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超構痛罵老師胡适

趙超構對胡适毫不客氣開了“罵戒”，但用詞最為謹慎。不是胡适“不可罵”，而是他老人家曾是趙超構上大學時的老師，中國人講究“尊師重道”，趙超構不得不有所顧忌……

富曉春/文

在趙超構（林放）所罵的諸多知名人士中，他對胡适的态度最為“恭敬”，雖然毫不客氣開了“罵戒”，但用詞最為謹慎，絕不會出現像罵周作人“為豬為狗”諸如此類有傷大雅之語；怒不可遏時，最多也就來個“呸”字，解解氣。這裡邊的原因，不是胡适“不可罵”，而是他老人家曾是趙超構上大學時的老師，中國人講究“尊師重道”，趙超構不得不有所顧忌。

1930年，趙超構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時，該校的校長就是大名鼎鼎的學者胡适。當時的胡适兼任文理學院院長，除了每周到學校上兩個小時文化史外，偶爾還要到學校作公開演講。趙超構學的是政經系，羅隆基擔任系主任。他難得能聽到胡适的課，而且他到校那年胡适即離任，是以他們并無過多的交集。但這名義上的師生關系，卻是明晃晃的事實。

胡适首倡“新文化運動”而一舉成名，很快成為中國文學的領袖者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或許是“樹大招風”的緣故吧，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胡适是一個極易招罵的人物。趙超構在南京《朝報》，以寫雜文為生，免不了要“罵人”，因而他的老師胡适之先生，便屢屢撞到他的槍口上。

大學畢業即失業，這似乎是當時中國社會之常态。剛從大學校門出來不久的趙超構，好不容易才謀得眼前的差使，可偏偏在這個時節，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适抛出了“自己有能力，何愁無飯吃！大學畢業生失業者，不必怨天尤人，當責諸己”的言論。年輕氣盛的趙超構，認為為師者“站着說話不腰疼”，便在報上發表雜文《胡聖人說風涼話》，拿老師調侃：“會吹牛，會拍馬，也許會說一聲‘我的朋友胡适之’，飯碗問題，于是解決。”

1936年的春天，胡适到南京開會，竟應邀到親日分子周佛海府上做“座上賓”。當時的周佛海在其公館辦起一個“時政茶座”，無視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的鐵打事實，鼓吹“中日親善，和平談判解決争端”等謬論，形成了所謂“低調俱樂部”。胡适在酒席上，投其所好，對抗戰時局提出“悲觀的論調”。此事傳開後，輿論一片嘩然，社會各界對胡适頗有微詞。趙超構怒不可遏，連夜趕寫了一篇言辭激烈的評論，在《朝報》上“大罵”胡适之行徑。

這位胡适昔日的學生，似乎注定要與老師勢不兩立對着幹。《胡适胡為乎癟哉！》《胡适說夢》《誰配殺胡适？》等，從這些咄咄逼人的雜文标題中，便可見趙超構“罵”胡适文筆之犀利，言語之尖刻，全然不顧老師顔面。據說，胡适讀了這些文章後，既欣慰又尴尬。欣慰的是學生“文筆一流，名不虛傳”，尴尬的是學生“罵”老師，讓他下不了台。但胡适畢竟是聖人，海納百川，他說“各人都有發表見解的自由，我不會介意的”。（金萍：《名記者趙超構在南京》）

1942年，趙超構在胡不歸撰寫的《胡适之傳》中，發現作者在叙述“胡适放林損”事件上，“捧生人，貶死人”，對林損有不公正的評論，便再次憤然而起，破例寫了一篇1400字的“長文”——平常他大都是三五百字的“豆腐幹”，這次算是“大手筆”了，狠狠予以駁斥。

“胡适放林損”，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北大的一樁舊案。林損作為老派的北大教授，個性剛直且放傲，在白話文的問題上與胡适意見相左，因而彼此“交惡”。1934年，胡适做了北大文學院長兼國學系主任，便将其剔除出局，馬裕藻、黃節、許之衡等老教授相繼憤而辭職。胡不歸在傳中稱，林損離任前“寫了幾封大失學者風度的信，而适之先生則以一笑置之尤令人敬佩”，對此“蓋棺論定”，趙超構認為與事實不符，有“尊胡适而貶林損”之嫌。他在《關于胡适放林損》一文中，這樣寫道：

假如專在思想學術上立論，我可無異議。林先生頭腦确乎是不合時宜的，然而這何損于林先生在其專門範圍以内的學術地位呢？若說人格上，我可以相信林先生決無被人置議之餘地，其勤于自學，潔身自愛，反抗權威，毒罵市桧，與其坦白、慈祥而又孤傲的個性，與胡适之先生是完全異型的人。

說胡适對于林損的那一封毒罵信“以一笑置之，尤令人敬佩”雲雲，事實上也決不如此。适之先生是聰明人，他看見林損寫這樣的信，就知道“放林損”之策已經成功，事實上已占了勝利，如何不“一笑置之”呢？

……《新青年》時代，共産主義的陳獨秀先生做學長，對于這班頑固的教授尚且能夠優容，何以到了适之先生大權在握的時候，這些三十年的老教授便要不安于位，聯袂告退呢，這難道是學者風度？這難道是“令人敬佩”的事實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胡适雖未曾有過當漢奸的劣迹，但因他“反動的政治傾向”，多少年來，在中國大陸的“待遇”與身負漢奸之名的周作人差不離幾，都是臭名昭彰的“反面教材”。他們以“跳梁小醜”的姿态出現，輪番出場，這自然而然成為林放雜文題材中的“靴子”。就趙超構個人而言，胡适的命運似乎更“慘”一些，周作人還有他的“散文之美”讓趙有些“不舍”，而胡适卻似乎就此可以無所顧忌了。在“林放式雜文”中，胡适是“‘專案’作風的祖師爺”，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的“代名詞”，是全盤西化的“始作俑者”……

由于趙超構在意識形态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特殊性，他與胡适的對立面，似乎愈加突出，且堅如磐石。然而，透過表面的那一層厚厚的粉飾，在他們充滿人性光輝的靈魂深處，還是有其共同點可尋的。趙超構寫過一篇《多談些社會問題，宣傳好社會主義》的文章，他認為，胡适當年鼓吹“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借“研究”問題為名來反對馬列主義的傳播，這當然是荒謬的。但是，這不等于我們宣傳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就可以空空洞洞地光談主義，不研究問題。他說：“大家明明看到眼前問題成堆，卻不能以馬列主義來分析這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那個主義又有什麼用處呢！”（朱亞夫：《評說世象五十春——訪雜文前輩林放》）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學術界的政治氣氛日趨松動，某些簡單化的、僵化的框框或禁忌正在逐漸冰消雪融。對于胡适、周作人、陳獨秀等諸如此類的“反派角色”，也可以一分為二地看待他們，評判他們了。輿論界公然肯定了胡适是“著名學者”，陳獨秀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以及周作人在文藝界的地位。那麼對于胡适這種早就可以“蓋棺論定”的人物，我們又将如何對待他呢？對此，趙超構在雜文《恩仇與是非》中說得十分明白，同時他對老師胡适的态度也開始轉緩，語氣比過去客氣多了。他說：“比如胡适這個人，如果他現在還活着，我們對他還是要團結的吧。假如他願意回大陸來看一看，我們一定是以禮相待的吧。假如他願意講學，我們的複旦大學很可能請他開一個‘實用主義講座’吧。假如他是贊助祖國統一大業的，那就更好了，就用得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句詩了。”

（選自《報人趙超構》一書，文彙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