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戰将系列71：呂正操（二）
作者：桅杆
七七事變後，總部于1937年8月下旬在洛川召開擴大會，确定對日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争”。我方建立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即晉察冀根據地，最初就是以五台山為中心的。
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對我軍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也更為艱難。呂正操上司建立的冀中根據地，在抗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天就來說說這些事。
（一）主席題詞表揚冀中根據地，隻此一例
冀中地區處于平、津、保（定）三角地帶，津浦、平漢、平津、滄石鐵路之間。這裡地處華北平原，交通發達，人口衆多，物産豐富。在這樣的地區建立根據地，有利條件是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可以動員和壯大抗日武裝；不利條件是處在重鎮及鐵路線之間，日軍可以發揮其機械化優勢，而我軍沒有地形依托，作戰遠比山區困難。冀中地區是我方建立的第一個平原根據地，周圍有日軍重兵駐守，過程的困難和殘酷性可想而知。
在這一地區建立根據地，還有巨大的戰略意義：日軍擴大侵華戰争後，随着戰線拉長，戰争消耗巨大，不得不實施“以戰養戰”，從中國掠奪戰争資源。冀中平原資源豐富，是日軍掠奪的重點地區。我方在冀中建立根據地，一方面可以有效打擊日軍“以戰養戰”的企圖，另一方面可以為晉察冀等邊區提供經濟資源。
呂正操建立冀中根據地之初，在晉察冀軍區的上司下，迅速建立各級組織，擴大抗日武裝，同時收編各類雜色武裝，很快打開了局面。1938年4月，冀中軍區和八路軍第三縱隊成立，呂任司令員，統一上司和指揮冀中地區的抗日武裝。
到1938年10月，冀中根據地擁有44個縣，約800萬人口，抗日武裝部隊6.3萬人。
由于冀中部隊擴張太快，收編的各色武裝良莠不齊，部隊整體戰鬥力不強。延安對此極為關注，在1938年11月決定派程子華率一批幹部到冀中，加強上司；同時派賀龍率120師（715、716團等）到冀中，推動當地武裝正規化建設。
特别是賀龍率120師到達冀中後，給冀中軍區以極大的支援：一是傳授紅軍戰鬥作風；二是派出大量軍政幹部；二是幫助冀中部隊開展整訓；三是帶領冀中部隊打仗，通過實戰提高冀中部隊的戰鬥力。120師在冀中半年多，對冀中根據地的鞏固及部隊正規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120師的幫助下，到1939年秋，冀中軍區部隊整編為14個主力團、1個警備旅（2個團）和7個遊擊支（總）隊。小樵改編時，呂正操手中的部隊不到1個團（2個營）。2年時間，部隊擴大了約30倍。
與此同時，冀中根據地也在物資、兵員等方面給予其他根據地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僅以兵員為例，零星的不算，大規模的支援有2次：一次是1939年，120師到冀中時6400人，半年多後離開冀中約2.2萬人；一次是1943年8月，呂正操調往晉綏軍區任職時，從冀中帶走了9個建制團。後來的一野部隊有很多冀中人。由此可見冀中根據地的作用和貢獻。
正因為如此，1941年4月主席特地題詞表揚翼中是模範。這在全國抗日根據地中，隻此一例。可以說，建立冀中根據地是呂正操一生最大的貢獻。
（二）一次慘劇，改變了“政委最後決定權”
在抗戰期間，日軍對各個根據地都進行過無數次的掃蕩。其中最為殘酷的一次，就是1942年對冀中根據地的五一大掃蕩。
由于冀中根據地的戰略地位重要，又處于平津附近，日軍視之為心腹大患。岡村甯次調集5萬多日軍機動力量，從5月1日開始，在空軍的配合下，采取十面出擊、鐵壁合圍、來回拉網、縱橫搜尋、分段合擊、奔襲突擊等戰術，配合以“三光”政策，對冀中實施慘絕人寰的大掃蕩，直到6月底才結束，曆時達2個月。
連續2個月的瘋狂掃蕩，冀中根據地被嚴重摧殘，損失慘重：部隊損失1.6萬餘人，群衆被殺、被抓5萬多人；日軍在根據地内建立了1700多個據點，挖了4000多公裡的封鎖溝。整個冀中根據地被“網格化”，分割成2600多個小塊，全部變為日占區和遊擊區，主力不得不暫時轉移到冀南等地。
在反掃蕩中，沒有前線後方之分，司令部還往往是敵軍追蹤的重點。一次，司令部剛進駐平安縣宗佐村的一個房子裡，就遭到5架日機的輪番轟炸。作戰室被炸彈擊中，司令部1名參謀和1名通信員當場犧牲，呂正操和程子華是趴在床底下才躲過一劫。抗戰期間，各根據地都異常艱難困苦，根本不是抗日神劇中的劇情那麼簡單。
五一大掃蕩損失最為慘重的是冀中8分區。在掃蕩期間的薛村戰鬥中，司令員常德善犧牲，政委王遠音腿部負傷自盡，部隊也大批傷亡。其中常德善的犧牲，還促使總部修改了“政委最後決定權”。
常德善在紅軍時期曾任紅二軍團6師參謀長，身經百戰，還救過賀龍的命，是呂正操親自向賀龍要到冀中的優秀軍事幹部。王遠音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優秀知識分子幹部，但不懂軍事。當時，經過第一、二階段掃蕩，8分區中心區的河間、肅甯已被日軍占領。6月7日，常德善和王遠音率部分部隊轉戰到這裡。
當天，常德善得悉日軍準備再次對中心區實施合圍，便力主立即轉到外線。但王遠音認為中心區的群衆在掃蕩中受了不少苦，對部隊回來歡欣鼓舞，現在又要走，擔心“不好向群衆交待”，力主留在中心區堅持戰鬥。兩人争執了很長時間，最終常德善服從了“政委最後決定權”。結果在薛村被日軍合圍，常德善、王遠音及随行的30團政委汪威、副團長趙振亞、政治部主任孟慶武等大批幹部戰士犧牲。
“政委最後決定權”，指的是在紅軍時期就明确賦予政委的一項職權，即：政委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争執時，政委有停止軍事指揮員指令之權。在抗戰時期，八路軍總部在1938年12月頒布《政委暫行條例》，對此規定略作修改：軍事指揮員在軍事行政和作戰指揮上負更重大的責任，但有違犯路線或不執行上級指令的情況時，政委有停止軍事指揮員指令之權；但必須把經過的情形詳細報告上級機關；在未得到上級機關訓示以前，軍事指揮員必須依照政委的意見執行。這次修改，并沒有從本質上改變“政委最後決定權”，隻是加了個模糊不清、實踐中難以操作的前提。
呂正操等人将這一情況上報後，對一次戰鬥犧牲這麼多幹部，總部十分震驚。經過深入分析：當時部隊發展很快，大批政工幹部來自進步知識分子，普遍缺乏軍事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保留“政委最後決定權”，類似的慘劇遲早還會發生。
是以在當年9月1日決定：在戰争中的軍事行動，統一由部隊軍事首長最後決定。當年10月，修改了《政委暫行條例》：“政委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争執時，除屬于作戰方面的行動由軍事指揮員決定之外，其他由政委作最後決定。”至此，軍事行動的決定權才轉到了軍事指揮員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