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在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所作序文中，開篇就是：“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後論升降焉。”[1]以百年為時間段對古籍版本學進行回顧、總結和展望，堪稱真知灼見。古籍版本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部分，有着極悠久的曆史。它的發展不可能像現代科學技術一樣一日千裡，而是有其自身的規律性的，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是以，本文拟以近百年以來中國古籍版本學為對象，冀望通過對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的考察，能從其百年流變的軌迹中探尋出未來版本學發展的方向。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20世紀的古籍版本學并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在先秦兩漢以來版本學不斷積累、發展的基礎上達到的一個新高度。要對近百年來中國古籍版本學進行總結，須先将它置身于版本學發展的曆史長河中來作一個總體定位，因為非如此不能厘清其源流，也便不能明察其得失，更不能妄評其進展。
1 中國古籍版本學流略
中國古籍版本學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了版本學的萌芽，如出現了同書異本的比勘活動，出現了“良書”（《墨子·非命上》）的概念。至西漢時，河間獻王劉德提出了“善書”（《漢書·河間獻王傳》）的概念，第一次從内容、字型、年代和著者提出了自己的選書标準。成帝時劉向等人受命整理國家藏書，撰成《别錄》和《七略》，标志着版本學的初步形成。但這一時期學科的分化和獨立尚不明顯，版本學與校勘、目錄諸學一起共融于古籍整理這個母體之中，同屬于廣義校雠學的範疇。
魏晉南北朝以後，由于紙張的普及，特别是佛經的流入，同書異本現象更趨普遍，版本學也是以獲得較大發展。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人物是南梁釋僧佑和北齊顔之推。由于佛經跨地域、跨文種的翻譯傳播，催生了“正本”、“異本”、“定本”、“前本”、“舊本”等一系列版本術語（見梁釋僧佑《出三藏記集》）。顔之推在《顔氏家訓》也提到了“誤本”、“俗本”、“古本”、“江南本”、“江南舊本”、“河北本”等名詞，說明這一時期人們的版本概念更為明确了。尤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還萌芽了考訂版本源流的思想，如僧佑針對當時佛經“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的狀況，提出了“萬流同歸，百慮一緻”[2]的思想，并逐漸摸索出一套整理和考訂版本的方法。顔之推還首創了用金石文字來校訂版本。
由隋唐五代而入兩宋，由于文獻制作技術的進步，特别是唐代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及至宋代的普及，同書異本的數量空前增加，為版本學最終确立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而曆代善本觀的不斷發展，及至宋代的成熟，則為版本學的确立提供了理論因子；曆代官定正本、私家校雠、注釋群書、史志目錄等學術傳統實際上也都包含了“廣勘異本、擇善而從”的内容，這些文獻整理活動的曆史積累對推動版本學的确立提供了強有力的實踐支援。宋代版本學對中國古籍版本學的貢獻有四：一是在前代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基本規範的版本學術語，并首次出現了“版本”、“善本”等版本學核心概念；二是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善本觀，表現在宋人既繼承了漢魏以來尊崇古本、寫本、官本、精校本、足本的傳統，還能在特定的文獻環境下進行一定的變通，如陸遊提出“善本不必是古本舊本”[3]，朱熹提出善本當以“文勢義理”為準而“無論官私”[4]，彭叔夏提出善本當為“不可以意輕改”[5]者（相對精校本而言），吳若則提出善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為異者”[6]等觀點，這些都是宋人善本觀成熟的标志；三是确立了版本學研究的兩大核心内容，即鑒定古籍版本和考訂版本源流，并在版本鑒定方法上多有開創之功；四是出現了一批重要的版本目錄，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尤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出現了我國首部研究單書版本系統的目錄專著——曹士冕的《法帖譜系》，該書第一次用繪圖的形式形象地揭示了版本之間的源流關系。
元代曆史較短，知識分子地位低下，學術研究衰落，版本學無可稱道。入明後，版本學才稍有發展。這一時期版本學的代表人物是胡應麟。他在《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裡對圖書制作的演變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以及自己的善本觀進行了闡述，提出了衡量版本價值的七個标準，具有一定影響。值得稱述的是，明代版本學開始了對宋元本，特别是宋本的專題研究。如此由宋代對個别、具體的版本進行研究，發展到對整個朝代版本的特征進行規律性的總結，應視為版本學的一大進步。但明代版本學的不足也很明顯，其版本目錄與宋代相比不僅沒有得到相應發展，還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退步。這表現為在明代為數不多的藏書目錄中，大多隻記書名，連提要也不多見，更不記版本，故學術價值不高，如高儒《百川書志》、周弘祖《古今書刻》、趙用賢《趙定宇書目》、範欽《天一閣書目》、劉若愚《内版經書紀略》等即是。
清代是我國古籍版本學的繁榮時期。由于考據學的極盛，文字訓诂、音韻、校勘、辨僞、輯佚諸學蜂起，各種研究方法互相交融，考據學的方法也滲入了版本學研究中，使版本學研究方法更趨完善和周密，進而推動了版本學的發展，出現了一批版本學大家，如錢曾、黃丕烈、錢大昕、顧廣圻、孫星衍、吳骞、錢泰吉、張金吾等。這一時期，版本目錄大量湧現，對版本的著錄更趨全面和完善。除一般的版本目錄，如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等外，還出現了一大批善本目錄，如錢曾《讀書敏求記》、曹溶《靜惕堂書目》、朱彜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錄》、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于敏中等《天祿琳琅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瞿镛《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等。其中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是我國第一部提要式的古籍善本書目，它為版本研究成果的表述找到了一種比較恰當的方式，也為清代提要式善本書目的發達（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代表）起到了開山引路的作用。清代還出現了專門研究行款的特殊的版本目錄，如江标的《宋元行格表》；清人孫慶增、缪荃孫還摸索出了一套程式化的編制版本目錄的方法。可以說，清代學者将傳統目錄在版本學方面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至。另外，清人在版本學題跋方面，也頗有成績。清人題跋彙為專集的有王士禛《漁洋書籍跋尾》、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陳鳣《經籍跋文》、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顧廣圻《思适齋題跋》、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吳壽旸《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錢泰吉《曝書雜記》、陸心源《儀顧堂題跋》等，其中很多版本鑒定的經驗總結，均可視為版本考證的專題彙編。
由上可知，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發展經曆了由先秦的萌芽到西漢的初步形成、由六朝隋唐的發展分化漸至宋代的确立、再經元明時期的停滞消退輾轉達至清代的繁榮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在這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中，中國古籍版本學長期以目錄的形式存在，故曆史上有版本目錄學之稱謂。此外，人們鑒定版本或考訂版本源流的經驗、方法大多散見于曆代文集中的序、跋、叙錄及筆記、校勘記中，沒有版本學論著的出現，其研究成果的表述都是經驗性的。這些都與版本學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特點有關。
2 近百年來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發展曆程
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發展，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界，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各有其特點，前者是清代版本學的餘緒，後者則表現出了一些現代學科的特點。
2.1 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古籍版本學
20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因外寇入侵，國内戰争及各種政治動亂，曆史文獻遺存遭到嚴重破壞，版本學研究也是以受到一定影響。但同時由于近代西方機械印刷技術的引進，文獻印制效率大為提高，各類版本數量大為增加，又為版本學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另外，由于清代版本學的巨大慣性，這一時期雖然政局風雨飄搖，但還是湧現出缪荃孫、葉德輝、王國維、羅振玉、陶湘、錢基博、傅增湘、鄭振铎、張元濟、孫毓修、向達、趙萬裡，王重民等一批著名版本學家。他們卓有成效的學術研究活動，有力地推動了版本學的進一步發展。
首先，這一時期出現了我國版本學的幾部總論性的著作，即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張元濟的《中國版本學》及錢基博的《版本通義》。《書林清話》成于清末，刻于1919年，它采用筆記體裁，全面系統地提供了有關古代圖書版本的各種知識，包括書籍、版本的各種名稱，版刻的源流和曆史，各地的刻書風氣，曆代著名的官私坊刻及優劣，曆代刻書的規格、字型、紙張、用墨、工價、書手、刻工、牌記、訛舛，圖書的裝訂，古代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創始和傳播，曆代刻書、抄書、藏書、借書的掌故，還有圖書作僞方面的資料。該書雖帶有較強的經驗性色彩，但仍堪稱總結性的版本學專著。除此之外，葉德輝還著有《四庫全書版本考》、《郋園讀書志》、《藏書十約》等，也多版本知識。張元濟的《中國版本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影印）是我國第一部以“版本學”為名的版本論著，把版本學從史學中獨立了出來。錢基博的《版本通義》1931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分四部分：“原始第一”記上古至五代版本；“曆史第二”記宋元明清版本沿革；“讀本第三”記四部要籍善本；“餘記第四”雜記治版本之心得。該書可貴之處在于，它較早地提出了“版本之學”的說法，并且第一次試圖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對版本學進行專門系統的闡述。1931年中國科學社還編纂排印了《中國版本略說》，也可視為版本學論著。以上幾部總論性專著的出現，标志着版本學已經尋找到了擺脫目錄學附庸地位的道路。除總論性的著作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專論性的版本學著作，如孫毓修的《中國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向達的《唐代刊書考》（1928年《中央大學圖書館第一年刊》）和《中國印刷術的起源》（1930年《中學生》第五号），蔣元卿的《中國雕版印刷術發轫考》（1936年《安徽大學季刊》第一卷第2期），均可視為刻本源流方面的專論。
這一時期編制的版本目錄主要有缪荃孫編《藝風藏書記》、《藝風藏書續記》、《藝風藏書再續記》、《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及《兩浙古刊本考》，陶湘《明吳興闵版書目》，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孫殿起《販書偶記》及《續編》，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所藏殿本書目》，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藏園群書題記》及《藏園群書經眼錄》，趙萬裡《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趙錄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善本書影，如楊守敬《留真譜》，瞿啟甲《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張允亮《故宮善本書影初編》，柳诒征《缽山書影》，劉承斡《嘉業堂善本書影》，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重整内閣大庫殘本書影》，王文進編《文祿堂書影》，陶湘編《涉園所見宋版書影》，顧廷龍和潘景鄭合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等。其中《明代版本圖錄初編》開始把目光由宋元本轉向明代版本，一改乾嘉以來的“佞宋”風氣，這對于擴大版本學的研究領域産生了積極影響；這一時期的題跋彙編有缪荃孫輯《士禮居藏書題跋續錄》、《荛圃藏書題識》、《荛圃刻書題識》、《紅雨樓題跋》，王大隆輯《荛圃藏書題識續錄》、《荛圃藏書題識再續錄》、《思适齋書跋》，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錄》，羅繼祖編《大雲書庫藏書題識》等。
20世紀前半期是中國古籍版本學發展的重要轉型時期，一方面在繼承傳統的版本目錄、叙錄、題跋等方面不遺餘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上又多有創新，出現了善本書影、版本圖錄，出現了研究刻本源流的專著，出現了總結性的版本學專著，标志着這一時期的版本學開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2.2 20世紀後半期至今的中國古籍版本學
這一時期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發展大緻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2.2.1 第一階段(1949～196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百業待興，古籍版本學也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版本學專著有陳國慶的《古籍版本淺說》（遼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張秀民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中國書店編的《古籍版本知識》（中國書店1961年版）、毛春翔的《古書版本常談》（中華書局1962年）、張秀民的《活字印刷史話》（中華書局1963年版）等。《古籍版本淺談》對兩百多個版本學術語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對普及版本學常識和推動版本學術語規範化起了一定作用；《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提出了印刷術起源于唐代的“貞觀說”，并論述了中國印刷術對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影響；《古籍版本知識》出自古籍鑒定大師雷夢水、張宗序手筆，列舉資料極為豐富，如清代武英殿刻書、官書局刻書、民國精刻本等都是各書所論不及的。關于版本鑒定方面，該書也極富特色，真假俱呈，詳辨優劣，特别是從價格上來判斷版本取舍，實踐性極強。《古書版本常談》是作者長期從事古籍整理的經驗總結，重點論述了古籍版本源流和古籍版本的鑒定問題，配有插圖，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稍顯淩亂，清代部分又過于簡單；《活字印刷史話》論述了我國泥活字、木活字及金屬活字的起源、發展、變化源流。
建國初期，為了摸清家底，各大圖書館還編印了大量版本目錄，有《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複旦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廣東中山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标注》、《中國地方志綜錄》、《中國叢書綜錄》等。《中國地方志綜錄》是一部方志版本目錄，由我國著名方志學家朱士嘉先生編撰，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58年出版增訂本。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中華書局1959至1962年版）是我國一部大型叢書版本目錄，共著錄叢書2797部。這個階段編印的古籍名家題跋有顧廷龍輯、葉景葵撰《卷庵書跋》，潘景鄭校訂、毛晉撰《汲古閣書跋》等。
這個階段還彙編了一部規模空前的善本書影，這就是1960年由北京圖書館趙萬裡主編的《中國版刻圖錄》，該書收錄古籍善本550種，圖版724幅，選輯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曆代雕版印刷的書籍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樣頁，按刻版時代和刻版地區編排，内容分刻版、活字版、版畫三個大類，卷首有序文一篇，展示了各個時代刻版印刷技術的發展曆史。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所選書籍已不限于宋元善本，已經注意到了傳世最多的明清刻本。
此外，這一時期在各類學術報刊上還發表了一批相關論文，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有101篇，其中關于版本學基礎理論的有4篇，主要是介紹版本、善本的概念，以知識普及為主；關于版本形制與類别的有10篇；關于版本學史的有3篇；關于寫本源流的有4篇；關于雕版印刷起源的有7篇；關于曆代刻書源流的有8篇；有關活字本、插圖本、拓本等源流的有18篇；考訂單書版本源流的有40篇；研究版本鑒定方法的有5篇；版本辨僞的有2篇。這說明對傳統古籍版本形制的演變源流、版本源流的考訂仍是這一時期人們研究的熱點，對雕版印刷起源問題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而版本學基礎理論仍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總的來看，這個階段的版本學與20世紀前半期相比，仍沒有獲得質的飛躍，表現為各種研究成果在表現形式上仍然是以版本知識的經驗性描述為主，還沒有出現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版本學理論論著。另外在對中國印刷術起源問題上，研究方法稍顯苟簡，未能綜合各種研究方法多角度地來考察雕版印刷的起源。
2.2.2 第二階段(1966～1977年)
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這一階段幾乎所有的社會文化事業都遭受了浩劫，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沖擊，出現了停滞甚至倒退的情況，版本學研究亦不能幸免。在除“四舊”的聲浪中，許多珍貴的古籍版本也被付之一炬，版本學研究也陷入低潮。值得一提的是，曆史考古領域還留住了版本學的一絲生氣，如7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先後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湖北江陵和雲夢睡虎地、甘肅武威旱灘坡及長沙馬王堆等地發掘出了一批先秦及秦漢時期的竹簡帛書，如銀雀山西漢竹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膑兵法》、甘肅武威漢代醫簡、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戰國縱橫家書》和《治法》等，這些考古發現為研究漢代簡策制度和帛本提供了實物依據。另外，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1976年編成《紅樓夢版本論叢》，是這一時期研究單書版本源流的專題彙編。與大陸版本學的冷清形成對比的是，這一時期台灣省的版本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台灣文海出版社1971年出版了潘承弼、顧廷龍《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柳存仁著有《明清中國通俗小說版本研究》（台灣中山圖書公司1972年版）、駱建人完成了《文中子著述版本考》（台北商專1974年版）、唐明敏1975年撰成《李白及其詩之版本》。
2.2.3 第三階段(1978～2005年)
1978年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曆史的車輪駛入了一個快車道，中國古籍版本學也由此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在版本學專著、版本目錄、書影、研究論文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1）版本學專著
根筆者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出版的版本學專著有近百部。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出現了一批以“學”、“論”為名的版本學論著，如昌彼得的《版本目錄學論叢》（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版）、洪北江的《古書版本學》（台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版）、屈萬裡，昌彼得的《圖書版本學要略》（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年版）、施廷镛的《中國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嚴佐之的《古籍版本學概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戴南海的《版本學概論》（巴蜀書社1989年版）、李緻忠的《古書版本學概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陳宏天《古籍版本概要》（遼甯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千帆等《校雠廣義·版本篇》（齊魯書社1991年版）、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1992年版）、姚伯嶽的《版本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2004年有修訂版《中國圖書版本學》）、李緻忠《古代版印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駱偉《簡明古籍整理學與版本學》（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2004年版）等。這批“論著”跟以往任何時代的版本學研究都有所不同，除了對傳統的古籍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古籍版本鑒定規律及版本演變源流進行研究外，還開始了對數千年來古籍版本學的發展進行曆史總結，雖然這種總結還是片段的，不成系統的，有時甚至是混亂和沖突的，但畢竟開始了對學科的自我審視；另外，這一時期的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建構版本學的學科體系，如曹之先生《中國古籍版本學》在版本學基礎理論方面，對什麼是版本和古籍版本學、版本學與其它相關學科的關系、版本學的研究内容、版本學研究方法等作了深入探讨。這些都是版本學獨立、成熟的标志。至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古籍版本學已經擺脫了目錄學、校勘學的羁絆，完全可以自立于學術之林。
這一時期還有專論版本鑒定方法的專著，如魏隐儒、王金雨的《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李清志的《古書版本鑒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黃燕生、林岩《版本古籍鑒賞與收藏》（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版）、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鑒賞》（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李緻忠的《古書版本鑒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以專著的形式對古籍版本的鑒定方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
有考訂一書版本源流的專著，如魏紹昌《〈紅樓夢〉版本小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蔣星煜《明刊本〈西廂記〉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版）、劉輝《〈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樸現圭等《〈廣韻〉版本考》（台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版）、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郭惠美《〈芥子園畫傳〉及其版本研究》（台北1994年版）、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金英淑《〈琵琶記〉版本流變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劉世德《〈紅樓夢〉版本探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張國風《〈太平廣記〉版本考述》（中華書局2004年版）、範志新《〈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文選〉版本撷英》（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俞樟華等《〈史記〉版本及三家注研究》（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等。
有考訂某一作者或某一類著述版本源流的專著，如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1979年編《馬列主義經典作家著作集的版本和主要檢索工具介紹》、萬曼《唐集叙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唐弢等《魯迅著作版本叢談》（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劉尚榮《蘇轼著作版本論叢》（巴蜀書社1988年版）、李緻忠《宋版書叙錄》（1994年版）、施金炎《毛澤東著作版本述錄與考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版）、蔣建農等《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金宏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歐陽健《古代小說版本簡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有為數不少的新書版本研究的專著，突破了傳統的古籍版本研究的範圍。
有專論寫本源流的專著，如馬今洪《簡帛：發現與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錢存訓《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
有研究雕版印刷起源的專著，如趙萬裡《中國版刻的發展過程：談談印本書籍發展簡史》（湖南省圖書館1978年編）、洪榮華《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潘吉星《中國、南韓與歐洲早印刷術的比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以大印刷史觀作為指導思想，全方位、多學科地論證了“唐初說”，糾正了前人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
有研究曆代、各地刻書源流的專著，如瞿冕良《版刻質疑》（齊魯書社1987年版）、李緻忠《曆代刻書考述》（巴蜀書社出版1989年版）、江澄波等《江蘇刻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盧賢中《古代刻書與古籍版本》（安徽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張志強《江蘇圖書印刷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謝水順《福建曆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心慧《中國古代版刻版畫史論集》（學苑出版社1998年版）、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齊魯書社1999年版）、葉樹聲等《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杜信孚《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北京線裝書局2001年版）、北京圖書館編《閩蜀浙粵刻書叢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方維保等《徽州古刻書：刀走龍蛇文脈長》（遼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學林《徽州刻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有研究活字印刷源流的專著，如史金波等《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術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潘吉星《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遼甯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版）。
另外，還有普及版本學知識的專著，如李緻忠《古籍版本知識500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宋慶森《書海珠塵：漫話老版本書刊》（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有專門研究期刊版本的專著，如聶家昱等《期刊版本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版）；有名家版本學論集，如《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牍》（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陽海清主編《版本學研究論文選集》（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版）、王紹曾《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版本學叢書，如任繼愈主編的《中國版本文化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該叢書以奚椿年先生的《中國書源流》為開篇，從《宋本》、《元本》、《明本》到黃裳的《清刻本》及姜德明的《新文學版本》，是中國版本大緻按時代縱向發展的一條線索，大緻勾勒出了中國曆代版本的代表性文化風貌；從《稿本》、《批校本》、《坊刻本》、《家刻本》、《活字本》、《插圖本》到《佛經版本》、《少數民族古籍版本》，則是一個版本專題的系列，展示了我國版本橫斷面的文化風采。
由以上所舉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版本學專著與前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不僅數量很多，而且在版本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結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2）版本目錄、索引、專題彙編、書影
這一時期的版本目錄有台灣省“國立中央圖書館”1980年編《老列莊三子圖書版本展覽目錄》、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以《中國地方志綜錄》為藍本）、楊繩信《中國版刻綜錄》（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分經、史、子、集、叢五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起分期出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周國偉編《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嶽麓書社1998年版）、施廷镛編著李雄飛校訂的《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張澤賢《書之五葉：民國版本知見錄》（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版）等。
版本索引有山東大學圖書館編《影印善本古籍及古籍善本書影書名索引》（1979年）、王菊花編《黃庭堅著作版本及其詩文研究資料索引》（江西大學圖書館期刊部1985年）、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羅偉國《古籍版本題記索引》（上海書店1991年版）等。
版本資料的專題彙編有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湖北分會1980年編的《〈雙合蓮〉各種版本彙編》和《〈鐘九鬧漕〉各種版本彙編》、方光品編《福建版本資料彙編》（福建師範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朱一玄編《古典小說版本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這些版本資料的專題彙編為版本研究者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版本書影有上海圖書館編《善本書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黃裳《清代版刻一隅》（齊魯書社1992年版）、吳希賢《所見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版本圖錄》（中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1995年版）、黃永年等《清代版本圖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出版《重整内閣大庫殘本書影》、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等。北京圖書館編《盋山書影》、《嘉業堂善本書影》、《涉園所見宋版書影》、《鐵琴銅劍樓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張澤賢《民國書影過眼錄》（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民國書影過眼錄續集》（上海遠東出版社2006年版）。這一時期的書影已經完全不受宋元善本的限制，明、清刻本甚至民國時期的圖書都已有了書影。
（3）版本學論文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自1978年至2005年，國内各種學術期刊上共發表版本學論文2230篇（各年發表論文數如表1所示）。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從1978年始，版本學論文數量逐年上升，至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達到峰頂，并一直維持到90年代初期。這是由于改革開放伊始，人們經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開始以飽滿的熱情投身于學術研究中。進入90年代後，受市場經濟大潮的影響，版本學研究開始降溫，版本學論文數量明顯回落，至90年代末期降至谷低。但進入21世紀後，版本學論文數量又開始回升。這表明，經過一段起伏波動之後，版本學研究正在進入一個相對理性和成熟的時期。
表1 國内學術刊物1978～2005年發表版本學論文數量統計表
通過對這2230篇論文主題内容的分析，筆者又得到如下資料：自1978年至2005年，版本學發表論文最多的領域是對單書版本源流的考訂，共916篇；其次是對古籍版本鑒定方法的研究，共205篇。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古籍版本學确實是一門緻用之學，研究版本鑒定規律和考訂版本源流是其兩大核心内容，也是它自立于學術之林的基石。餘下的領域由高到低依次為，研究曆代刻書源流的有202篇，寫本源流的有179篇，版本學史的有175篇，版本學基礎理論的有165篇（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本概念的介紹，研究層次不高）、古籍版本形制與類别的有114篇，研究活字本、插圖本、拓本、石印本等版本源流的一共有109篇，古籍版本作僞與辨僞的有100篇，雕版印刷起源的有65篇。從以上所舉可以看出，對刻本源流的研究占據了各版本源流的主導地位，對曆代寫本、抄本源流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地位，而對其它活字本、插圖本、拓本等的研究則相對要少得多。另外，古籍版本學史及版本學基礎理論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3 近百年來中國古籍版本學研究進展
以上所舉，是筆者對曆代版本學的發展狀況、成就及地位所作的粗線條勾勒，而要探尋20世紀以來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研究進展，則必須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具體的文本内容分析。
需說明的是，中國古籍版本學包括四大研究内容：一是對古籍版本源流的考訂，有廣狹二義之分。廣義的版本源流是指對古籍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的研究，包括對寫本、刻本、活字本、插圖本、拓本等源流的研究。狹義的版本源流是指對單書（含叢書）版本演變源流的考訂，主要是考其版本數量、版本系統并判定其優劣；二是對古籍版本鑒定規律的研究，主要是從内容和形式兩個方面來鑒定版本；三是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四是古籍版本學史的研究。依筆者看來，前面兩大研究内容是傳統古籍版本學的核心内容。近百年來，中國古籍版本學在版本鑒定和版本源流考訂方面雖也有所發展，但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繼承性；而對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和古籍版本學史的研究，則是傳統古籍版本學所沒有的，它使得古籍版本學有了現代學科的特征。中國古籍版本學在這兩方面的研究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開拓性和創新性。是以，本文探讨中國古籍版本學近百年來的研究進展，也主要是從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和古籍版本學史兩方面來進行的。
3.1 中國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進展
中國古籍版本學長期以來有實無名，寄身于校勘、目錄學的名下，除了它本身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問之外，另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版本學理論建設長期受到學界的漠視。似乎版本之“術”隻是雕蟲小技，登不得大雅之堂，充其量隻是圖書鑒賞家和書賈的事情，而版本鑒定隻能“觀風望氣”，可意會不可言傳，由此産生種種曲解。20世紀初期雖然有了《書林清話》這樣一部版本學專著，但它主要還是版本史料的羅列，缺乏理論色彩。相比之下，錢基博《版本通義·餘記第四》，專記治版本之心得，已有版本學理論的萌芽。直至1979年，吳則虞在《四川圖書館》第1期發表《版本通論》，對“版本之名義及其研究對象”、“版本學之功用及與其他學術之關聯”、“版本學研究之方法”進行了詳細闡述，标志着中國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真正開始。此後有李緻忠《論古書版本學》、郭松年《古籍版本與版本學》、盧中嶽《版本學研究漫議》、邵勝定《版本學有廣狹二義論：從版本學的對象說起》、嚴佐之《版本學沒有廣狹二義論》、劉尚恒《古籍版本學的功用》、郭松年《古籍版本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姚伯嶽《“版本”考辨》等一批論文出現，對版本定義、版本學的功用、研究對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等進行了研究。到後期，在此基礎上又有一批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綜述的文章出現，如王國強《關于中國古籍版本學基本理論研究現狀述評》，周鐵強《近年來古籍版本學理論研究述評》，石洪運《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述評》，曹之、司馬朝軍《20世紀版本學研究綜述》、李明傑《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綜述》等。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五方面展開。
3.1.1 “版本”的概念
“版本”概念的形成經曆了一個曆史的過程。最早“版”與“本”是各有其義的。“版”用作圖書，最早指的是木牍。而“本”用作圖書最早見于西漢劉向《别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對這個“本”字，後代學者最有争議。一是以葉德輝、張舜輝為代表，将此“本”了解為卷軸裝的帛書。張舜輝的理由是：
許多卷軸積存在書架上，軸頭都是露在外面的。這軸頭，便是所謂“本”。《說文》：“木下曰本”。“本”的原義和“根”相同。清末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說：“今人稱書之下邊曰書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計數之詞”，這話是對的。因根計數，起于卷軸。就卷子中的木軸而言，可以稱根，也可稱本。那末，“版”的名稱原于簡牍；“本”的名稱原于缣帛是确無疑義的了。後世因合二者而連稱“版本”，未時也已很早。自從有了雕版印刷術以後，人們習慣于用版本二字作為印本的代稱[7]。
二是以餘嘉錫、曹之先生為代表，将“本”了解為用作校勘的“底本”（簡策書）。餘嘉錫在《餘嘉錫論學雜著·書冊制度考》中這樣解釋：
尋《風俗通》之意，“一人持本”者，持竹簡所書改易刊定之本；“一人讀書”者，讀傳寫上素之書也。以油素之書寫自竹簡，則竹簡之書為原本，故呼曰“本”。其後簡策之制度既廢，寫書者借人之書傳錄，則呼所借者為“本”[8]。
這是在“版本”辭源了解上的分歧。
在現代“版本”概念的了解上，學者們在表述上也有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版本僅指刻本和寫本，如施廷镛稱：“所謂版本，實寫本與刻本的合稱。”[9]另一種觀點将版本了解為圖書各種實物形式的總稱，如顧廷龍認為：“版本的含義實為一種書的各種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并不僅僅限于宋、元古籍。”[10]曹之認為：“宋代所謂‘版本’單指刻本，并不包括寫本在内。元明以後，随着雕版印刷的發展和圖書制作方式的複雜化，‘版本’一詞的含義逐漸擴大，成為一書各種本子的總稱。也就是說，除了刻本之外，還包括寫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圖本、石印本，等等。”[11]姚伯嶽也認為：“版本就是一部圖書的各種實物形态。”[12]此外還有一種折衷的“廣狹二義說”，如嚴佐之認為：“古籍版本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古籍版本專指雕版印本，廣義的古籍版本泛指包括寫本、印本在内的，用各種方法制作而成的古代圖書的各種本子。”[13]有學者認為，張舜輝在《中國校雠學分論（上）——版本》一文中把“版本”解釋為“印本”，顯然是誤解了張先生的意思，張的原意是說兩宋時期的版本指的是印本，而并非張本人将版本了解為印本。
應該說，“刻本和寫本說”抓住了版本的主流，但沒有将活字本、拓本、套印本、插圖本、石印本等包容進去，顯然不妥。“廣狹二義”說反映了版本概念演變的曆史。“版本”一詞雖最早現于宋代，但最初确實不是一書各種本子的總稱，僅指刻本而言，不包括寫本在内。有朱熹《謝上蔡語錄後序》為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14]但“廣狹二義說”卻未能反映版本概念的現實。由于刻本書的極盛，“版本”一詞的頻繁使用，它的外延漸而擴大，将寫本、拓本、活字本等其它版本形式也囊括進去了，成了一書各種本子的總稱。是以，将“版本”了解一書各種實物形式的總稱，是最接近版本概念的本質的。在此，筆者不妨對版本下一定義：所謂“版本”，是指同一種書在講授、傳抄、翻刻、複制等流傳過程中，因篇章卷次、文字内容、裝訂方式、載體形式等方面的差異所形成的各種文本的具體物質形态。
3.1.2 “版本學”的概念
對什麼是版本學，曆代版本學家可謂聚訴紛纭，莫衷一是。據不完全統計，關于版本學的定義多達數十種。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舊刻舊鈔說”。葉德輝認為：“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晉汲古閣、及康雍乾嘉以來各藏書家，龂龂于宋元本舊鈔，是為闆本之學。”[15]二是“版本鑒别說”。《辭海》認為：“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異，鑒别其真僞和優劣，是為版本學。”[16]三是“源流說”。如謝國桢認為：“說明書籍刊刻和抄寫流傳下的源流，叫做版本學。”[17]周連寬稱：“研究各種版本的起源及其發展全過程，是謂之版本學。”[18]無獨有偶，施廷镛也認為：“研究各種版本的起源及其發展全過程，是謂之版本學。”[19]四是“文獻價值說”。嚴佐之認為：“鑒定版本時代也好，考訂版本源流也好，其最終目的還在于比較、确定版本内容的優劣，在于研究版本‘在反映原書内容的特殊作用上’。從這一意義上講，版本學乃是以研究版本文獻價值為主的一門科學。”[20]五是“圖書揭示服務說”。李緻忠認為：“中國古書版本學是以中國古代圖書為對象，以版本鑒定為核心，以考訂為主要方法，憑借多學科知識、借助校勘學、利用目錄學完成全面揭示圖書任務；并忠實地為中國古代社會各學科研究服務的輔助性科學。”[21]六是“物質形态說”。程千帆認為：“版本學所研究的内容無不與書的物質形态有關，是以可以概括地說，版本學是研究書的物質形态的科學，是校雠學的起點。”[22]七是“規律說”。顧廷龍認為：“依我看來，版本的含義實為一種書的各種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并不僅僅限于宋、元古籍……有了許多不同的本子，就出現了文字、印刷、裝幀等等方面的許多差異。研究這些差異并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找出其規律，這就形成了版本之學。”[23]郭松年稱：“古籍版本學是從古籍的版本源流和互相關系中，研究古籍版本的異同優劣，鑒定古籍版本的真僞，評定古籍版本的功用價值，并從中總結工作的規律性和方法的一門科學。”[24]曹之認為：“古籍版本學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鑒定規律的一門學科。”[25]
上述諸說，反映了曆代學者對版本學本質認識的多元性，也可看出人們對版本學的認識經曆了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過程。“舊刻舊鈔說”是清代版本學家的觀點，尚停留在文物鑒賞的層面，此“佞宋”風氣之餘緒；“版本鑒别說”僅局限于鑒定版本的具體方法，視野似過于狹隘，忽視了對版本源流關系的考察；“源流說”反映的隻是版本學研究的部分内容，有以偏概全之嫌；“文獻價值說”、“圖書揭示服務說”談的是版本學的功用，而非版本學的定義；“物質形态說”揭示的是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沒有深入版本學的内在本質。科學研究的任務在于揭示特定事物内部沖突運動的規律，版本學亦當如此。版本學差別于其它學科的内在沖突，是人們利用版本與版本在流傳過程中形成的錯綜複雜的源流關系及版本差異之間的沖突。因而筆者以為，曹之先生提出的“版本源流及版本鑒定規律說”比較可取。版本源流又有廣狹二義之分，廣義的版本源流是指圖書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如寫本源流、刻本源流等；狹義的版本源流是指單種圖書版本的演變源流，即同書異本的版本系統。版本鑒定不僅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等相關事項的判斷，還應包括版本優劣的比較、真僞的辨識等。
3.1.3 版本學的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版本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對于它的認識，人們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舉其要者，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一是“圖書說”。如李緻忠認為：“中國古書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圖書。”[26]戴南海亦認為：“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是包括一切形式在内的各種古籍圖書。”[27]二是“文獻說”。如邵勝定認為：“版本學和它的兄弟學科一樣，研究對象是一切需要整理和利用的文獻資料。蓋其學雖名版本，但它的對象應包括一切曆史文獻資料。”[28]三是“版本說”。嚴佐之認為：“版本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圖書版本。”[29]姚伯嶽持相同看法：“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是版本，這本應當是毫無疑義的。”[30]曹之、司馬朝軍亦認為：“古籍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是寫本、刻本、拓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圖本等一切形式的圖書版本。其中，寫本和刻本是其重點研究對象。”[31]
很顯然，“圖書說”混淆了圖書與版本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實際上，圖書的外延要比版本寬泛得多，有許多内容并不屬于版本學的研究範疇，版本隻是圖書諸多外延的一個方面。“文獻說”更是将版本的範圍擴大到一切文獻，而文獻的外延比圖書還要大，更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否則将混淆版本學與文獻學其他分支學科的關系。“版本說”以具體形式的圖書版本為研究對象，亦有待完善之處。這是因為，圖書的版本形式總是在發展變化中的，它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态，而未來的圖書版本形式對于我們來說還是未知的。以不确定的圖書版本形式作為學科的研究對象，亦有不妥。研究對象應是對一門學科進行界定的基本理論規範，包涵了該學科可能發生的一切沖突因素，因而應該是具體的抽象物。故筆者認為，版本學的研究對象是同書異本之間可能存在的一切形式差異及文本内容關系的總和。它具體表現為一定的版本形式差異，但其實質是同種圖書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之間的關系。這樣來規範研究對象，既避免了片面地将版本學研究定位在隻注重版本形式的“觀風望氣”的層面，又給未來可能出現的圖書版本形式預留了發展空間，保持了學科發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3.1.4 版本學的研究内容
傳統中國古籍版本學是以研究版本鑒定規律和考訂版本源流為核心内容的，是以有學者對版本學研究内容的認識也局限于此，如《辭海》修訂本認為，版本學的研究内容是“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異，鑒别其真僞和優劣。”[32]謝國桢認為版本學應“說明書籍刊刻和抄寫流傳下來的源流。”[33]此所說的源流，指的是古籍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僅指廣義的版本源流，顯然忽視了對單書版本源流的研究。以上結合起來實際上是對傳統古籍版本學研究内容的歸納。随着學科的發展，人們對版本學研究内容的認識也在進一步深化，逐漸突破了傳統的兩大核心領域。如郭松年認為，版本學的研究内容“一是繼承總結發展古籍版本學的基本理論，二是研究古籍版本發展變化的源流，三是研究不同刻本、校勘本内容的異同優劣，四是審定鑒别舊刻、舊抄古籍的版本和總結提高鑒定古籍版本的科學方法，五是研究古籍版本學的發展曆史。”[34]盧中嶽在《版本學研究漫議》一文中也提出，版本學研究的内容大緻包括版本學的一般理論、圖書版本的内容與形式的研究、圖書版本發展過程的研究、版本學史四個大的方面[35]。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将古籍版本學的研究内容歸納為五個方面：第一、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學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内容，古籍版本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研究古籍版本學的意義和方法等；第二、古籍版本學的發展曆史，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學的發展階段、各階段的理論和實踐、代表人物等；古籍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其中包括寫本源流、刻本源流、雕版印刷術的起源等；第四、單種（含叢書）圖書版本的演變源流，其中包括版本數量、版本系統、版本優劣等；第五、古籍版本鑒定的規律，其中包括内容和形式兩個方面。[36]此種歸納比較全面、系統、科學地建構了中國古籍版本學體系，已為學界廣泛接受。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有人将古籍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與圖書版本的演變源流混為一談，認為研究圖書版本的演變源流其實就包括了對古籍制作方式演變源流的研究，這顯然是混淆了廣義版本源流和狹義版本源流的區分。古籍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屬廣義版本源流，指的是寫本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刻本源流、活字本源流、拓印本源流、插圖本源流、石印本源流等；而單書版本源流屬狹義的版本源流，指的是一本書在曆史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錯綜複雜的版本系統。搞古籍版本鑒定必須研究古籍制作方式演變源流，不了解古籍制作方式演變源流，就不能搞好古籍版本鑒定。這就好比鑒定一件産品，如果不了解産品制作的工藝流程，就無法鑒定産品。
3.1.5 版本學的研究方法
20世紀版本學研究方法也經曆了一個由經驗主義向理性主義的發展過程。
版本學研究曆來具有很強的形式主義傾向。錢基博《版本通義》一書結尾處說：“于戲！版本之學，其始以精校雠，其蔽流為古董。”[37]這是對版本學曆史的概括，頗有見地。版本學研究的形式主義傾向表現在古書版本鑒定上，過于強調版本的形式特征，如行款、字型、印章、牌記、避諱、刻工、紙墨、裝訂等，由此片面強調經驗的作用，講究師徒私授，主張“觀風望氣”、“鼻嗅手摸”，以至于把版本研究引上了一條玄而莫測的道路。這種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也是造成版本學長期作繭自縛，不能自立于學術之林的一個原因。對此，很多有識之士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有意識地建構版本學研究方法體系，如吳則虞在《版本通論》[38]中最早提出，版本學研究方法有二：一是曆史之研究，主張從版本源流和學術源流發展曆史的角度來鑒定版本；二是實物之研究，也即版本形式的研究。這實際上是從内容和形式兩方面對版本鑒定方法作了總結。盧中嶽在《版本學研究漫議》一文中，根據所研究問題的内容、性質以及研究所擔負的具體任務，率先提出了曆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和實驗研究法；曹之在《中國古籍版本學》一書中也提出了文獻考證法、比較研究法、實驗研究法、計量研究法。這說明當代版本學家已經開始着手建構自己的方法論體系了。筆者以為，在版本鑒定和版本源流的研究上，對于傳統的依靠版本外在形式的方法不能一概斥之為“玄乎其玄”，因為這些确實前人多年積累的行之有效的實踐經驗，我們應盡可能地繼承它，在應用中加以驗證并使之不斷完善；另一方面，對于後學者而言，更應該從學術發展的源流，充分發揮文字校勘以及史料考證成果的作用，參之以曆代書目，從古籍制作方式的發展源流進行考證，然後再參考刻版風格、印刷方法等外在形式反映出來的一般規律，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這才是版本研究的正途。
以上是就版本鑒别和版本源流的研究而言。實際上，在古籍版本學基礎理論和版本學史的研究上，同樣應有科學的方法，而這方面往往為一般學者所忽視。比如在版本學基礎理論建設方面，應更多地吸取其他學科的理論營養，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在理論建構的層次性、系統性、科學性方面還應加強；在版本學史的研究中，應該遵循學科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不應從故紙堆中的隻字片語中就匆忙得出結論，而應該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将版本學放到整個社會學術環境下進行綜合考察。
3.1.6 版本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由于曆史的原因，人們在此問題上的認識也頗多歧義。其實，在最初的文獻整理工作中，版本與校勘、目錄諸學分界并不明顯，而是合而為一的。中國古籍版本學與校勘、目錄、辨僞、輯佚諸學一起，都是從文獻整理工作中發展起來的，同屬于古典文獻學的範疇，彼此之間結成了親密的關系。在文獻整理工作中，曆代學者由于在不同時期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往往以偏概全，以其各自的工作重心來命名整個文獻整理工作，造成了古典文獻學長期以來有實無名的狀況，也給界定上述諸學科的關系帶來了混亂。據劉向《别錄》所載，“雠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雠也。”[39]很顯然，這裡“雠校”的本義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校勘。而事實上，劉向等人的整理典籍工作還包括版本的選擇、文獻的分類、叙錄的撰寫等，隻是因校勘在其工作中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後人為了稱呼上的友善，便以校雠學來命名整個文獻學的研究内容了。這其實是個曆史的誤會，但既已約定俗成，也就一直沿用至今。如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廣義》分版本篇、校勘篇、目錄篇、典藏篇，以“校雠廣義”之名取“古典文獻學”之實，其實也是為了尊重曆史起見。但如果今天仍有人主張以校勘學來包舉版本學，則真是對版本學的曆史和現狀均視而不見了。
在近代，版本學還曾被視為目錄學的一個分支，有“版本目錄學”之稱謂，崔建英說：“版本學和目錄學是同源而同時誕生的，後世曾版本學、目錄學分稱，不過是有所側重，如史志目錄，過去隻标目，不問何本；研究版本的，往往着重對一部書版本的考證、分析。但自《遂初堂書目》而後，凡反映具體收藏的目錄，很少有避開版本的……是以版本學與目錄學就又合流，彙為版本目錄學。正式這樣叫起來，好象始于近代。”[40]
對于版本學與校勘、目錄學的關系，張舜徽有很清晰的劃分，他在《廣校雠略》說：
近世學者于審定書籍，約分三途：奉正史藝文、經籍志及私家簿錄數部，号為目錄之學；強記宋、元行格，龂龂于刻印早晚，号為版本之學；羅緻副本，汲汲于考訂文字異同，号為校勘之學。然揆之古初，實不然也。蓋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輔為用，其效始著。否則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無貴乎斯役矣[41]。
筆者以為，上述認識反映了版本學與其相關學科關系的複雜性。它們本是同根同源，在最初的文獻整理工作中，彼此之間的分化和獨立并不明顯，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古籍版本學差別于其它學科的特質，是對版本源流的考訂和對版本鑒定規律的研究。這是其它任何學科都不可能替代的。校勘學重在校正古書在抄寫、翻刻等流傳過程中産生的字句、篇章的錯誤，力求存真複原，為閱讀和研究提供接近原稿的本子。故校勘一書，必廣羅異本，從中擇一善本作為底本。然何書為善？需對各本進行鑒定，對其版本源流進行一番梳理，才好擇善而從，這就需要用到版本學的知識。反之，通過内容的校勘，也可為版本鑒定提供一種有效途徑。目錄學重在部次群籍，揭示文獻資訊。版本項是目錄著錄的一項重要内容，目錄不涉及版本則難以反映圖書的前面情況。目錄學要完成訓示讀書門徑的任務，更離不開版本項的揭示。同樣，版本學在考證版本源流和鑒定版本時，各種古籍書目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版本學成果的揭示離不可目錄這個載體，否則無所依附。古籍作僞包括作僞書和作僞本，版本學與辨僞學因古籍版本作僞而産生關聯。古籍版本作僞多因書賈射利，在版本上做手腳，或以新充舊、或以俗充雅、或以殘充全、或以劣充善，不一而足。所謂版本辨僞就是運用文獻考證等辨僞方法，通過考察書名、著者、卷數、序跋、牌記、避諱、紙張、藏印、及古籍内容等，來辨識版本的真僞，是版本學和辨僞學的重要交叉内容。辨僞學為版本學提供了獨特的考證方法，版本學則為辨僞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輯佚學是研究輯佚活動基本規律，總結輯佚整體活動過程、原則、方法及相關問題的一門學科[42]。它與版本學的關系是，輯佚作為一項古籍文獻的研究整理活動，往往是各種文獻學知識的綜合運用過程，其中就涉及了版本的鑒定和善本的選擇問題。版本學與文字、音韻、目錄、辨僞、考據諸學一起，成為輯佚者必不可少的知識基礎。反之，輯佚成果則為版本學提供了“輯佚本”這種新的版本類型，豐富了版本學的研究内容。中國古籍版本學與校勘學、目錄學、辨僞學、輯佚學等相關學科同為古典文獻學的一分支，它們之間是互相滲透、互為利用、各自獨立、共同發展的關系，主張以其中任何一門學科包舉其它學科的做法都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3.2 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進展
鑒于中國古代學術活動多從文獻整理這一基本過程出發的事實，可以說，中國古籍版本學實已融入中國傳統學術之中，在中國學術史上理應有一席之地。早在20世紀30年代，同為古典文獻學一支的校勘學和目錄學，已有了自己的學術史專著。時至今日，古籍版本學史研究卻仍處于拓荒階段。這固然與古籍版本學實踐性極強的學科特點大有關系，但研究者主觀的漠視、理論意識的匮乏與此也不無關聯。正如陽海清先生所言：“中國之版本學既源遠流長，但關于版本學史的研究似尚處于拓荒階段，有待深入耕耘和開發。以唯物辯證法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浩如煙海的版本學資料去進行挖掘和整理，編寫出一部觀點鮮明、脈絡清晰、史料翔實的中國版本學史，是擺在版本學界的嚴峻課題。”[43]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的研究是開拓性的，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3.2.1 關于中國古籍版本學形成時期的争論
對中國古籍版本學形成時期的判斷是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理應首先解決的問題，否則後面的研究工作便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很難深入。但偏偏在這一關鍵問題的認識上，曆代版本學家的分歧最大，争論最多。遠者認為先秦就有了版本學，近者認為版本學才剛剛着手建立，之間又有“西漢說”、“宋代說”、“清代說”等。在已有的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或語焉不詳，或論據不足，頗有缺憾。對版本學形成時期的判斷已成了制約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的一個“瓶頸”。茲擇其要，舉曆代學者觀點如下：
（1）先秦說。曹之認為：“早在先秦随着同書異本的大量出現就産生了版本學。漢代劉德、劉向等人的版本學是在先秦版本學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44]
（2）西漢說。錢基博說：“版本之學，所從來舊矣！蓋遠起自西漢，大用在雠校。”[45]顧廷龍說：“版本之學，始于何時？觀于商周彜器，秦诏莽量，往往有同文異範的，如《虢叔鐘》，《史頌敦》之類，此可謂版本的權輿。直至西漢揚雄、劉向用不同本子的書笈，大事校雠……劉向為校雠學之創始者，實亦為版本學之創始者。”[46]盧中嶽說：“我國的版本學是随着古書版本問題而産生發展起來的一門學問。一般認為，其發端于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時。”[47]魏隐儒、王金雨說：“作為一門學科，版本學的曆史，已有近兩千年了。一般認為它創始于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48]郭松年說：“從版本學發展的曆史來看，在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總校群書時，已經是廣搜異本，雠正一書，講求版本之學了……是以說漢劉向不僅是校雠學的創始人，實際也是版本學的創始人。”[49]來新夏說：“從劉向大規模校書，開創目錄學的時候，就把廣搜異本作為一道重要的程式，也可以說，版本學和目錄學是同源而同時誕生的。”[50]
（3）宋代說。葉德輝說：“古人私家藏書，必自撰目錄。今世所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是也……諸家所藏，多者三萬卷，少者一二萬卷，無所謂異本重本也。自镂闆興，于是兼言闆本。其例創于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秘閣本、舊監本……同時嶽珂刻九經三傳，其沿革例所稱，有監本、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本……合二十三本。知辨識闆本，宋末士大夫已開其風。”[51]他認為版本學是在宋代目錄學中産生的。張舜徽稱：“像這一類的直稱印本為版本，在兩宋時已盛行了。他們所稱版本，乃對寫本而言，是專指雕版印成的書。和‘版本’的原意雖不相符，但是約定俗成，也就相沿不改。并且由原來單純的書本名稱，一變而為學術界的專用名詞了。于是出現了‘版本學’的專門研究，成為校雠學的内容之一。”[52]李緻忠認為：“自宋代尤袤編制《遂初堂書目》起，始在一書之下著錄多種不同的版本……版本學就這樣慢慢地形成了。”但同時又說，“早在雕闆印書大興之前，人們就是非常講求傳本的。其意義與後來的講求版本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亦不過是區分優劣，校訂異同。不過那時的書籍還是靠手寫傳抄而流布，尚不是靠雕闆印刷來流傳，是以不好直接稱為版本學。但就實際意義而言，和後世确切概念的版本學，在内容上并沒有實質的不同。是以，确切含義的版本學固然是起自大量的雕闆印書之後，但就其内在的真義講，則是早自西漢就已經起源了。”[53]劉國珺認為，宋代“可稱為古籍版本學的确立期”，“（宋代）版本目錄使版本學由原來寄身于目錄學的地位，逐漸取得與之互相利用而表現自身的資格。”[54]
（4）清代說。汪辟疆認為，宋代尤袤《遂初堂書目》因“一書兼載版本，則又開後世版本學之先河。”但同時又認為，清乾、嘉時期的黃丕烈“是版本學的真實建立者”。[55]胡道靜認為：“乾隆修《四庫全書》時，版本學還是在形成的端倪時期……何義門（焯）利用善本進行校勘的工作與錢遵王（曾）鑒定一些名貴的版本，就是這個端倪時期的代表。”又稱，“也許可以說，黃荛圃是版本學的真實的建立者，因為他是O型的功能者，能夠掌握全能版本價值的開創人……他對版本學全面研究所傾注的努力，開拓了版本學綜合細緻工作的途徑，使得這門學問興旺發達起來。”[56]吳楓認為：“‘書目’（《天祿琳琅書目》）以版本時代分類，将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版、抄本，各從其類，分别叙列并對刊刻時代、地點、收藏家姓名和印章題記，詳加考證。從此，各藏書家關于宋元舊刊和名人手抄，展開了廣泛的研究讨論逐漸形成古籍版本學。”[57]戴南海認為：“考訂版本源流，是版本趨于成熟的一個标志。從此（黃丕烈）以後，版本研究有了豐富而充實的内容，開始獨立成為一門專門之學。”[58]周鐵強認為：“《讀書敏求記》、《天祿琳琅書目》的出現及黃丕烈對古籍版本的考訂，标志着古籍版本學的初步形成。”[59]可見，“清代說”也并非完全一緻，分别有起自黃丕烈、《讀書敏求記》、《天祿琳琅書目》三說。
（5）當代說。嚴佐之認為：“在我國，版本研究雖然有着悠久的曆史（有說‘版本研究應以劉向父子對這些簡策圖書的搜集整理時為始’），但其獨立成為一門專學的時間卻不久（有說‘版本學在清代确已自成為清代學術領域中與目錄、校勘等等并存的一門專學了’），而作為以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科學版本學才剛剛着手建立。”[60]
綜觀上述版本學起源諸說，之是以存在如此大的分歧，關鍵在于沒有提出一個大家一緻接受和認可的理論标準。研究者局限于自身的視野，選取的切入點迥然各異。筆者以為，“先秦說”從曆史過程出發，窮本溯源，從先秦的同書異本現象出發來探讨版本學的起源，符合事物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但版本學的起源和版本學的形成是不是同一概念，是否有了同書異本現象就有了版本學，這兩個問題實有值得商榷之處。“西漢說”以劉氏父子校理圖書為濫觞，隻是驗證了版本學萌芽于校雠學的事實。“宋代說”以尤袤《遂初堂書目》的出現作為版本學形成的标志，隻是從版本學的表述形式出發，而忽視了版本學研究的本質内容（鑒定版本和考訂版本源流），其立論依據尚不足以令人信服。“清代說”則從研究内容出發，以版本研究的細化及版本源流的考訂标榜版本學，疊映出清代版本學達到的高度，其讨論的版本學實已進入繁榮期，而非形成期。“當代說”更是過猶不及，忽視了版本學的發展曆史。
2003年，武漢大學李明傑的博士學位論文以《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發源及形成時期考辨》為題，以詳實的史料全面論證了版本學确立于宋代的觀點。該文第一次從文化生态環境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判斷中國古籍版本學形成時期的四個理論标準：社會基礎、研究對象及核心研究内容（版本的鑒别及版本源流的考訂）、理論（善本觀）及研究方法、學科形成的具體标志（版本目錄及版本專著），将版本學由萌芽至确立視為一個曆史的漸進過程，是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先秦以來同書異本的差異是版本學得以确立的物質基礎和内在動因，而善本觀的産生和發展為版本學的确立提供了理論因子，“廣勘異本，擇善而從”的學術傳統則為其提供了外來動力和實踐支援。
3.2.2 關于中國古籍版本學曆史分期的讨論
曆史分期是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錢基博、葉德輝、顧廷龍等版本學家多持三段論觀點，把版本學史大緻分為萌芽期（西漢）、初步興盛期（由宋至明）、鼎盛時期（清代）三個階段；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專辟一章，将版本學史分為産生期（先秦兩漢）、發展期（魏晉至宋金元）、興盛期（明清）、當代版本學。姚伯嶽則把版本學史分為萌芽期（先秦至五代）、初步興盛期（宋至明）、繁榮期（清）、現代版本學的獨立與發展期，此二者可謂四段論的代表；劉國珺則主張将版本學史分為孕育階段（周秦）、萌芽階段（西漢至唐宋五代）、确立階段（宋、金、元）、興盛階段（明清）、總結研究階段（民國初至當代），此又可謂五段論的濫觞。曆代學者對版本學史分期的不同，反映了他們對版本學發展的過程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對西漢、宋代、清代等幾個關鍵時期的認識則保持了難得的一緻。
3.2.3 關于某一階段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研究
斷代的版本學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明、清及近現代，如曹之《宋代版本學述略》[61]叙述了宋代版本學家在治學、藏書、刻書過程中取得的版本學成就，并對宋代版本學發展内因進行了探讨。王皓《宋代版本學成就管窺》[62]從版本研究範圍的擴充、鑒定方法的初創、研究專著的發端以及版本研究對相關學科發展的促進等方面對宋代版本學的成就進行了總結。劉國珺《明代版本學的主導思想及其影響》[63]認為，主導思想是研究明代版本學的關鍵問題，明人對宋元版的高度崇尚并由此而引起的大力研究，是統領明代版本學的主導思想。謝國桢《明清時代版本目錄學概述》[64]則對明清版刻的種類和源流進行了梳析，并從史料的收集出發，對書目、類書、叢書、方志、野史筆記等的使用上對明清版本目錄學方法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劉國珺《清乾、嘉、道間版本學的突出成就》[65]将清乾、嘉、道間版本學的成就歸結為版本目錄學思想的确立及其體制的完善、版本鑒定理論的初步建立與版本鑒定方法的日臻完善、對曆代版本的求實評論及對各類版本價值的深入論述三個方面。胡道靜《從黃荛翁到張菊老——150年來版本學的縱深程序》[66]從繼承和發展的高度，詳述了從黃丕烈到張元濟這150年來版本學的縱深發展，并着重介紹了張元濟的版本學成就。此外，朱太岩的《建國四十年來版本學成果述要》[67]，石洪運等的《建國以來古籍版本學研究綜述》[68]及《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述評》[69]，王國強的《關于中國古籍版本學基本理論研究現狀述評》[70]，周鐵強的《近年來古籍版本學理論研究述評》[71]，曹之、司馬朝軍的《20世紀版本學研究綜述》[72]，李明傑《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綜述》[73]等，開始對近現代版本學進行全方位的總結。
3.2.4 關于版本學家及其流派
對版本學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清以後的黃丕烈、葉德輝等知名版本學家身上，對其它版本學家的研究則很少。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将黃丕烈列入賞鑒家之列（有貶低之意），被後人（包括張舜徽、王大隆、餘嘉錫等名家）廣泛沿用，對正确評價黃丕烈在版本學史上的地位造成了不良影響。為此，王紹曾發表了《如何正确評價黃丕烈在版本學上的貢獻》[74]，通過史料的發掘，發現黃氏最大的貢獻在于把目錄、版本、校勘緊密結合在一起，特别是把版本與校勘緊密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版本在校勘中的作用。據此，他認為黃丕烈不僅是一位校勘學家，更是清代版本學的創始者。嚴佐之《黃丕烈版本學思想辨析》[75]把其版本學思想歸結為“佞宋”、“讀未見書”和“書籍貴有源流”三方面，并對曆史上對黃氏“佞宋”思想的誤解進行了澄清。王晖《黃丕烈鑒定版本方法刍議》[76]對黃氏《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中鑒定版本的方法進行了總結，指出其鑒定方法并不是孤立、簡單地使用，而是将諸種方法融會貫通，從各個角度對版本進行綜合地、全面地考察。劉國珺《談葉德輝的版本學》[77]則對著名版本學家葉德輝的版本學成就作了總結。其它比較有特色的論文還有曹之的《魯迅與古籍版本學》[78]、楊殿珣的《略論王重民同志對于版本學的研究》[79]等。對于版本學的流派，顧廷龍《版本學與圖書館》[80]認為，版本學發展到宋代才逐漸形成了流派：嶽珂校刊《九經三傳沿革例》（按：《九經三傳沿革例》實為元人嶽浚校刊，此誤。）是“校雠家之言版本的”；尤袤編《遂初堂書目》是“藏書家之言版本的”。入清以後，“盧文弨、錢大昕、段玉裁、阮元、顧千裡等是為校雠而研究版本的”，是為一派；“鮑廷博、吳骞、陳鳣、黃丕烈等是為搜集版本而從事校勘的”，是為一派；邵懿辰、莫友芝等從事知見傳本之研究，一目之下，詳列衆本，這是又一派。李緻忠《古書版本學的起源與演變》[81]從版本學脫胎于校勘學，并借目錄學表現出來的史實出發，認為版本學最早是和目錄學融合在一起的，即版本目錄學派，它發端于劉向父子的《别錄》和《七略》，而定型于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明清以後，版本學的核心，即古書版本的鑒定“開始從目錄學家那裡向藏書家和書賈方向遊離”。盧中嶽《版本學研究漫議》[82]則認為，現今版本學有兩個流派，是在近代發展起來的。一派側重于從圖書内容的角度來研究版本，重在考證版本源流，研究一書或群書的版本異同，為文史學界的版本學；一派側重于從圖書形式上來研究版本，重在鑒别什麼時代的版本，為圖書館學界的版本學。可見，在版本學流派的認識上，先賢們的認識尚存在較大分歧。
綜上所述，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如版本之學由來已久，然源自何時，成于何期，迄今尚無定論；對版本學的曆史分期，學者們也是各執一詞；寫本時期的版本學史研究幾乎還是空白；對曆代版本學家善本觀的認識、對版本鑒定的經驗和方法的總結還不夠全面；版本學家選取面比較窄，對其版本學思想的挖掘急需加強；忽視了從學術史發展的大環境來考察版本學的發展；至于對版本學在與其它學科共同發展過程中的互相關系，以及版本學在整個中國古代學術中的曆史地位的探讨等，仍顯薄弱；版本學史料的發現和整理還遠遠不夠。這些都需要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大力加強。
4 中國古籍版本學研究展望
中國古籍版本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自先秦就有了萌芽；說它年輕，到當代才基本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學科體系。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古籍版本學的發展必将與時俱進，煥發出新的活力。筆者以為，未來古籍版本學的發展仍将在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古籍版本學史、版本源流的考訂（含廣狹二義）和版本鑒定四大領域内展開。
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版本學将進一步厘清版本、版本學概念的實質，并賦予它新的時代内涵，使之能适應新出現的版本形式；随着時代的變遷，未來善本觀也将不斷得到充實，并被賦予新的内容；随着版本學的獨立發展，版本學的學科地位将得到進一步加強；在學科體系建設方面，版本學研究将進一步融入中國出版文化的大範疇中去。從出版文化的角度來研究版本學，将成為一個嶄新的視角。
在古籍版本學史方面，近期已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高潮。相信未來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研究力量的增強，在版本學的起源及形成時期問題上學界将達成共識，進而為版本學的深入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對寫本時期的版本學史研究、對曆代版本學家善本觀的研究、對版本學流派的研究也将進一步引起人們的關注；未來版本學史的研究，将更多地從學術史發展的大環境來考察版本學與中國傳統學術的關系、版本學在中國整個學術史中的地位，這将成為版本學史研究的下一個亮點。
在考訂版本源流方面，對于古籍制作方式的演變源流，已有的研究者大多将目光聚焦在刻本源流上，而對曆史上曾經在很長一段時期内占主導地位的寫本源流的研究還存在很多空白點；在活字本、插圖本、套印本、拓本、石印本源流研究方面亦需加強；在雕版印刷起源問題上，前人雖然做了很好的研究工作，但與國際上對此專題研究的熱度相比仍顯薄弱，與我國作為印刷術的發源地的地位還很不相稱，應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在曆代刻書源流方面，已有的成果通代的研究居多，而斷代的少，全國性的多，地方性的少；在單書版本源流的考訂方面，版本研究的範圍将進一步擴大，不僅明、清版本，民國及建國初期的版本也将是未來研究者的重要對象，這也是版本學史與時俱進的展現。
在版本鑒定方法上，将進一步向以内容鑒定法為主的方向發展。因為對于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并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大量接觸宋元舊本，“觀風望氣”式的鑒定版本的經驗便無法積累、形成。是以，未來版本的鑒定，将更多地從古籍制作方式的發展變化源流，從學術發展的源流來進行考證，并參之以曆代書目、校勘及史料考證的成果來鑒定版本。
另外，資訊技術的發展也将為古籍版本學的發展提供一個新的契機。出于保護古籍、普及版本知識和弘揚我國出版文化的目的，中國古籍版本資料庫的建設應提上議事日程。運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将中國古籍中的善本實作數字化，不僅可以大容量地永久儲存古籍版本資源，還可以提供快速的圖文檢索，讓讀者在網上就可以很友善地欣賞到宋元舊本的書影，還能實作文獻内容的全文檢索和知識發現。這将不僅為研究者在鑒定版本和考訂版本源流時提供可資參考的依據，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大量深藏密室人未識的圖書版本得以進入尋常百姓的家庭，為古籍版本知識的普及提供了極大便利，是一項功德無量的重大舉措，也是未來古籍版本學必須關注的一個新領域。（李明傑）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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