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親曆者回憶，在南京時，一次去胡寓，見郵差捎來一封信件。胡蘭成悄悄對我說：“張愛玲的，這不能叫我太太看到，那可了不得！”從那時起，我知道胡蘭成與張愛玲的關系不一般。
南京市新街口，有一幢挺拔的建築物——前國貨銀行大樓（今天的新街口郵政支局）。１９４０年，汪僞政府“宣傳部”就在那裡辦公。
“部長”林柏生，兩個“次長”——郭秀峰和胡蘭成。
胡蘭成·張愛玲
１９４０年夏天，某日，８時已過，“中央宣傳講習所”的第一節課開始了，５０名學員紛紛進屋占座。
訓導主任鄭景先進來，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今天的政治課，特請胡次長講世界政治經濟問題。”接着，一個穿深色西服，系深色花領帶，４０歲左右的人進來。他後面跟着一名記者，大家一看，是“中央電訊社”的蔣景儒。
既無講義，又無書本。胡蘭成慢條斯理、滔滔不絕地大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與政治危機，一口氣講了足有兩個鐘點。
學員們對其他人等的講課多不感興趣，惟獨胡蘭成講課，人們都注意傾聽。畢竟，在當時公開宣講列昂節夫（蘇聯經濟學家，著有《政治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需要膽量的。
胡蘭成去後，人們私下議論開了。陳孟浩是個年事較高、閱曆較多的學員，他對我說：“這兒是個大雜燴攤子，像胡蘭成這樣的人也會有幾個，真是鬼怪蛇神，五光十色啊！”
秋天，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鄭景先把我和另外幾個人找到一塊，說是胡蘭成請我們到他的寓所做客。
在南京，胡蘭成住鼓樓三條巷２１号。
胡寓很雅靜，進門是一片草坪，有幾架葡萄藤蔓，小雀啾啾，“鳥鳴山更幽”。忽然，一條西洋獵犬猛撲過來，被胡蘭成适時喚住了。
在會客室裡，略事寒暄，胡蘭成揭開正題，批評當時的“官僚政治”，他要求年輕人敢說敢講。
從那時起，我認識了胡蘭成，此後可不經事先通知，徑直到他家裡去。
有一回，我同他一塊去上海，到滬西大西路他的寓所，那裡有他的一個侄女在照料家務。随後，我又同他到詩人邵洵美家（在當時的霞飛路上），談張愛玲的小說，以及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的逸事。樊仲雲與胡蘭成是小同鄉，浙江嵊縣人。
幾天後，一日上午，胡蘭成攜我同去起士林咖啡館左側的一棟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樓的二樓。門鈴響處，女傭來開門。進門後，見到一位颀長身材的女士，年近３０歲，她就是當時蜚聲文壇的作家張愛玲。
胡蘭成·池田笃紀
胡蘭成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與孔君佐合辦《大公周報》，對汪僞當局評評點點。這引起了汪精衛、林柏生的不滿。
一次，趁胡蘭成在寓所附近散步時，幾名特務綁架了胡蘭成。此事被胡蘭成的夫妻應瑛娣（上海紅舞女，為胡蘭成包養）知道了，就去南京“日本大使館”告狀。
日本駐汪僞政權“大使”谷正之，５０來歲，秃頂，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名老官僚。谷正之很給胡蘭成面子，加上“大使館”的官員池田笃紀、清水董三，他們接二連三地找汪精衛。汪精衛迫于壓力，不得不下令釋放胡蘭成。
胡蘭成回家當晚，池田笃紀親自到三條巷慰問。為防止胡蘭成再被綁架，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少佐河村每天派兩名憲兵，駐守在三條巷胡寓。胡蘭成去上海，也有憲兵随行。這真是罕見之事。
胡蘭成有日本人撐腰，不但繼續出版《大公周報》，又出版《苦竹》文藝雜志，刊登張愛玲等人的文章。
當時，在各個戰場上，日軍都在打敗仗。在此形勢下，清水、池田更加接近胡蘭成，經常聚餐。最明顯的一個行動，就是清水與池田竭力慫恿胡蘭成去武漢，在當地日軍首腦都甲大佐的支援下，辦起了《大楚報》，發動所謂“人民和平運動”，要求“撤軍、和平、統一”。密鑼緊鼓，喧嚷一時。
到了１９４５年，日方處境更為局促，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一次，胡蘭成對我說：“我曾與谷正之等人交談：如果蘇聯紅軍攻占德國，隻要日本在遠東支援住半年的時間，估計蘇聯與英美之間，必然要勢力不均，新的争執必起。那時你們相機行事，将來的事情并不是不好辦的。”
據說，池田經常舉杯贊賞胡蘭成為“小諸葛”。
胡蘭成這個人，無事好打太極拳，練習書法，對魯迅詩吟誦如流，比唐詩還熟。清水、池田的會客室與書室内挂的條幅，上面龍蛇飛舞，均出自胡蘭成之手。
１９４６年冬，我已到蘇皖邊區首府淮陰，在“華中新聞幹部學校”學習。
一天散學後，我信步運河橋頭，忽然看見池田笃紀與畫家二宮久光迎面而來。言談之下，才知他倆已進入“北韓日本工農學校”學習。過了一段時間，池田他們準備回日本。談到胡蘭成，池田告訴我：一天，他到上海虹口區胡蘭成的暫居地，在約定的時間去看他，可是已人去樓空。鄰人回答：“不知其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