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花木蘭稱戰友“想女人想得發瘋”比敵人更可怕
20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歐洲各國都計劃舉辦隆重的紀念儀式，媒體也對戰場内外的奇聞異事進行了深度發掘。
當年，在号稱“絞肉機”的索姆河戰役中，有一位女扮男裝的英國記者上演了一出現代版“花木蘭”的傳奇。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這位巾帼英雄膽識過人，生前卻無法獲得與之相稱的榮譽；時隔一個世紀，她的事迹才首次得到官方承認。
1915年，在盛夏的巴黎，英國姑娘多蘿西·勞倫斯依靠勇氣和雄心，而非财富或人脈，喬裝打扮，以一名工兵的身份走向彈雨紛飛的前線。
她縫制了一件胸衣，裡面塞滿厚厚的棉花，以遮掩自己優美的曲線；她剪掉長長的棕色秀發，用高錳酸鉀消毒液塗黑了膚色；她用剃刀反複打磨臉頰，希望自己像小夥子那樣長出青春痘；她借來一套寬大的軍裝，将自己的女性特征遮擋得嚴嚴實實；最後，她找到兩名英軍士兵，教她如何像男子漢般昂首闊步……就這樣，多蘿西成功完成了性别轉換，并拿到前往飽受蹂躏的戰區的通行證，登上了通向亞眠（索姆省省會）的火車。
這位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騎車來到戰線最前方的阿爾伯特村，成了皇家工兵軍團51師179隧道連的一員。當時，該部正在無人區的地下挖掘壕溝，準備貫穿德國人的防線。
少數知曉真相的戰友自發為她保守秘密。“你不知道這兒有多危險，”與她共事的湯米·鄧恩警告說，那些身經百戰卻“想女人想得發瘋”的士兵，比敵人的炮火更危險。
當年8月，一連幾個禮拜，多蘿西在經常受到敵軍狙擊手襲擾的戰壕裡辛勤勞作，直到由于污水和疲憊的影響變得虛弱無力，才向上司公開自己的身份。當時她相信，這段在槍林彈雨中輾轉的經曆，是一名女記者所能得到的最有價值的新聞，自己将是以名垂青史。
辭世半個世紀方得認可
英國女權運動上司人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從多蘿西的故事中獲得了啟發。一次偶遇後，她邀請後者給渴望為戰争做貢獻的英國女性舉辦講座，但很快被英國陸軍部叫停。直到1918年戰火熄滅，多蘿西才得以通過報紙和口述，披露那段獨一無二的戰時經曆。1919年，她的專著《工兵多蘿西·勞倫斯，惟一的英國女兵》出版，一度引起熱議。
然而，這些努力并未給多蘿西帶來名譽和财富——在經濟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公衆更希望盡快将戰争的恐怖抛諸腦後；何況，女人上戰場，在當時顯得太過“離經叛道”。到1925年，她依然在倫敦過着寄人籬下的日子，由于長期失意而變得舉止反常。
在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女性的話語權十分微弱；敢于公開實情，反而導緻多蘿西被視為妄想症患者。1919年9月刊的《觀察家》雜志就公然指責她“反複無常，精神錯亂”。
此後40年間，多蘿西一直在收容所與精神病院之間輾轉，直到1964年孤獨地去世，具體下葬地點無人知曉。她的人生本可擁有耀眼的光環，卻以如此凄涼的結局收場。時至今日，英國上下準備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100周年的時候，她的壯舉才得到了遲來的認可。
她的勇敢源自童年不幸
10年前，在英國肯特郡的皇家工程師博物館翻檢故紙堆時，軍事曆史學家西蒙·瓊斯無意中發現了多蘿西·勞倫斯那本被遺忘許久的書，沉迷其中難以自拔。目前，瓊斯正為她立傳，并幫助《星期日郵報》搜集了更多有關這位女性個人和職業生活的片段，揭示出又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多蘿西年幼時曾遭受性虐待，嫌犯是收養她的一名牧師。
“如果情況屬實，這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她為什麼那樣勇敢，”西蒙說。“性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不顧自身安危，多蘿西是故意将自己置于危險境地嗎？毫無疑問，她對戰争和死亡無所畏懼。彼時，士兵為逃避上前線甚至會故意自殘，但她毅然決然地沖了上去。”
另一方面，多蘿西謎一般的早年生活令研究者感到遺憾。此外，由于被長期幽禁在病房中，對她在1925年之後的情況，外界同樣知之甚少。
西蒙推測，多蘿西于19世紀80年代末出生在北倫敦的亨頓，母親未婚，曾幾易其名。雙親去世後，大約13歲的她被送進教會，接下來，線索便在英格蘭西南部中斷了。
工兵制服成為障眼法
目前可以确定，戰火燃起時，多蘿西在倫敦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她執意要去前方采訪，受到編輯們嘲笑，盡管他們一時無法找到經驗豐富的戰地記者。“我想看看一個普通女孩能完成什麼，”她在筆記中憤憤不平地寫道，“盡管那些大人物擁有汽車、文憑和金錢，我想試試能否超越他們……”戰争爆發不到一年，她就開始将自己的心願轉化為行動。
各種證據顯示，多蘿西得到了一群“穿卡其布軍裝的士兵”的協助。皇家工程師博物館館長麗貝卡·納什解釋說：“工兵制服給她創造了四處溜達的機會……挖隧道的人都有行動自由。由于要求沒有步兵那樣嚴格，他們經常未經請示上級就現身。這種障眼法非常絕妙。”
在《惟一的英國女兵中》，多蘿西詳述了自己女扮男裝後的所見所聞；不過，學術界對她描述的内容依然存在争論。西蒙·瓊斯本人就是一名戰地工程學專家，他表示：“我對多蘿西提到的在無人區下面挖隧道的事情有所懷疑，但對她藏身戰壕以及僞裝成男性的情況沒有異議。”儲存在大英帝國戰争博物館的檔案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一封署名“沃爾特·柯克爵士”的信件提到，一位年輕的女記者在前線假扮成男人，進行了幾周的秘密采訪。
此後，嚴酷的戰場環境讓多蘿西患上了暈厥症。她擔心自己一旦不省人事，所有秘密會立刻曝光，于是主動向戰友和上司道出實情。接受盤問時，看着周圍一大群人錯愕的表情，這個“穿褲子的小丫頭”忍俊不禁，忽然開懷大笑。
“她證明自己是個特例”
撤離前線後，多蘿西先是來到英國陸軍第三軍團總部。負責處理此事的官員一度懷疑她是間諜，但找不到證據，隻得暫時把她關在一間修道院裡，再送上傳回英國的渡船。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哈利蘭索姆中心”儲存的檔案中，包括多蘿西回國後的一封信函。當中提到，英國陸軍部援引戰時特别法要求她噤聲，她被迫毀棄了自己的第一份手稿。
即便作為戰地記者的人生如此精彩，在性别歧視根深蒂固的年代，多蘿西始終無法把自己的經驗和才華轉化為公衆的肯定。她沒有财産、沒有家庭、更沒有子女，隻能在公衆視野以外度過餘生。直到最近，英國戰争博物館新落成的畫廊，才将她添加到一戰名人之列。
勞拉·克勞丁館長解釋說：“當時還沒有女性可以參軍的規定，即使在軍工廠上班也不行。女性主要是參與慈善募捐或在家織毛衣。“我們把多蘿西·勞倫斯列入其中，因為她證明自己是個特例。”換句話說，盡管沒留下太多線索——沒有家族檔案或成冊的照片，當然也沒有後人慶祝——經曆了如此漫長的歲月，她的曆史地位終于可以蓋棺論定了。
本文摘自《青年參考》2014年2月19日19版， 編譯：史春樹，原題為《英國“花木蘭”：生前“被精神病”，百年後獲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