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趙孟頫自畫像《元趙文敏公像》，63.8x30.8厘米，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趙孟頫（1254～1322）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應元世祖召，入大都為官。他經曆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及英宗五朝，而且以第四等的南人身份位居一品，“榮際五朝，名滿四海”。趙孟頫博學多才，是元代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其中又以書法成就最高。《元史》評價趙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啟功也曾說：“有元一代論書脈，妍媸莫出吳興外。”
根據文獻著錄、碑銘拓本、傳世墨迹統計，趙孟頫所書碑刻有200餘種，其中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碑刻拓本和墨迹也有近百種之多。趙孟頫書碑衆多與他的書法藝術成就和為官經曆密切相關。元人上官伯圭曾說：“今國初有吳興趙子昂，以字行，初學六朝人，書法名世，後官進至學士，人往往求書丹碑碣者衆，方退取孫過庭、李北海、張從申、蘇靈芝輩字型雜書之，獨不甚草書。”（見上官伯圭跋《趙孟頫鮮于樞合卷》，《石渠寶笈初編》卷一）
三國時期的書法家鐘繇有三體書法，即銘石書、章程書、行狎書；他根據書寫用途的不同，使用的書體也不盡相同。同樣，趙孟頫集智永、李邕、褚遂良、柳公權等衆家之長，加以變化，形成自己獨特的書碑風格。正如啟功所說：“至于碑版之書，昔人視為難事。以其為昭示于人也，故體貴莊嚴，而字宜明晰。往往得在整齊，失在闆滞。趙氏獨能運晉唐流麗之筆，于擘窠大字之中，此其是以尤難逮及也。”（啟功，《啟功論書絕句百首》，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5年，頁56）
趙孟頫所書碑刻大緻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⑴ 早期書碑：大德二年（1298）之前。這一時期的碑刻，主要集中在趙孟頫外放濟南為官期間。
⑵ 中期書碑：大德二年（1298）到至大元年（1308）。大德二年（1298），趙孟頫應元成宗召赴大都金書《大藏經》。大德三年（1299）八月任集賢直學士、江浙行省等處儒學提舉。大德三年到至大二年（1299～1309），他在杭州官江浙儒學提舉十年之久，在今天浙江、江蘇、上海地區書寫、遺存了大量碑刻。
⑶ 中晚期書碑：至大三年（1310）到至治二年（1322）。這一時期，趙孟頫人書俱老。他得到了元仁宗的信任，其官職也逐漸升到了從一品的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這一時期，趙孟頫因其官職，參與了朝廷的各項文治工作，主要是奉敕撰文和書碑。是以，趙孟頫碑刻遍布全國大多數省份，并且大多數為奉敕書碑。
⑷ 身後碑刻：至治二年（1322）之後。
趙孟頫去世之後，趙書碑刻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情況：
⑴ 趙孟頫生前所書，而由後人立石；
⑵ 趙孟頫親友的代筆之作；
⑶ 後人集趙孟頫書上石；
⑷ 模仿趙孟頫書體的僞托之作。
本文結合北京故宮收藏的部分佳拓善本，簡要介紹如下。
《松江寶雲寺碑》
圖1 《松江寶雲寺碑》，清拓本，北京故宮藏
碑文正書（圖1），25行，滿行47字。元至大元年（1308）五月立。牟巘撰文，趙孟頫書，廉密知兒海牙篆額。碑文記述了松江寶雲寺的曆史沿革，以及元代住持淨月重修寺院的情況。松江寶雲寺，位于今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始建于唐代，曆代屢次重修。碑文點畫精美，骨肉勻亭，體勢秀勁謹嚴，是趙孟頫中年書法佳作。原碑已毀，殘石現存亭林當地。
本冊墨紙18開。封面有佚名書外簽，前附頁有徐宗浩書内簽，後附頁有《松江寶雲寺記》墨迹照片4開。趙孟頫書《松江寶雲寺記》，原有墨迹一卷存世，現不知所蹤。據墨迹照片，該寺前住持淨月于大德十一年（1307）寺院重建完成時，請趙孟頫書碑并篆額。第二年立碑時，已是元武宗改元，是以時間改為至大元年，并由廉密知兒海牙篆額。墨迹文字與碑文對比，缺字較多。
古人刻碑，直接書丹上石。宋元以後，随着摹刻法帖的盛行，刻碑方式也逐漸發生變化；人們借鑒了刻帖的方法，先将碑文書寫于紙上，再用透明紙以墨摹勒，之後用朱砂按字勾勒紙背，再拓印上石，最後依朱砂痕刊刻于石。是以，啟功在《從河南碑刻談古代石刻書法藝術》一文指出：“古代碑志，在元代以前都是在石上‘書丹’，大約到元代才出現和刻帖方法一樣的寫在紙上，摹在石上，再加刊刻的方法。”趙孟頫書碑刻，就是先撰寫墨迹，再由刻工摹刻上石。今天，存世趙孟頫書寫的碑刻墨迹有：《玄妙觀重修三門記》《湖州妙嚴寺記》《三清殿記》《昆山淮雲院記》《膽巴碑》《仇锷碑》《杭州福神觀記》《光福寺重建塔記》等。
《佑聖觀重建玄武廟碑》
圖2 《佑聖觀重建玄武廟碑》，明拓本，北京故宮藏
碑文正書（圖2），32行，滿行53字。明善撰文，趙孟頫書碑文并篆額。李璋摹勒、镌刻。碑文記述了杭州佑聖觀的修建曆史和重建經過，并述說了玄武顯靈的事迹。碑文中沒有立碑時間，但據文中趙孟頫自署“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官銜，結合相關史料可知至大二年（1309）趙孟頫在杭州十年的浙江儒學提舉期滿，改任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次年（1310）九月，趙孟頫應诏舉家赴京，故此碑約立于元至大三年（1310）。碑石較完整，用上等太湖石制成，今存杭州市碑林。
此碑書法與趙書《昆山淮雲院記》近似。清劉青藜《金石續錄》評價此碑：“犀利之中姿态橫生，自是松雪本色。元美（王世貞）謂‘摹北海’，子函（趙崡）謂‘失肥緩’，殊不而也。”楊震方《碑帖叙錄》雲：“石尚完好，惟中間每行之末泐損三、五字，書法頗似唐李邕。”
《江東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
圖3 《江東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清拓本，北京故宮藏
又稱《珊竹公碑》（圖3）。正書，23行，滿行76字。姚遂撰文，趙孟頫書碑并篆額。茅紹之模勒镌字。碑左上半損甚，年月缺。因碑文内趙孟頫自署“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官銜，故立碑時間也在至大二年到三年間（1309～1310）。《珊竹公碑》書法結體端莊秀美，筆勢圓勁流麗，于莊嚴規整中見潇灑飄逸。徐宗浩認為：“此碑用筆與《湖州妙嚴寺記》《昆山淮雲院記》相似，蓋同年所書，正中老年精湛之作。”現原碑在江蘇儀征。
《崇國寺演公碑》
圖4 《崇國寺演公碑》，晚明拓本，北京故宮藏
全稱《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圖4），又稱《皇慶元年崇教大師演公碑》《定演道行碑》。正書，27行，滿行54字。皇慶元年（1312）三月立，趙孟頫奉敕撰文，并書丹、篆額。王洪、王珪刻。碑額篆書：“特賜佛性圓融崇教大師華嚴傳定演公道行之碑。”碑文中記述了崇國寺的始創者定演禅師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得皇帝賜地建寺的經過。
崇國寺于明宣德四年（1429）賜名大隆善寺，正統四年（1439）更名為崇恩寺，成化八年（1472）改稱隆善護國寺，屢經擴建，成為明代皇家巨刹。清康熙六十一年（1721），蒙古王公貝勒又重修擴建護國寺，更名為大隆善護國寺喇嘛廟。晚清寺廟逐漸衰敗，20世紀三四十年代殿堂坍塌，幾成廢墟，僅存彌勒殿。據徐宗浩記載，原碑1942年時仍立于護國寺内千佛殿前。
《少林寺裕公碑》
圖5 《少林寺裕公碑》，明拓本，北京故宮藏
全名《大元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少林開山光宗正法大禅師裕公之碑》（圖5）。正書，37行，滿行70字。延佑元年（1314）十一月立。程巨夫撰，趙孟頫書，郭貫篆額。陳颢立石，耶律德思刻。碑文記述了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贈少林寺福裕禅師為“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并命文臣為之立碑事。趙孟頫時年60歲，在大都深受元仁宗器重。
此碑書法字勢挺拔，莊重大氣，法度謹嚴。趙崡《石墨镌華》評價此碑：“承旨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姿态不足，亦不及《孫德彧》《禦服贊》二碑。”《嵩陽石刻記》雲：“按文敏書法為元朝第一。此碑奉敕書，不當假手，乃覺肥愞少風力，何耶。然筆自有緻。”原碑位于河南嵩山少林寺。
《敕藏禦服碑》
圖6 《敕藏禦服碑》，清拓本，北京故宮藏
全名《大元敕藏禦服之碑》（圖6）。正書，34行，滿行81字。元延佑二年（1315）立。趙世延撰文，趙孟頫書丹，李孟篆額。碑文記述，元成宗因感異夢，下旨将禦服藏于終南山萬壽宮的故事。明王世貞評價此碑“此書乃承制，又中年以後，筆當最妙，而出入北海（李邕），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明趙崡認為：“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指《孫德彧道行碑》，元統三年（1335）立］，而稍遜其園逸。”原碑在陝西西安重陽宮。
《永甯禅寺碑》
圖7 《永甯禅寺碑》，明拓本，北京故宮藏
延佑六年（1319）四月，趙孟頫行書，無立碑年月。僅見一本明代拓本（圖7），被剪裱為冊頁，墨紙22開半，現藏北京故宮。帖後有徐宗浩跋一段：“趙文敏公平生所書碑，不知其數。曆來金石目及書畫著錄，均不甚詳盡。餘自前甲午（1894）以來，見即收之，或不能收，亦必臨寫一通，以存其迹。至今已六十年，所得四百餘種，摹刻俱佳者，僅二三十種耳。正月廿五日，帖賈以《永甯禅寺碑》售者，鈎刻尚精，拓之紙墨約在明代，為靈石楊氏、嘉定徐氏所遞藏，惟裝池時剪裁錯亂，殊不成文。又無撰人，無從考證，為可惜耳。略加整理，并為題記。甲午（1954）二月初二日，石雪居士識于歸雲精舍，時年七十有五。”
《玄教大宗師張留孫碑》
圖8 《玄教大宗師張留孫碑》（北道教碑），清拓本，北京故宮藏
全名《大元敕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宏教沖元仁靜大真人張公碑》（圖8），又稱《道教碑》。此碑有兩塊：一塊在北京東嶽廟，天曆二年（1329）立，俗稱北道教或北碑。正書兩面刻，各28行，滿行60字。趙孟頫撰并書，吳全節立石，茅紹之镌。另一塊在江西龍虎山，至正四年（1344）立，人稱南道教或南碑。碑文與北碑同，兩面刻，碑陽35行，碑陰25行，滿行均75字。趙孟頫撰并書，吳全節立石，張純摹刻。南碑較北碑立石時間更晚，碑文卻完全相同，僅立石時間和刻者不同，這些可以說明南碑是據北碑摹刻而成。
北、南兩碑皆豐碑，雄偉高大，碑文2800餘字。在趙孟頫所書碑刻中，罕見如此長篇巨制，是以曆代評價甚高。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七雲：“元道士張留孫，官加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濫，至此可歎也。趙文敏奉敕書，其碑奉偉秀拔，最稱巨觀，自徐季海（徐浩）、李北海（李邕）而後，未見其匹敵也。”葉昌熾則進一步推崇此碑書法，在《語石》中說：“鷗波（趙孟頫）墨妙，自以《許熙載》《張留孫》兩碑為正矩。”
趙孟頫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六月，兩碑都是在其去世之後一二十年所立，是以存在疑議，很多學者認為此碑并非趙孟頫所書。清人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十五認為，《道教碑》為趙孟頫之子趙雍代筆之作。學者王連起經過大量考證之後，進一步判斷《道教碑》不是代筆，極有可能是刻工茅紹之的“冒名”之作。（參見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僞考》，《文物》，1983年6月）
文∣王祎，北京故宮古書畫部副研究館員
圖∣北京故宮
本文刊載于《典藏·讀天下·古美術》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