不相信，從1954年2月到7月，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寫了一篇三十萬字的解放以來文藝實踐報告（俗稱"30萬字"），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映文藝界的問題，把矛頭指向林默涵、何其芳、周洋。結果，胡峰被控"反馬克思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現實主義"等一系列罪行。他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并被判處14年徒刑，這在1965年底是"寬大處理"的。文化大革命之初，胡峰再次入獄，再次被判處無期徒刑，并于1979年1月出獄。1980年，中央在給胡峰的對手黨的一份檔案中說，胡峰反黨集團案"觸動"了2100多人，逮捕了93人，其中78人被指定為"胡峰分子"。

　　

胡峰是詩人、文學理論家、文學活動家，當我們把胡峰作為詩人、文學理論家、文學活動家來研究時，一定要注意與胡峰的冤情、他的詩歌、文學理論和文學活動分開，對成果做出真正的評價;不要對胡峰的錯誤案例帶來同情，去研究胡峰的人的著作。1982年10月25日寫給書武的一封信，收錄在《全集》中，對全面了解胡峰很有幫助，特别抄錄如下：

魯迅說，口号是我提到的，文章是我叫胡楓寫的。胡公說：那天錯過了雲，這是兩個人分開。他的自傳我沒看過，在桂林，彭彥嬌對我說，有一位海外華人有興趣經營出版社，問我會不會配合嗎？我沒有這樣的野心，告訴他去胡公，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南日"來臨的開始。......我不會在重慶結束時和他說話，直到解放後黨開張時，駱賓基拉才拉開底線，重新說話。我一開口，就忘記了自己的過去。

信中"魯迅說，口号是我提的，文章是我叫胡楓寫的"，說"兩個口号辯論"的事情。1936年6月1日，胡峰的《人民對文學有什麼要求？文章發表在《文學叢書》第三期上，提出了"國民革命戰争的通俗文學"，與周洋等人的"國防文學"展開了對決。反駁胡峰的文章大肆抨擊他是"刻意标新，混淆視聽，分化整個文藝運動的路線"。

魯迅在寫《回答徐偉勇和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時，文章除了詳細陳述了這個口号的正确性外，還說："這個口号不是胡奉提，胡峰寫的文章是真的，但那是我要求他做的，他的文章沒有講清楚也是事實。這句口号，不是我個人的"标準新差别"，是幾個人經過一番讨論，毛盾先生就是要參加讨論的一個。魯迅是要對自己的身體承擔全部責任，把批評的火力攬到自己的身體，以減輕胡峰的壓力，緩解理論家與胡峰之間的對立之間的"國防文學";夏衍曾經說過，如果胡峰的文章是魯迅署名的，或者胡楓在文章中說"通俗文學"這個口号是經過與魯迅等人商商後提出的，他們絕對不敢站出來反駁。這可能不是假的。1945年1月，胡峰在《希望》第一期上發表的《書武的主觀論》引發了文藝界的批評，胡楓承認自己"目光全非"。這封信指的是胡峰在桂林創辦的"南田出版社"。"我不會在重慶的盡頭和他說話（胡峰- 引用注釋），"他說，正如這句話所證明的那樣。再看看宋雲斌1955年7月2日的日記：

四點鐘，在北京飯店新樓大堂，彭震彙報了會議籌備情況。晚餐後,......馮賓福是後記，蜻蜓已被宣布為胡峰分子。俞在桂林的時候非常佩服胡楓，俞渝經常帶着它"舉起吧台"，但從1945年開始，俞渝似乎就一直與風共度時光，曾經為後言風的風格有多差。今年5月，餘增來杭州對胡峰集團作報告時，嘲笑反虎風集團的報道："君曾經非常崇拜胡峰？"答案是"過去的思想倒退......"甚至說"又倒又退"，帶着微笑，第一個果實也為胡峰分子而結。語言雲"人不容易認識，知道人不容易"，相信吧！

1955年7月，他被指定為胡峰，先是開除黨籍，後改為"留在黨内看"，在出版社做一般編輯工作。1958年，他被指定為右翼，在沙漠大改革期間因"反革命縱火罪"被判入獄。1960年冬天，他回到北京。1967年1月，他因"目前反革命"被捕，并被判處無期徒刑。他于1976年9月獲釋，11月傳回北京。1983年6月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3月26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