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中文版著作系列。
史景遷與鄭培凱在史景遷的花園裡,2019年。 圖檔由鄢秀提供
史景遷2014年來華時留影。 理想國供圖
史景遷(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6日)本名喬納森·斯賓塞(Jonathan D.Spence,),出生于英國,先後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是美國當代著名的中國史研究專家、漢學家,以研究明清史見長。評論者認為,在西方世界,史景遷“是我們這個時代擁有最廣泛讀者群的中國曆史學者”。也堪稱中國讀者最為熟悉的漢學家。
晚年史景遷喜歡莳花弄草。他打理好家中後院的一塊沼澤濕地,在旁邊建起一座亭台,取名“呦呦亭”。“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典出《詩經·小雅·鹿鳴》。
2019年5月,史景遷的大弟子鄭培凱和妻子鄢秀去老師位于紐黑文的家中拜訪,史景遷帶他們探索屋後草木葳蕤的花園。一行人一直走到沼澤那邊,在呦呦亭前拍照。照片上的史景遷顯得有些虛弱,但仍有在園中散步和親近自然的興緻。這是鄭培凱夫婦最後一次與老師見面。呦呦亭背後深紅淺粉的一樹樹花開得似雲霞如煙火。
史景遷,一個憑天賦和本能寫作的史學家,在他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幾十年裡,以其卓越的史學判斷,獨特的敏感性、同理心和優美文筆,不僅在學術研究上成績斐然,還成功地讓曆史學走出象牙塔,在東西方史學界産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
他師從著名的漢學家芮沃壽和芮瑪麗夫婦以及《清代名人傳》的作者房兆楹,中文名“史景遷”正是房兆楹所起,有“景仰司馬遷”之意。史景遷并不拿自己比附那位偉大的中國史家,但其著述卻無愧于司馬氏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老一輩學者如費正清等人對他贊譽有加。費正清曾評價:“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裡,中國人所經曆的這些,都化為有血有肉的遭遇,盡管有時候殘酷不堪。通過真切摹寫人物的品性及其處境,史景遷親切地帶領我們走進這些人的生命,讓我們仿佛目睹了這一切,仿佛跟他們有過直接的交流。這種感覺,隻有最好的曆史作品裡才能賦予。”
是以,有人将史景遷與哈佛大學的孔飛力、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稱為“三傑”。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這位早已須發蒼蒼的曆史學家在家中辭世,享年85歲。
消息傳出,東西方學界以及史景遷的無以計數的讀者,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這位可敬學者的紀念。南都記者專訪了史景遷正式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所學生、著名曆史學家鄭培凱。他和妻子鄢秀也是理想國史景遷作品系列的主編。
鄭培凱向南都記者回憶了史景遷的晚年時光,詳述了史景遷的師承及治學特點、學術成就,厘清了錢鐘書調侃史景遷是個“不成功的小說家”(a failed novelist)的一樁公案,并且談到史景遷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這位曆史學家自來癡迷文學,尤其愛讀當代詩。他是麥克·阿瑟天才獎獲得者,與喬治·霍蘭德、約翰·阿什貝利等當代著名詩人同屬于美國文化藝術精英的小圈子——難怪他出口成頌,以生花妙筆傾倒衆生。
他還有未完成的寫作計劃
南都:您是否了解史景遷先生在去世前的生活情況?
鄭培凱:史景遷先生住在耶魯大學紐黑文郊外不太遠的地方。居住的環境很好,房子後面有一大片園林,他種了很多花木,有的特别漂亮。在園林一側他還種了很多覆盆子。覆盆子是蠻野的東西,可是他打理得很好,還可以收得覆盆子。
他很喜歡做一些園藝的事情。他家後面有一個斜坡,斜坡底端是片沼澤,他也把它打理好,甚至在沼澤濕地那邊打理了一方“秘密花園”,并建了一個小亭子。他生前蠻喜歡勞動的。隻是他的健康狀況在三四年前開始不太好了,得了慢性病,身體協調出了點問題。這造成他後來動作越來越慢,園藝的活也不太能做了。平時就散散步。他過世前兩個星期摔了一跤,導緻他身體越來越弱,最後過世了。
他晚年讀書,特别喜歡讀文學的東西,讀讀詩,讀小說等。他最後還是有一個寫作的計劃,但沒有完成,因為身體太弱了。他想要讨論西方思想當中,涉及中國儒家思想的材料,特别是孔子的《論語》究竟扮演什麼角色。資料大體整理好了,可惜沒有寫完。
他的傳道授業是很開放式的
南都:您是史景遷收的第一個博士生,能否透露史景遷先生是一個怎樣的導師?他以什麼方式帶徒弟,如何傳道授業解惑?
鄭培凱:史景遷先生非常照顧學生。他有一個特别的能力,通過跟學生談話和交往,可以了解到這個學生的性格和做學問的傾向。他基本上是讓學生發展自己,從來沒有要求學生,要跟着老師的路子做下去,發揚光大我的學術體系,成立家派。他其實是不贊成什麼學術體系與家派的。
是以我們看到史景遷帶出很多很優秀的學生,這些學生每個人都有獨立發展的學術方向。史景遷希望每個人自由發展,每個人最充分地發展自己的所能。每個人能力不一樣,興趣不一樣,追求也不完全相同。但隻要是在學術範圍的發展,他都特别鼓勵。
至于他如何傳道授業解惑,如上所說,他傳道的方式是比較開放性的。他的授業呢,他會仔細地看你寫的東西。因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雖然寫得通,但文采會有問題,而且有的時候表達不是按照英語的思維邏輯。他會幫我改文章,改得還蠻仔細。他自己的文字非常優美,是以他幫我改也改得很好。
至于解惑方面,他的方法很有意思,比較開放。就是說,你已經讀博士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應該有的。你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哪裡,你應該自己去找,老師不能去幫你找答案。你找到的答案,他幫你看看,某個地方還應該更清楚一點,你就再去找一點資料。假如資料已經窮盡,那你就要設法把它講清楚,能夠講幾分就講幾分。
我是史景遷正式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生。我的研究方向是16世紀中西最早的接觸以及早期全球化雛形出現的曆史。史景遷覺得我的題目和他并不相同,因為他是研究清朝及以後的。是以他在指導我的時候,Arthur Wright也同時指導了我在古代史這方面的研究。但Arthur Wright過世很早,我還沒寫論文,Arthur Wright突然因為心髒病過世了。他走了,曆史系就空出一個講座教授的位子。史景遷很厲害,他說服了學校,由他出面去請哈佛的餘英時,把餘英時挖角挖過來,做我的論文評審。耶魯是以聘了餘英時做講座教授,我也就有了兩個老師,史景遷是主要的論文指導,餘英時是評審論文的老師。其實我跟他們兩個都很熟,來往很多,受益也非常多。這是我的師承。其他的我的師弟師妹,當然都是出自史景遷門下。
他是金針度人,工夫花在背後
南都:史景遷是曆史學家裡的“講故事的人”,他的文筆生動細膩、充滿細節和想象,富于文學性。對于這一點,學界有人認為他“不夠學術”,錢鐘書戲稱他是一個“失敗的小說家”。您個人怎麼評價史景遷的這種治學方式和修辭政策?
鄭培凱:關于這個問題,有些是傳聞,有些是斷章取義,然後以訛傳訛。其實,曆史寫作文筆生動,故事叙述精彩,沒有什麼不好。隻是有的人可能為了掩飾自己沒有史景遷高超的表達能力,覺得自己學問也不錯,怎麼沒能享大名,總是想要暗示他的學術根底不好。這是很奇怪的一種态度,而且大多數都是中國學者。可能是嫉妒吧。中國人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羨慕嫉妒恨。
現在有的年輕的學者用這樣的态度批評老輩學者,是很輕佻魯莽的。他們還會引用一些權威人物說過的話,随便給人定性。錢鐘書先生講話,偶爾尖酸刻薄,我們都知道,他是極度聰明,有時管不住嘴。他假如捧你,經常是不把你放在眼裡,随便說說；假如他批評你或者諷刺你,反而表示看得起你,可是也能看到你的缺欠。人無完人,他批評的大都是古人,也總是有某些可以批評之處。你有沒有發現,錢鐘書從來不批評比他差的人,或者是後輩,錢鐘書從來不批評後輩。
是以就出現了很有趣的現象。錢鐘書覺得,史景遷寫曆史這種寫法,幹脆寫小說算了嘛,但他又不會寫小說,是一個“不成功的小說家”。所謂的failed novelist,failed不要翻譯成“失敗的”,英文也不是那麼簡單直白的意思。Failed在這裡的意思是不成功的,一個沒有成為小說家的人。比方說我們要演出一個劇,已經安排獻演了,但又沒演成,這就是一個failed play。大家引述錢先生,講史景遷是一個“失敗的小說家”,翻譯首先就誤會了,沒聽懂弦外之音。
許多年輕的學者,自己的中英文根底都不好,他一看到這個硬譯過來的詞,就誤會了。其實錢先生說這句話不見得是有意諷刺,可能是說個笑話,顯示自己的俏皮。他講的俏皮笑話,也隻有他有資格講,現在的後輩千萬不要當真,畫虎不成反類犬,弄巧成拙,就成了輕佻的“洋場惡少”了。
至于史景遷叙述一個故事,為什麼叙述得這麼動聽呢?首先是他很會找資料。經常是中文資料、原文文獻他找過了,可這個文獻不足以鋪墊出一個很清楚的曆史圖像,是以再去找各種各樣相關的曆史材料,把這個時空的所有的曆史環境搞清楚。人間處境他呈現了,然後把他最先掌握的有關人物的曆史材料放進去,把它捋清,這就是一個故事。
我們看他研究的方式,通常一開始有一個比較清晰的題目,主題很清楚。然後,他找各種各樣的資料,把這個主題在曆史裡展現出來。他不會說找到這個文獻,就死鑽這個文獻,考證與對勘不同的材料,是甲說的這個部分對呢,還是乙說的部分對呢,還是有一些問題呢,他不是這種考據型的學術研究。
從史景遷的曆史寫作我們看出,他有一個宏觀的曆史認識。他原來做清初,後來延伸到晚明。從晚明以來,整個中國曆史發展大的環境、氛圍跟曆史走向是怎麼回事,這個他有興趣。這是宏觀的。因為他教近現代史,在耶魯教了幾十年,他必須要從16世紀講到20世紀,永遠在思考這些問題。
有了宏觀的整體架構,再做一個很細的、看起來很小的題目。比如他主要通過人物寫曆史,可是把人物放在具體的曆史環境當中的時候,你必須把人物和環境的關系講清楚。這就是史景遷的本領。宏觀的觀照跟微觀的細部呈現相結合,你讀起來會覺得,有先有後,順序清楚,曆史的圖像也就徐徐展開了。這哪裡不是學術?這當然是學術。
其實講起來也蠻有意思。有的人居然說錢鐘書研究的東西支離破碎,完全沒有系統,不是學術。錢鐘書哪裡沒有系統?錢鐘書對于中西文學背後的文化背景,宏觀的方面他是了然于心的。他就是一步一步寫一些讀書劄記,這些劄記每一個都是研究題目,都可以鋪展成一本專著。是以呢,錢先生的方法是不把金針度給人。史景遷是另外一種,他就是金針度人,他把一切都弄好了給你看。可是你不知道他背後花了多少工夫。他背後的材料,背後的整理,背後的組織,以及他寫作的時候,聚精會神把一個故事,一個曆史的現象,一個曆史人物經過的曆史階段,他的生平或者生命中一個特别的片段,把它突出展現。這是史景遷呈現曆史的方式。
他屬于美國精英文化藝術的小圈子
南都:之前您在一個訪談裡提到,史景遷是文史哲打通的。據說他還喜歡閱讀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據您所知,他日常有怎樣的閱讀習慣?他喜歡哪些作家的作品?
鄭培凱:其實古代的學者大多是文史哲打通的。現在因為學術分化,專業化、職場化,人文的跟科學的、理工的、醫學的,甚至社會科學的,越分越細以後,就出現了斷裂,甚至出現了某些奇葩,學曆史的不看文學作品,學文學的不參考曆史著作,學哲學的什麼都不看,真是二十一世紀怪現象。大多數人進入學術界,學術界對他們有一個要求。這個要求很簡單,就是你是個專家。别的不懂沒關系,反正大學裡有别人懂别的。
有的人是尋求自己的知識,即孔子所謂的“為己之學”。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裡,學術變成一個職業,這是一個職場,它有要求,學術變成了“為人之學”。可是我們看比較了不起的學者,像錢鐘書、史景遷……這些人還是在追求自己的興趣。他這一生的學術追求,其實就是他對知識的追求。對知識的追求就沒有文、史、哲那麼清楚的分界,因為它都是通的,是連在一起的。
史景遷很喜歡文學作品。是以錢鐘書有點笑話他,說他應該搞文學,不應該搞曆史,說他是個“不成功的小說家”。史景遷最喜歡的卻是詩。他從小浸淫于古典文學,從古希臘羅馬文學到莎士比亞。他讀英文小說,也讀整個歐陸的小說。詩歌方面他讀古典詩,也經常讀當代的詩。
有兩個詩人他時常跟我讨論。我自己也寫詩,雖然不怎麼發表,可是我喜歡詩。他有時候跟我讨論,一個是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er)。霍蘭德是美國東部的一個詩人,後來也做了耶魯的講座教授。他的詩蠻有意思,他對音韻之美很講究。英詩的韻律傳統上很規整,現在比較自由,可自由當中也有一定的韻律。霍蘭德的詩除了意象很鮮明,音韻方面的強調也很獨特,這很值得我們想想,史景遷寫作,在遣詞用字上,也講究文字的節奏與韻律。
約翰·霍蘭德成名于1958年,耶魯大學給他出了一本詩集,隸屬于“耶魯青年詩人系列”,編者是了不起的英國大詩人W.H.奧登。史景遷跟霍蘭德有比較多的來往,而且他們都得過麥克·阿瑟天才獎,是以他們也算是“同行”。
換句話說,史景遷喜歡詩,當然也跟他認得的這些詩人有關,可最主要的是,他在這個圈子裡。他自己不寫詩,但他屬于美國文化藝術精英這個小圈子。
他開啟了西方史學研究的許多新面相
南都:《王氏之死》是史景遷在《康熙》之後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他自己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史景遷為什麼對山東郯城的一個農婦的命運感興趣?這種對曆史當中卑微的小人物關注、同情,以及通過小人物來反映社會曆史圖景,這在當時的學術界具有什麼意義?
鄭培凱:其實蠻有意思。這是一個命案。當時法律的參考書《刑案彙覽》裡面記載了這個案子。有前有後,有簡單的故事輪廓。就好像我們今天發生了一個命案,從頭到尾記錄下來。可是還有一本《福惠全書》,是給那些太守、縣令的師爺們作參考用的,也記載了這個案子。是以不是一個孤立的材料。
發現這一點後,史景遷就開始把山東郯城的地方志找來看。蒲松齡也在那一帶活動過。這幾個連起來,就勾勒出了地方的整個環境、經濟、社會,以及清朝在這個地方社會裡的結構。通過這個命案,可以顯示出地方行政的運作。山東郯城算是比較偏僻的,怎麼執行大清帝國中央的政令呢?原先史景遷研究的是康熙皇帝,這個案件發生在地方上,人物是一個貧民農婦王氏,怎麼具體地展現地方上,以小見大的曆史狀況呢?
《王氏之死》是很有趣的一本書,也是史景遷自己蠻喜歡的一本書。它能夠把這些東西編織起來,組織這些材料,然後從不同層面思考,清朝小地方的人,生活在大中國的環境中,她的處境是怎樣的?她可能有什麼遭遇?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是王氏在雪地裡做夢的那一段,那是蒲松齡的材料,應該是蒲松齡的夢,移置到王氏身上,像是扶鸾之後仙魔附體了。這也在清代郯城這個小地方,做夢想像的可能性,意識或者下意識活動的可能性,材料來自蒲松齡,這種探索是非常有趣,很吸引人的。
《王氏之死》在西方好評如潮,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主要是啟發了我們,曆史怎麼寫?你想要反映什麼曆史的環境?你問王氏死前昏迷了做夢,是否夢見這些東西?天知道。可是有沒有人可以想象這些東西呢?在當時山東這個小地方,有,蒲松齡就這麼想。史景遷擴充了整個曆史想象的空間,基礎卻還是曆史的材料。你要注意到,所有材料他都在注解裡列出來了。是以,他在西方史學的研究上,開啟了許多新的面相。這也是為什麼史景遷在史學界影響這麼大。
他對中國曆史文化有一種深層的求知欲
南都:您覺得史景遷為什麼着迷于研究中國曆史?
鄭培凱:其實他原來也不是研究中國史的,他是到了耶魯以後才開始接觸中國史。可是他跟我講了他童年的一個故事。五六歲的時候,有一次他父母帶他去看一個展覽,展覽裡有一些中國的文物,比如玉器、青銅器、書畫之類。他覺得這個世界好特别啊,他很沉迷中國文化裡一些奧秘的東西,他搞不懂。他當然沒有機會再去鑽研,那時候他那麼小。可這個東西深深藏在他的心裡。後來他已經變成了重要的中國曆史學者,他跟我講,不曉得是不是藏在他心底的,中國曆史文化特别是藝術品所展現的那種奧秘感,那種奇妙的,有一點捉摸不定的,搞不清楚的東西,促使他要去探索。是以這是一種深層的求知欲望。
其實很難講,童年的一些揮之不去的向往、迷戀,到底會影響我們人生多少呢?你問我,我也沒辦法告訴你,史景遷決定這輩子研究中國史的那一刻,關鍵的因素是什麼。可他後來告訴我這個故事很好玩,一直在他心裡頭,萦繞在那裡,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南都:擔任理想國·史景遷作品系列的主編,您認為這套書是否忠實地呈現了史景遷的文風特色?史景遷的作品為什麼能受到東西方讀者的喜愛?
鄭培凱:我主編的這套史景遷的著作集,大體上是忠實地反映了史景遷著作的面貌。可是翻譯是很難的一件事,尤其史景遷的文筆是這麼的優美,這就有一點翻譯上的困難。我想有一些人已經開始在讨論不同譯本的差異與優劣。不同的譯者,在讀原文的時候了解有所不同,落筆翻譯的展現方式又不太一樣。我們選擇的譯本,是大體上意思到了,是不是完全展示了原文的韻味,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整個的曆史叙述,在結構上,在題材上,譯文都還有比較忠實的再現。我們在處理譯文的時候有沒有困難?也有的。因為所有的譯本,我們都發現,在原文的了解上有個别的小差錯。因為史景遷表達一個曆史場景也好,人物的心理也好,有的時候遣詞用字是比較婉轉,比較曲折的。婉轉曲折的英文表達,雖然看起來很流暢細膩,這種文章卻最難翻譯。是以我們在處理譯者的譯本的時候,時常發現誤讀。都是很小的錯誤,大意不失,但味道就不對了。這時候,我們做主編,除了更正翻譯的具體小錯誤,不會改動其他的東西。
也有個情況,是史景遷原文裡頭,反映了他在了解中文原文文獻的時候出現誤讀,這個我們不改,這是史景遷的問題。我們隻管翻譯,隻管把著作譯介出來。我作為他的學生,我也不會寫一篇文章去批評老師,不會去吹毛求疵。
至于史景遷的曆史著作為什麼會赢得那麼多讀者喜愛,因為他文筆好,叙事清楚,他講的所有曆史情況都是有學術文獻支援的。他的著作,你看後面的注解,無一字無來曆,可他把它編織得很好。讀下來,引人入勝。
是以,我覺得史景遷對西方了解中國曆史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不讨論目前的一些政治沖突,也不會從哪個利益角度,比如國家利益角度,來探讨曆史文化上的問題。這就能夠豐富我們對人類文明的了解。而這種了解是必要的。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