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言，關于徐家的藏書應當是始于徐樹蘭和徐友蘭，而徐樹蘭的事迹我已寫入了古越藏書樓篇中，在此先聊一聊徐友蘭。
樹蘭和友蘭是親兄弟，友蘭比樹蘭小五歲，關于友蘭的事迹，薛炳寫過一篇《徐友蘭傳》，收錄在民國二十八年排印的《紹興縣志資料第一輯》中。因為薛炳曾在徐友蘭家教過書，是以所寫的比較符合曆史真實。薛炳在本傳中說：“同治庚午，先生年二十有八，又讀書。是秋，以國子監應鄉試，下第。後益銳精制藝。光緒乙亥，始受知學使胡公瑞瀾，得補會稽學生員。辛巳後納赀為員外郎，入都供職，簽分戶部在湖廣司行走。壬午冬，乞假歸省，自此家居讀書奉母，不複仕。”
看來徐家雖然有錢，但徐友蘭卻未能考取功名，隻能靠花錢買個公職。但沒多久，友蘭就傳回家鄉，而後不久他又跟着哥哥前往上海辦實業：“歲庚寅，始遊滬。先生見皙種之以商戰競我也，欲挽漏卮非提倡實業不為功，由是久寓滬，留心工商。華人之設機器缫絲廠者，淞滬一埠蓋自先生。甲午之局始，明年夏，母章節孝病，先生聞報馳歸，多方療治，次子滋霖複刲股和藥以進，卒無效。十月，母卒，年七十有八。先生哀毀如禮。戊戌，上虞羅振玉、吳縣蔣黼與先生之兄樹蘭設農學會于滬，譯西報，辟試驗場，同志入會甚衆，先生與焉。且于黃浦之濱置地百畝，廣求各國果種，辨其土宜次第，樹藝以資實驗。”
可惜的是，因為用人不當，徐家在上海的實業産生了巨大虧空，後來徐友蘭又到湖北去開礦。某次在乘船的過程中，直面日俄戰争炮彈轟擊，使他受了嚴重驚吓，雖然有良醫診治，最後還是因病複發而去世了。薛炳在《徐友蘭傳》中對此有詳細描寫：“中日戰後，朝廷汲汲辦路礦。先生與同志二人購湖北礦山，亘六邑之境，将謀開采。癸卯，同志以路礦事函約入都。事竣，附輪南下，值日俄開戰，船經旅順，泊港内。是夜，日本率艦來攻，炮霆彈雨，船客号呼不絕于耳。忽一彈越船首，傷人三。若炸在艙面，則全船糜矣。黎明，俄遣一艦來引港，正鼓輪出口，回首見巨浪矗立，則引艦返港已觸水雷轟化。若行度稍偏，則我船亦熸矣。此十二月二十四五日事也。先生因是得驚悸之疾，甲辰夏病危，以良醫得愈。乙巳夏，病又發，前醫不複至，遂卒，時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六日也。年六十有三。”
關于徐友蘭的收藏事迹，薛炳在本傳中也有記載：“至于為學，無書不窺，旁及書畫。性好收藏，凡舊鈔、精刻、石墨古今法帖、名畫，有所見，辄購庋八杉齋中，如是者，數十年。既駐滬，複命長子維則廣為搜羅，别辟精舍以藏之，名曰鑄學齋、述史樓。”
看來，徐友蘭的收藏品種頗為豐富，他将自己所藏運回家鄉，而後讓長子徐維則建起了藏書樓。收藏之餘，徐友蘭也刊刻鄉賢著作：“擇精要鮮見之本，镌諸梨棗，凡數十種。其未可單行者，輯為叢書。複訪求鄉先哲著述，校而刊之，名曰《紹興先正遺書》，凡四集。書皆提要鉤元，作為後跋，精識宏論，伍崇曜、鮑廷博不過是也。先生殆绌于商，而取赢于學者哉！”
《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 清光緒十七年會稽徐氏述史樓刻本，牌記
《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 清光緒十七年會稽徐氏述史樓刻本，卷首
徐友蘭有兩個兒子，長子徐維則，次子徐滋霖，繼承藏書事業的主要是長子，因為徐友蘭的藏書是由徐維則整理的。鄭偉章在撰文中稱：“徐友蘭的藏書目錄，筆者所見有兩種，一為《述史樓書目》一冊，抄本，著錄經部約250種，史部約500種，子部約500種，集部約850種，共2100種。依四庫分部，部下不分小類。著錄甚簡略，僅詳書名、卷數、刊本、無著者。一為《述史樓藏書别錄》一冊，抄本，書口有‘鑄學齋’三字。此目為徐氏清點藏書之簿，上多标以‘準’字或‘對銷’字方印，有‘準’字印者，為述史樓插架之書，有‘對銷’字印者，皆用墨筆塗去，已不藏于徐家。欲尋徐友蘭鑄學齋、述史樓藏書蹤迹者可參考此兩部書目。又，筆者尚覓見徐維則稿本《述史樓語古錄》一種，書口有‘鑄學齋’三字，藍稿豎格印紙，著錄皆述史樓收藏古物之精奇。首列為‘精本書目’99種，為徐氏藏書之菁華，餘皆為金石、卷子、碑刻、書畫之屬。”
看來藏書者雖然是徐友蘭，而真正熟悉家中藏書之人則是徐維則。那麼徐友蘭藏書的重點在哪裡呢？鄭偉章在文中寫道：“從抄本《述史樓書目》來看，徐友蘭藏書不注重于宋元本，書目中僅元刊本《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等五、六種，比較注重收明刻本、原刻本、抄本、稿本等，這些書也極可貴。”除此之外，述史樓所藏還有如下特點：“明代刻本中，徐友蘭所收毛晉汲古閣刻本極多，這是很珍貴和難得的。徐氏又注意收活字排印本、日本刻本、日本活字本。正如沈知方所說，徐友蘭收書尤以舊藏抄本為‘精絕’，這是他的一個最突出特點。”
關于徐維則個人的藏書情況，錢斌、宋培基在《藏書家徐維則事迹鈎述》一文中稱：“徐維則的藏書書目主要有三：一是《述史樓書目》一冊，稿本，藍格，11行，書口下方印有‘鑄學齋’三字，著錄經史子集四部書共2000餘種。二是《述史樓藏書别錄》一冊，鈔本，為徐氏清點藏書之簿。三是《述史樓語古錄》一冊，稿本，著錄皆述史樓收藏古物金器。最佳為‘精本書目’近百種，其中舊鈔本多達60餘種，為徐氏藏書中之上品，其餘皆為卷子、金石碑刻、書畫之列。各藏書目錄均由徐維則手輯而成，藏書題記之類文字亦多出自其手。”
在藏書之外，徐維則也喜歡收藏金石拓片，辟有專室“石墨庵”。拓片原本就是将紙鋪在石頭上，而後用墨将其拓出。徐維則将自己的藏碑帖處起這樣的名稱，當然很貼切。巧的是，我的藏碑帖之處也有類似的名稱：石墨簃。在此鄭重聲明，自己在二十多年前起此堂号時，并不知道徐維則也有相同的名稱，為此我鄭重地請故宮碑帖鑒定大家朱家溍老先生題寫了匾額。看來我與這徐維則有不謀而合之處。大約二十年前，羅繼祖先生的藏品散出，其中就有徐維則述史樓的鈔本，我有幸買得其中的一二。這也正是我來到徐維則故居門前感到親切的原因之一吧。
徐維則在碑帖收藏過程中跟不少大家都有密切交往，比如當時的金石大家周星诒在《窳櫎日記》中寫道：“壬辰歲，在紹興郡城有居水澄巷徐以孫孝廉（惟則），以舊拓隸碑一本示屬審定，予遍考金石諸書，乃《漢華亭碑》也。自洪氏《隸釋》著錄後，遂不見諸簿錄，臆當亡于宋元之間。”
隔窗向内望去
光緒十八年，周星诒在紹興城内見到了徐維則，而徐請他鑒定一冊漢碑裱本。周星诒經過一番認真考證，稱這本《漢華亭碑》“推為天下罕見孤本”。可見徐維則經手藏拓中有難得絕品。錢斌、宋培基的文中又記載了徐維則跟魯迅之間的密切交往，比如1918年6月25日，魯迅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了題為《新出土呂超墓志銘考證》一文，魯迅在該文中稱：“呂超墓志石，于民國六年出山陰蘭上鄉，餘從陳君古遺得打本一枚，以漫患難讀，久置箧中。明年徐以孫先生至京師，又與一本。因得校寫。”
這段話中的徐以孫就是徐維則，除此之外魯迅日記中還有幾處記載了徐維則贈送拓片的事情，因1918年徐維則曾在北大工作，故而兩人有了較為密切的交往。魯迅跟徐維則是同鄉，當年徐維則在紹興開墨潤堂書店，魯迅曾多次到墨潤堂買書。這些買書的過程，魯迅均記入了日記。比如1913年7月5日，魯迅寫道：“又在墨潤堂買仿古《西廂十則》一部十本，四元八角。”而在1916年12月8日，魯迅又有到該店買書的記錄：“至墨潤堂買玉煙堂本《山海經》二冊，《中州金石記》二冊，《漢西域傳補注》一冊，共直三元。”
另一個院落
關于墨潤堂書店的情況，顧志興在《浙江藏書史》中有如下介紹：“徐維則于清同治元年（1862）在紹興城區西營開設墨潤堂書莊，後在水澄堂以南開設門市部，改稱墨潤堂書苑(徐氏鑄學齋即在水澄橋)，由蔡元培題寫店名(蔡元培與維則同為光緒己醜科舉人，與維則同讀于鑄學齋，并為友蘭校書)。墨潤堂書苑‘除采購本埠及外地木刻、石印、鉛印本圖書外，還自設作坊，刻印各種圖書。’”
由此可知，墨潤堂書店除了賣書，也會做相應的出版。同時也會從他地采購來新書，放在本店售賣。錢斌等在文中寫道：“墨潤堂不但自設作坊，自行校刻各種圖書，而且采購、銷售本埠及外地新書，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開明等書店教科書及各種圖書，且可根據讀者需求，送書上門。徐維則《東西學書錄》中著錄的相當部分書目就是由墨潤堂經銷以及他自己所收藏的圖書。”
已近坍塌
關于墨潤堂後來的結局，顧志興先生在《浙江藏書史》中有如下表述：“該店于1950年停辦，1992年8月重新開業，現地在城區步行街。據此墨潤堂書苑亦為徐氏刻書處。《紹興先正遺書》中之《重訂周易小義》、《群書拾補》、《群書拾補遺》、《重論文齋筆錄》等書卷尾，均有‘山陰蔡元培校’字樣。徐氏所刻書均稱精雅。”
從以上情況看，蔡元培跟徐維則的關系比較特殊。因為從光緒十二年至十六年之間，蔡元培一直在做徐維則的伴讀。光緒十五年八月，蔡元培又跟徐維則一同到省城應鄉試，而後兩人同時中舉。轉年蔡元培進京參加會試而考中了進士，自此之後，蔡元培離開了徐家。光緒二十四年，因為戊戌變法失敗，蔡元培又回到了紹興，徐樹蘭聘請他任紹郡中西學堂監督。在這個階段，蔡元培又在該學堂内建起了養新書藏。而今養新書藏的藏書大多數保留在了紹興一中圖書館。在方俞明先生的安排下，我在此校看到了徐維則捐給該校的《東西學書錄》。
徐維則捐贈給養新書藏的書
相比較而言，徐樹蘭要比徐友蘭更有社會影響力，主要原因是他建造起了古越藏書樓，而該樓到如今仍然有着較大的影響。可能是這個原因，有不少的資料都把蔡元培在徐家的工作寫為是徐樹蘭的古越藏書樓。當然這樣的誤會也有其原因，對此鄭偉章先生做了仔細地辨析，他認為造成誤判的原因乃是出自蔡元培的一段口述曆史，肖瑜記錄的《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一文中寫道：“二十歲起，我不教書了，我在徐家校書了。紹興有徐家，藏書甚多，又喜校書、印書，及以文會友，故也延聘了我，……二十一、二、三、四歲，我都在徐家，讀了許多的書。”
而同樣黃世晖在《蔡元培口述傳略》中也稱：“孑民二十歲，讀書于同鄉徐氏，兼為校所刻書。徐家富藏書，因得博覽，學大進。”
這兩段話中蔡元培都隻說是他在徐家校書和刻書，但并未說是徐樹蘭還是徐友蘭，後世的學者将此預設為是徐樹蘭。比如高平叔在其所編《蔡元培年譜》中稱：“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丙戌）二十歲，同鄉徐樹蘭藏書甚富，且喜校書印書。因六叔銘恩曾任徐家塾師之關系，被邀至徐氏‘古越藏書樓’，為其校訂所刻圖書。自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九年，均在徐家讀書校書，遂得以博覽群書，學乃大進。”
而台灣出版的陶英惠所著《蔡元培年譜》亦稱：“光緒十二年丙戌（1886）二十歲，讀書于同鄉徐樹蘭家五年，徐氏字仲凡，号檢盦……家史有古越藏書樓，藏書甚多，又喜校書、印書，及以文會友，是以也延聘了先生。先生一面為他校書，一面博覽群書，學問大進。”
對于這些說法，鄭偉章先生以三段史實予以更正，其中第三個說法則為：“蔡元培根本不可能在這五年中讀書、校書于徐樹蘭的古越藏書樓中。前已言及，徐樹蘭是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之一，但并非正宗的藏書家，他既不校書，亦不刻書，所有文獻都未記載過徐樹蘭古越藏書樓有過校書、刻書之舉。況且，據張謇所寫的《古越藏書樓記》，此樓的籌建工作集議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告成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徐樹蘭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向地方當局遞呈開辦古越藏書樓的呈文後，旋即遘疾不起，實際是由他的兒子徐爾穀秉承父志開辦此樓的。這要晚于蔡元培在徐家讀書、校書十餘年。”
不僅徐友蘭後世知之甚少，其子徐維則也同樣鮮為人知。比如大藏書家李盛铎收到了《述史樓書目》稿本，但卻并不知道樓主是誰。李盛铎在該書目上寫了如下一段題記：“此書目一冊，不知誰氏所藏，意當日必求售或托鑒定者也，茫不記憶矣。目中所列注重需用之書，不計校刻遠近，然明刻秘鈔亦間有一二，藏書至數萬卷而名氏翳如，頗為惜之。目中鈔本不知何人所鈔，獨有述史樓鈔本者十餘種，信摭一卷，題述史樓鈔本，或即藏書人欤？姑記此以俟考。乙卯中秋前三日盛铎記。”
如前所言，徐維則不但藏書，他也賣書，甚至編書和出版書。而其所著之書最有名的一部則是《東西學書錄》，對于此書的價值，蔡元培在該書的序言中有如下表述：“海禁既開，西儒踵至，官私譯本書及數百，英傅蘭雅氏所作《譯書事略》嘗著其目，蓋《釋教錄》之派而參以《答問》之旨者也。其後或本之以為表别部居，補遺逸、褐精沽、系讀法，骎骎乎藍勝而冰寒矣。吾友徐子以為未備，自删劄記之要，旁采專家之說，仿《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之例以為書錄，補兩家之漏而續以近年新出之書及東人之作，凡書之無謂者、複重者、互相證明者皆有說以明之。夫兩家之書裨益學者睹成效矣，得徐子之書而詳益詳、備益備，按圖以索，毫發無憾，蓋公理漸明，誕谲無實之作日消，而簡易有用之書遞出，廣學之倪吾以是券之矣。”
看來徐維則編纂此書綜合了前人的經驗，而後又用中式之法來編西式書目，緻使該書成為了一部頗為實用之書。經過一番梳理，徐維則對中國翻譯的西學著作有了整體上的認識，故而在叙例中寫道：“言政以公法、公理之書為樞紐，言學以格緻、算學之書為關鍵。東西人在中國譯書者，大抵丁韪良、古城貞吉長于公法，李提摩太、林樂知長于政事，傅蘭雅在局最久，譯書最多，究其歸旨似長于格緻、制造諸學。算學之書可雲備矣，惟公法、公理、格緻之書中國極少，後之譯者當注意于斯。”
由此可見，徐維則編纂這麼一部書，他能清晰地意識到，中國在翻譯西方著作中所産生的偏差，同時他也對西方的圖書館有着特别的推崇：“一人孤立，何以成學？譯書雖少，備購匪易，莫若官設藏書樓，任士人進讀西人多以捐設藏書樓為善舉，或數十人、十餘人聯設學會，綜購圖籍，交相忞慔，事易功倍。”
徐維則的這篇《叙例》寫于光緒二十五年正月，看來那個時段他還不知道西方公共藏書樓的名字就叫圖書館。但他覺得這樣的公共設施對啟迪民智很有作用，不知道他的這個觀念是否受了伯父徐樹蘭的影響，也說不定是他影響了徐樹蘭。
徐維則撰《增版東西學書錄》
書的封面钤蓋着養新書藏印
徐樹蘭所書跋語
因為編纂此書，使徐維則意識到，人的眼界畢竟有限，他無法收全當時所出的各類譯作，于是他就想出了一個新辦法。徐維則在《東西學書錄》一書出版後，又作了增訂版，此後他又發現一些新的譯作。他感覺到自己無法将這些書收全，于是他就寫出了一篇《廣問新書之概則》，他在此文中稱：“維則于曩歲編印《東西學書錄》，輯舊日譯本，别以部居，析為三冊，去歲複與顧君鼎梅燮光踵事赓續，視線所及幾倍前書，名曰《增版東西學書錄》，預約二月稍出版，然新籍愈多，财力未大，居地既僻，聞格又限，再期增廣，難乎其難，爰動廣問之思，遂創組合之義，特拟概則如左，我國志士及各地編譯局所素有愛力，具見熱心，凡平時目見、手自譯著為拙錄所未收者，随筆提要，絡繹郵寄，或拙錄訛略，實力訓示，積日成帙，少則再為增補編印以行，多則改為《圖書世界》月出一冊，以為國民教學之前導，幸甚幸甚。”
看來這位徐維則果真有辦法，而他的這個辦法可以稱之為廣泛地發動群衆，他讓衆人紛紛來補充新發現的譯作，而後由發現者寫出規範的提要，寫好後寄給自己，而後自己再出補編之書。為了能夠體例上規範，徐維則在《概則》中列出了八條撰寫書錄的要求，可見他的這種作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更為難得者，是他在《概則》的最後列出了通信位址，便于讓參與之人将作品寄給他。這個位址成為了後世考證他所開書店的具體位址：“住紹興府城老虎橋，信件寄紹興府城水澄橋墨潤堂書莊轉交。”
徐維則的這部《東西學書錄》我至今未曾收藏到，然而幸運的是，我卻在紹興一中圖書館看到了這部書。雖然這僅是一部石印本，然而卻是清代最重要的西學譯著書目。熊月之主編的《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一書将徐維則的《增版東西學書錄》排在了最前面。由此也可說明徐維則對目錄版本學有着不小的貢獻，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堙沒在曆史的塵埃裡。真盼望着相關部門能夠将他的舊居修複起來，而讓後人多一個憑吊這位先賢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