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是一場政治地震。它拯救了國民議會，讓一次權力的突然變更有了合法性。現在控制巴黎的是一個新的市政府和一個公民民兵隊（即國民衛隊），國民議會的議長巴伊被選為市長，國民衛隊由資産階級的人組成，由法國參與過美國獨立戰争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擔任指揮。7月17日的早上，路易十六最年幼的弟弟阿圖瓦伯爵和瑪麗·安托瓦内特的親信波利尼亞克公爵夫人趁秩序混亂之際僞裝出逃，最終離開了法國。一批又一批心懷不滿的宮廷人士加入了阿圖瓦伯爵在都靈的流亡宮廷。但是在同一天，路易十六在7月14日象征性的失敗之後，接受了前往巴黎的建議，重新宣示他的主權，他同時指令軍隊撤退，并召回雅克·内克。7月17日，國王在市政廳前接受了“最隆重的”歡迎，巴伊代表選民向他呈交了一枚象征起義者的三色徽（tricolour cockade）。路易十六将三色徽戴在帽子上，以此表示與人民團結一緻，三色徽開始成為國家的象征。也許是拉法耶特的構想，三色徽中的白色代表波旁王室，紅色和藍色代表巴黎，三種顔色交織在一起代表了革命，象征着國王與巴黎人民密不可分。
攻占巴士底獄也使得革命者陷入麻煩。起義決定了第三等級和國民議會的勝利，但是一些狂熱的群衆在攻占巴士底獄時展開了殘忍的報複，城堡司令勞奈和六名士兵被兇殘地殺害。當天晚些時候，原來的巴黎市長雅克·德弗萊塞勒被報複性殺害，原因是他據說曾阻擾起義者武裝起來。他和勞奈的頭顱一起被遊街示衆。一些人認為這些公衆複仇的舉動是值得同情的正義之舉，因為這些人的決定已經造成了約100個起義者的死亡。另外一些人認為，在一個暴力社會中，群衆隻不過是用當局者的手段還施彼身，革命将要改革這個充滿暴力的社會。還有一些人認為這種野蠻行徑不可原諒，革命應當為這些負面影響負責。
更多的事情接踵而至。7月22日，自從1776年就開始擔任巴黎王室總督的路易·貝蒂耶·德索維尼在試圖逃離巴黎時被抓獲。他和他的嶽父約瑟夫·富隆（他在内克被解職後繼任财政總監）被毆打緻死并且被斬首，他們的頭顱被傳遍巴黎，據說這是為了報複他們曾陰謀延長巴黎1788年至1789年的饑荒。據傳富隆曾經說過，如果窮人餓了，他們應該吃稻草。《巴黎革命報》是最先報道這些史無前例的事件的新報紙，來自波爾多的年輕記者埃利塞·路斯達洛報道了這“令人驚恐和害怕”的一天，其恐怖和絕望被曆史銘記。在富隆被斬首後：
他的嘴裡被塞了一把稻草，顯示着人們對這個殘暴的人的極端痛恨，這是憤怒的人民給他的應得報應！噢，上帝！這些野蠻人！一個人将（貝蒂耶的）心髒從抖動的軀體裡扯了出來……多麼恐怖的場景！……公民們我感覺得到，這些叛亂的場景令你們的靈魂備受折磨，像你們一樣，我也被震驚了，但是想想被奴役的慘狀……但是絕不要忘記，這些複仇人性盡失，喪盡天良。
1789年夏秋，從巴黎到最小的村莊都見證了王權國家史無前例的崩解。在城市，貴族議員被迫離職；在農村和小城鎮，由人民選舉的市政機構填補了權力的真空。各地奪權的同時伴随着拒絕繳納國家、領主和教會的稅收、捐稅和什一稅的行為。由于軍隊在人民主權的感召下公開表示與人民站在一起，司法機構無法執行法律。
國家和貴族的力量遭到挑戰的消息迅速傳遍了鄉村，整個農村地區彌漫着一股期望、威脅和恐懼交加的氣氛。阿瑟·楊捕捉到了國民議會帶來的絕望中的希望，在第三次法國之行中，他在7月12日同洛林的一位農婦交談時記錄下了她家裡的貧窮：
沿着一條漫長的山路行走，在飲馬的時候，我同一位貧窮的婦女交談起來，她對這個時代充滿着抱怨，說這是一個悲慘的國度。據她說，現在一些大人物正在為窮人做一些事情，但是她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但是上帝會讓我們變得更好，“因為軍役稅和領主捐稅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這個婦女從不遠處看上去有六七十歲，她身形彎曲，由于勞作的緣故臉上皮膚粗糙、布滿皺紋，但是她說她隻有28歲。
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出後，擔心貴族複仇的恐懼取代了這些希望。一邊是由于經濟危機變得一貧如洗的人們成群結隊地在鄉間道路上遊蕩，另一邊是焦急、饑餓的農民正在等待新作物成熟，那些流浪者成了農民關注的焦點：他們是不是受了心懷怨恨的貴族的指使來破壞農民的莊稼，以此作為對第三等級大膽之舉的懲罰？ 7月下旬，出于對外部威脅的恐懼，村民們以農具為武器，組建了鄉民武裝。希望、恐懼和饑餓使得鄉村成了一個火藥桶，對于受貴族雇傭的“強盜”的想象成了導火索。零星的六個地方出現“外來人”的可疑行動，被添油加醋地描繪成武裝強盜破壞莊稼的傳聞，由此帶來的恐慌開始傳播開來。這些謠言像燎原野火一樣從一個村莊傳到另一個村莊，波及除布列塔尼和東部之外的所有地區。很多地方事件其實隻是村民強迫特權等級或者他們的代理人交出食物和酒飲，有時候還會出現兩個新特征：找到并毀掉封建租稅賬簿，公開羞辱領主和他們的管家。
這種史無前例的恐慌及其後果，被稱為1789年夏天的“大恐慌”。位于巴黎東北方32千米的西裡穆爾蒂安村的情況非常典型。從1771年起，皮埃爾·路易·尼古拉·德拉海就是學校教師和教區教士，他的日記記錄了村莊中“重大新奇的事件”，其中也包含1788年至1789年嚴冬的悲慘情景。1789年7月底，他寫道：“我們處于可怕的災難之中，到處都能聽到叛亂和屠殺的消息。谷物已經無處可尋。”1789年的收成将會遏制饑荒。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傳來後，在充滿焦慮和期待的氣氛中，村民們對心懷不滿的貴族試圖破壞收成的謠言做出了反應：“警鐘敲響，教士将全村所有的男人和男孩集中起來，所有人拿起武器，少數人拿着槍，其餘人拿着他們可以找到的鐵叉、鐵鍬、斧子和幹草叉，在頭戴三色徽的教士帶領下出發巡視。”起草陳情書之後，這是大部分農村人民參與的第二次重大的革命行動。
在起草陳情書的會議上，教士們名義上忠于國王的抗議隐藏了他們的激進主張，但這一次他們站在了攻擊封建制度的最前線，他們十厘清楚這樣做的後果。在裡昂以東的布雷斯和比熱周圍的山村，領主城堡遭到威脅，而此時距離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在7月19日傳到當地的首府布爾格尚有時日。貴族要複仇的風聲一過，布雷斯很多村莊的農民找到并焚毀了封建租稅賬冊，聲稱“ 有頭銜的都是領主”。這個地區已經變成了全國各地恐懼和謠言的發源地。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發生在7月25日，來自12個村莊的800多名農民襲擊了布爾格附近的聖緒爾比斯修道院，強迫僧侶們燒毀賬冊，并且洗劫了修道院的地窖。第二天，他們在修道院的中央立了一個絞刑架，揚言要吊死這些僧侶，最終這些僧侶在叛亂者放火燒毀房屋之前驚慌失措地逃進了附近的森林。
7月底，索恩河谷的城堡被洗劫和焚毀，其中就包括塔列朗侯爵的色諾贊城堡（當時他是歐坦的主教，已經是國民議會中的重要人物）。暴動的農民從富人和教士那裡征得食物、酒和錢，燒毀封建賬簿。擁有大片土地和各種封建權利的克呂尼修道院成了衆矢之的。大約有160名“強盜”（有釀酒勞工、勞工、村莊工匠、乞丐）事後被捕。大多數人堅稱他們隻是被人群“卷進來”，無意進行破壞；少數人承認他們的目的是“洗劫并燒毀修道院”，“摧毀修道院和城市”，或者確定“什一稅和領主捐稅不再征收”。“愛國者”們在震驚之餘決心重建秩序，他們通過建立應急委員會來主持正義：最後，27人在克呂尼、馬孔和圖爾尼被絞死。
在一些地方，大恐慌引發了針對其他群體的報複。在阿爾薩斯，多個村莊中的猶太人家庭被搶劫。 在北方，洛林省的東部邊界，薩爾格米讷的人們在7月22日的彌撒上慶祝巴士底獄的陷落，收稅員7月28日被迫逃離。在稅收問題上，尤其是鹽稅上的緊張對立持續了數月，一份名為“我們團結起來的法國人民的國父”的小冊子希望路易十六廢除收稅站。在靠近阿朗松的諾曼小鎮莫爾塔涅歐佩什，弗朗索瓦·朗貝爾蒂埃率領一群男人、女人和兒童沖進了收稅站，他們找到并燒毀了賬冊，然後推行“平民稅收”來降低谷物、煙草和鹽的價格。當地的政府在數日以來都無法抵抗這些威脅，但是他們不會忘記這些威脅。
正如一些農村曾經“相信”他們在1788年至1789年冬拒絕繳納捐稅是在遵循國王的意願。1789年7月，一些人為反叛行為找到了新的依據。根據布列塔尼省普洛埃梅勒地區一名官員的描述：
在我的轄區及其附近地區，所有的農民普遍拒絕向什一稅收稅員繳納規定的份額，他們公開宣稱要征稅就要流血。他們的理由是，既然廢除這些什一稅的請求已經寫入了陳情書當中，廢除措施現在已經生效了。
權威的崩塌促使農民放棄了他們反對權威時慣用的隐瞞欺騙的伎倆，他們開始直接表示他們的不滿。尤其突出的是，他們運用第三等級反抗的話語來達成自己的目的。蒙莫朗西公爵的領地位于巴黎東北部的蒙馬丁，他的管家在8月2日給他寫信說道，“大約300名來自各地的強盜和郎高奈女公爵領地上的仆役勾結在一起，他們偷竊了租地契約和領地的津貼，并且搗毀了她的鴿舍”；他們在盜竊之後得意地留下了欠條，落款寫着“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