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九年，六月裡的一天，都城長安的天氣不錯，可高祖李淵的心情卻不好。盡管花紅柳綠，碧水漣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宮内湖上的他，卻沒有平素裡雄激素蓬勃，性沖動踴躍的樣子。
這位老爺子，有點精神不振，有點情緒失常，還有一種大事不好的預感。
唐時京師的規模，現在的西安包括郊區再乘以十，恐怕都趕不上。是以，李淵在隋代大興宮基礎上擴建起來的太極宮，數倍于北京的紫禁城，當是可以肯定的。
陪他乘船同遊的裴寂、蕭瑀、陳叔達等幾位近臣，心裡當然明細得很，正是他的三個兒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為權位之争，已經鬧到烏天黑地，不可開交的地步，令他焦頭爛額。而其中，最吃不準的，就是秦王。
此時此刻的李世民，絕對是一座開始冒出通紅岩漿的活火山，隻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爆發？什麼樣子的爆發？是天搖地動？是翻山倒海？事情發展到這種無計可施，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三無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這一觸即發，非炸不可的場面.
是以，整個太極宮内，籠罩着一股不祥氣氛。
而這個六月四日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師長安的皇宮北門，也就是太極宮的玄武門，發動了一次争奪皇位繼承權的武裝叛亂,中國曆史上的“樣闆”皇帝，正式登上“貞觀之治”的舞台。
李世民是個好皇帝，那是後話，但他奪得權位的手段，不敢恭維。
王夫之責疑：“況太宗之以奪大位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惡。
這位學者認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貞觀之治，曾經是曆史上令人憧憬的黃金時代，千年以來的中國人，通常都避而不談他的這個“慝”。
不過，平心而論，李世民公元622年的武裝政變，奪得帝位，對他個人而言，應該得到很高的評價。與他公元617年至627年的蕩平群雄，建立唐朝；與他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貞觀之治，一統宇内，可視為他平生中并列的三大傑作。
中國的曆朝曆代，宮廷政變，家常便飯，不可勝數，但達到李世民這次完美水準者，找不出第二個。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奪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變，談政變，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斷，堅定決絕，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的王者風度。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謀士們，在策劃這次政變時，事先做過政治預案沒有？敵我雙方要付出多大代價？
但戰果，當得上“多、快、好、省”四字。
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時間，最佳的善後，幾乎不到一個對時，基本結束戰鬥，太陽尚未完全落山，戰場業已打掃幹淨。人不知鬼不覺之間，太極宮出現了新的主人。
整個長安城幾乎沒有被這場政變驚動，因為這個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時沒有手機，可發短信，沒有網絡，可傳消息，也沒有娛記和狗仔隊，報導這次政變的一個重要誘因。
這種投入極少，産出極大的政變，可謂破天荒的紀錄，不是我們中國人總愛炫耀那輝煌的過去，就拿這個“coupd’Etat”來說，翻開《不列颠百科全書》，解釋這個詞彙所引用的例證，簡直令人笑掉大牙。
書中認為1799年11月9日（霧月18日），波那巴·拿破侖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侖解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國民議會，為典型的政變。哦！天哪！那小兒科的叔侄倆，與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是無法相提并論的。
李世民政變水準何以如此之高？因為他“奪大位之心”久矣！
大唐王朝建國以來，面臨着内憂外患、立足未穩，李世民當然不會搞政變。公元622年（武德四年），解決了窦建德、王世充兩位軍閥的内憂以後，而外患突厥颉利還在集結力量之時，他認為可以騰出手來，進行謀劃了。
雖然正史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非常簡略，而且反複強調，是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讓，退得無可再退的自衛反擊。這當然是禦用文人的說辭，掌握了國家機器和輿論導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讓其秉筆直書，他們也不敢拿自己腦袋開玩笑的。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個膿包；第二，李淵、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絕不是他的對手。
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是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彈，正是其狡猾處。兩兄弟根本不曉得他們自以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惡行，恰好給了李世民用來制造輿論，用來邀買民心，用來激勵部屬，用來張大形象的絕妙賣點。
正如春秋時期鄭莊公縱容他弟弟，然後一舉剪除之的故事一樣的道理：先占個理，你們看，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逼的。
公元624年（武德六年），也是六月，李世民開始進行政變的試探，他搞了一次盛大閱兵式，以獻俘的名義，以凱旋的形式，親率野戰部隊，進入京畿重鎮，直接挑戰太子的近衛軍和皇宮的禦林軍，實際上是準備武裝叛亂的實兵預習。
正史是這樣記載的：
“太宗親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獻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舊唐書》）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軍萬馬，如此劍戟戳天的鐵騎勁旅，這不是示威，還能是什麼？老爺子無論如何也是“悅”不起來的。沒有辦法，他有虧于這個兒子，對這位擁兵自重，率部壓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負債心理。
怎麼辦？李淵隻能以超規格賞賜，來安撫他，實施政治上的贖買了。
“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稱，乃加号天策上将，領司徒，尚書令。”（《新唐書》）
為什麼老爺子感到歉疚呢？
權力，即誘惑，最高的權力，最高的誘惑。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官，還搶得頭破血流呢，何況皇帝？
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針鋒相對的權力鬥争，已經公開化，白熱化，基本上無法緩解了。
玄武門之變後，嘁哩喀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訓、李承明、李承義；元吉五子——李承業、李承鸾、李承獎、李承裕、李承度等，統統斬草除根，一個不留。
于是，李世民從玄武門這片“血泊”中，開始他“貞觀之治”。後來，人們記住了“貞觀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計較他的那些無法見諸光天化日的“慝”。
因為中國人對于統治他們的皇帝，要求其實是很不高的。你不殺他，他覺得萬幸，你給他一口飯吃，他感到皇恩浩蕩。經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淫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爛蘋果中，還有較為完好，說得過去的一個唐太宗，也屬太難得，太稀罕，太金貴了。
哪怕果皮上有些鏽漬斑點，有些磕碰硬傷，也就不那麼當回事，也就瑕不掩瑜，幫着他把曆史的這一頁翻了過去。
偶讀近人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太宗是以能制勝建成元吉者，其關鍵實在守玄武門之禁軍，而舊史記載殊多隐諱，今得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伯希和号2640李義府撰常何墓志銘以供參證，于當日成敗是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看來，這次政變之關鍵，是玄武門禁軍首領常何，史書都諱而不談了。
這位李建成的部屬，并非那天戰場上的陣前倒戈、棄暗投明，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籠絡，所收買，成為埋在玄武門的内應。
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裡，已經得到張婕妤的線報，獲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極宮。明知陰謀，仍敢大搖大擺地進宮，他也是深信不疑玄武門是他的地盤，禁軍聽他的指揮，常何是他的嫡系。
沒想到，一進皇宮，狀況丕變，立刻陷入腹背受敵的死地，隻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這個收買常何的過程，自非一天兩天；這個将玄武門的控制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過程，更非一年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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