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大國貨币崛起的中國道路：人民币孕育成長百年曆程

近日，IMI所長、中國人民大學财政金融學院教授張傑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2021年第10期）發表《大國貨币崛起的中國道路：人民币孕育成長百年曆程》。

張傑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經曆四十餘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作為主權貨币的人民币逐漸邁向世界貨币舞台。基于此，人民币如何走上與歐美主要貨币比肩的大國貨币道路便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本文試圖就此談些看法。本文認為，若要客觀準确地分析和評判人民币邁向大國貨币之路，必須着眼于曆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統一視角。僅從理論邏輯看，英鎊美元道路似乎是人民币邁向大國貨币的必然選擇，但若着眼于曆史邏輯，此種選擇的合理性則會大打折扣。曆史地看，中國貨币制度長期由超大規模經濟與低值貨币本位加以塑造而呈現出十分獨特的格局，由此決定其具有更多服務于國内經濟民生的特質，這與一些歐美國家貨币動辄充當對外擴張與建立世界霸權的工具形成鮮明對照。人民币制度無疑受到中國貨币傳統的影響，特别是經曆近代以降百餘年來的民族危亡與自強圖存，作為該制度的肇建者，中國共産黨人深知币制獨立與币值穩定之重要，是以自始至終以服務國内經濟民生為要而緩圖國際使用，結果出現經濟規模與主權貨币國際化的不對稱格局。最終，問題就歸結為如何客觀認識這種不對稱格局，也就是說，對于人民币成長為大國貨币而言，這種格局是“悖論”還是“特色”？本文的結論是：人民币成為大國貨币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結果而非前提，是以須在基本條件上合理安排邁向大國貨币的次序，特别是要審慎把握國際使用的節奏，走出大國貨币成長的中國道路。

一、引言

全球經濟發展曆史告訴我們,大國崛起必然伴随着大國貨币的成長。自産業革命爆發至今,約兩個半世紀中,英國和美國次第崛起,英鎊和美元相繼成為大國貨币,并先後形成貨币霸權。人們不禁要問:英鎊和美元的成長之路是否是大國貨币成長的經典道路和不二選擇? 或者說,後進國家若要使其主權貨币成為大國貨币,就必須追随英鎊和美元的腳步? 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值得深究且需謹慎作答的世界性課題。如所預料,對于正在成長為大國經濟的中國而言,其主權貨币即人民币如何選擇邁向大國貨币之路,已然引起國内外學術界的特别關注。在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之前,人們毫不懷疑英鎊和美元之路是大國貨币成長道路的 “曆史終結”。但中國在全球目光的注視下,經曆四十餘年改革開放創造經濟迅速崛起的奇迹之後,這種結論卻引起人們的廣泛質疑。原因很簡單,中國經濟崛起并未遵循歐美國家的經典路徑,卻令人意外而又合乎邏輯地走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道路。有些西方主流經式市場經濟”)之外另外開辟了 “中式市場經濟”(羅納德·哈裡·科斯和王甯,2013)。據此,人們不得不進一步猜測或者追問:注定緊随中國經濟崛起之後的人民币成長為大國貨币之路是否也會在歐美道路之外走出中國自己的道路?

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着眼于曆史邏輯和全球視角方能給出合理而可信的答案。之是以需要着眼于曆史邏輯,是因為中國的貨币制度演進曆史漫長而獨特。中國傳統經濟總體上植根于農耕文明,經濟組織與治理過程崇尚家國結構與儒家倫理,經濟資源配置與經濟交易凸顯 “内部市場”特征 (王國斌和讓·羅森塔爾,2018)。與此相伴随,貼近家庭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額零星交易極為普遍且長盛不衰。展現在貨币制度上,與小額零星交易相比對的貨币形制則非低值的青銅貨币 (以及鐵錢)莫屬。實際上,傳統中國并非如一些觀點所說的那樣因缺乏金銀而被迫行用青銅鑄币,行用低值貨币其實是經濟結構的内生需求使然。據統計,西漢中國的金銀儲存量與同時代的羅馬帝國基本相當 (彭信威,1965),但金銀在兩大帝國的用途卻别若天壤。在西漢中國,金銀不是用于賞賜就是用于陪葬或窖藏。而在羅馬帝國,金銀則主要載于遠洋船艙,随時準備媒介海外征伐和國際貿易。由此,讓人初步領悟到,一國貨币制度本位之高低與其經濟規模或者财富存量弱相關,而與其經濟交易水準或者資源流量強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講,低值本位貨币總是周轉于老百姓的柴米油鹽、雞鳴犬吠與袅袅炊煙之間,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休戚與共,而高值本位貨币則更多地與無休止的海外征伐、兼并以及新陸殖民相伴随,好似征服者的 “軍功章”。由此不難推斷,高值本位貨币的外生性與強權邏輯決定其成為大國貨币乃至貨币霸權之後終究會深陷所謂的 “特裡芬悖論” (如美元)而難以自拔 (羅伯特·特裡芬,1997),而中國具有顯著内生性的低值貨币本位即便擴充為更大範圍的國際使用 (如兩宋銅币)也不會面臨如是困局。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課題。據此我們有理由懷疑:相較于以青銅為載體的低值本位貨币,以金銀為載體的高值本位貨币制度似乎并非如主流觀點所刻畫的那樣 “高人一等”! 由此引出一個無法回避的貨币制度困局,那就是:内生性 (通常為低值本位)貨币制度成長為大國貨币具有更強的義理性,可曆史地看,越是内生性的貨币制度就越是難以成為大國貨币。與此相對應,外生性 (通常為高值本位)貨币制度的國際擴張充滿強制性與掠奪性,可越是外生性的貨币制度就越是容易成為大國貨币甚至形成貨币霸權。問題可以歸結為:像人民币這樣具有深厚内生性傳統的貨币制度何以成為大國貨币? 或者,如若人民币最終成為大國貨币,會展現出怎樣獨特的路徑與樣貌?

之是以着眼于全球視角,則是因為中國的貨币制度自從金屬鑄币時代開始便與西方 “分道揚镳”。西方世界 (早期廣義上包括西歐和中東,後來特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似乎從一開始就确立了貴金屬本位制度,不少國家先後經曆銀本位和金本位階段。在此期間,一些主權貨币借助貴金屬本位成為大國貨币,比如英鎊就曾依靠黃金積累成就了貨币霸權。二戰後美國主導國際貨币秩序,其确立美元霸權的不二法門也是借助單方面維持與黃金的關系。中國則有所不同,其很早就建構了超大規模經濟并被認為保持全球領先地位長達十餘個世紀之久(安格斯·麥迪森,2003)。但與之伴随的貨币制度卻出人意料:它并非人們理所當然認為的貴金屬本位而是以銅鑄币為載體的賤金屬本位,進而給世界貨币制度演進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團。人們通常會認為,貴金屬本位 (特别是金本位)是一個國家主權貨币邁向大國貨币的必要階梯,英鎊和美元無不如此。對于中國,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方正式确立銀本位 (即所謂 “廢兩改元”)且從未有機會實行金本位制度,作為當下中國主權貨币的人民币從一開始就宣布不與金銀挂鈎。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因在 “含金量”方面的 “先天不足”而失去邁向大國貨币的資格呢?

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力所能及的解答,其内容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給出大國貨币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第三部分簡要梳理中國貨币制度演進曆史,并對其中的大國貨币迹象做出判斷與厘清;第四部分着眼于大國貨币品質的孕育視角,叙述了革命根據地貨币曲折堅韌而又不無傳奇色彩的發展曆程,特别強調了它為此後人民币制度的建立所作的獨特而難得的基因準備;第五部分通過對照大國貨币條件,特别是大國經濟與主權貨币國際使用的 “不對稱”格局,對人民币邁向大國貨币的特殊道路做了初步讨論;最後在第六部分,對全文的分析邏輯與基本結論進行總結。

二、何為大國貨币？

簡言之,一國貨币要成為大國貨币至少需要具備四大條件,它們分别是:币制統一、币制獨立、币值穩定和國際使用。從全球貨币曆史程序看,同時滿足以上條件的國家寥寥無幾;在中國貨币演進曆史上,同時具備上述條件的時期也屬鳳毛麟角。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程序中,大國貨币的出現或者輪替均構成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

币制統一之是以重要,是因為它集中展現了國家的政治統一。一般地說,政治統一是大國肇建的基本前提,沒有政治統一就談不上其他方面的統一,包括貨币制度即币制的統一。縱觀全球貨币演進曆史,但凡大國貨币大都存在一個針對衆多區域貨币的整合過程。伴随國家的政治統一,多元貨币格局随即轉化為一進制貨币格局。一進制貨币制度格局的形成極大地促進了各區域間經濟與市場的整合,這又反過來為鞏固和強化币制統一格局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良好的市場條件。

币制獨立之是以重要,則是因為它事關一國是否擁有獨立的貨币政策,而獨立的貨币政策又是一國主權獨立的構成要素。在當今世界,舉凡大國都無一例外地堅守獨立自主的貨币制度與貨币政策。可以說,無币制獨立便無所謂大國貨币。比如:中國國民黨時期的法币改革可謂開辟了中國現代貨币制度之新局,但法币的控制權卻掌握在英美兩國手中,是以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貨币。中國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先後與英鎊、美元挂鈎,相當于推行某種程度的英鎊化與美元化,雖然港币屬自由兌換意義上的重要國際貨币,但因其以貨币自主權的喪失為代價,是以在嚴格意義上屬于英鎊與美元的附庸。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 · 麥金農 (2005),針對東亞國家因經常項目順差積存大量美元同時擔心美元貶值的困局,曾建議東亞國家将其本币集體釘住美元,進而維持一種所謂的 “東亞美元本位”。客觀地說,此建議不無合理性,但其緻命之處是忽視了币制獨立對于主權國家的極端重要性,其難以落地實施則早在意料之中。

币值穩定之是以重要,是因為貨币制度不僅在宏觀上是政治統一和國家主權的象征,它也在微觀上與億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随着經濟貨币化水準的提高和貨币經濟的發展,普通群眾對于貨币價值變動的敏感度日益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币值穩定與否反過來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定與政治穩定。曆史地看,不少國家的政府便是在币值的劇烈波動中走向崩潰的,遠如元代中國,近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通貨膨脹以及中國國民黨政府時期法币的惡性貶值等。幾乎可以說,币值波動是王朝更替和國家興衰的常态誘因。是以,沒有币值穩定就沒有政治穩定,沒有政治穩定,币制統一也就無從談起。币值穩定既是檢驗一國國家信譽和政府能力的試金石,也是考驗一國主權貨币能否成為或保持大國貨币的底線要求。國際使用之是以重要,是因為大國對國際經濟貿易的參與既深又廣,其經濟金融影響力也必然超越國界,在此過程中,自然會内生出為經濟金融資源的全球配置提供穩定的計價和交易工具的需求。在業已成為經濟貿易大國的情況下,如果依然借助他國主權貨币 (往往是另一個大國貨币)完成經濟金融資源的跨國配置,則極易受他國主權貨币利益的掣肘,也會反過來幹擾經濟金融資源的跨國有效配置,進而擠壓大國經濟的發展空間。當然,一國貨币的國際使用意味着該國在較小範圍行用的主權貨币轉換為覆寫特定國際範圍的貨币 “公共品”,該主權貨币的發行國也就需要承擔維護這一貨币“公共品”低成本和低風險運作的國際責任,并盡最大可能消除因出于追求主權貨币的 “國家利益”或者其他不當使用而産生的負外部性以及伴随于此的風險轉嫁 (如美元)。雖然在曆史上大國經濟并不必然有大國貨币相伴随 (如中國近代以前),但這種情形僅局限于極少數存在較弱對外貿易需求和偏好的超大規模經濟,是以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一般而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主權貨币的國際使用(即成長為大國貨币)是大國經濟的 “标配”。但須提醒,在美洲金銀随着大航海時代被發現之前甚至十九世紀中後期經濟全球化時代開啟之前,大國貨币并非一定強調國際使用條件或者刻闆套用國際使用标準。就拿中國古代王朝時期而言,其貨币的國際使用程度雖然不高,但考慮到其流通行用的廣域性質,即便夠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國際使用标準,隻要其他條件具備,也不妨礙稱其為大國貨币 (如秦半兩、漢五铢、唐開元通寶等)。

不僅如此,大國貨币還有特殊的 “時空要求”。就時間要求而言,有些貨币在某個時刻閃亮登場,但昙花一現,很快退出曆史舞台,那就算不上大國貨币;隻有存續時間足夠長的貨币才有資格跻身大國貨币的行列。就空間要求而言,任何貨币都有行用的地理範圍,這個範圍有大有小。一般來說,行用範圍大小并不是判定某種貨币制度績效的硬條件,但作為大國貨币,則需要依托一個足夠大的地理空間。道理很簡單,一種貨币如果不能媒介一定區域和一定體量的經濟交易,其影響力與存續能力也就會大打折扣。更何況,空間要求除了強調大國貨币需要依托于一定體量的大國經濟之外,還進一步凸顯出大國政府借助貨币手段實作經濟資源配置與宏觀調控的強大能力。

三、中國曆史上罕有真正的“大國貨币”

中國的币制演進曆史延綿數千年,春秋戰國期間列國已有金屬鑄币。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貨币開啟币制統一程序,迄今已有兩千兩百多年的曆史。其間經曆西漢五铢錢之統一鑄造、唐代開元錢之制度變革以及兩宋以來紙币制度之創制行用,整個演進過程跌宕起伏、獨具特色,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因素。不過,從總體上看,即便基于當時貨币制度的世界版圖,真正能夠滿足上述四個基本條件、稱得上大國貨币的時期依然十分罕見。需要強調的是,中國自古以來長期保持巨大的經濟規模,據安格斯·麥迪森（2003）估計,自西漢中期直至晚清,中國經濟總量長期占得全球兩到三成的比例;唐宋時期,中國人均經濟總量一直高于西歐諸國平均水準。可是,與這種所謂 “超大規模經濟”長期伴存的卻是一種以青銅鑄币為主體的低值本位貨币制度。除了兩宋時期的銅币制度因“以商立國”而奇迹般地成為國際貨币且與其超大經濟規模相對配稱之外,此種可稱之為 “中國貨币經濟悖論”的奇特情形一直從公元一世紀延續到十九世紀末期,最終形成中國曆史程序絕大多數時期有大國經濟而無大國貨币的特殊景象。此外,曆史上中國貨币的國際使用強度與範圍普遍弱于西歐西亞諸國,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中國經濟貿易多數情況下為盈餘狀态,有利于外币輸入而不利于本币輸出;從貨币形制本身看,中國銅錢屬低值鑄币,機關價值較低,宋代創制之紙币雖币制先進但受信用半徑局限,相較于西方的金銀鑄币,其行用範圍和接受程度受到極大局限。秦半兩作為中國貨币統一曆史之濫觞以及秦帝國橫空出世的金融象征,不僅終結了先秦貨币制度的長期分裂局面,而且還開創了此後沿用兩千餘年、獨具中國面貌的 “天圓地方”鑄币形制。不僅如此,秦國在統一币制的過程中還頒行《秦布律》,成為中國曆史上現存最早的貨币法規,說明秦帝國的貨币制度已經臻于完善。僅由此看,秦半兩無疑具有大國貨币的初始氣象。但不無遺憾的是,秦帝國短命而亡,留給半兩錢統一流通的時間不長,其實際行用的範圍也未及拓展到帝國的更大疆域。西漢初期繼承秦制,貨币制度沿用半兩形制近百年,其間推行減重與放鑄政策,緻使币制混亂。漢武帝時期,為推行開拓進取的基本國策,同時也是為了糾正放鑄政策的長期積弊,加上前期賈誼等所作的有關統一鑄币權的理論準備,以上林三官五铢錢的鑄造為标志,遂在中國曆史上真正實作了貨币的統一鑄造與廣域流通。五铢錢作為漢帝國的貨币象征,兩漢六朝斷續行用七百餘年,僅就流通時間長度衡量,堪稱大國貨币。但其行用過程先是遭受王莽改制之舛誤,後又經受六朝時局動蕩和經濟衰退的頻繁沖擊,加上當時背景下 “國際使用”範圍拓展有限,是以,多數時期隻具大國貨币之形而無大國貨币之質。唐代繼承隋朝之國家統一格局并有所拓展,經曆貞觀和開元之治,漸成盛唐之大國氣象。在币制方面,以開元通寶開辟此後一千三百年沿用不辍之新币制格局,可謂氣勢非凡。但其大國貨币的整肅穩定品相卻僅維持半個多世紀的短暫時光。早在高宗時因多次對外用兵,開元币制即受不小沖擊,至安史亂起,朝廷為救财政之急而開鑄大錢,币制漸敗,随後經曆藩鎮割據,私鑄雲起,惡錢橫行,流弊波及此後之五代十國時代。需要提及,從總體上看,唐代近三百年間貨币經濟衰微,實物經濟成分較大,币制方面曾長期實行錢帛平行本位。可以說,唐代有大國之統制,但無大國之币制。就宋代而言,暫且抛開交子作為世界紙币制度之濫觞不談,宋代銅鑄币可以稱得上中國貨币發展曆史中真正具有國際使用意義上的大國貨币,其行用伴随兩宋國際貿易之勃興,不僅流通于遼夏,也遍及日本、東南亞甚至印度洋和東非西亞諸國。比如,在業已發掘的遼墓窖藏中,宋錢所占比重巨大。據北京文物研究所檔案資料,遼代幽燕地區使用的銅錢,大部分是北宋錢。另據記載,1242年,一艘日本貿易的宋船曾裝載銅錢10萬缗(肯特·鄧鋼,2020)。2007年,南宋初期沉船 “南海一号”打撈出水,初步推斷其由福建泉州港始發,在前往南亞和西亞地區進行貿易活動途中沉沒。宋代張方平《樂全集》中曾記載, “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此次沉船出水銅錢約17000枚,正好為此判斷提供了确鑿證據。錢币外流在唐代已經出現,到宋代外流規模迅速擴大,乃至引發了嚴重的錢荒問題,為了緩解由此帶來的貨币困局,宋代政府曾經幾度禁止銅錢出境。不過,綜合起來看,宋代三百餘年呈現出貨币經濟與政治能力的強弱搭配格局,其在政治統一與統制能力層面的偏弱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大國貨币形象的塑造和維持。元代在世界上最早實行純紙币制度,由朝廷統一發行,其中 “中統元寶寶鈔”以白銀為本位,直至元末不僅長期在所轄廣大區域内廣泛行用,而且還作為國際貨币流通于南洋一帶。後來發行至元寶鈔,更配套以世界上最早和最完備的币制條例 《至元寶鈔通行條劃》。元朝地域遼闊,海陸貿易通道暢達,貨币制度也十分完備,幾乎具備将寶鈔塑造成為大國貨币的一切條件。令人扼腕的是,元朝政府征伐無度,财政長期拮據,不得已頻繁通過增發寶鈔彌補虧空,加上私鈔猖獗,緻使币值銳減。元朝不足百年,物價上漲千倍,最終,曾經重塑歐亞世界格局的蒙元帝國便被随之而來的通貨膨脹浪潮沖垮。明清以降,西方諸國先後依托産業革命實作大國崛起,貨币制度也完成從貴金屬本位向現代貨币制度的轉換。特别是,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伴随波瀾壯闊的經濟全球化程序,世界貨币曆史進入由西方諸強主導的大國貨币時代。反觀這一時期的中國,明代初期沿用元代做法,用鈔不用錢并禁止金銀交易。值得指出的是,明代紙币制度雖承繼元制,但在币制統一方面卻遠勝元代,兩百多年間隻行用一種鈔票,且面額以一貫為最高,直至明末。明代經過初期的經營與開拓,面前已然鋪展大國崛起之路,這似乎預示着大明寶鈔有成為大國貨币的可能。據史料記載,大明寶鈔曾借助朝貢貿易之賜贈散布于高麗及南洋諸國,當時日本以及一些南洋小國甚至通用中國錢币。不過,大明寶鈔最終還是未能擺脫因财政擴張而濫發進而貶值的宿命,老百姓最終把對貨币制度的信任 “選票”投給了被朝廷長期禁用的白銀和銅錢,并由此宣告大明寶鈔之大國貨币夢想的破滅。當然,銅錢制度也未能經受住晚明對外戰事所引發的财政危機的緻命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白銀的地位迅速凸顯,政府也不得不逐漸取消了民間用銀的禁令,中國貨币制度終于迎來了白銀時代。但未曾料想,明末美洲銀元特别是西班牙銀元大量流入,在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革的同時,也掀起了外國貨币深刻介入并主宰中國貨币制度的帷幕。清代雖然實行銀錢平行本位,但白銀地位更加重要,特别是,外國銀元大量輸入且深度介入中國貨币流通過程。據統計,1681年至1833年間銀元和銀塊輸入總額達七千多萬兩;1877年至1910年墨西哥輸出銀元四億六千八百多萬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國 (彭信威,1965)。光緒十三 年 (1887年)張之洞曾奏請自鑄銀元以挽回貨币主權,但随後的自鑄銀元過程則由各省銀元局把控,對内币制難以統一。直至宣統二年 (1910年)頒布 《币制則例》,正式施行銀本位,方實作大清銀币的統一鑄造。但并未同時驅逐外國銀元,挽回貨币主權的願望終告落空。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清代政府基本上沒有建立鈔票發行制度。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清中葉以後,外國銀行紛紛在中國發行貨币。在清末的貨币結構中,外國銀元和外國鈔票分别占去43.33%和12.38% 的比重 (千家駒和郭彥崗,1985),中國的貨币主權喪失殆盡。再看中國本土的紙币發行,除了政府官辦銀行、商業銀行擁有貨币發行權之外,地方政府競相利用官銀錢号發行鈔票以解财政之困,各類錢莊、錢鋪、商号均任意印制各種紙币性質的票券,币制混亂、紙币貶值,緻使工商停頓、民不聊生。直至國民政府時期先後實行廢兩改元 (确立銀本位)與法币政策 (确立紙币本位),逐漸收回外商銀行和本土商業銀行的貨币發行權,初步實作了币制統一。

僅從币制統一的意義上看,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币制度似乎具備成為大國貨币的初步條件。但随着抗戰爆發,陡然增加的政府财政赤字完全依賴紙币發行彌補,由此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在極短的時間内就嚴重動搖了法币制度的信用基礎,加之法币改革期間英美上下其手緻使法币成為英鎊美元附庸,一個喪失獨立性的貨币制度早已失去成為大國貨币的資格。抗戰勝利給極為脆弱的法币制度以喘息之機,但好景不長,國民黨政府挑起的四年内戰導緻經濟崩潰、民心盡失,駭人聽聞的物價飛漲給了法币制度最後一擊。曾記否,1943年的開羅會議使國際社會一度承認了當時中國的大國地位,1944年派團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也彰顯了中國的大國貨币金融影響力。但大國地位的保持需要條件,否則隻是 “海市蜃樓”。這些條件涉及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自身的貨币制度條件。試想,當時的法币制度連最基本的貨币職能都難以履行,何以成為支撐所謂大國地位的貨币制度條件?

四、革命根據地貨币：大國貨币品質的艱難孕育

人民币制度的源頭可追溯到革命根據地早期,可以說是 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一個縮影。1926年4月,湖南衡山縣柴山洲特别區農民協會成立第一農民銀行,發行銀元票 (白竹布貨币)。這是中國共産黨上司建立的革命政權發行貨币有據可查的最早記錄,是社會主義貨币制度在中國的最早實驗(許樹信,2008; 上海市銀行博物 館,2020)。此後,南方多地農民協會陸續建立銀行或信用社并發行貨币。比如,1927年1月,湖南浏陽縣東鄉六個區的農民協會聯合成立浏東平民銀行,并發行臨時兌換券 (旋即改為信用券);同年2月,湖北黃岡縣農民協會信用合作社發行流通券。當時農民協會發行的此類地方貨币雖然存續時間不長、流通範圍較小,卻為此後人民币制度的建立播撒了最初的種子,同時也為後來人民币逐漸成長為大國貨币注入了優良品質。

革命根據地貨币是在極其嚴酷而特殊的環境中發行流通的,盡管從一開始顯得有些原始粗糙,且勢單力薄,卻具有此後成長為大國貨币的潛質,其中當屬始終堅持币制統一理念最為顯著。這與國民黨統治區各地軍閥 “占山為王式”的貨币割據格局形成鮮明對照。即便是在法币改革之後,國統區各省地方銀行利用抗戰以來的特殊狀況,多未遵照财部規定辦理,漸有濫發之現象。地方勢力強大的兩廣、陝西等省,則自行收購白銀,并以當地銀行所發行的紙币代替法币,或與法币同時流通 (重慶檔案館和重慶師範大學,2014;王永生,2019)。受當時政治、經濟及軍事條件的限制,各個革命根據地大都建立工農民主政府、組建蘇維埃工農銀行,并各自發行地方貨币,總體上貨币格局比較分散。例如,當時包括中央蘇區在内的九塊根據地先後建立信用機構五十七個,發行各類貨币及票券二百一十七種 (千家駒和郭彥崗,1985)。可是一有條件和機會,就會積極着手推動根據地貨币的統一發行。比如,1931年,随着中央蘇區的建立和發展,各個地方蘇維埃工農銀行發行的貨币便逐漸統一于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及其各個分支行發行的貨币。這種維護币制統一的理念甚至貫徹到陝甘甯邊區銀行一度積極維護法币主币地位的過程之中。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在建立和鞏固陝甘甯邊區的同時,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逐漸改組為陝甘甯邊區銀行。着眼于當時的國共合作大局,邊區銀行建立初期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維護法币,自身隻發行 “光華商店代價券”作為輔币。後來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策劃第二次反共高潮,停發八路軍軍饷,并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邊區銀行才被迫放棄維護法币,轉而發行 “陝甘甯邊區銀行币”(簡稱 “邊币”)作為自己的主币 (陝甘甯邊區金融史編輯委員會,1992)。抗日戰争時期,為适應當時被分割包圍封鎖的具體形勢,各根據地各自成立銀行分散發行地方貨币 (據統計至少有五百種以上),但并非各自為政,而是基于黨中央統一的貨币發行政策,整體貨币格局保持了 “散而有序”的态勢。抗戰勝利後,解放區逐漸擴大,原有的根據地連成一片,為順應這種情況,便在擴大後的大區建立新銀行和發行新貨币。随着解放戰争的順利進行,這種貨币格局的整合步伐也在加速推進。比如,華東地區各解放區的貨币統一為北海币;陝甘甯邊區與晉綏解放區連成一片後行用西北農民銀行券即西農币;後來整合後的華北解放區的貨币通過與西農币等商定比價并行流通一段時期後等待新的貨币整合。1948年12月1日,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組建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中國人民銀行券,即人民币 (中國人民銀行,2008)。随後用人民币逐漸收兌其他解放區的地方貨币,1951年以帶維吾爾文的人民币收回新疆省銀行發行的銀元票,1955年3月1日成功發行新人民币,至6月10日在市場上全部取代舊人民币流通,1959年10月底完成對藏币的收兌(吳曉靈,2008)。至此标志着一個空前統一的貨币制度橫空出世,同時終結了自鴉片戰争以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币制混亂時代。

革命根據地在積極推動币制統一的同時,尤為注重币值穩定。若考慮到當時根據地頻繁遭受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進而導緻财政極為困難的情況,自始至終堅持維護币值穩定就顯得極為難得。這與同時期的法币制度形成鮮明對照,相較于根據地貨币,法币制度雖在政治經濟領域擁有絕對優勢但币值卻長期劇烈波動乃至最終一潰千裡。對于币制的統一與穩定,根據地财經管理層一直有着清醒認識。薛暮橋在解放戰争後期為華北财經辦事處起草的相關檔案中的提醒最具代表性,他認為,現行貨币制度存在着兩大缺點:一個是不統一,一個是不穩定,這兩者都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大大不利,引起絕大多數人民的反對。是以,亟須 “整理貨币”,其目的就是要使不統一的貨币變為統一的貨币,不穩定的貨币變為穩定的貨币,以便利國民經濟的發展 (薛暮橋,2020)。實際上,早在革命根據地貨币發行初期,保持币值穩定就已成為根據地财政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務之一。比如,1934 年初,由于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戰争失利,中央蘇區财政狀況惡化。即便如此,為了維護根據地貨币信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仍然決定拿出銀元,公開向群衆換回國家銀行紙币,并嚴格按規定以一進制紙币兌換一進制現洋。另如,陝甘甯邊區的貨币發行采取經濟發行原則,力求保持金融物價的穩定。但由于長期處于戰争環境,一些時期也出現過财政發行偏多的情況。根據西北農民銀行統計,1941年上半年邊币的财政發行一度占發行總額的62%,經濟發行僅占 9%。但到了 1942 年,邊區經濟發展一有起色,便立即扭轉邊币的财政發行,效果立竿見影。經濟發行占比,1944 年 達 到82.4%,1945年更是突破98% (陝甘甯邊區金融史編輯委員會,1992)。從總體上看,根據地貨币并非沒有因支援财政需要而過多發行的情況,有時财政發行的力度還很大。例如,中央蘇區因反圍剿戰争失利,面積迅速縮小,銀元消耗殆盡,政府隻好通過大量發行蘇區紙币支援開支,導緻币值陡然下降,甚至在市場上出現公然拒用或折價使用中央蘇區紙币的現象。可是條件一旦出現轉機,便馬上恢複經濟發行。正因如此,在解放戰争後期解放區面臨前所未有的财政壓力的情況下,革命根據地貨币的貶值速度仍然明顯低于法币。一般看來,财政壓力是任何貨币制度發展完善過程中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在世界貨币制度數千年漫長的曆史演進過程中,不知有多少國家及朝代的貨币制度倒在了财政驅使的滾滾車輪之下。可是,未曾料想,革命根據地政權在常人難以想象的極為嚴峻的财政條件之下卻始終不忘維護币值穩定的初心,并由此賦予根據地貨币制度在當時看來十分超前的現代貨币制度基因。正是基于這種寶貴基因,根據地貨币的 “幼苗”曆盡風霜雪雨的洗禮與淬煉,最終成長為 “人民币”這顆參天大樹。無論從哪個角度觀察,這都堪稱世界貨币制度發展曆史程序的一大奇迹。

難能可貴的是,在重重軍事圍堵和經濟封鎖之下,革命根據地始終保持着貨币制度以及貨币政策的獨立性。早在中央蘇區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統一貨币發行的同時,逐漸肅清土雜币和驅逐敵币,不依附于任何非蘇區貨币,獨立執行貨币政策,全力服務反圍剿鬥争,支援蘇區經濟發展和維護金融穩定。抗日戰争時期,根據地除早期有一段維護法币的經曆外,絕大部分時間獨立行使貨币政策。比如,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陝甘甯邊區政府随即釋出 《關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并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邊币,作為邊區唯一合法的本位貨币,并通過建立邊币平準基金和貨币交換所等,靈活運用 “吞吐政策”與法币及各種僞币展開長期貨币鬥争。特别是,在法币嚴重貶值的情況下,運用這種政策有效遏制了通貨膨脹的輸入,維護了邊區貨币流通的基本穩定。據統計,雖然自抗戰以來陝甘甯邊區的物價水準有所上漲,有時上漲幅度還很大,但在形勢異常嚴峻的1940年,延安的物價指數仍低于國統區的物價指數 (陝甘甯邊區金融史編輯委員會,1992;中國近代金融史編寫組,1985)。另如山東解放區,起初在法币和日僞币的壓力下,根據地發行的北海币處于劣勢,緻使物價急劇震蕩。當時主持解放區财經事務的薛暮橋認為,穩定物價的唯一辦法是驅逐法币,使解放區貨币獨占市場。該措施實施後不久,北海币和法币的比價便由原來的1∶2變成了1∶6,北海币迅速占據了市場,1945年又把僞聯銀券從根據地排擠出去,換回了同等價值的敵區物資,使得根據地物價大幅回落。就連某些敵占區的人民也樂于接受根據地貨币,以便随時購買根據地的各種物資 (劉海波,2013)。值得特别指出,薛暮橋當時力排衆議提出的貨币獨立觀點以及 “物資本位論”不僅在根據地打了一場幹淨漂亮的 “紅色貨币戰争”,同時對于此後人民币制度的建立也極富理論預見和政策示範意義。人民币制度繼承了根據地貨币的獨立基因,堅持不規定含金量,與金銀脫離關系,匯率主要依據貨币實際購買力而定,讓新中國的貨币制度既不受擁有強大金銀儲備的西方控制,也不依附于政治經濟表現上一度十分強勢的蘇聯陣營,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相比之下,國民黨政府的法币制度則從一開始就嚴重依賴英鎊與美元。這可從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 《第二期戰時财政金融計劃案》之金融部分的表述中窺其端倪:“國際間形勢,于我國财政金融之設施,關系甚切”,“多須借助于友邦,此後尤盼外交之運用得宜,俾歐美各國積極援助,以資策進” (重慶檔案館和重慶師範大學,2014)。在此之前的1935年11月,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币改革,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三家銀行的鈔票為法定貨币,法币的彙價則由三行無限制地買賣外彙來維持。這就意味着表面完成币制統一并自稱具有充分獨立性的法币制度,其穩定性完全掌握在英美兩國貨币制度的手中。法币彙價最初在技術上與英鎊挂鈎,後來改與英美套匯率聯系。1936年5月,随着 “中美貨币協定”的簽署,國民黨政府的外彙基金大部分存在美國。以此為标志,法币正式加入美元集團,其自主權完全旁落(資耀華等,2020)。盡管我們應當客觀評價法币制度改革在廢除銀本位、統一币制以及争取英美援華抗戰等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喪失獨立性的所謂主權貨币注定無法長期立足這一基本事實。法币制度伴随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徹底失敗而走向崩潰,也同時宣告了中國大地上一種 “半殖民地貨币制度”的最後終結。緊随其後,人民币成為新中國的主權貨币,經過七十餘年的發展完善,目前正在邁向大國貨币。這種判若雲泥的結果,除了前述币制統一與币值穩定兩個原因之外,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種貨币制度初創時期的獨立品質差異。

總而言之,自從中國共産黨上司建立革命政權并發行貨币,先後經曆早期革命根據地貨币、抗日根據地貨币以及解放區貨币等各個時期,直到人民币制度的确立,艱難困苦中逐漸完成了币制統一,保持了币值穩定,維護了貨币獨立,成功孕育了大國貨币應有的絕大部分品質。至于 “國際使用”,顯然受當時特定的國内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局限而難以具備。作為大國貨币成長過程的未竟事業,隻有留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啟的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過程去成就了。

五、人民币開辟大國貨币崛起的中國道路

新中國成立開啟了人民币成為大國貨币的偉大曆程,但過程并不平坦,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伴随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和逐漸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程序,人民币方真正重拾邁向大國貨币舞台的步伐。

人民币自從其前身即革命根據地貨币發行以來便始終懷抱币制統一理想,随着全國解放戰争的節節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實作這一理想的條件逐漸具備。新中國的币制統一過程不僅展現在前文所述人民币發行之後對各解放區貨币的收兌以及對法币制度殘餘 (如金圓券和銀元券)的堅決肅清方面,還展現在對金銀外币流通的嚴格禁止上面。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三十九條規定: “禁止外币在國内流通。外彙、外币和金銀的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中國人民銀行,2008)。這裡不妨以建國初期著名的 “銀元之戰”為例。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即宣布人民币為唯一合法的貨币,但社會上投機商人的金銀投機活動依然猖獗。如上海投機商人一度宣稱, “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币進不了上海”。他們在大街上公然兜售銀元,拒用人民币,導緻市場物價急劇上漲。眼看人民币在市場上難以立足,投機商們準備彈冠相慶,未料人民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采取堅決手段查封取締各地從事投機活動的地下錢莊等場所,并通過發行折實債券和折實存款等手段,回籠貨币,平抑物價,赢得了市場和老百姓的信任,捍衛了人民币作為唯一合法貨币的地位 (林蘊晖等,2009)。從此,一個飽經風霜雪雨伴随民族獨立而成長的人民共和國主權貨币首次以鮮明而獨特的統一形象亮相于世界舞台,實作了自鴉片戰争以來百餘年甚至明代中葉美洲金銀大量輸入近五百年來中國貨币制度在主權意義上的首次完全統一。

需要指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放權讓利改革啟動以來,我國銀行體系一度出現地方分支銀行對地方經濟管理當局一定程度上的實際隸屬現象,地方政府也 由此獲得了所謂 “實際貨币發行權”(樊綱等,1990)。改革啟動以來的一段時間,中國人民銀行分行在立場上較為偏向地方政府,這加劇了商業銀行分行在立場上偏向地方政府。1993年以前,國有銀行省分行行長在遇到總行意圖與地方意圖不一緻的事務時,他們當中約有六成至七成是聽從地方政府或地方人民銀行的。1993年以後,情況逐漸開始變化,到1997年,銀行分行行長中有六成至七成是聽從總行的 (周小川,2008)。這種現象的持續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币發行計劃的集中管理,極大地削弱了中國人民銀行貨币政策的統一制定與執行。特别是,各個地方之間的 “貨币競争”,屢屢刺激信貸膨脹,倒逼中國人民銀行連年擴大貨币發行,最終導緻嚴重的通貨膨脹,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商品搶購和銀行擠兌現象。針對于此,決策者緊急采取了嚴控信貸規模、提高利率以及 “保值儲蓄”等措施 (張傑,2011)。這些措施雖然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損害了非國有部門而不是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内則可能過多地損害了高效益企業而非虧損企業,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缺少既不損害綜合信貸狀況又能達到目标的彈性政策工具 (易綱,1996),但畢竟使異常嚴峻的貨币金融形勢得到了有效緩解。1996年兩部銀行法 (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頒布實施,明确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對分支機構實行集中統一上司和管理,标志着從法律層面有效解除了地方政府擁有的所謂 “實際貨币發行權”。1997年11月,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推動下,召開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針對過去銀行各級分行分别由省、市、區黨委管理的做法,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銀行系統的人事管理權限收歸中央,分行的幹部由總行任免,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地方政府對金融管理的幹預(吳衛軍,2018),重新樹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發行銀行的權威和貨币政策相對于地方政府的獨立性,由此保證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貨币穩定。

人民币從一開始就秉持币制獨立原則,采取不兌現的銀行券形式,擯棄與金銀等貴金屬挂鈎的主流本位思路,不規定含金量,甫一亮相,便展現出嶄新而獨特的貨币制度面貌。1948 年1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社論 《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币》明确申明: “解放區的貨币,從它産生的第一天開始,即與金銀完全脫離關系”。不僅如此,人民币也不與任何外币确定正式聯系,不依存于任何外國的貨币制度。以上這些,絕非人民币初創時的應急之策甚或制度沖動,而是一種貨币制度自從誕生就已孕育并一以貫之的獨立品質和自立精神使然,是人民币制度自強不息的靈魂展現。需要強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為适應當時形勢,我們也曾在不影響主權貨币制度的情況下嘗試過一些臨時的貨币安排。比如1980年4月1日,為加強外彙管理,禁止外币在我國流通,同時友善國際入境者的各種支付活動,國務院授權中國銀行發行 “外彙兌換券”。這其實是一種替代外币在中國境内流通的人民币代用券,以持有外币的人士為兌換對象,準在國内指定範圍使用,與人民币等值,1994年1月1日停止發行并于次年退出流通。不難看出,“外彙兌換券”是在人民币不可兌換條件下兼顧币制獨立與對外開放的一種貨币制度創新。此外,基于特殊曆史原因及 “一國兩制”安排,國家在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實行 “一國兩币”制度,港币和澳門元作為兩個特殊貨币制度因素,與人民币一道共同構成中國的整體主權貨币制度架構。

随着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深入推進特别是逐漸深度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程序,人民币與其他國家(或經濟體)主權貨币特别是幾種主要國際貨币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由此牽扯到人民币如何保持币制獨立的問題。從總體上看,為了維護币制獨立性,人民币匯率制度長期堅持 “以我為主、适時調整”的政策。比如,一開始考慮到當時國際貿易與匯率安排的具體情況,人民币曾經采取與美元挂鈎的政策。國際上一度把人民币匯率制度視作釘住(美元)匯率制,國際貨币基金組織 (IMF)則将中國的匯率安排劃入 “軟釘住” (介乎硬釘住和浮動匯率之間)項下。2015年8月11日,順應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新變化,中國人民銀行決定綜合考慮外彙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币匯率變化完善人民币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緊接着,中國外彙交易中心釋出人民币匯率指數 (CFETS),标志着人民币匯率機制開始轉向釘住一籃子貨币。一開始籃子貨币為13種,美元占據主導地位;2017年起增加至24 種,随後經過 2020 年和 2021 年兩次調整,目前 CFETS的貨币權重,美元從一開始的26.4%下調至18.79%,歐元先降後升至18.15%,顯示出減少對美元等主要貨币的依賴、增強人民币對外獨立性的總體趨勢。

人民币是在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存在惡性通貨膨脹背景下發行的,發行之初直至建國初期,解放戰争尚在進行,不斷擴大的解放區百廢待興,财政支出急劇增加,而财政收入因一切尚未步入正軌而難以增加,巨大的财政赤字隻能通過增發貨币彌補。僅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人民币發行規模便增長一倍,由此導緻物價上漲40%,上海糧價更是上漲 80%。不僅如此,投機商人乘機推波助瀾,極盡囤積居奇、哄擡物價之能事,上海、北京等城市面米棉紗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是以普遍上漲四到五倍,并迅速波及全國(林蘊晖等,2009)。當時國際上敵視新中國的部分西方國家都在等着看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所謂“軍事上内行、經濟上外行”的笑話。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黨和政府通過控制貨币發行量和掌握足夠的商品物資,雙管齊下,在極短的時間内,控制了物價上漲,實作了币值穩定,迅速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長達十二年的通貨膨脹局面,創造了世界貨币史和通貨膨脹治理史上的一大奇迹。後來美國糾集所謂聯合國軍悍然發動北韓戰争,雖導緻進口物資價格有所波動,但國内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卻依然保持基本穩定。正因如此,在當時需要兼顧國内建設與抗美援朝的嚴峻形勢下,中國 人民銀行的存款不降反增,甚至超過了貨币發行額。人民币的币值穩定局面,經曆新中國成立後一段特殊時期,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以後。自1948年12月1日發行第一套人民币,迄今已發行至第五套 (2014年啟動數字人民币研發,2020年4月開始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及未來冬奧場景進行 測 試),印制工藝和防僞技術在不斷改進和變化,但不變的是内在價值的穩定和老百姓的信任。可以說,人民币正式發行七十多年或者革命根據地貨币發行近百年的發展曆史,真真切切地诠釋了人民币的人民本位。

無須諱言, “大躍進”時期,極 “左”思潮極力鼓吹 “貨币無用論”,受其慫恿,有人主張取消貨币或者限制其作用;在政策執行上, “瞎指揮”“浮誇風”盛行,貨币金融管理松弛,造成信貸失控和貨币大量增發,人民币的正常流通與信用一度遭受很大影響。經過1962年至1965年的調整與恢複,人民币的市場流通逐漸恢複正常 (吳曉靈,2008)。可是,好景不長,一場更大的沖擊不期而供應嚴重不足,但價格管制掩蓋了隐性通貨膨脹。根據劉鴻儒教授回憶,1969年中央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撰寫一篇 《人民币是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币之一》的文章,當時最難辦的是,說人民币是世界上“最穩”的貨币,的确是事實,但是商品嚴重短缺,表面上沒有通貨膨脹,而實際上卻是具有 “中國特色”的嚴重通貨膨脹 (鄧加榮和張豔花,2019)。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時撥亂反正,将工作重心迅速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确道路之上,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發展,國家面貌和老百姓的生活條件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市場繁榮,價格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币真正成為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币之一。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過程也曾出現過通貨膨脹現象,有時還比較嚴重,特别是1996年以前一段時期因信貸擴張導緻物價幾度劇烈波動。例如,1984年,信貸增長 28.8%,M0 增長 50%;1985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 (CPI)上漲9.3%,1988年進一步漲至18.8%,1993年和1994年一度分别達到21.7%和24%的高點。好在中央政府及時而果斷地采取了緊縮政策。随着相關措施的陸續到位,1995年通貨膨脹率降至14.8%,1996年進一步降至6.1%,由此開啟了中國此後将近三十年高增長與低通脹相得益彰的傳奇時代。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在經濟總量平均增長9%以上的同時保持了3%左右的平均物價上漲,打破了落後國家尋求經濟高增長必然伴随高通貨膨脹的主流魔咒。

近年來,特别是2015年以來,人民币的國際使用範圍逐漸拓展,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2015年11月,人民币被納入特别提款權 (SDR)貨币籃子,權重超過日元和英鎊,位列美元與歐元之後排名第三。2016年10月,IMF在其 “官方外匯存底貨币構成” (COFER)中,首次擴充貨币範圍,單獨列出人民币。截至2020年末,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已有70多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或貨币當局将人民币納入外匯存底。特别是,據2021年5月統計,在俄羅斯外匯存底中人民币占比高達12.8%;2021年6月,俄羅斯财政部表示将其主權财富基金中的美元份額清零,同時增加歐元與人民币的份至。“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商品額,其中人民币份額将由15%增加至30%。2014年以來,在國際主要支付貨币中,人民币基本排名前五。“貿易大國、貨币小國”的尴尬局面正在改觀。由于人民币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流通的擴大以及中國加入 WTO 後更緊密地融入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人民币國際化問題開始引起各方廣泛關注。不過,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最新資料顯示, 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存底總量為12.7萬億美元。其中,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占比分别為59%,21.24%,6%和4.69%,人民币位居第五,折合美元2675億,僅占全球外匯存底的2.25%。這就意味着,即便經曆了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以及深度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程序,但前文所述在長期曆史演進過程中形成的 “中國貨币經濟悖論”依然存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 GDP約占全球17%),但是相比之下,作為中國主權貨币的人民币的國際使用 (不論是占全球外匯存底的比例還是國際主要支付貨币排名)仍處于較低水準。盡管人民币制度早已具備币制統一、币制獨立和币值穩定三大條件,但從理論上講,要成為真正的大國貨币,在國際使用方面仍需做出長期努力。

通常來說,一種主權貨币國際使用水準的提升以其可兌換程度為基本标志。若基于國際收支平衡表角度,可兌換又具體細分為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與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1996年底,人民币實作了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但對于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相關政策則一直未見明顯的松動迹象。人民币在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順應中國對外貿易規模迅速增長的基本趨勢,與中國作為全球貿易大國的地位是相稱的,但貿易大國并非必然意味着主權貨币的廣泛國際使用,對于中國這樣的長期順差國尤為如此。相較而言,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傾向于進一步考驗一個國家主權貨币體系應對全球貨币金融狀況變化以及承擔與處置相關風險的能力。對此,開發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過程留下了不少極其慘痛的教訓,比如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引發這場危機的原因之一便是個别國家 (如泰國)過早地開放了金融市場 (其中包括放開資本賬戶的管制)。是以,對于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切莫為了單方面擴大人民币的國際使用而盲目放開資本賬戶管制以及推進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簡言之,資本項目下可兌換既可成為一國貨币國際化的驅動器,也可成為一國貨币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話說回來,曆史上中國經濟地位與 (國際使用意義上的)貨币地位的不對稱,與其說是 “中國貨币經濟悖論”,毋甯說是中國貨币經濟特色。有人認為中國目前所謂的 “貿易大國、貨币小國”格局很是尴尬,并參照英美日三國情形強調貿易大國必須比對以本币的國際貨币地位,否則就會步日本的後塵,亦即貨币體系長期受美元掣肘,最終導緻長達十餘年的經濟衰退 (王永生,2019)。其實,這種判斷很容易陷入 “以他例我”的邏輯困局,在政策操作上也極易導緻 “削足适履”的後果。一些國家的主權貨币之是以成為世界貨币 (亦即國際廣泛使用意義上的大國貨币),往往是特定時代背景的産物,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書寫了世界貨币曆史上極不光彩的篇章。例如,英鎊成為大國貨币,靠的是殖民擴張、對外戰争、黃金積累、英格蘭銀行紙币發行以及金本位制度的确立,最終通過英鎊這個主權貨币對黃金的替代而成為世界貨币。美元的大國貨币之路與英鎊有些類似,戰争 (兩次世界大戰)、對外擴張與黃金積累似乎是其世界貨币成長過程的 “标配”,但與英鎊依托英格蘭銀行以及金本位制度不同,美元的大國貨币乃至貨币霸權地位另有更為堅實而霸道的依靠,那就是二戰後确立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币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單邊貨币金融規則。

顯然,人民币成為大國貨币無論如何都不會追随英鎊、美元的足迹,一方面是因為時代背景與世界格局今非昔比,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與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的背景下,單純依靠外力強制推行主權貨币國際使用的空間與條件已不複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英鎊和美元的大國貨币或者貨币霸權之路,與人民币國際使用的初心與邏輯并不一緻。曆史地看,人民币從一開始就與黃金和白銀脫鈎,其信譽靠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 (如前述薛暮橋的 “物質本位論”)和人民的信任;人民币的國際使用靠的是與周邊國家貿易以及全球貿易的拓展,而非對外單方面的政治軍事擴張,更非基于霸權目的而建構的國際貨币體系。可以說,前述英鎊和美元成長為國際貨币的所謂 “标配”及邏輯無一适用于人民币。

換一角度看,經濟大國一定是主權貨币意義上的貨币大國,卻并非一定同時是國際使用意義上的貨币大國。從貨币經濟的演進邏輯看,人民币的廣泛國際使用是中國經濟金融進一步發展的結果,而非前提。中國經濟的 “超大規模”特征,決定了經濟金融資源 “内循環”的相對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儲蓄偏好強烈,國内儲蓄率高企,國内金融資源充足,為保持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十分難得而優渥的金融支援條件。可以預見,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仍然離不開國内儲蓄的有力支撐,是以需要居民部門繼續保持高儲蓄偏好,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得讓老百姓繼續保持對人民币的信心,因為絕大部分居民儲蓄是以人民币為貨币載體的。不必強調,老百姓對人民币的信心來自币值穩定。如果擺在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我們甯願人民币成為币值穩定的 “小國貨币”,而非伴随币值波動的所謂 “大國貨币”。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以人民币對内币值穩定和金融資源的國内有效配置為代價謀求人民币的國際使用。更何況,與英鎊美元謀求貨币霸權不同,人民币的基因與品質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其國際使用旨在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高品質和高信用度的貨币公共産品,并在此基礎上謀求建立全球貨币 “命運共同體”,這就意味着人民币需要承擔更多的大國貨币責任與義務。而要做到這些,無疑需要國内經濟金融實力的支撐,需要人民币币值的穩定、國内貨币政策的獨立操作能力和國際層面上的風險處理能力和宏觀協調能力。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決定了人民币作為大國貨币,國際廣泛使用并非充要條件。或者說,經濟大國與其主權貨币之國際貨币地位的不對稱,并不影響人民币 “大國貨币”的地位。不難預想,中國的大國經濟地位與人民币的有限國際使用 (或者國際貨币地位的相對滞後),這種不對稱格局會持續較長一段時期。簡言之,将來人民币即便成為國際廣泛使用意義的 “真正”大國貨币,也必然走的是中國道路,而非步英鎊、美元之後塵。

六、結 語

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業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作為主權貨币的人民币卻并未像英鎊、美元那樣同步實作廣泛的國際使用,亦即成為所謂的 “大國貨币”。有人将這種現象稱之為 “經濟大國、貨币小國”,并強調人民币低水準的國際使用已然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特别是融入全球化程序的障礙;有人着眼于曆史邏輯,認為一國經濟成長與貨币成長存在一定的時間差,也就是貨币成長會滞後于經濟成長,若假以時日,人民币總有一天會追随英鎊、美元腳步成為大國貨币。直覺地看,以上看法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其所牽扯的一種邏輯參照值得警惕,那就是:人民币邁向大國貨币之路一定會别無他選地遵循英美大國貨币成長的路徑;或者說,英鎊、美元之路是大國貨币成長邏輯的 “曆史終結”。

本文的讨論結果并不支援上述判斷。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如何認識和估價國際使用條件。從理論上看,國際使用隻是大國貨币基本條件中的一個,或許還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如果一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甚至具有超大規模性質,則隻要在一個較長時期内滿足币制統一、币制獨立和 (對内)币值穩定三大條件,便可稱之為大國貨币。或者說,國際使用并非大國貨币的充要條件。非但如此,在某些場合,一味追求主權貨币的國際使用反而會動搖其成為大國貨币的内部根基。比如,在既往的貨币曆史程序中,受到主流貨币觀點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慫恿,一些國家 (如拉丁美洲和東南亞部分國家)盲目推行主權貨币完全可兌換政策,最終大都深陷貨币金融危局而難以自拔。

本文的讨論還發現,在中國漫長的曆史演進過程中,超大規模經濟與低值本位貨币制度長期搭配,形成所謂的 “中國貨币經濟悖論”。有意思的是,這種現象以另外的形式延續至今:與超大規模經濟體量相伴随的是人民币的低水準國際使用。這種看似沖突的情形恰好凸顯出中國主權貨币成長為大國貨币的特殊邏輯。曆史地看,中國貨币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更多服務于國内實體經濟發展與便利人民生活的特質,這與一些歐美國家貨币制度通常充當對外擴張與建立世界霸權的工具形成鮮明對照。僅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應當做的是,繼續保持人民币的币制獨立與币值穩定,為改革發展上新台階和人民生活水準持續改善提供更好的貨币支援,沒有必要為了趕超那些曾經和正在充當貨币霸權工具的所謂大國貨币而貿然推動人民币的國際使用或者國際化。

更為重要的是,本文的讨論揭示出,人民币成長為大國貨币的優良品質與獨特道路,不僅傳承了數千年中華貨币經濟曆史文化傳統的血脈,而且經曆了百年來中國共産黨人艱苦創業程序中血與火的淬煉。經曆近代以降百餘年的國恥國難與苦難歲月,中國共産黨人更加懂得币制統一、币制獨立和币值穩定的寶貴,是以從一開始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獨立自主的貨币發展道路。最近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程序不斷地提醒我們,隻有立足于服務國内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改善,隻有矢志不渝地堅持人民本位,人民币方能不斷超越自己,最終伴随中國經濟崛起而成長為足以承擔建構全球貨币 “命運共同體”曆史使命的大國貨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