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冒着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裡，别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1921年1月，魯迅寫就了短篇小說《故鄉》。最後一次返鄉，蒼黃的天、蕭瑟的荒村，一片破敗、缺少溫情的故鄉，久久盤桓在魯迅的心頭。
紹興，是魯迅度過孩童和少年時光的故鄉。雖然魯迅對江南古城不乏美好的記憶：“百草園”裡的鳴蟬和竄向雲霄的雲雀、社戲台上拂袖長舞的女吊、氤氲豆麥水草之香的烏篷船夜航……但在他筆下，百年前紹興的色調是灰暗的，景象是凋敝的，人民是卑苦的。
因為看不到希望、尋不到夢想，在家道中落、父親去世兩年後，18歲的魯迅出門遠行，“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别樣的人們”。從南京到日本，學成後的魯迅曾回過故鄉，但最終還是堅定選擇了“異路”。
雖然“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别離”，在1919年故居易主、返鄉處理完相關事宜後，魯迅舉家告别紹興去了北京八道灣，此後再也沒有回過故鄉，故鄉成了他筆下沉重的記憶。
于家、于國、于民族都心懷大愛的魯迅，為療救故鄉療救中國負戟獨行，棄醫從文，喚醒同胞。他塑造的不朽文學形象，從少年閏土的明亮到中年閏土的悲涼，從革命者夏瑜的犧牲到麻木者華老栓的愚昧，從可憐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到曆盡人間凄慘的祥林嫂，再到可笑可歎的阿Q……魯迅筆下這些深深刻上故鄉烙印的人物群像，正是舊中國底層人民的寫照。
盡管在那時的故鄉那時的中國，苦難似乎看不到盡頭，但在《故鄉》的最後，魯迅發出了“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預言。
偉大的作家也是偉大的預言家。
同年5月，《故鄉》發表在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同年7月，在距離魯迅故鄉紹興不遠處的上海興業路和嘉興南湖，中國共産黨莊嚴宣告誕生，開啟了帶領中華民族在無路可走的“谷底”艱難而堅定地走出一條複興之路的偉大征程。
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曆史已經證明，中國的脊梁就是中國共産黨。在慶祝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也是《故鄉》發表百年之際，記者來到紹興，行走在《故鄉》的原型地，探訪魯迅不朽名篇與紹興相關的地點、人物及其精神面貌的變遷，尋找奮鬥百年路、啟航新征程“投射”在魯迅故鄉的印記。
“閏土的村子”：不再看天吃飯
“深藍的天空中挂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
這是主人公根據少時玩伴閏土的描述，“腦補”的美好瓜地“鏡頭”。其如詩如畫、寥廓深遠的場景，正是故鄉留給遊子魯迅的美好回憶。
可惜，中年返鄉的魯迅，再次見到兒時的玩伴，那個活潑、機靈、勇敢的鄉村少年閏土，已經成了一個被生活重擔壓垮的中年人。尤其當閏土脫口而出一聲“老爺”時，故鄉留給魯迅最後的圖景是蕭索，是凄涼，是絕望。
造成這一強烈反差的是——“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
“閏土”雖是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但其取材，不少來自一個真實的“閏土”。這個真實的“閏土”，經學者研究和魯迅家人确認，就是魯迅少年時代的好友章運水。
章運水家住在紹興市上虞區道墟街道杜浦村。《故鄉》裡“海邊的沙地”，事實上并不在海邊，而是曹娥江流經上虞的江灘。
曹娥江是錢塘江下遊的最大支流。著名的錢塘潮分出的餘波，每每溯江而上給曹娥江的這一段江灘浸漬了鹽分。“江灘地土壤肥沃，種瓜瓜甜，種棉棉好。”從小在江灘地生活的紹興市越城區瀝海街道黨工委書記陳超說，瀝海街道才從上虞區調整到越城區。
不過，江灘物産豐富，舊時“江灘人”的日子并不如意。除了饑荒苛稅，兵匪官紳，上遊的洪水，海上的台風，也讓“江灘人”苦不堪言。陳超說：“當時家家戶戶都是茅草屋，三五年就得倒塌一次，住在這裡，除了忙生活，就是與天鬥、與水鬥，吃飯要看天。”
從1969年起，紹興吹響了圍塗造田的号角。每年冬天，黨和政府都組織群衆積極投入到改善人居環境、拓展農耕空間的火熱勞動，用手挖、靠肩挑、拿背扛，硬是将這一段東西走向的曹娥江改造成南北走向，生生築起了“縛住”江水肆意奔騰的防洪大堤。
2007年，曹娥江河口還建成了大閘，不但可以排澇拒鹹，而且成了造福浙東群衆的引水工程重要樞紐。
“這一幹就是40多年，僅在瀝海，就圍出26萬畝良田。”陳超說，良田逐年增加，江灘生機煥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主要栽棉植麻；九十年代，要為城市當好“菜籃子”；新世紀以來，從養魚、蟹到南北對蝦，水産養殖在這裡疊代發展；如今，濱海新區生命健康科技産業園又在這裡落地，“群衆在家門口就實作了就業，再也不看天吃飯”。
如今，“閏土”故鄉杜浦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4.96萬元，建起了266幢鄉村别墅。“清風梳柳影，遊魚戲碧浪”，村容村貌宛若一幅清麗的水墨畫。昔日于風雨中掙紮搖弋的茅草屋，對杜浦村年輕人來說，早已成了“傳說”。
“閏土的後人”：爺爺做夢都不敢想的日子
“他正在廚房裡，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是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手裡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閏土告别魯迅，揀了桌椅、要了全部的草灰，還有香爐和燭台，用船拉回家去。香爐和燭台是一個象征，充分表明閏土還要繼續麻木下去，對命運隻能跪拜——雖然麻木與跪拜，改變不了閏土們的命運。
閏土後來的命運怎樣？。
“在舊社會，我們一家人的命運不堪回首。”88歲的章貴說。章貴是章運水長子啟生的二兒子，擔任過魯迅紀念館副館長。
章運水一家隻有六畝薄沙地，收獲的糧食繳完租稅後，養活不了一家人。1934年大旱，地裡顆粒無收，逼債的、收捐的逼得他隻好把地賣了。終因貧困和積勞成疾，五十多歲就病逝。
“爺爺有三子一女，都沒有上過學。”章貴說，他的父親也在1941年病逝，那時也就30多歲，胸口生了瘡，沒錢醫治，躺在烏篷船上去寺廟求菩薩，死在了回家的船上。“我母親沒有辦法，隻得帶着10來歲的哥哥和剛出生的弟弟去上海讨生活，哥哥當了童工，母親做了保姆。因為沒空帶弟弟，就把弟弟送了人家。”盡管這些苦難過去了七八十年，章貴說起來仍然熱淚盈眶，“家裡還有一個妹妹，3歲就生病沒了。而我跟着二叔長大，13歲就到外地做了長工。”
新中國成立後，村裡給章貴分了土地，又分了兩間房，章貴才從外地回到了家。1954年4月，因為和魯迅家的淵源，章貴被招到魯迅紀念館擔任講解員。
“從那以後，我過的日子才像日子了。”章貴說，他是在工作中自學的文化知識，他這一代兄弟姊妹，仍然沒有人讀過書，“但我們的子女都上了學，都有了工作，或是做生意，全國各地都有。”
“這樣的日子，恐怕爺爺做夢都不敢想。”
從“楊二嫂”到“老吳熱線”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将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裡，出去了。”
年輕時被稱“豆腐西施”的楊二嫂，在《故鄉》裡魯迅再見到她時已成為一個“辛苦恣睢”的老年婦女：明火執仗地從迅哥兒家中拿走用來喂雞的“狗氣殺”，甚至搬弄是非，咬定閏土在草灰裡私藏了碗碟。
一篇《故鄉》，不僅刻畫了閏土的奴性，而且“雕琢”出楊二嫂甚于奴性的流氓性，這二者都是魯迅強烈批判的舊中國的國民性。
魯迅給楊二嫂起了一個綽号：“豆腐西施”。反諷的是，五十開外的楊二嫂，并無西施之美好，全是自私之刁蠻，充滿貪婪的算計，“算”出了另一個綽号“圓規”，“算”出了愚昧的邪惡——雖也身在底層，卻毫無向善之心。
“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說到底，無路可走的舊中國，有多少“閏土”，也就有多少“楊二嫂”。
“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國民，沒有向上向善的價值取向，是沒有希望的。” 越城區委宣傳部部長吳萍說，百年之後的魯迅故鄉，新時代的紹興人，不僅物質富裕，而且精神富有。
新時代精神負有的紹興人，與魯迅筆下令人窒息的窮苦、麻木、自私的人物群像，更是天壤之别。
“老吳熱線”，是越城區一個知名群衆性公益組織。創始人吳岩興是一位軍隊轉業幹部，1999年，他所在的企業倒閉，成了一名下崗勞工。2001年，他通過招聘考試，當上了所在社群的副主任。
吳岩興在工作中發現，群衆反映的困難也好、沖突也罷，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隻要耐心做工作，真誠地幫助，群衆都會滿意。
從挨家挨戶走訪社群1743戶居民到自學法律知識幫助群衆排憂解難，從免費為群衆修水電到給“空巢”老人代購物品，吳岩興做了一張聯系卡，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聯系方式和承諾：凡是難事來找我，盡心盡力幫助你。
“老吳熱線”名氣大了後，群衆不但是生活上的困難找他，就是鄰裡糾紛也找他。社群有兩戶樓上樓下的居民，因為房屋漏水鬧了沖突，找到吳岩興後，他到兩戶人家一走訪，找到漏水位置，拿出解決辦法，“樓上住戶負責堵漏和為樓下住戶的牆面刷白，我來負責管道維修”，讓吵了幾個月的兩戶人家沒了話說。
真心幫助群衆，“老吳熱線”越來越“熱”。2010年，更新為“老吳熱線黨員互助工作室”，23名黨員莊嚴承諾：隻要在越城區範圍内，群衆有困難随叫随到。2017年，擴容為“越城區老吳熱線志願服務中心”，在全區設立了17個雷鋒驿站，超過400名志願者定點為有需要的群衆服務。“‘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我們這個公益熱線成立的初衷。”吳岩興說，這些年，遇到台風、洪水等災害，隻要雷鋒驿站一号召，站出來做公益的群衆就成百上千。
和“老吳熱線”一樣，在越城區還活躍着許許多多的公益組織，100萬常住人口的越城區，志願者注冊人數竟達13萬人。
早在國家推出“雙減”政策前，越城區歡樂慈愛義工團就開設了愛心課堂，後更名為多彩周末公益課堂，免費為少年兒童提供多樣化的素質教育教育訓練。
孫恒怡是紹興文理學院大一新生，她報名參加了多彩周末公益課堂，當起了志願者，利用周末為小朋友們講述紅色經典故事。
“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百年講話中把‘希望寄予青年’，我們當代青年就要擔當起這份責任，不負時代，不負韶華。” 孫恒怡說。
千年古城：打造“沒有圍牆的博物館”
“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别姓了，交屋的期限，隻在本年……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
《故鄉》中，魯迅對青少年時居住的古城描述得不多，但在他的其它作品，比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孔乙己》等，可以窺到江南小鎮的些許風物：台門建築、河流縱橫、士紳豪橫、農民恓惶……
相傳2500餘年前，越王勾踐卧薪嘗膽成就霸業後，派遣大夫範蠡“築城立郭，分設裡闾”，從此紹興在中國古城史上就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這座方圓9.09平方公裡的曆史名城裡，古老的帝陵、莊嚴的城門、巍峨的塔寺、幽深的庭院，無不散發着曆史氣息。
68歲的陶亞琴就住在離魯迅故居不遠的台門裡，小小的院落，有花有樹有井。從鄉下嫁到城裡的她，把院落打理得幹淨清爽。她說，“現在古城改造得越來越漂亮，我們每天都生活在風景裡”。
2020年起，紹興市開始實施“千年古城”複興計劃，拟投資300多億元，以全城申遺的标準，打造“沒有圍牆的博物館”。
“古城保護利用是一項綜合工程，更是一項民生工程。我們在保留老城區特色空間格局和肌理的基礎上綜合改造，補齊曆史街區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短闆。”越城區委書記徐軍說，除了大型文旅項目，還推動了多個老舊小區改造提升、台門保護利用、環城河治理等民生項目的實施。
“裡弄的馬路拓寬了，每家每戶的屋檐、門頭都統一修複改造，尤其是廁所等生活設施，簡直是千年的跨越。”陶亞琴說，她家的台門是兩戶共住，有150多年曆史，“趁着這次改造，我們徹徹底底搞了次大掃除，把上百年的破爛物品清理了出去”。
沿襲千年的傳統，紹興古城的台門建築，沒有鋪設下水道，因而既沒有衛生間，也沒有浴室，給邁入現代生活的古城居民帶來“時空交錯”的煩惱。“下雨下雪，要走100多米去倒馬桶，去吧擔心路滑摔倒，不去家裡又有異味；長時間不洗澡難受，隻得在天井裡拉個布簾，燒點水偷偷擦擦身子。”陶亞琴說。
和廁所浴室同步改造的，還有年久失修的屋頂，以及早已老化的線路，“現在住在古城，路上幹淨了，河水變清了，舒适感有了，安全也不用擔心。”陶亞琴說，“聽社群講，将來還要建設數字古城，看病什麼的都能在那個網上看，那日子好得不敢想。”
陶亞琴老兩口每月有8000元的退休工資，生活開支3000元，剩下的5000元就成了老兩口的旅遊經費。退休後，他們去過西藏、新疆、内蒙古，去年還去了九寨溝，“既然我們趕上了好時代，就得到處去看看好風景”。
“魯迅外婆家”：家家戶戶好才是真的好
“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
魯迅最後一次回鄉的路上，所見皆是了無生氣的村莊。魯迅筆下的故鄉村莊，除了《社戲》中主人公外婆家所在的“平橋村”還有着美好的童年回憶，其餘的往往破敗衰落。
而在現實中，魯迅的外婆家位于越城區孫端街道。無論是魯迅的家人，還是魯迅研究界的學者，普遍認為“平橋村”的原型，就是孫端街道的安橋頭村。
“過去村裡除了少數人家，家家戶戶都吃不飽飯。改革開放後，村民辦起了作坊，一開始做網線袋、編草蔸、孵豆芽……現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萬多元，還辦起了10多家企業。”村黨總支書記宣明德介紹說。
在“平橋村”，“雙喜”“阿發”都是搖橹的好手，而在如今的安橋頭村，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了轎車。2019年，安橋頭村建立了3A級景區村，新拓了停車場。“否則過年回來，大家的車都停不下了。”
但，宣明德也坦言，全村700多戶、2063人，一半以上在外經商，村裡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房子都是小洋樓，卻沒有多少有人住。村子是漂亮了，但總感覺少了點人氣。”
在安橋頭村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村頭一片遼闊的彩色水稻田裡，色彩各異的水稻拼成了一幅巨大的人物形象：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
“這是利用魯迅外婆家的獨特資源禀賦，規劃的鄉村振興文旅産業的一個元素。”負責營運安橋頭村的上海陸鼎集團董事長譚啟钰說，按規劃安橋頭村将盡可能恢複舊時的風貌和傳統文化活動，比如祝福文化節等，原汁原味再現《故鄉》裡的生活，打造《故鄉》的故鄉。
“鄉村振興，我們不能苛求村民都留在村子裡，但我們可以挖掘每個鄉村的獨特優勢，發展産業讓鄉村在留住人的同時吸引外來人流，最終實作鄉村的人财兩旺。”一手規劃打造安橋頭村鄉村振興工作的孫端街道黨工委書記李彰說。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畢業的李彰介紹，安橋頭村是紹興市首批确定的鄉村振興先行村之一，走的是一條“文化解碼——文學作品場景化再現——高品質業态資源助力”的文旅産業發展道路，“從今年的旅遊資料看，來的遊客超過了預期。”
“這些年村子的變化很大，群衆滿意度越來越高。”曾經當過13年村主任的魯阿良說。
魯阿良今年75歲，他的高祖父魯安久和魯迅的外祖父魯安滌是堂兄弟。魯安久族中行四，人稱“魯四老爺”。60多年前，魯迅的妻子許廣平來安橋頭村會親時，還和魯安滌的孫媳婦見了面，小魯阿良也擠在人群裡看過熱鬧。
是以，有不少人認為，《祝福》裡的“魯四老爺”就是魯安久。魯阿良說，“魯四老爺”的酒作坊生意，在兒孫輩的操持下，一度遠銷到了東南亞。“雖然家裡不缺錢，但日子也不好過。解放前，他的父親在求學返鄉的途中，就好幾次被綁架。贖金沒少拿，人還每次都挨了揍，受了驚吓。”
“一家好并不好，家家戶戶都好了，才是真的好。”魯阿良說。
名士之鄉：永别了，孔乙己！
魯迅在《孔乙己》中，塑造了一個在酒肆“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嗜酒如命，除了在鹹亨酒店成為“短衫主顧”取笑的對象外，孔乙己并不被外人所關注。而且，他顯擺文化，比如茴香豆的“茴”要鼓搗出四種寫法，換來的是嘲笑和譏諷。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通常對《孔乙己》都這麼解讀。但這很可能是誤讀，魯迅對孔乙己其實同情，如果說“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涼薄的旁觀者。著名學者孫伏園回憶，魯迅曾就《孔乙己》告訴過他，此文之目的主要意在凸顯社會對于孔乙己這種苦命人的涼薄。在那個時代，有文化的孔乙己，同樣難逃悲慘；而“孤獨者”魏連殳，迷惘、彷徨，死後“口角間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據老輩人回憶，當年紹興城裡，像孔乙己這樣境況凄慘的人不在少數。“如果孔乙己生在當今，也能學有所用，說不定還能成為學者、教授呢！”
的确，如今的鹹亨酒店，再也見不到孔乙己那樣窮困潦倒的顧客，多見的是新時代品嘗新生活的紹興人。
新時代的紹興，對文化，對文化人，充滿了尊重。“鑒湖越台名士鄉”，這座千百年來人傑地靈、名士如雲、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重拾尊重知識、崇尚文化的優秀傳統，成為獨一無二的“軟實力”。
在紹興，我們見到了何琳爾。這位紹興市廣播電視總台的制片人，一手創立了“紹興朗誦群”，來自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聊友”每天都在熱情地讀着美文與詩歌，探讨朗誦的技巧、交流讀書的感受，為正能量“鼓與呼”。 “紹興朗誦群”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公益性網絡朗誦團體。今年為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紹興朗誦群”組織了一場有一場贊頌黨的豐功偉業的朗誦活動。何琳爾說：“我們發自内心的感恩偉大的黨。沒有共産黨，紹興一定還到處都是孔乙己，哪能像我們這樣盡情釋放對美好生活的歡欣？”
在紹興，我們還見到了低調的黃震。這位主業是外貿的商人，幾乎把所有業餘時間都埋首于契丹、女真文字的研究。
法律專業畢業的黃震曾在紹興市檢察院工作，1997年辭職幹起了外貿，挖到“第一桶金”後，逐漸拓展到房地産開發行業，事業越做越大。
“周圍朋友研究古代書畫、瓷器的比較多，受他們影響，2000年左右我也開始了古代文化的研究。”黃震說，2008年，在内蒙古開發房地産期間，偶然接觸到據說是契丹文字的書籍，萌生了研究這些文字的想法。
“這是一個絕對冷門的學科。”黃震介紹說，1922年，一位比利時傳教士在内蒙古發現了一塊刻着古文字的石碑，後來這塊石碑的照片流傳到歐洲，有德國學者認為是失傳的契丹文字。但發現這些契丹文字近百年來，受限于研究資料和研究人員的不足，契丹文的研究沒有太大的進展。
“當時的感覺是，這是老天給我的機會，讓我看到了這些文字，我覺得有責任把它研究出來。”黃震至今回憶時仍難掩興奮，10多年來，他收集了散落在民間的近萬冊契丹、女真、西夏等的書籍和佛經，一頭紮進了古代民族文字的研究。
“這幾個少數民族政權先後與北宋并存，他們都曾大規模組織人力物力翻譯漢文化典籍和佛家經書，其中有一些流傳到今天，這些珍貴的古籍善本尤其是部分契丹（漢）雙語典籍，用事實證明了宋代漢文化對周邊民族政權的巨大影響力。”黃震說，這些年來，他已經整理出版了契丹、漢雙語版的《史記》和《女真文詞彙》兩項研究成果。
“越是深入研究，越是對我們的文化充滿自信。北宋的軍事并不強大，但漢文化卻被各民族政權競相學習，充分說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黃震說，今天中華民族正走在複興的道路上，我們不僅要有文化自信，而且要研究如何讓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助力民族複興的偉業。
“我比孔乙己幸運得多，即使這項研究在全國沒有幾個人，也沒有人嘲笑，反而收獲了許多粉絲。”黃震目前正在多方奔走，讓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廣泛認可，“我沒有獨占這些寶貴資料的想法。隻要國家需要，我可以把它們捐贈出來。”
14億人走在大路上
8月15日，我國首條民營控股高鐵——杭紹台鐵路進入竣工驗收階段。這條高鐵，在紹興設紹興北、上虞南、嵊州北、嵊州新昌等車站，将連通滬昆、商合杭、甯杭、杭黃、杭深高鐵，接入長三角高鐵網，紹興進一步融入長江經濟帶。
“百舸千舟搖搖搖，一河兩岸橋橋橋。”水道縱橫的紹興，乘舟（烏篷船）出行曾是紹興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1919年底，魯迅最後一次回到紹興，有人按照《魯迅日記》作了計算，從北京到紹興，路上用了四天三夜的時間，使用了火車、船和轎子三種交通工具，其間還要在天津、南京、上海和杭州中轉。
“十三五”期間，紹興市交通實作跨越式發展，綜合交通建設投資達到1137億元，杭甬和杭長兩條客運鐵路專線建成通車，市内軌道交通實作“零”突破，高速公路營運裡程達到535公裡，在浙江省率先實作“縣縣通三條以上高速”。
百年之後，魯迅故鄉的巨變不僅是交通。
就在曹娥江畔，曾經輝煌的紡織業“染缸”、醬貨産業“醬缸”和傳統黃酒“酒缸”組成的老“三缸”，正變成代表紡織印染的“布片”、內建電路的“晶片”和生物制藥的“藥片”這新“三片”，紹興走上了高品質發展道路。
魯迅故居所在地的越城區，通過內建電路、高端生物醫藥這兩大“萬畝千億”新産業平台，承接國家重大項目落地，集聚起一批影響力大、帶動性強的标志性項目。
而整個紹興，城市經濟綜合實力，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位列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的前列。近年來，紹興一手抓傳統産業改造提升，一手抓新興産業培育發展，高品質發展之路越走越穩、越走越寬，以全國萬分之八國土面積，創造出全國千分之六的生産總值。
百年中國，滄海桑田。魯迅故鄉不僅小康，走在共同富裕的大陸上，更在于人的表情，早已不是阿Q、閏土、祥林嫂的模樣，而是 “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的模樣。同一片土地，同一個民族，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于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中國道路。
“黃金時代，不在我們背後，乃在我們面前；不在過去，乃在将來。” 站在魯迅故鄉，回望百年巨變，品味 “民族魂”的寄語，我們對踏上第二個百年新征程的中國，更加充滿信心。正如曆史學家湯因比曾這樣期望：“如果中國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辟出一條新路，那麼它也會證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方立新、黃書波、馮源 參與采寫：潘金潔瓊、袁偉江、金亞萍、王思佳）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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