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楊守沫（1917——1994），原籍雲南省陸良縣馬街鎮，1937年參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共，經組織派遣在國民黨滇軍中10年地下工作。1948年在錦州解放時作過重要貢獻。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戰争，曾以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身份參加開城談判。1962年任黑龍江省軍區政治部秘書處處長。1964年轉業到黑龍江省圖書館任黨支部書記、副館長。文革後在東北烈士紀念館任10年館長。1994年8月因車禍逝世，享年78歲。
父親在1981年口述家族史和參加革命的心路曆程之後，又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親自動筆撰寫了一些回憶文章，如他寫抗戰勝利後直到爆發國共内戰前的系列文章《從贛北到錦州》，又撰寫了在東北錦州秘密工作的文章，曾在《雲南黨史資料》等刊物發表。父親去世後，我把原文進行了整理，分篇加了小标題，作為父親回憶的第三部。文中第一人稱“我”仍是父親自稱。願以此系列文章紀念敬愛的父親。
父親回憶第三部 在滇軍中秘密工作
惜别患難摯友
1947年秋冬季節，由于解放軍在東北地區，繼秋季攻勢結束後不久，又于12月份發動更強大的冬季攻勢，錦州以南的北甯鐵路全段都遭到解放軍的嚴重襲擾和破壞，交通再度陷于癱瘓，一向時開時停的客運，也宣告完全停頓。我們結伴來北平遊玩的軍官們，原定新年以前務要傳回錦州的計劃已不能實作,隻好滞留在北平,遙遙無期地等候着恢複通車。
北京胡同南鑼鼓巷
一直等到1948年元旦過後，才傳來錦州的客運即将恢複的消息。這時孫彬突然收到兵團部軍法處長的一封來信,帶來了壞消息，信裡告之他說：“沈陽‘剿總’軍法處行文到兵團部查究辦案情況，牽涉到孫彬有A錢受賄釋放鴉片走私犯和共産黨嫌疑犯問題,着即查明上報以憑核辦等情，據此為避免事态擴大，後果不好處理，已報請孫渡同意，要他不必傳回錦州，暫回江西原籍一避，以便上報沈陽，借口孫彬本人久假不歸，早已做除名處理。這樣即可不了了之，待事過境遷，再行返部工作可也。”
北京胡同北鑼鼓巷
對此，我同孫彬反複研究，斷定是老奸巨滑的軍法處長黃冠五借此排擠孫彬，示意他離職遠走，好讓自己今後能為所欲為，利用職權，大發橫财，衣錦還鄉。但事已至此，難于挽回，況且我曾經通過孫彬會同當時參謀處長安守仁、情報參謀張啟宇等,的确也釋放過不少“共黨嫌疑犯",其中也有以私販鴉片煙為名的共産黨人員。
當時第六兵團和93軍的大小軍官倒是半公開的做鴉片煙走私生意無人過問，至于抓到的小走私犯往往是沒收其鴉片銷毀，随即釋放，如果都關起來，哪有那麼多房子關，哪有那麼多飯給他們吃啊？但是，“釋放共黨嫌疑犯”的“罪”，我們還真都犯過呢。
黃冠五那老滑頭就隻抓住孫彬做文章，放人的事其實我也有份，可能是：第一，他不敢惹我；第二，我調新聞處任職，今後礙不了他的事。但孫彬仍在軍法處任職，而且已提升為中校軍法官，黃冠五是不能撇開孫彬而亂搞敲詐勒索那一套，事情的原委就是如此。
孫彬受到這個意外的打擊之後，當即向我提出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的要求，我考慮再三，勸他還是暫時把家屬（妻子、兩個女兒和為他照顧孩子的侄女）安頓下來到湖南去（他妻子的原籍），和我保持通信聯系。待我傳回錦州，看情況如何，再想辦法把他調回工作（這樣的事，在該軍裡常常有之，何況孫渡對他印象還好）。我答應他再次來到之時，立即解決他的組織問題。同時待我傳回錦州後，派人把他的家眷、衣服、行李等送到北平，他的房子和家具等，我留下另有他用（這是一棟日本式獨立住宅，可做安置尚待送進來的秘密電台用），我們就這樣講定了。
我和孫彬同來北平，而又不能同回錦州，這對我的工作是一次重大損失，作為多年相處的知己朋友，實在感到難過。待我離開北平時，他正在北平等我歸錦州替他處理南返的事務,我們終于黯然相别之後，南北之間，繼續通信，保持聯系。同年秋，遼沈戰役開始，錦州首當其沖就斷絕了音信,又一年的時間,全國解放,雙方又有了書信來往。
我和年前來北平的其他遊伴們，于我軍冬季攻勢停止，北平到錦州的鐵路交通勉強恢複通車之後，在新年元月間，才起程傳回錦州。同行的還有兵團參謀長安守仁的夫人馬茹卿，她曾是抗戰初期，60軍血戰台兒莊之前随軍從雲南開赴前線的“戰地服務團”的成員,當時這個服務團在全國名聲很大,許多宣傳抗日的著名人士和共産黨人都同他們有過接觸和幫助,她們的英勇事迹,當時在外國的報刊上都有通訊報道。
父親在1980年代與安守仁馬茹卿夫婦合影。安守仁（中）當時是北京某區政協委員，在當年在孫渡手下曾任國民黨第六兵團部少将參謀長，孫渡被蔣介石調任河北後，安守仁任國民黨暫編55師師長，他是父親地下工作時長期工作對象，錦州解放時安守仁率部戰場起義，與攻城解放軍換防，徹底瓦解了錦州防線。但後來長期被錯誤認定，父親曾為他們平反而奔走，多次寫證明材料。
父親楊守沫與安守仁夫婦合影，右一是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