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龍計劃”時代，美國商人和今天不一樣，非常謹慎，不會拿錢去颠覆别國政府，J·P·摩根幾次回絕布思和艾倫的說服。他說：“我準備與地球上任何已經建立的政府打交道，但我不能着手創造一個用來打交道的政府。”這種審慎、負責，展現了美國上升時期的商人精神。然而，随着華爾街日漸腐敗，越來越多的美國商人不介意介入别國政治中，同意對外使用暴力。
采寫｜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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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李開辦的幹城學校的學員們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鷹岩進行攻防訓練。
“失去李将軍，我覺得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和真正的朋友。”
1912年11月14日，孫中山在吊唁函中這樣寫道，函中“李将軍”是被孫中山贊為“天下最大之陸軍專學家”“最偉大的軍事哲學家”的美國人荷馬·李（Homer Lea）。
荷馬·李天生殘疾，沒參過軍，曾被康有為封為“大将軍”，在美國加州以“幹城學校”為名，訓練“維新軍”，最多時達4個團2100人。因違反了美國法律，被迫解散。
1908年，荷馬·李和美國企業家布思制定“紅龍計劃”，拟融資500萬美元（後增至900萬美元），購10萬枝槍、1億發子彈，18個月内推翻清朝。最初，“紅龍計劃”準備擁戴康有為，荷馬李的老友容闳（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加入後，一度被視為未來的“中國總統”，卻被艾倫（美國企業家，布思的好友，在美國銀行業廣有人脈，被拉入“紅龍計劃”創業團隊）懷疑為隻具備“有限的愛國主義”。容闳後來建議擁戴袁世凱，卻未能聯系上袁世凱。
“紅龍計劃”初期融資慘敗，在容闳建議下，轉向支援孫中山。1910年2月，孫中山到美國洛杉矶附近的長堤，與荷馬·李、布思會談三次，于3月中旬推出“長堤計劃”。（實為“紅龍計劃”的更新版，故合稱“紅龍計劃”）
新計劃分四期向美國銀行融資350萬美元，推翻清朝後，債權人可獲3倍利潤，且享在華開礦、辦實業等特權。
“紅龍計劃”出讓國家利益甚多，卻未能打動美國銀行家，最終不了了之。但該計劃對中國曆史産生了深遠影響，據學者恽文捷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很可能融入了荷馬·李的一些想法。
荷馬·李壽僅36歲，他先後寫出《無知之勇》《薩克遜時代》《斯拉夫的蜂擁》等著作，還有一本小說《紅鉛筆》。在著作中，荷馬·李發出驚人預言：中國将成為世界強國；美日必有一戰，夏威夷可能遭偷襲；德國會挑戰英國地位，在精疲力竭取勝後，新的世界霸主地位将是俄羅斯和日本……不少預言被後來的曆史所證明。
“紅龍計劃”是一個大膽的、富于理想主義色彩的計劃，奇怪的是，它卻很少被關注，其中既有曆史研究趣味轉向的因素，也有東方學刻意遮蔽的因素。
近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紅龍—中國”：清末北美革命史料研究》，将相關英語核心史料完整地譯介成中文，堪稱推動“紅龍計劃”研究的一項盛舉。這些史料将帶來怎樣的新知？今人從中可得得到怎樣啟迪？燕京書評專訪了著譯者恽文捷。
恽文捷
恽文捷，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深圳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教師，《“一帶一路”研究》執行主編，出版《美國所藏容闳文獻初編》《美國所藏容闳文獻合編》等譯著。
▌容闳是被逼上了革命之路的
燕京書評：“紅龍計劃”已過去100多年，為什麼國内至今未見相關的研究專著？
恽文捷：原因有兩點。
一是相關史料多用英語寫成，包括當事人的信件、日記，國内難見到，研究隻能依據二手、三手資料，易造成了解上的偏差。
二是史料少，“紅龍計劃”首倡者荷馬·李去世前，為防止洩密，給孫中山帶來麻煩，讓妻子将他的個人材料全部銷毀，包括往來信函。他的妻子為了紀念，僅保留了極少數的一點資料。再如“紅龍計劃”的重要參與者容闳，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出版于1908年，根本沒提這方面的事。
《“紅龍—中國”：清末北美革命史料研究》，作者恽文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燕京書評：在“紅龍計劃”中，容闳是一個争議人物。他曾被太平天國洪仁玕授四等爵；後被曾國藩保舉為實授五品官，幫江南制造局采買了主要裝置；任幼童駐洋肄業局正委員時，與同僚發生沖突，緻“幼童留美計劃”失敗……正如您書中所寫，容闳加入“紅龍計劃”後，艾倫稱他節儉、精明、異想天開、自認為有“帝王之氣”。感覺容闳一生都在“說大話，使小錢”，把他拉進來，會不會是造成“紅龍計劃”失敗的一個原因？
恽文捷：這些恰好就是我說的，沒看到一手史料而形成的了解偏差。
容闳留下許多英語材料，此前我編輯出版過《美國所藏容闳文獻初編》《美國所藏容闳文獻合編》，從這些材料中可見三點：
1878 年5月18日，美國《哈珀周刊》上木刻插圖中容闳像。
其一，容闳宗教信仰堅定。在教會幫助下，他成為第一位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他的太太是美國人，二人在同一教會，在家書中經常談到信仰。
其二，容闳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終身緻力于使中國獨立富強，他後來淡出“紅龍計劃”，也是擔心中國付出代價太大，尤其擔心中國在革命後出現分裂。
《哈珀周刊》上描繪的清朝留學美國幼童的日常學習。
其三，容闳屬于進步派。
他先是寄望于太平天國，卻發現“根據判斷太平天國領袖人物的行為和品質，以及他們所施行的政策，對于他們最後的勝利，我是抱懷疑态度的”；感動于曾國藩多次邀請，參與江南制造局建立；在他多次建議下，“幼童留美計劃”得以實施，卻中途夭折；甲午戰争時，容闳曾想說服張之洞購軍艦出戰；戰後，容闳與維新派合作，力主建立國家銀行，光緒皇帝準許後，卻被盛宣懷破壞；1900年，容闳一方面支援張之洞的“東南互保”計劃，一方面參與維新派的自立軍起義策劃，起義遭張之洞殘酷鎮壓，容闳逃往香山、澳門，參加了廣州起義；1902年，容闳回到美國，幫康有為在海外籌款；1908年，容闳又參與了“紅龍計劃”。可見，容闳一生都是進步派，做過很多事。
容闳并不窮，而是相當有錢，早期收入可能與教會相關，這使他有了一些積蓄，戊戌變法前後，他在香港等地有地産，回美國前，他變賣了這些産業，拿到很大一筆錢。
容闳的兩個兒子（容觐彤、容觐槐）後來都回中國定居，容觐槐是火藥專家，曾任廣東革命政府軍火制造局總理兼總工程師。
整體看，“進步主義+民族主義”是容闳思想的核心。他想幫助清朝，卻一次次失望，最終被逼上革命之路。
容闳的美國妻子瑪麗·凱洛格在他們的婚禮上，拍照時間大約在1875年。
▌容闳那一代人不得不面對的兩難
燕京書評：容闳做了這麼多事，為何少有人關注他？
恽文捷：受出身影響，容闳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是邊緣人物，而非核心人物。
容闳出身貧寒，父親介于貧農和中農之間，否則他家也不可能把他送給傳教士。他從小接受的是美式教育，李鴻章說他“漢文未深，又不甚識大體，終是一病”。但邊緣人物也有邊緣人物的優勢，容闳能看清核心人物的局限性。由于他的個人利益與政府沒綁定在一起，是以他的思維更廣闊，一生都在遊走，看問題更客觀。
燕京書評：在“紅龍計劃”中，容闳後來為何推薦孫中山擔綱？
恽文捷：容闳推薦了三人，袁世凱、康有為和孫中山。
容闳認為，袁世凱是誠實能幹的改革者和睿智的政治家，對北洋新軍有絕對控制力，正好當時清政府罷免了袁世凱，堪稱天賜良機。但容闳試圖與奉袁世凱之名出訪華盛頓的唐紹儀會面，唐紹儀卻刻意回避。
至于康有為，容闳認為他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論家、狂想者和紙上談兵的改革者”，容闳曾幫康有為在美國華僑中募捐，康有為卻拿着大家的血汗錢去墨西哥炒地皮。生意失敗後，輿論嘩然，康有為在美國的名聲已臭，不可能再扶持他。
容闳與孫中山都是廣東香山人，1900年，容闳因自立軍起義失敗，逃亡日本，在船上見過孫中山，稱孫“其人寬廣誠明，有大志”，認為孫中山是三人中最可靠的反清革命的合作者，也是反清革命力量的象征，但不夠穩重，總是在準備就緒前倉促舉事。
燕京書評：容闳後來後來為何淡出“紅龍計劃”？
恽文捷：容闳擔心暴力革命會造成巨大破壞，怕中國是以陷入内戰和無政府狀态。但他又知道，正是清政府的腐敗助長了列強對中國領土的攫取野心，阻擋了中國向偉大國家的進步——“是以，摧毀該政府成為必需——這是最高使命在道德上的必需”。
早期“紅龍計劃”提出建立“聯合辛迪加”，建議把中國歲入作為償還900萬美元風險投資的保障，除年利率10%外，“聯合辛迪加”還擁有在中國“覆寫全部領土并含可配置設定權”的鐵路特許權、銀行特許權、鑄币特許權，以及煤礦、貴金屬、半貴金屬的采礦特權。隻有中方向“海外辛迪加”購買其成員的全部股份後，才解除控制權。而且“海外辛迪加”成立後，中方“不得與任何他人、财團、公司或國家締結誓約或協定”。
容闳的簽名照。
容闳的簽名照。梁啟超曾說：“容純甫（即容闳）在此數見，非常人才也，可以為勝廣（指陳勝、吳廣）。”
在與艾倫的談話裡，容闳察覺到美國資本家有掌控新中國财政命脈的意圖，他有所警惕；當艾倫為資本家的壟斷利益步步進逼時，容闳就知難而退了。容闳一生緻力于中國的獨立、進步和富強，不可能在晚年讓自己背上賣國的罵名。
此外，容闳認為中美國情差異太大，中國不适用于美國民主，因為當時中國人民缺乏現代科學教育，此外沒有類似美國的宗教（基督教），推翻清政府後，難保障團結和政治凝聚力。
孫中山到美國談判時，容闳擔心貸款協定過于損害中國利益，還給孫中山提了一些建議。
▌康有為比太平天國腐敗得還快
燕京書評：“紅龍計劃”源出于荷馬·李，荷馬·李曾是康有為的軍事助手，還安排他見了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兩次，康有為不過是個逃亡者，已無利用價值，老羅斯福何必見他？
恽文捷：國内對于康有為海外經曆的研究不夠，國内出了《康有為全集》，但和《孫中山全集》一樣，中文資料收集很全，英文資料遺漏很多。
在荷馬·李的安排下，康有為确實兩次拜見老羅斯福，就當時美國的《排華法案》進行過交流。
荷馬·李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小說《紅鉛筆》
荷馬·李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小說《紅鉛筆》，被認為“枯燥無味”，他的母親對他說：“你下一本書會很精彩，但這本書很糟糕。”這本小說于1922年被拍成電影。
老羅斯福是一個标準的帝國主義者，1898年，美國在美西戰争中取勝後，國内擴張主義情緒猛漲，老羅斯福積極擴張，他是寇松（英國政治家，曾任印度總督，主張積極擴張）式的政治家，相信強權。擴張主義者大多是現實主義者，在老羅斯福執政期間，美國經濟迅速發展，是以他考慮在亞洲扶持親美勢力。一方面，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另一方面，康有為當時在美到處演講，在華人圈中影響很大，有拉攏的價值。
老羅斯福見康有為，也是美國政府一貫的外交戰術，扶持他國反政府力量，這樣在今後談判中，就多了一副牌。老羅斯福以此向清朝施壓，逼其讓利于美國。
其實，美國曾不允許康有為入境，康隻好在加拿大活動，在荷馬·李的周旋下，才得以進入美國。
燕京書評：康有為逃亡海外後，很快因腐敗而身敗名裂，比太平天國的腐敗還快，這是為什麼？
恽文捷：康有為是思想家，沒實際操作能力，華僑捐錢給他，理論上應專款專用，可他卻到處投資，亂花了不少錢。他成立的振華公司内部管理混亂，為争奪利益，内部還出現了互相刺殺的事件。
1905年10月中旬，康有為謀劃讓二女兒康同璧之友、備受孫中山信任的容闳約出孫中山，實施暗殺。康有為甚至給康同璧下達了“最我财力，必除之”的死指令。容闳是否知道此計劃，目前不得而知，但容闳肯定不會同意。
康有為也沒閑着，他本身的改革思想中便有重視投資這一條，可他又沒有投資的經驗，屢屢失敗。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一度聲望極高，各類人士都加入到保皇黨中，但保皇黨組織落後，并沒形成後來的列甯式、以意識形态為中心的政黨。
1905年後，革命黨通過與保皇黨論戰，影響逐漸上升，雙方都在争取海外華僑的捐款，康有為甚至密謀刺殺孫中山。
康有為是個道學家，又不是王陽明式的道學家，他知多行差，後來還擁戴溥儀複辟，說明他對曆史大勢都沒看清。他對身邊的人都不信任，對清廷倒是至死都忠誠。
▌他最早預言中國文明複興
燕京書評：荷馬·李是一個奇怪的人物，他為什麼對中國這麼感興趣？
恽文捷：荷馬·李從小殘疾，為什麼殘疾，有兩種說法，一是先天如此，一是嬰兒時被撞傷，總之，脊柱側彎，有一個小駝背。
荷馬·李的簽名照
荷馬·李的簽名照，他身高究竟多少，說法紛纭，一般認為是5英尺3英寸，約1.60米，體重不足45公斤。他的父親因為礦業與房地産而緻富。
荷馬·李從小醉心軍事，曾想報考西點軍校學習，因身體原因，未被錄取。在斯坦福大學讀書期間，他的很多同學參加了美西戰争。
荷馬·李是洛杉矶人，那裡有很多華人，受白人歧視，荷馬·李身體不好，天然同情弱者。因身體原因辍學後，荷馬·李加入緻公堂，是洪門在海外的一個分支。在種族歧視嚴重的當時，很少有白人加入華人組織，是以荷馬·李在華人圈中有了名聲。
有學者認為，荷馬·李心理有自卑感，想成就自我，但在白人社會中無法實作夢想，隻能去海外。在支援中國革命前，荷馬·李曾去墨西哥，但沒成功。可見，荷馬·李依然是東方主義（西方學者關于東方的研究，本質上是西方對東方的文化控制的一種方式）者。
荷馬·李沒有實戰經驗，他積極幫助康有為在美建立“維新軍”，但這違反了美國法律。
荷馬·李的“幹城學校”正在進行騎兵訓練。
康有為對“維新軍”花銷太大不滿，他曾寫信給弟子譚張孝抱怨：“孔馬哩（即荷馬·李）及容純甫（即容闳）輩皆純乎西風，開口辄問我會千數百萬，某軍械宜買幾百萬，某輪船宜買幾百萬。不知我會大如蚊血，小若蟻旋，即汝所經各埠所捐，多則千數，小乃數百。以從蚊之血而供大象之一啖且不足矣，如孔馬哩所言，不類于夢話乎？”
燕京書評：荷馬·李的軍事才能究竟怎樣？
恽文捷：荷馬·李寫過幾本書，在《無知之勇》中，認為日本将入侵美國，呼籲加強海防，引起軍界注意；《薩克遜時代》維護英美全球霸權，引起英國重視；《斯拉夫的蜂擁》則呈現出大國争霸的格局。從這些書看，荷馬·李是從種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
《無知之勇》出版後，在日本銷量很大（傳說超8萬本），在美國反而少有人關注，因為當時日本還沒完全确立在東亞的軍事霸權，仍主要依賴英日同盟。麥克阿瑟擔任西點軍校校長時，一度想把《無知之勇》列為必讀書，未能成功，但列入了選讀書的名單。在麥克阿瑟力推下，荷馬·李在美國的影響得到提升。
在《無知之勇》中，荷馬·李認為日軍會登陸美國，并具體畫出了可能的進攻點。
荷馬·李曾認真研究過中國曆史，他提出自伏羲到清代光緒時期，中國在五千多年間共出現過6次盛衰周期，每一輪都因軍事理想和效率被迫讓位于制度建設和商業主義，導緻立國的道德基礎和理想崩壞。他認為，中國人隻有通過革命使尚武精神和民族主義再度覺醒，才能承受空前危機的考驗。
這種盛衰循環論，對中國人來說是常識，但當時普通的美國人不這麼看，他們認為東方文明已至成熟的末期，變得僵化、野蠻，即将被替代，不可能再複興。
當時日本報紙上關于《無知之勇》一書的廣告，稱荷馬·李是“戰敗國将軍”。
荷馬·李的這些見解，在當時還是很不容易的。
▌穿着中華民國将軍服下葬
燕京書評：您曾指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可能也受到了荷馬·李的影響，能具體闡釋一下嗎？
恽文捷：荷馬·李曾在德國養病，與孫中山同船到香港，再到南京，一路上，二人就國際關系進行了深入交流。
荷馬·李較少關注民生，他對孫中山最大的影響是，此前孫中山主要采取民族主義的話語方式，而荷馬·李則從種族主義出發進行研究，認為種族沖突在所難免，世界最終會變成薩克遜（英美）、條頓（德）、高盧（法）、斯拉夫（俄羅斯及東歐部分國家）、日本和中華幾大人種闆塊，彼此鬥争。
康有為曾任荷馬·李為大将軍，并給了他一套“将軍服”，荷馬·李專門拍了個人标準像。
荷馬·李的基本想法還是文明盛衰論、社會達爾文思想和種族主義，他讓孫中山先生意識到，要從民族生存競争的角度看問題，用西方的語境讨論中國問題。
孫中山根據當時列強對華态度，進行了區分：日俄有意滅華，英法則想剝削，天然與中國為友的隻剩美國，此前革命外交不順暢，皆戰略布局有誤。
為迎合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東方主義”式想象，争取同情，孫中山主動引入社會達爾文思想，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各種偏見——如專制、野蠻、停滞、貧窮和落後等——歸因于清政府的保守落後，強調隻有推翻清王朝、實施全面改革，才能使中國人擺脫桎梏，學習西方文明，建立某些歐美人士希望的西式“文明國家”。
在“三民主義”中，民族、民權，均與此相關。顯然，荷馬·李代言的是美國利益。
燕京書評：當時中國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荷馬·李力推“紅龍計劃”，隻是想把中國變成全球博弈的一枚棋子？
恽文捷：确實如此，但現代世界中，所有國家不都是這樣的麼？大家隻能從自身利益優先的角度看問題。在種族歧視嚴重的時代，荷馬·李雖有局限性，但整體上看，他算是一位非常開明的人物。荷馬·李能超越偏見、平視中國，為中國革命付出很多，這還是讓人敬佩的。
辛亥革命成功後，荷馬·李是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的唯一白人，被孫中山任命為首席軍事顧問。不久因病歸國，病逝時，年僅36歲，他是穿着中華民國将軍服下葬的。
荷馬·李去世前一天
荷馬·李去世前一天，此時已半身不遂。去參加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儀式前，醫生提醒他，已不适合長途旅行，否則可能是以喪命，但荷馬·李還是堅持趕到中國。
1969年，蔣介石将荷馬·李移葬在中國台灣的陽明山。蔣當年自己也打算去世後遷葬大陸的中山陵，是以荷馬·李的墓隻是臨時墓地。
燕京書評：“紅龍計劃”的影響深遠，為何研究著作卻不多？
恽文捷：相關檔案太少，中國台灣的學者上世紀60年代有一些成果，但這些研究是為了突出孫中山，是以對荷馬·李不太關注。限于當時的條件，大陸學者對此了解不多，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跟進，但看不到檔案。上世紀90年代後，“台獨”勢力叫嚣“去中國化”，中國台灣的相關研究停滞。
荷馬·李的中文簽名。
至于美國，隻有當它開始關心中國，想引領中國進入他們定義的“進步”時，才會認真研究中國問題。上世紀80年代，美國出版了兩本相關專著，以後30年便沒有了。至少最近10年，未見相關研究。
▌布思和艾倫加入“紅龍計劃”完全是為了錢
燕京書評：這種刻意的忽略背後，潛台詞是什麼？
恽文捷：展現出東方學的偏見。與漢學不同，東方學是歐美列強在對東方，尤其是亞洲的殖民擴張活動中，建立并用以促進其了解、征服和控制殖民地的知識體系。東方學對中國的認知，因其固有宗旨和目标，呈現出更強烈的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化優越論色彩。許多東方學家隻是把中國的典籍文獻作為建構其亞洲乃至世界知識體系的技術性資料，并不認同和接受中國文化及其思想觀念。
老一代學漢學家，如費正清，他對中國有感情，希望推動中國接受西方的那一套，實作進步與富強。費正清承認中國是獨特的，承認大一統的道統，可以看《劍橋中國晚清史》，強調使用漢國文獻，并進行科學化的考據、索引。
費正清夫婦與梁思成夫婦合影。
1996年以後，美國東方學者的影響提升，他們帶着自己的想法來研究中國，不承認大一統，制造出一個“内亞傳統”，從甲骨文時代直接跳到晚清，比如“新清史”，不承認中國古代文獻。在他們看來，中國不再是大中國，而是China。
很自然，這種研究優先考慮的是美國的霸權利益。是以，我在《歐洲東方學二進制中國認知的發展及其影響》一文中寫道：“世界知識的建構既有客觀性，也有強烈的主觀性。不同文化和文明對世界的了解彼此不同，各大文明對世界的解釋擁有天然的‘中心主義’。”
不過，我認為你忽略了“紅龍計劃”中的兩個關鍵人物——布思和艾倫。
燕京書評：嗯，布思和艾倫為什麼要參與“紅龍計劃”呢？
恽文捷：他們和荷馬·李不同，根本不了解中國，也沒有全球戰略構想，他們加入“紅龍計劃”，完全是為了錢。
荷馬·李初期認為，美國實業家會支援“紅龍計劃”，因《排華法案》後，在中國引發“抵制美貨運動”，“紅龍計劃”有助于修複雙方關系，有助美貨銷售。可艾倫研究了1903年至1907年美國外貿資料，發現“抵制美貨運動”對美貨“影響有限”，是以将融資重點轉向銀行業。事實上，他是把中國革命當成高回報的海外風險投資事業，來誘導美國資本家出資。
布思和艾倫二人想法的困境在于：其一，當時美國金融拓展重點是美洲、大洋洲和歐洲，對亞洲興趣班大；其二，雖經美西戰争，美國占領了菲律賓，但整體看，在亞洲軍力不足，難以保障投資人的利益。
《洪憲帝制外交》，唐啟華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8月版。
燕京書評：可能很多中國讀者都會忽略布思和艾倫，覺得他們無足輕重，您怎麼看？
恽文捷：了解布思和艾倫很重要，他們讓我們意識到辛亥革命前中國革命的複雜性，并且很有現實意義。
美國影響其他國家，無外乎靠三種人：其一是商人，這是美國社會的壓艙石；其二是傳教士，他們試圖在思想上影響他國，費正清即如此，教會學校曾在中國力推現代教育，并大力支援中國學生留美，容闳就是教會資助的留美生；其三是雇傭兵，華爾、陳納德都是如此，直接介入他國内部事務。
在“紅龍計劃”時代，美國商人和今天不一樣，非常謹慎，不會拿錢去颠覆别國政府，J·P·摩根幾次回絕布思和艾倫的說服。他說：“我準備與地球上任何已經建立的政府打交道，但我不能着手創造一個用來打交道的政府。”
這種審慎、負責，展現了美國上升時期的商人精神。然而，随着華爾街日漸腐敗，越來越多的美國商人不介意介入别國政治中，同意對外使用暴力。這個轉變，要特别引起我們注意。
要知道，種族主義一直是美國文明的底色。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是種族主義的現代版，隻是大家都在讨論《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較少關注他的另一本書《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在書中，亨廷頓提出：“作為人種多元、缺乏統合民族屬性的國家，美國隻能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态一緻性來保持國家凝聚力。”這是标準的種族主義論述.
正是在文明盛衰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美國可以展開一輪輪的資訊戰、輿論戰，我們不應停留在刻闆解釋中，應該想更多的辦法。
其實，我原本沒想寫《“紅龍—中國”：清末北美革命史料研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也不在曆史學，隻是做一項省級課題研究時，接觸了相關材料，就把這本書當成副産品，“順手”搞出來，目的是能對現實産生作用。
<燕京書評>原創稿件。轉載請背景聯系。
燕京書評（Pekingbooks）：以思想和學術觀照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