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間諜，人們的腦海總會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史。
日軍憑借許多間諜提供的情報，對中國軍隊實施毀滅打擊，并在農業、商業和工業進行不同程度的破壞。
可以說當時的國人對每一個日本間諜都是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剝。
但是，卻有一些日本間諜讓國家和人民都敬佩他們，他們不顧危險，舍身取義地為我軍提供重要的情報，甚至改變了二戰的世界格局。
而培養這些“紅色日本間諜”的人卻是日本人激進分子親自請去當老師的中國共産黨員——王學文。
如果當時候的日本政府知道王學文的身份的話，肯定說什麼也不會讓他來，因為就是這樣的烏龍，導緻日本大量重要情報像雪花一樣落在我軍作戰室的桌上。
王學文，本名王守春，别名念先、思雲。
1895年5月，在江蘇徐州一個藥材商人的宅子中，他出生了。
因為父親常年走南闖北是以眼光老辣，覺得在那個時代孩子出國留洋歸來可以獲得更高的成就，就這樣在老家上了兩年私塾的王學文，在1910年便被父親安排去日本東京的同文書院進修，兩年後轉入第一高等預科讀書，和郭沫若成為了同班同學。
1915年畢業後進入第四高等學校，而此時的王學文也年滿20歲。按照中國的習俗，王學文該成家立業了，于是老家的父母便給他定下一門親事。
小家碧玉的劉靜淑成了王學文的終生伴侶和無産階級革命道路上的好同志。兩人在家鄉簡單地辦了婚事，便一起去了日本定居。
1921年至1927年，王學文在京都帝國大學攻讀大學學位，因為導師是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宣傳者河上肇，是以王學文對馬克思主義很有好感，認定馬克思主義才是科學，特别是理論中對闡述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王學文的人生思維啟發很大。
在京都帝國大學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王學文在業餘也參加了許多由進步學生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對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又上升了一個階段。
每次讨論出許多結論之後，王學文都會記筆記等事後會不斷思考，同時也會買許多書籍來參考驗證。但王學文當時生活拮據，家裡每個月寄過來的生活費，完全不夠一家五口維持生活和付房租（當時王學文已育養3個孩子），更别說買書了。
也幸虧王學文的妻子劉靜淑賢惠，廣結善緣，京都真如寺的和尚對他們很照顧，在王學文一家沒錢付房租時接濟了他們一家，在極樂寺給他們安排了一間房子，免費讓他們居住。
在落實了房子之後，妻子劉靜淑也接了一些手工活之後，從那以後妻子每個月都能從生活費中擠出10日元供王學文購書。
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蔣介石下令對大量進步人士和共産黨員進行追捕和屠殺，中國無産階級革命一下子進入低谷期。聽說了這件事的王學文并沒有萎靡不振，反而逆流而上，在東京帝國大學毅然加入中國共産黨，并放棄了博士學位，準備回國參加偉大的革命運動。
但經濟困難的王學文連回國的路費都沒有，導師河上肇知道王學文的心志後，便伸出援手贈予他200日元作為歸國費用。
就這樣，五月底，王學文終于帶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他心心念想的祖國，接着一路兜兜轉轉由上海來到了武漢。并被由共産黨和國民黨合辦的海外部部長聘請擔任主編，負責編寫《海外周刊》。
随後七一五事件爆發，國共分裂，王學文無心編寫新聞，聽到周恩來準備在南昌起義，王學文便趕過去參加，但因路上耽擱是以沒追上部隊，無功而返。随即便失落的準備回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繼續從事黨的工作，組織更多同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為黨的事業增添新鮮血液。
在離開武漢趕赴日本時，台灣籍的中共黨員楊春松邀請王學文去台灣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于是，1927年9月中旬，王學文來到台灣，不巧的是他剛抵達台灣時，楊春松因舉辦了反日抗租活動被台灣當局抓捕入獄。
多虧趙港等當地進步人士和文化協會熱情招待，王學文在台灣待了近一年。在這期間，王學文走遍了大半個台灣，每到一處，他就開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會，在會議結束後都會與積極分子促膝長談，介紹大陸和台灣的革命形式，鼓勵他們堅持鬥争。
由于，台灣還在日本殖民當局的控制下，聚會的次數和人數并不多。但王學文理論知識功底深厚，講解都是深入淺出，簡單易懂，而且為人正派，王學文便被台灣積極分子親切地稱為”中央代表”，以示尊重。
可以說，王學文是第一個在台灣宣傳馬克思主義，稱他為台灣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家都不為過。當然，在他的鼓勵下，台灣許多有志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鬥争，走上革命的道路。
話分兩頭，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後，野心空前膨脹，企圖吞并中國擴張日本帝國版圖，打造新型亞細亞格局。于是日本參謀長川上操六和負責諜報工作的荒尾精計劃，準備開設“日清貿易研究所”，一所明面是中日友好交流的學校，背地是培養日本青年間諜的機構。
成立機構的目的不言而喻，試圖讓日本青年特工從小潛伏在中國各行各業，從内部進行瓦解和分裂，更友善日本帝國侵吞中國。
1893年6月，150名青年間諜作為第一期學員正式從日清貿易研究所畢業。在畢業典禮上，日本右翼勢力教育學家根津一向學員說出帝國主義的野望：“日清之戰迫在眉睫，此戰為帝國崛起第一戰，諸君通曉華語，有多少熟悉中國事，是以希望諸君可以暗察敵國軍情民情，為帝國效力。”
這150名精通漢語的間諜感受帝國對他們的期待，深受鼓舞。他們蓄起辮子假裝成中國人潛入了清王朝的各行各業，并定期将自己觀察情況彙總成論文傳遞給荒尾精。
就這樣，因為間諜情報的輸送，日本輕易地找出了清王朝的弱點所在，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吃到間諜情報甜頭的日本軍方，也意識到間諜的重要性。
是以，在中日甲午戰争之後，當兩江總督劉一坤向日本參謀本部提出，希望能聘請日本專家到中國培育新式人才時，日本參謀本部像打了雞血一樣急忙同意，不僅出人出錢，還讓提供許多裝置和技術。
東亞同文書院
1900年5月，南京同文書院在這樣的協定中誕生，諷刺的是，曾揚言要用間諜毀掉中國的根津一正是這所學院的第二任院長。
後來，因為政治原因，1901年，學院搬遷到上海并更名為“東亞同文書院”。而這所讓清王朝給予厚望的學校，并不能給清王朝帶來強大，反而學校的日本間諜打着中日友好的口号潛入清王朝，伺機在最關鍵的時候給清王朝一記重擊。
東亞同文書院的院長為了讓學生更加了解中國文化，決定從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中國人中招一批老師來學院任教。
而在日本有着多年求生生涯的王學文成為他們的招聘對象之一。隻是令他們想不到的是，這位在日本定居生活十來年的王學文卻是早早就已經加入中國共産黨，始終在為黨的事業到處奔波。
王學文在得知自己被這所間諜學校邀請執教時，内心萬分激動，向上級周恩來同志送出了自己想要進入學院并策反一些日本間諜來為黨服務的計劃。經過周恩來等人的嚴密讨論，準許了王學文的計劃并讓他小心行事，情況不對及時撤退。
就這樣王學文順利地進入學院，因為學識淵博，對日本和中國文化都有很深的見解，于是學院對他很是看重，不僅升他為研究所教授也給他很多特權。
王學文憑借自己的身份和權利很輕松地就吸引了一批對馬克思主義有興趣的學生，并且還把一些平日對東亞同文書院行為反感的學生也拉了過來。慢慢的王學文把這些人一步一步發展成為了“中公諜報團”，團内成員以中西功、西裡龍夫等10餘名青年為代表。
如果日本政府知道了王學文在他們的間諜學堂開展“諜中諜”計劃的話，一定會後悔聘請王學文來執教，可是上天總喜歡捉弄人，這所專門為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培養間諜的學堂，硬是被王學文發展成了為中國提供情報的學院，在後期出現了一批反日的共産黨成員，并且還源源不斷的把日軍的機密情報傳遞到我軍手中。
尤其是以中西功為首的中共諜報團，在隐蔽戰線立下汗馬功勞。
革命永遠不可能一帆風順的，中西功等人的高調活動早早地就被特高課盯上了，中西功等人是以被拘捕關押9日并停學一年。然而在重見天日後的中西功并沒有“迷途知返”，反而重操舊業，伺機擷取日軍機密情報。
同年，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入侵上海，不料遭到中國軍隊沉重打擊，入侵部隊損失殆盡，情急之下日軍便動員在滬日本僑民參戰。中西功一邊率領日支同盟團搜集情報，一邊開展日本學生“不參戰運動”。在他們的努力下，日本政府被說服，安排學生撤離回國。
在回國的輪船上，一個人的出現影響了中西功的一生，他就是尾崎秀實。此人大有來頭，不僅是共産國際遠局情報員還是著名的“紅色諜王”理查德·佐爾格的助手。
回國後，兩人因為有着同一信念和文化背景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密友，随後根據自身優勢開展了一系列的諜報工作。
東亞同文書院學生
由于尾崎秀實對中國文化較為了解，早年被日本參謀本部部長招聘為助理，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權力，讓中西功進入了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進入機構的中西功，因為職位原因可以更友善的浏覽許多情報，甚至可以随意去機密檔案庫調取日軍最高機密。
每天中西功摘抄一些情報，然後傳遞給尾崎秀實、佐爾格的手裡。這些情報經過篩選、分析、彙總後，有價值的部分一方面由佐爾格發往莫斯科，一方面會由中西功通過日支鬥争同盟發往中共上海局。
1934年，中西功因職位調動來到了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任職。上海可以說是中西功的“第二個家”，憑借廣大的關系網，中西功很快就建立起一套針對日本的情報系統。因為情報系統使用得當，日軍在華南華北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報，絡繹不絕的從上海局發往延安。
當然為了不讓自己暴露，中西功會根據自己收集的情報編寫一些根據有關中日關系走向分析、日本對華政策與國際影響等方面的論文，來擷取日本高層的信任。
因中西功文筆紮實，寫的論文可行十足，為此得到了日本高層的注意。再加上尾崎秀實的人際關系，中西功成功地進入到日軍的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特務部，成為了日本帝國主義諜報機構的“紅色特工”。
中西功
中西功在機構裡利用自己的權限和手段，輕易地獲得日軍絕密資料庫的許多情報，其中就包含占領區的軍力部署、僞軍的組建、謀劃策反國軍将領等正常情報無法獲知的絕密檔案，通過摘抄和拍照全部發往延安。
李雲，一位曾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進階特工證明中西功情報的重要性。他說：中西功傳遞的情報詳細得就人感覺親自參加了日軍高層的會議。大到各戰區日僞軍的分布情況、武器配置、指揮體系及行動方針，小到特高課對抗日政權和大後方官員的暗殺情況也都摸得門兒清。
可以說，中西功的情報讓人民軍隊可以在敵後方安全活動，并數次粉碎日僞的掃蕩和圍剿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西功的帶來的情報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功勞，他讓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後逼得日軍為了擷取更多戰争資源，而迫不得已發起太平洋戰争，讓日本軍國主義走向滅亡。
好運不會一直眷顧一個人的，1942年5月，中西功終究還是被特高課從蛛絲馬迹中發現了問題并遭到逮捕。随着中西功被捕，我軍一時間難以獲得進階情報。
于是，1942年下半年，八路軍僅在戰鬥中便陣亡6.4萬人，相當于兩個國軍滿編軍的總人數，算下來平均每天有兩個連的人數犧牲，就連左權等進階将領也未能幸免。這些巨大的犧牲，正好能反襯出中西功的情報網對我軍的重要性。
時間已經來到了1945年，因為日軍的瘋狂行動，美軍對日宣戰，在廣島、長崎兩地投下原子彈，日本就此投降。美軍上将麥克阿瑟入駐日本，對日本的政治經濟進行一系列整改，并下令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這樣一來，中西功還沒來得及被處以極刑就被釋放，出獄後中西功便隐姓埋名的生活，直到1973年壽終正寝。
而這位将他們帶入無産階級革命道路上的王學文，一直在學校從事繼續教育新一屆“紅色特工”，不斷為我軍提供新情報，新的“特工血液”。
周恩來與王學文
直到1938年奉命撤離上海前往大後方——延安。之後擔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副院長兼教務處處長，每天在主持院務的同時，也不忘親自給學生們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為黨培養一批知識理論紮實的人才。
1940年，王學文調任中央政治敵工部部長并兼任敵軍工作幹部學校校長。他組織上司機構小組對日軍官兵進行秘密争取和對日俘的思想教育改造，對來根據地的日本進步青年加以指導，期待他們回國可以影響更多人。
開國後，王學文擔任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中央黨校講授自己的專業——政治經濟學，并緻力于研究《資本論》和财政經濟問題，撰寫學術論著，這些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更深一步的影響。
雖然，王學文的學術觀點在一段時間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在1982年5月，首都為他正名，舉辦了一場隆重的表彰大會。
1985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回想現在，學生們可以安心在教室上課，社會精英可以安然在辦公室思考未來，國家可以強硬得對不公平說不，都是歸功于革命先烈的無私奉獻和英勇犧牲。
沒有他們在戰場上會頭顱灑熱血，就沒有勝利；沒有他們的艱苦奮鬥哪有我們現在的安居樂業。
他們為和平和祖國的強大流盡最後一滴汗，最後一滴血，是以，現在的幸福是來之不易的，做新時代的我們要弘揚革命先烈們的英雄精神，更加加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謹以此文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
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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