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像資料館 翁海勤
活動影像自誕生之初就承載着記錄人類曆史文化的重要功能。1895年電影第一次放映後，盧米埃爾兄弟大張旗鼓地招募了上百名攝影師，派往世界各地，放映并拍攝電影，數十個國家從此有了電影，并留下了最早的影像。19世紀末、20世紀初，愛迪生公司活動攝影部的足迹也跨越美洲、亞洲和歐洲。他們之後，又有法國銀行家阿爾伯特·卡恩的“地球檔案”計劃更明确地提出用影像記錄人類各地曆史文化的宗旨。
電影于19世紀末傳入中國後，很快成為各國來華人士記錄這一國家文化和生活的重要工具。早期海外來華的影像記錄者包括攝影師、傳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者、探險家、記者、紀錄片導演等。幾十年間，影像拍攝者從個人到機構，拍攝目的從業餘記錄到專業創作，影片類型從旅行片段到新聞片、紀錄片，影像記錄活動日益成熟，不僅成為中國紀錄電影的啟蒙，也留下了大量珍貴曆史資料。
在近代中國曆史上，上海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五方雜處的社會形态，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大都會，是以也是海外電影人鏡頭關注最早最多的地方，在不同年代都有關于上海的紀錄電影留存于世。筆者在上海音像資料館耕耘多年，和曆史影像收集、研究團隊一起一點一滴地積累着關于上海的影像記憶，盡力豐富關于她的影像圖景。此文借世界電影誕生126周年的契機，對一批自活動影像誕生以來海外電影人記錄上海城市景象的代表性紀錄電影作概要性地梳理介紹，重點介紹電影誕生之初的上海影像、蘇聯電影人鏡頭下的上海以及改革開放前後海外電影人士拍攝上海的經典紀錄片。
上海最早的活動影像
目前可見最早拍攝上海的活動影像來自于愛迪生公司的攝影隊。
發明家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因白熾燈泡、留聲機和電影錄影機等發明為我們所知。1889年愛迪生制造公司（Edison Manufacturing Co.）成立，一開始主營電池生意，1894年将電影納入業務範圍，包括拍攝影片和銷售有其專利技術的電影放映機。1897年8月31日，愛迪生制造公司為其新的活動電影攝影機取得了專利。此後，其活動電影攝影機的部門負責人——25歲的James White帶着攝影師Frederick Blechynden開啟了為期10個月的環球拍攝之旅。他們先是在鐵路公司的資助下去了美國西部和墨西哥。
1898年2月3日，兩人乘坐東西方輪船公司的SS Coptic遠洋輪從舊金山出發去往遠東。由于這艘船在途中受到了台風的沖擊，受損嚴重，直到2月24日才抵達日本橫濱。短暫停留後，他們于3月6日抵達香港，在香港、澳門和廣州進行了拍攝。4月初他們到達上海拍攝，很快又去了日本的長崎和橫濱，并于5月9日回到美國夏威夷。這次遠東拍攝之旅的成果中最終有25條短片進行了版權登記，其中在中國拍攝的有13條，内容為上海、廣州、香港、澳門的風光、交通、社會活動等。
這些活動影像的原始膠片因年代久遠，硝酸鹽底片變質毀壞，早已不複存在。幸好當時為了版權登記的需要，愛迪生公司将早期拍攝的影片逐幀畫面制作成紙質影印件保留下來。如今我們看到的短片都是上世紀50年代以後從這些紙本畫面翻拍恢複而來，雖然圖像不夠清晰，但它們仍然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拍攝中國的活動影像。1910年愛迪生制造公司重組改名為Thomas A. Edison公司，直到1918年終止其所有電影業務，是以現在我們看到的影片多用此名記錄。
James White和Frederick Blechynden拍攝上海的3個片段分别為《上海街景》一、二和《上海警察》，每段時長都在30秒左右。街景一所拍攝的地點正是如今的外灘源一帶，攝影機正對第二代外白渡橋（當時稱“花園橋”）南堍的馬路。可以看到那時活動影像還處于嬰兒期，攝影師記錄的畫面隻有固定的機位和景别。不過由于拍攝的是交通要道，鏡頭前車來人往，資訊非常豐富：行人、獨輪車、自行車、人力車、馬車紛紛亮相，交通工具靠左行進，遠處依稀可見蘇州河北岸的西洋建築。街景二幾乎是同一位置拍攝，隻是鏡頭略微變換了角度，在橋旁邊能看到英國人為紀念其駐華使館副領事馬嘉理所立紀念碑的模糊影像。幾個坐在人力獨輪車上穿西裝的外國人經過鏡頭前時還脫帽緻意，似乎對活動攝影機這一新事物并不陌生。《上海警察》則拍攝了上海租界的各國警察列隊出巡的場景，騎警、步警身穿制服往不同方向出發，似乎是要去執行重要任務，畫面右側還能看到一些圍觀的百姓。
這些早期拍攝的電影短片，一方面是愛迪生公司為向美國觀衆介紹世界各地風光而制作的旅行宣傳片，另一方面也是美國經濟向遠東拓展的一個間接産物，正是因為美國至遠東輪船航線的開辟和輪船公司對電影公司的資助，才使東西方通過活動影像在文化上的交流得以實作。120多年後，看着這些畫面，我們仍然能如此真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上海的都市面貌和鮮活氣息。
除了愛迪生公司的短片，清末時期還有兩段珍貴影像值得一提。一是1901的南京路和外灘，由英國沃威克公司 (Warwick Trading Co,) 的攝影師Joe Rosenthal 拍攝，影片為固定機位和景别，拍到了上海街頭的各色行人如騎自行車的英國婦女、印度巡捕、德國士兵等。二是1909-1911法國百代兄弟公司拍攝的上海影像，拍到了上海老城廂一帶的市場和行人、攤販、獨輪車，還有最早的虹口三角地菜場、城隍廟茶樓等等。可以看出，經過十來年的發展，此時電影記錄下的場景和鏡頭顯然已經豐富了許多。
《經過中國》——民國初年中國社會的面面觀
美國導演本傑明·布洛斯基（Benjamin Brodsky）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很多傳奇性故事。這位俄裔猶太人極富經營頭腦，1909年就在香港成立了“亞細亞影劇公司”，這是中國最早的電影攝影機構之一。1912年至1915年間，布洛斯基從香港出發，沿着海岸線一路向北到廣州、杭州、上海、蘇州、南京、天津及北京遊曆。他用電影膠片記錄下當時中國各地的城市風光、市井風情、人民生活百态和文化習俗，并配以字幕表達他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觀感，制作成一部影片《經過中國》（A Trip Through China），這是關于中國最完整也最長的早期動态影像記錄。
該片1917年由美國Supreme Feature Films Company發行，全長108分鐘，其中拍攝到上海的部分長達20多分鐘。布洛斯基注意到，20世紀初，西方世界已經開始依賴蒸汽和電氣，而在剛剛結束封建王朝統治的中國，依然以人力為主要生産力，是以他在片中捕捉了不少靠體力勞動求生的底層勞動者的鏡頭：苦力拉着人力車、獨輪車奔走，運木勞工、碼頭勞工，貧窮的水上人家，建築勞工築路、打夯，服刑的犯人做苦工……透過鏡頭可以看到布洛斯基所觀察到的各種庶民生活的面貌，而從這些鏡頭折射的和富人生活的鮮明差異，以及和租界繁榮景象的強烈對比，可以看出拍攝者對于上海社會階層差異的主觀表達。布洛斯基在影片字幕中時常從美國人的角度對他所看到的中國加以黑色幽默式的評論，也傳達出當時中美在經濟、文化發展上的巨大差距。
另外，片中還拍攝了1915年遭遇強台風襲擊後的上海城市面貌和在大街上以極刑處決犯人的畫面，記錄下當時國内緊張的政治局勢。影片中對于上海的活動影像記錄有不少曆史之最，包括蘇州河、乍浦路橋、外灘公園、北外灘外虹橋、老上海跑馬廳、洞庭山碼頭等鏡頭都是目前可見最早的。
蘇聯電影人鏡頭下的上海
十月革命後，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蘇聯電影人也将視線投向中國。從20世紀20年代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聯攝影師鏡頭下關于上海的影片有三部最具代表性。
《偉大的飛行與中國國内戰争》（1925）
1925年，莫斯科至北京的航線首航，蘇聯導演B·A·史涅伊吉洛夫和攝影師布留姆搭乘飛機，從莫斯科途經蒙古到中國進行考察。他們用在北京、上海、廣州拍攝的活動影像素材，編輯完成了紀錄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國内戰争》。此次中國之行發生于1925年7至8月期間，正值五卅運動之後，中國國内掀起了反帝高潮，導演史涅伊吉諾夫要拍攝一部表現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影片，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況真實呈現在西方觀衆面前。全片總共6本，後3本是關于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各1本。蘇聯《真理報》曾對這部影片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它“不是通常所了解的新聞片”，而是達到了“社會生活史詩的宏大規模”。後來，該片更名為《東方之光》，作為蘇聯在國外上映的第一部新聞紀錄片在西歐許多國家放映。影片分别記錄了馮玉祥将軍檢閱部隊并發表演講、軍隊操練演習的畫面；北京外國使館區——東交民巷和北京古代建築、街道市容、郊區農村；五卅運動後的上海：黃浦江中停泊的各國軍艦、繁華的租界生活和勞工罷工運動等鏡頭；革命中心廣州的城市街景和人民生活、勞工運動領袖以及黃埔軍校演習訓練等曆史影像。
成片中關于上海的部分約14分鐘，除了拍攝到外灘、南京路等繁華的市中心地帶，大部分篇幅用于展現上海勞苦大衆的生活和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勞工運動。北外灘耶松船廠、招商局碼頭上的勞工勞動、閘北的上海總工會罷工委員會、英國工廠和外國領館門口、田頭勞作的農民、群情激昂參與罷工的勞工們……在這其中我們還發現了導演史涅伊吉洛夫和勞工運動領袖、中共早期上司人張人亞在一起的畫面。這些都是目前所能看到的關于五卅運動最為豐富和珍貴的影像記錄。導演在後來撰寫的《1925年我是怎樣在中國拍電影的》一文中回憶了他在上海拍攝時同租界當局還有軍閥方面鬥智鬥勇的過程，以及影片素材運回蘇聯時遇到的各種艱難和阻礙，這些珍貴畫面得以儲存下來讓後人所見，實屬不易。
《上海紀事》（1927）
如果說《偉大的飛行》還是蘇聯電影人對中國革命題材紀錄片的一次實驗之作，那麼《上海紀事》則是他們第一次有計劃有意識創作的完全以反映上海社會現實為主題的紀錄片。這部黑白無聲影片長達52分鐘，主創者為曾經協助愛森斯坦拍攝《戰艦波将金号》的蘇聯電影導演雅可夫·布裡奧赫。他于1927年春來到上海，拍攝了這部新聞紀錄影片，用膠片展現了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後期上海的真實情況。
布裡奧赫和攝影師斯潘捷諾夫到達上海不久，就經曆了中共上司的第三次勞工武裝起義成功、歐美列強大舉增兵、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颠覆性的曆史事件。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中，布裡奧赫可以說經受了比史涅伊吉洛夫更為驚險和艱巨的考驗，他們必須在國民黨當局、租界巡捕和各類匪幫的嚴密追蹤阻撓下完成整部影片的組織、溝通和拍攝工作。布裡奧赫以他獨特的布爾什維克視角紀錄了這些曆史時刻，并且着重把目光聚集在上海社會最底層的苦難勞工身上。影片重點拍攝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國内反動派屠殺工農以及上海貧富懸殊、華洋之間極不平等的社會病态現象。它用畫面場景強烈對比的手法輔以政論性的字幕評論來表現當時的上海，這座城市不僅是外國冒險家的樂園與中國無産者的地獄，還是東方傳統風情與西方現代事物并存的大都市。
影片内容涉及當時上海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結構清晰、觀點鮮明、制作精良。雖然該片從沒有在國内公映，但其中的老上海鏡頭卻一直被許多新聞紀錄片廣泛引用，成為世界紀錄電影史上不得不提及的一部名作。
這兩部拍攝于20世紀20年代紀錄片讓我們看到，蘇聯電影人不再滿足于電影誕生初期迎合域外人士的獵奇心态，隻是記錄外國人所沒見過的中國景象，而是站在無産階級的立場上，更多地關注中國城市中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态。即使是拍攝繁華大都市的熱鬧景象，也要通過展現勞動階層的支撐來探究繁華背後的深層次原因。透過拍攝對象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出這兩部影片對被壓迫的勞苦大衆給予深切的同情，也對中國人民的抗争緻以敬意。
《人民的上海》（1949-1950）（蘇聯名《在新上海》）
1949到1950年間，蘇聯和中國的攝影團隊用彩色膠片合作拍攝了大量記錄新中國成立及初期國家面貌的活動影像，并根據這批素材制作了《中國人民的勝利》《解放了的中國》《錦繡河山》三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其中由蘇聯中央文獻電影制片廠和中國北京電影廠聯合攝制的五集系列彩色紀錄片《錦繡河山》中的一集《人民的上海》片長約18分鐘，講述新中國成立後的上海欣欣向榮的新氣象和人民煥然一新的生活狀态。導演是《解放了的中國》的編導格拉西莫夫。
影片從一組晨曦中的上海大廈樓頂俯拍外灘及蘇州河的大全景開篇，伴随着外灘鐘樓的鐘聲，預示着新一天的開始。南京路上的商鋪灑掃迎客、小朋友們在普希金像前聆聽老師的教導、碼頭勞工在辛苦挑貨、城隍廟裡老字号的學徒跟着師傅學手藝、衣着時髦的街頭行人、熱鬧的街市、時任上海市長陳毅走下汽車步入市政府大廈、青年學生們手持書本走進複旦大學、國棉一廠技術娴熟的紡織女工和工廠事先串通的人所的孩子們、人民廣場上舉辦的農業展覽會以及陳毅市長與勞動人民一起參加在中山公園舉辦的重陽節遊園會……這組色彩明亮的曆史影像訴說着解放一年間上海這座城市的蛻變，從戰火中走出的上海百姓，終于迎來了全新的生活。經過電影工作者多年完好的儲存和上海音像資料館的努力搜集，現在的觀衆又可以毫無障礙地回望解放初期上海的城市風貌。
改革開放前後的經典紀錄片
《愚公移山》系列片（1976）
文革時期，外國電影人受中國政府邀請來華拍攝紀錄片，産生廣泛國際影響的有兩部，一部是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另一部是荷蘭著名紀錄片電影導演尤裡斯·伊文思與其夫人法國導演瑪塞琳·羅麗丹·伊文思合作拍攝的《愚公移山》。安東尼奧尼在中國隻有短短22天行程，伊文思這部12集巨作則曆時5年才完成，片長12小時，記錄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從山西大寨、東北大慶油田、南京某軍營到北京的平劇團，伊文思走遍了大半個中國。1972年底到1973年，伊文思攝制組在上海電機廠和第三醫藥商店拍攝了半年多，最終編輯成三部紀錄片：《上海電機廠》《上海第三醫藥商店》和《上海城市印象》。前兩部是以特定機關中的人和事為主要拍攝對象表現上海城市中的工業和經濟發展狀況，後者則是導演通過拍攝城市中百姓生活、衣食住行、商業服務等各種細節對上海總體印象的展現。影片通過大量實時的采訪對話和細緻入微的觀察記錄下許多普通百姓的生活，為上世紀70年代的上海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看過這些影片的人們肯定對以下場景印象深刻：上海市民排隊買早餐、店員炸油條、剛出爐的青團和甜粥、一碗碗待煮的酒釀小圓子……導演一邊拍攝一邊和早餐店店員及用餐的客人們對話，畫面中充滿了濃濃的煙火氣。在熙熙攘攘的小菜場，鏡頭不僅對準了菜販和各種魚、肉、蔬菜，也對準了寫着菜價的牌子，畫外音則用一些資料分析當時上海的經濟狀況和人民生活水準。醫藥商店的女職工周末和丈夫孩子回娘家，女婿自覺地洗衣做家務，妻子和老丈人則在一邊看報、聽音樂，這個場景曾令多少人對上海女婿贊不絕口。
《上海新風》（1978）
1978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通路，中日友好條約正式簽署，此時的中國就要迎來改革開放的時代。紀錄片導演牛山純一和許多日本人一樣對中國充滿好奇。他來到上海，拍下了一部轟動日本的紀錄片《上海新風》。擅長影像人類學記錄方式的牛山純一并沒有選擇廣為人知的人物或上海的地标建築，而是走進尋常百姓家中，用鏡頭捕捉上海靜安區張家宅裡弄居民的生活。這部時長72分鐘的紀錄片成為日本人了解中國現代生活的第一部影像。
影片從張家宅市民早起買菜、吃早點開始，詳細列舉了上海的菜價和食物價格，不少場景和伊文思鏡頭所關注的内容有些相似，不過其解說詞更加生活化并且富于幽默感。從退休老人、中青年職工，到學生和幼兒，導演都進行了通路和拍攝。居民在老虎竈打開水、街道阿姨組織打掃衛生、居委會開會、赤腳醫生看病、青年談戀愛和結婚、居民圍坐露天一起看電視……這些生活化的場景不僅成為影片的一個個經典片段，也蘊含着那時上海居民鄰裡間的親密關系和溫情，成為讓張家宅居民難忘的記憶。
不知是否巧合還是受牛山純一的影響，就在《上海新風》上映後的第二年，澳洲電影局來華拍攝了5集紀錄片《中國人民的面貌》（The Human Face of China），聚焦改革開放之國中國各地的普通百姓。其中有一集《永遠緊跟世界潮流》也選取了和《上海新風》類似的視角，把鏡頭聚焦上海彭浦新村一戶人家祖孫三代一天的生活。這部27分鐘的短片從奶奶買菜、爺爺做飯、孫女在體校訓練、爸爸媽媽上班、全家野餐等場景，折射出當時上海人的生活狀态，也為彭浦新村留下了寶貴的影像資料。
20世紀80年代初，随着中國邁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越來越多的外國導演來到中國拍攝紀錄片，其中不少都關注了中外在文化方面的交流。1981年美國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紮特》講述小提琴大師艾薩克·斯特恩來華演出和通路交流的全過程。1984年澳洲紀錄片《兩個國家的孩子》通過來華參觀的8個澳洲孩子的視角，展現當年中國社會面貌和少年兒童的成長。同年的英國紀錄片《上棉十七廠布魯斯：音樂在中國》則記錄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百姓生活中各類音樂百花齊放的景象。這些影片中都有較大篇幅關注了上海，是了解當年外國電影人眼中上海人文化生活的很好視窗。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