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軍打仗自古以來都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以現在的角度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對于當的紅軍而言，實際上是一個很大難題，因為他們不但沒有民國政府的撥款，還整天被蔣介石圍剿，既要打仗，還得解決吃飯的問題。有的讀者會說：“紅軍不是打土豪，分田地麼”。紅軍對這個政策也是控制得很嚴的，不會随便靠這種方式解決生存之道，打一次土豪所得到的糧食，即使全部充當軍糧，這麼多人吃飯維持不了幾天，另一方面是把田地分給天下沒有土地的勞苦大衆耕種，糧食也分給了老百姓，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支援。同時也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否則，涸澤而漁是沒有辦法堅持到革命的勝利。
是以解決幾萬紅軍的後勤問題，絕對是一個綜合性難題，因為所面臨的不僅僅是穿衣吃飯，還有槍支彈藥、醫療衛生、文化宣傳，沒有一個得力的人和有效的營運制度，根本無法運轉起來，紅四方面軍有幸得到這麼個好“管家”，他就是鄭義齋。
鄭義齋原名鄧少文，河南許昌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1930年，為開展工作，鄧少文改名鄭義齋，在上海開辦了義齋錢莊。1932年，鄭義齋離開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蘇區工作。
在鄂豫皖蘇區，鄭義齋身兼數職，既任蘇維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農銀行行長，又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還兼任兵工廠和造币廠廠長。紅四方面軍千裡轉戰來到川陝，從部隊的後勤給養到後勤基礎設施建設再到全蘇區的經濟發展全都靠他統籌規劃、運籌帷幄，和在鄂豫皖蘇區一樣，鄭義齋成為名副其實的川陝蘇區紅色“大管家”。
鄭義齋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部隊入川後，一萬多人每天的吃飯是首要問題，一天少說要消耗一兩萬斤糧食，随着部隊的擴大，每天的糧食消耗不斷上升。各部隊首長一見面就沖着他要糧食。鄭義齋為了糧食問題焦頭爛額，到處奔波調查研究，尋找辦法。他很快發現一個問題：
以往部隊每打下一處地方，總是把地主土豪的糧食就地分給窮苦百姓，自己随身攜帶的糧食最多不過維持三五天。部隊行軍作戰流動性大，不可能背着糧食行軍打仗，都是走到哪裡吃到哪裡，這就給後勤部門的糧食供應造成極大的困難。
建立蘇區後，部隊的活動範圍都在面積不大的蘇區裡，部隊的活動也有一定的規律，隻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糧站，就能有效緩解部隊糧食供應問題。
通、南、巴是山區，這裡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裡，每年的糧食收成絕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裡，窮人則一無所有。為了度日，老鄉們在房前屋後、岩壁陡坡等不能種植糧食的犄角旮旯種一點紅苕、洋芋，荒年時就不至于餓死。
現在，把地主土豪的糧食全都分給當地百姓，他們也是收藏在家裡，到時部隊無糧還要向老鄉買。鄭義齋向總部提出：打土豪破倉分糧時，隻給最窮的人家分一部分糧食，大部分糧食集中起來，由總經理部在全蘇區設立多個糧站和轉運站，站與站之間距離不要太長，同時在各基層蘇維埃組織一支運輸力量，保證部隊無論在哪裡集中作戰，都有飯吃。
這樣部隊也不會與民争食，同時也使闖入蘇區的敵人得不到糧食而處于困境。他的建議很快得到實行。在鄭義齋的指導下，總經理部形成了一個糧食供應體系，有總站、分站和具體的供應點。
紅四方面軍好幾萬部隊在川陝兩年多，幾乎天天打仗，因為有了糧站供應體系和運輸隊，也基本解決了部隊的吃飯問題，即便是像反“六路圍攻”這樣持續十個月的大仗，部隊也維持了基本糧食供應。鄭義齋的糧站供應體系為戰鬥勝利和部隊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要解決糧食困難，根子還在生産。長年的戰亂，導緻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蕪，有些地方，基本上不種糧食，而是種鴉片，讀《白鹿原》時，書中上就有這些情節。
為了改變這種現狀，鄭義齋帶頭發動群衆，号召“人人動手，開荒種糧”，于是家家戶戶的屋前屋後都開始種瓜種豆，想盡切辦法解決糧荒。
徐向前、陳昌浩非常重視鄭義齋的建議，訓示紅軍各級政治機關協助政府開荒種田，毀煙種糧。
川陝省委也為此專門下達相關訓示，号召蘇區群衆“多種糧食、多種蔬菜、多喂牲畜”，經過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蘇區的糧食生産有了明顯的發展，部隊糧食供應困難的局面得到緩解。
食鹽也曾一度是一個嚴重問題。經過儀南戰役後，紅軍占領了部分鹽場，但是有的鹽場主在逃跑之前，為了不讓鹽井落到紅軍的手裡，蓄意将鹽井破壞掉。
鄭義齋一得到消息，立即帶人趕赴鹽場，修複裝置，組織恢複生産，同時動員地方黨組織組成運輸隊，把所有存鹽運往後方，既可以供應給軍隊食用，又可以把食鹽當商品與當地群衆換糧、換布之用。
關于鹽，鄭義齋和徐向前之間還有一段故事。
鄭義齋與徐向前是老戰友了，兩人關系很好，有一次，鄭義齋在徐向前處商量工作，到了飯點，徐向前留鄭義齋吃飯。夥食非常簡單，隻有一碗米飯，兩盤青菜，蒸了幾個洋芋。鄭義齋吃了一口菜，一點鹽味都沒有。他立馬意識到蘇區極度缺鹽，紅軍缺鹽非常嚴重，連總指揮的盤子裡也沒有鹽，自己作為紅軍總後勤部長，鄭義齋覺得自己工作沒做好，這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三天後，鄭義齋設在敵占區的地下交通站送來了一批鹽。鄭義齋見到這包鹽就如同見到黃金一樣，捧手裡反複掂量。針對這包起鹽同時拟訂了非常詳細的配置設定方案，特别交行留一小包，立刻派警衛員立刻給徐向前送去。不一會兒警衛員就回來了，那包鹽竟然沒有送出去，還帶回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内容大意是：自己已經有了鹵水鹽，把鹽留給鄭義齋自己。
看着徐向前的信，鄭義齋心裡一陣難過。想了一會，他再讓警衛員将鹽送到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醫院院長周光坦從得知這包鹽的來曆後，非常感慨，把這鹽的故事告訴了住院傷員們，傷員們感動成萬分，一部分受傷較或快傷愈的傷病員當場就要求出院傳回部隊，經檢查，共準許了十六名傷員傳回部隊。這件事一下子傳開了，成為川陝蘇區的美談。
紅軍入川前，川北的經濟凋敝，根本沒有像樣的工業，勉強稱得上工業的，也隻是那幾家軍閥和資本家自己創辦的小型兵工廠，而民間的那些工業，隻是一些制作小型農具、酒、火紙、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鄭義齋的籌劃下，首先創辦的是各級軍需工廠。
鄭義齋将軍工企業分為方面軍、軍、師三級軍械修理廠、所，軍、師修械所負責修理槍和毛病較小的機關槍、炮，軍、師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軍總經理部修械廠修理。軍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鄭義齋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設法尋找當地的技術勞工，把他們請來安排在軍、師修械所和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
自從攻占達縣繳獲了劉存厚的軍工廠和造币廠後，鄭義齋太興奮，連夜與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一起趕往達縣，親自組織搬運機器裝置和原材料。機器是要人來操縱的，有了機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縱機器的技師，機器可以搬走，要搬動技師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
鄭義齋同達縣黨組織一起，給原兵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勞工反複宣傳我黨的政策，積極動員勞工們、技術人員參加革命，為紅軍制造槍彈。最終，連廠長何陽洲在内的幾乎全部原來的軍勞工員都進入了根據地，蘇區軍事工業隊伍得到了壯大。在鄭義齋上司下，紅四方面軍很快在通江苦草壩等地建立了紅軍的軍工廠、修械廠、紡織廠、鬥笠廠，連造船廠都有，蘇區的軍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
1933年1月，總經理部将鄂豫皖根據地遷過來的軍工廠，設于通江城附近的苟家灣，原有工廠一百餘勞工，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修配槍械和裝配彈藥，成為蘇區軍工生産的基礎。
宣達戰役的勝利，紅軍繳獲了軍閥劉存厚大量機器裝置和原材料後，我軍軍工廠規模迅速擴大，人數達到一千餘人，一百三十八台機床，工廠廠房分布于苟家灣十餘座民房内。
1934年3月反“六路圍攻”收緊陣地，苟家灣兵工廠遷到草壩鑼坪，建成了一家紅軍鑼坪軍工廠。工廠廠房占地面積達二十四萬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間。工廠由原劉存厚軍工廠廠長何陽洲任廠長，負責技術指導。全廠分設兵器制造廠、子彈廠、炸彈廠、制藥廠及一槍房、二槍房、三槍房等生産部門。
從反“六路圍攻”到撤離川陝蘇區的一年多時間，這家的兵工廠共翻造子彈一百多萬發、産生手榴彈一百多萬枚，修理了兩百餘挺機槍和兩百餘門迫擊炮，有力地支援了前線作戰。
此外，還有各類中小型的兵器制造廠如長赤禹王宮兵器廠、巴中綜合工廠、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紅九軍随軍兵工修配廠、江口紅軍鬥篷廠、軍械修理所、南江縣造槍廠、石廟子兵器廠、正直兵器廠、陳家灣兵器廠、文昌宮鐵工廠、粉市梁鐵工廠和樂台寺鐵工廠。
正是在這些不起眼各家小工廠，勞工師傅們日夜不停為紅軍戰士打造了大刀、長矛等冷兵器，基本保證了紅軍部分槍支彈藥和全部冷兵器的供應。
除吃飯、兵器外，穿衣是部隊面臨的第三大問題。入川之初，部隊千裡轉戰，一路又無補充，軍裝破爛不堪，入川時又是隆冬，數萬部隊的軍裝成為一大問題。鄭義齋認為，僅靠總經理部一家被裝廠，生産、運輸都成問題，他将方面軍被服廠拆分到各軍、師經理處，成立被服分廠，按照相同的規格組織生産，各軍、師共同參與軍用被服的生産，也減少長途運輸的困難。
進入川陝後，紅軍隊伍迅速擴大，服裝供應問題再次尖銳起來，很多軍、師長找到鄭義齋：
擴大紅軍要有軍裝，沒有軍裝，人家不願意來。你給我多少套軍裝，我就能擴大多少紅軍。
徐向前、陳昌浩也專門過問軍用被服供應問題。
鄭義齋将被服廠拆分成三個工廠，進行了統一籌劃，給三個工廠分工，分别制作冬夏軍服，大力保障部隊的供給；為解決原料布匹的貨源，組織在全蘇區設多個點收購土布，同時也通過蘇區邊沿地區商販采購布匹。
經過努力，全軍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統一供給。
1933年1月，總經理部在通江縣城郊南嶺、蹇家山建立了紅四方面軍被服總廠，全廠有男女工三百餘人，但隻有兩台縫紉機，絕大部分軍裝靠手工縫制。1933年10月宣達戰役勝利，将繳獲軍閥劉存厚大量機器裝置和軍需物資運回通江，紅軍被服總廠的男工廠擴大到三百餘人，編為一個連，縫紉機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産軍裝六百五十套；女工廠擴編為婦女工兵營，營長林月琴、政委王澤南，下設三個連，總共約五百名女戰士，其中一、二連駐通江生産，三連駐巴中恩陽河被服廠生産，主要生産軍服、八角軍帽、軍鞋、挂包、子彈袋、綁腿帶等。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期間，被服總廠曾轉移到通江苦草壩、得漢城、瓦室鋪等地堅持生産。1934年12月随軍西撤參加長征。
1933年2月，紅四方面軍紡織廠建于通江苦草壩，初期隻有幾台織布機。1933年10月宣達戰役勝利後，将繳獲劉存厚部的織布機全部充實到該廠，增加了四十七台織布機，一百餘勞工。這家廠還能生産寬幅和窄幅兩種布匹，可以為被服廠做軍衣提供原料。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紅四方面軍的将士們個個都衣着光鮮的原因之一。
1933年2月，紅四方面軍在通江苦草壩建了染整廠，有一百餘名勞工，主要任務是把收購來的和紡織廠生産的粗布和細布進行漂染，然後送到被服廠做軍服，一部分送蘇區造币廠印制布币。
1933年7月，還在通江縣蹇家山建立彈花廠，有彈花工三百多名，工廠編成營級機關，下設連、排，彈出的棉花主要交被服廠縫制被子和棉衣。
1933年春，還在通江苦草壩建立鬥笠廠，1934年初遷通江碧溪場，與碧溪織布廠和鐵工廠合并一個工廠，編成了三個連，每個連一百五十餘人。經過兩年多生了兩萬多頂鬥笠。
1933年3月，在通江城外南嶺建立皮件廠，勞工七十餘人，主要生産子彈袋、手槍套、槍背帶、馬辔頭、馬刀鞘、檔案包、皮鞋等。
在鄭義齋上司下，川陝的軍需工業得到迅速發展，保障了紅軍軍需供給，為支援革命戰争做出了巨大貢獻。
除了軍事工業外，民用工業也有了恢複性的發展。1933年，中共川陝省委在《紅五月工作決議》中号召：
“各處開辦各種手工業工廠，特别要發展對紅軍和工農群衆日常需要的物品的生産。”
紅軍總經理部、保衛局配合各縣經濟公社，在通江鋼溪河、南江大黑灘等地，建立了鋼鐵廠和煤廠。當時規模最大的通江鋼溪河鐵廠有八個分廠，兩千多名勞工，兩年時間生産鐵近兩百萬斤。南部的鹽場，江口的水煙和酒，旺蒼的煤礦，南江、通江和萬源有煤鐵廠，大大小小的紡織廠、造紙廠、木工廠、草鞋廠、縫紉社、篾工廠、織布廠散布在整個蘇區，已經有近萬勞工。
川陝蘇維埃政府在《财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中明确規定：“獎勵開辦各種工廠與企業，歡迎各類人士來投資，無論是蘇區還是白區，各種資本都可以自由經營。隻要嚴守蘇維埃法令，允許商店、工廠自由營業，而且加以保護，利用他們來供給蘇區的需要和發展蘇區的生産。”
在這些政策的鼓勵下，雖然蘇區戰火連天，但私營工業和銷售工業逐漸恢複和發展。除了工業企業外，交通運輸、郵政、電信也逐漸起步。
紅軍所在的地區崇山峻嶺，交通非常閉塞，各縣區鄉之間的交通隻有羊腸小道，全靠人力肩挑運輸。有水路，隻有幾條主要河流可以通行，而且最大隻能通行一噸左右的木船，整條河流灘多水急，非常危險。每一年還有枯水期，枯水期就得停開好幾個月。
交通運輸條件太落後了，無論是紅軍的行動還是經濟發展、物資交流運輸，都帶來了嚴重不便。是以，川陝蘇維埃政權剛建立，第一件大事就是動員群衆，配合紅軍戰士，建設交通路線。
在統一規劃下，修建了巴中、南江、通江、巴中、江口阆南的四大交通幹線，把這些區域連成了一體，為蘇區内外物資運輸的流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933年初，紅軍和當地蘇維埃，先後在通江毛浴鎮、南江沙河、巴中城西門外，修建木橋，最大橋為全長一百多米，寬兩丈餘的毛浴紅軍浮橋。橋分三層，最下面用慈竹捆子與木船，中間用木方，最上面鋪上木闆，所用來捆綁的纖藤全部用石灰水煮過，非常結實。
1933年12月，反“六路圍攻”開始，為有利于部隊機動，巴中道蘇維埃政府主席聯席會議作出決定：各級蘇維埃在各交通要道，設立交通站，接近河邊一帶的地方，馬上把船工集中，制造大批的船，動員群衆在各地多架一些橋梁，改造一些道路。
巴中、長赤、紅江、江口等縣蘇維埃組織群衆修築了多條通往區、鄉的道路，如清江渡到通江、通江煙溪場到涪陽壩的幹道山路，通江沙溪嘴到苦草壩、南江八廟垭到大河口到涪陽壩的橫山便道等。
其中最著名的為從通江到江口的“漢中大路”，有些路段還鋪上了石闆，成了石闆路。紅軍在南江北極鄉還在石頭上刻了一條智語：
“自古崎岖路，向陽坡培修大道。”
經過紅軍和群衆的共同努力，以巴中、通江為中心的川陝四大交通幹線在蘇區形成，即由巴中到南江，巴中到廣元、萬源、宣漢、達縣，通江到巴中、江口，通江到營山、渠縣。
當時的紅軍作戰基本都在蘇區境内進行，所需要的糧食、彈藥、給養以及傷員運輸，都必須在蘇區内部解決，于是川陝省以及各縣鄉蘇維埃，組織了十餘萬人的龐大運輸隊伍，幾乎與作戰部隊規模相同，運輸隊按軍隊編制編為班、排、連或小隊、中隊、大隊，十人為小隊，三十人為中隊，一百二十人為大隊。由于成的男子都當紅軍去了，婦女和年紀稍大的人成為運輸隊的主力，十幾歲的孩子也參加了運輸，在政府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地主和富農也參加運輸隊。
為解決運輸隊長途跋涉面臨的吃住問題，各縣蘇維埃沿着主要交通線，每隔幾十裡就設有交通站和招待處，有點像今日的兵站，為了解決過往交通運輸人員食宿問題，耏一是免費的。從通江到巴中差不多一百七十裡路，中途設有七個交通站和招待處。長赤到南江也設有七個交通站和招待處。
過往的運輸隊數量實在是太大，招待處廚房竈火根本停不下來。南江的周臘梅，小的時候跟着母親在招待處幫忙做飯，她回憶道：那時候廚房裡都是開流水席，每天都有人來往，人來了就得吃飯，吃完飯繼續趕路，人流量最多的時候，一天要煮的飯差不多一千斤大米，我軍所設的招待處裡，也有一百多個床鋪，主要提供給部隊和蘇維埃人員經過時住宿，經常在半夜三更時還有人敲門來投宿。
郵政與通信是現代社會的特征，川陝省蘇維埃交通委員會下設紅色郵政局和電報局，區、鄉設代辦所，負責各級機關報、部隊和民間郵件、電報、報刊的傳遞工作。縣郵政局一般有一名局長和一名文書，13名左右送信傳令兵和交通員。
通信排長何朝開回憶說到送信人員必須做到：急件必須随到随送，一點都不能耽擱，如果紙封有寫有“火速火速”字樣，即使是深更半夜也要即時送到；部隊打到哪，郵政和通信人員必須将智語、傳單張貼到哪裡；既是郵政員，又當戰鬥員，送信時身挎步槍一支，馬刀一把，手榴彈數枚，随時随地準備參加戰鬥；嚴格保密，包括自己的親人也不準看信件，身上随時帶有火柴，敵衆我寡時立即銷毀檔案。
經濟建設是一門重要的學問，有其内在的規律，在當時的條件和環境下，紅軍中懂得這門學問的人很少。鄭義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就從事金融工作，到了鄂豫皖根據地，又從事财政和金融工作，是紅軍中少有的經濟專家。鄭義齋對蘇區經濟建設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強調，經濟建設必須适應革命戰争的需要，經濟來源要從建設中去尋找。
他對某些經濟部門的負責人，隻注意向沒收地主資本家财物提出批評，要求他們注意經濟建設，增強自身造血能力。為了教育幹部重視這個問題，鄭義齋在報刊上多次發表文章，不僅能指出蘇區财政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還能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川陝蘇維埃政府成立後，鄭義齋立刻擔負起組建川陝蘇區金融事業的重任。鄭義齋在鄂豫皖就兼任蘇區工農銀行行長，川陝蘇維埃工農銀行承接了鄂豫皖工農銀行的建制，仍舊由他擔任行長，工農銀行在蘇區所有的縣均設有分行，實行統一币制，流通蘇區金融，實行對工農的低息和無息貸款，幫助合作社的發展。
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裡，蘇區的金融系統為鞏固和發展蘇維埃政權，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促進根據地建設，保障紅軍軍需供給，支援革命戰争，穩定人民群衆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鄭義齋也由此被譽為“紅色理财專家”。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總部率領五軍、九軍、三十軍奉黨中央之命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開始了異常艱苦的西征，鄭義齋任西路軍總經理部部長。由于寡不敵衆，指令多變，西路軍遭受慘重損失。
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總部召開軍政委員會，鄭義齋給即将傳回延安的上司同志送路費。在路上被敵人包圍。鄭義齋指揮戰士們沉着應戰，為了掩護戰士張開清馱上金子突圍，鄭義齋卻身中數彈，警衛戰士一起全部壯烈犧牲。當年，鄭義齋還不滿三十六歲。共和國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經濟學進階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