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最後十年：要整就整我吧 不能說假話害人
６月２７日，康生派“中辦”專案組６人來到經濟所審訊張聞天。有兩個穿軍服的幹部打着康生派來的牌子，對張聞天說：“１９３６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續出獄的案件被你在當中把水攪渾了。”并說：“這案件是劉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麼要承認是你準許的？以後你如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替你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
風暴襲來
從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批判《海瑞罷官》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撻伐“三家村”，“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緊鑼密鼓地發動起來。
自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以後，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他“過的是脫離群衆、脫離黨的直接上司并聽候黨的長期考察的孤獨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從未罷免過，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檔案，無從知道圍繞着對《海瑞罷官》的評論有怎樣複雜的鬥争；更不用說，對于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黨中央高層上司的尖銳分歧，他也是一無所知。但是，借評海瑞的“退田”、“平冤獄”來批判“單幹風”、“翻案風”的文字，在報紙上連篇累牍，張聞天感受到政治氣壓越來越低，一場政治風暴将要來臨。在生活待遇上，張聞天也漸漸等同于一個一般幹部了。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調出北京。不久，張聞天被吊銷了“供應卡”，接着就撤掉了“紅機子”，後來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瓦斯罐，這一切預示着什麼呢？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８時，按毛澤東的訓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７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點燃起來了。張聞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勢。６月１１日，他給毛澤東并黨中央寫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繼續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使自己進一步革命化。８月初，他開始在《關于曆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問題》的總題目下面寫“學習筆記”，力求從哲學高度來了解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目的、任務和必要性。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場給黨和人民、給共和國帶來巨大災難的内亂。他這時也完全沒有想到，厄運臨頭竟會這麼快。他不知道，他已經被放到“橫掃”之列。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２日，審查他的專案委員會已經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撤銷張聞天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８月９日，張聞天按通知到三裡河國家經委禮堂開會。踏進會場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謂“聲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大會”。原來在前一天（８月８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經濟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緊，在公布“十六條”的這一天，就召開這個“鬥垮”走資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大會。
早在１９６４年秋，康生等人就誣指廬山會議“罷官”後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同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結成“反黨聯盟”。是以，這天的大會開始不久，張聞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的旁邊。随後，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來，時值盛夏。擠在一起，酷熱難當。擠軋之下，張聞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額下，更加悶熱。張聞天血壓高，又有心髒病，他竭力支撐着，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至昏厥，一頭栽倒了。他被拖到背景，造反派中一個女的，還惡聲惡氣罵他：你别裝死，你死不了！張聞天慢慢蘇醒過來以後，造反派又不讓他休息，仍舊拖到台上，罰站挨鬥。這次鬥争會持續５個小時，他回到家裡向夫人劉英叙述經過，感傷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
當張聞天從第一次沖擊中緩過氣來的時候，他想到應該給毛澤東寫信。８月２２日，他寫信給毛主席并中央，報告８月９日被鬥情況，說明“自己覺得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産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并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對革命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９月５日又寫一信，都毫無結果。
９月８日，中央辦公廳将張聞天的工資關系轉出，放到了經濟研究所。這樣一來，經濟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膽地對他進行批判鬥争了。
１２月７日，經濟所的幾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了批判鬥争張聞天大會，“勒令”他會後寫出“檢讨書”。
接着，經濟所的造反派頭頭又闖進景山後街甲１号，抄了張聞天的家。他們逼着張聞天打開保險櫃，将他１９６０年底到經濟所後寫的文稿合訂本和十幾本“讀書筆記”一齊抄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張聞天又被經濟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遊鬥。
沒完沒了的批判、鬥争，無休無止地持續着。張聞天已經年近七十，高度近視加白内障，血壓高達２００／１２０，心絞痛不時發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療。無論風沙撲面還是烈日當頭，他都得懷揣月票，手提書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換兩次公共汽車，趕到經濟所去接受審問、批鬥。
批判、鬥争在１９６７年夏季中央文革發動包圍中南海揪鬥劉少奇的日子裡達到了高潮。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聯合召開群衆大會，鬥争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會前，周恩來派人向紅衛兵頭頭傳達幾條規定：不許坐噴氣式，不許搞逼供信，不許遊街，不要武鬥。紅衛兵頭頭根本不聽。他們是受林彪、江青操縱的，是聽命于中央文革的。他們傳達和執行中央文革的訓示：對群衆不要限制過多。在大會上搞了噴氣式，狠狠鬥了一場不算，還在會場出口處組織一批打手，對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猛擊一下。張聞天被打得滿頭滿臉青包紫塊，當場昏厥。幸虧兩個解放軍戰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車。卡車開動，風吹起來，張聞天才蘇醒過來。
還有一次是突然襲擊。這是配合着８月１６日《人民日報》公布１９５９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摘要）》而進行的。８月２１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牆進宅，直闖張聞天、劉英卧室，把他們揪走。直到在一個房間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後造反派帶張、劉二人到食堂吃早飯。劉英對着稀粥一動不動，張聞天悄悄說：“快喝點，不然頂不住。”喝過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張、劉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遊鬥，他們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樓，把外交部大小辦公室、宿舍樓幾乎遊鬥遍了。下午再開大會鬥争，張聞天受盡摧殘。劉英陪鬥，同時受罪。大會開到５點結束，又将張聞天等人押在一間房裡。造反派提審，硬逼張承認陳毅是他廬山發言的背景。張聞天堅決否認，說他的發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與别人無關。搞到天傍黑，張聞天和劉英才回到家裡。張聞天撫摸着劉英的手，關切地問她：“頂得住嗎？”劉英寬慰張聞天說：“你看，這不是頂住了嗎？”張聞天端詳了一會，看劉英神色确還可以，就說：“你頂住了，太好啦。批鬥的時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體吃不消啊。”劉英聽他這麼說。不由得眼圈都紅了。這一對在長征的艱苦歲月中相愛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當成了侮辱和體罰的對象。此時此刻，他們真如涸轍之鲋，隻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謂“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張聞天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擺弄、争相顯示“革命”的工具。當時“造反”已經同“奪權”聯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頭頭和幕後人物，要撈取政治資本，制造權勢，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狠狠鬥争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
毛澤東這時雖再三呼籲“聯合”，要求制止“武鬥”，一時也難以控制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張聞天之受盡折磨，真可以說是在劫難逃。
這時的張聞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腳，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堅強地挺住，沒有流露出一點消極悲觀。他不厭其煩地寫那些所謂“交代”、“檢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當時的流行文體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上一頂又一頂帽子，另一方面，又寫明事實真相，說明原委，對一些理論問題和曆史問題，決不輕易放棄自己的獨立見解。如果抛開那些空洞的“帽子”、誇張的言詞，那麼，這些“交代”、“檢讨”涉及的史實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８日交出的一份所謂“認罪書”中，張聞天概括廬山會議前後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我國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沖突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因而以後的任務，就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隻是社會主義建設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沖突，就是生産和需要的沖突，是以，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解決這個沖突，即發展生産，滿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這種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有以下６條主張：
１。強調發展生産力，即把“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把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這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
２。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在物質生活水準上，進行“和平競賽”。
３。強調利用物質刺激，即利用工資等級、獎金制等，來刺激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生産積極性。
４。強調價值規律及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強調一切生産計劃都應服從于經濟規律，而不是使經濟規律服從于生産計劃；強調用經濟方法去上司經濟；以及強調經濟核算、利潤名額等等。
５。在生産管理上，強調廠長、工程師、專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對在生産中大搞群衆運動；反對不斷破壞“舊制度、舊規章”；從此也強調了要向資産階級管理生産的經驗學習，向資産階級專家學習。
６。主張“平衡論”、“按比例論”、“生産漸進論”，反對“冒進”，反對大躍進。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張聞天這些探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規律的思想、觀點，被說成是同黨的總路線針鋒相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目的是要反對和修改總路線，把高速度、大躍進的總路線引導到穩步漸進的路線上去，結果是不要群衆運動，取消大躍進雲雲。
２１９起“接待”
張聞天在被反複進行大會批鬥的同時，還幾乎天天接受中央機關和全國各地許多機關造反派的提審、質問、調查。據張聞天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遞交的一份“接待總結”統計，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１７日不到１０個月時間裡，他接受審訊、回答問題，或寫出材料，或在記錄上修改、簽字，累計為２１９起。
調查材料大緻是以下七個方面：個别幹部的曆史情況，留學莫斯科期間的情況，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東北情況，廬山會議情況，外交戰線及國内政策。
不論造反派怎樣辱罵、恫吓，不論怎樣誘、套、哄、逼，他總是認真回憶，據實回答。涉及黨内曆史情況，幹部的是非功過，他不管外界的輿論和壓力，也不論這個幹部同自己的親疏遠近，總是負責地說明情況，談自己的看法，決不亂說，從不诿過于人。有時還同調查、審訊者争論起來。常常有造反派對他的交代不滿而厲聲呵斥，張聞天總是不緊不慢地說：“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們要我說的那些情況，我不知道。”即使是以而遭到拽扯、推搡以緻毆打，他也毫不動搖。材料都用複寫，一份交出，一份自存。儲存下來的這些材料，顯示了張聞天堅定、正直的人格。這裡順着時間次序摘錄幾條：
３月１３日，中央财經學院“批判陳雲聯絡站”向張聞天調查陳雲的曆史情況。３月２０日他把寫的《對陳雲的看法和回憶》交出。材料中說：“我覺得陳雲工作比較踏實，有辦法；作風謹慎穩當，比較能團結和使用幹部”，“對陳雲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陳雲的經濟思想，“在其基本點上，是相同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群衆的物質要求，就必須發展經濟，增加生産，要重視物質刺激的作用，強調對生産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術措施，強調平衡，堅持穩步前進。
陸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擊，“文革”開始中宣部被誣蔑為“閻王殿”，部長陸定一被說成“大閻王”，還懷疑他的黨籍。張聞天于６月１３日向中央辦公廳來人交了答複陸定一黨籍問題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證明，３０年代初陸定一被開除黨籍是一樁冤案，當時就已糾正。材料中談到：１９３２年團中央被破壞事曾懷疑同陸定一有關，是以陸曾受開除黨籍處分；後經審查，證明此事與陸無關，是一錯案，即撤銷了處分，恢複了黨籍。負責審查的是當時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
６月２０日，張聞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要他寫的關于陳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寫道：“我知道陳毅對毛主席關于外交政策的訓示是執行了的。他對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覺得陳毅對總理是尊重的，同總理的工作關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圖利用１９３２年２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僞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産黨啟事》反周恩來。遼甯大學的造反派就此于１１月２０日質問張聞天。張聞天斬釘截鐵地回答，所謂伍豪（周恩來）在１９３２年發表反共啟事一事，“純系捏造。我同康生、陳雲等看到後，一笑置之，因為一則伍已去江西；二，伍絕不會做這樣的事。”
張聞天寫的材料還涉及楊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維漢、王稼祥、彭德懷、烏蘭夫、宋任窮、李立三、伍修權、吳亮平、孔原、王鶴壽、徐冰、宋一平、曾湧泉、姚依林、程子華、呂正操、劉瀾波、王觀瀾、孫冶方、姬鵬飛、張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許多同志。張聞天在自己不斷挨鬥蒙受不白之冤的時候、以确鑿的事實，證明許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張聞天１９６７年接待的２００多起調查中，最為重要、也是最為棘手的問題，要數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了。
２月１６日，天津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抓叛徒”戰鬥隊來經濟研究所，當面勒令張聞天交代１９３６年北平軍人檢討分院（草岚子監獄）６１人“假自首”出獄的始末。
１９６７年初，江青、康生一夥正有組織、有計劃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劉少奇。在這時提出這個問題，用意很明顯，是要誣指劉少奇當年擅自決定一批幹部履行手續出獄，組織所謂“叛徒集團”，為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賊”羅織一條重要的罪名。
３０年前，張聞天是黨中央的總負責人，對于這件往事，雖然具體時間和若幹細節印象已經模糊，但總的經過，他是記得清楚的。這是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特殊的緊急措施，并非劉少奇擅自決定，而是請示中央，經研究準許的。２月１６日當天，張聞天寫了一份材料，說明此事經過。１９３６年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當時他初去白區工作，幹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監獄中有一些幹部，自１９３１年８月底判刑入獄後，堅持鬥争，不屈不撓，表現好，經過内部線索說，隻要履行普通手續，即可出獄。“是以他想以中央名義同意他們履行那樣的手續”。張聞天明确承擔責任，說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當時認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續，而且隻是作為一個臨時措施，同時他又是中央代表，是以我當時也表示了同意。”張聞天說明，此事黨中央上司集體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關于此事的處理，是知道的，也沒有聽到過有不同意見”；在“七大”前代表資格的審查中和中央整風審幹運動中，“對此事的處理也沒有聽到過不同意見”。
鑒于在“文革”當時重提此事關系重大，劉少奇的名節和６１位出獄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還涉及黨中央和包括毛澤東在内的中央上司同志，且年代久遠，記憶難免有不清、不确之處。為慎重起見，張聞天立即将寫的材料送交當時任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要康生查檔核實，并就内容是否妥當請示中央。
張聞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１９３７年十二月會議上，劉少奇于１２月１４日報告華北工作時曾專門談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許的”。康生參加了十二月會議，讨論時還就此事發了言，說“經中央允許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則”。康生并被張聞天指定起草有關檔案。而且康生長期管内部保衛工作，對幹部情況一清二楚。康生是一個奸詐小人，這點，張聞天心裡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會陰險到歪曲事實、構陷人罪的地步。張聞天不知道，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問題上做文章了。９月１６日，康生給毛澤東寫信，誣指這些經中央準許出獄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獄手續，而是‘堅決反共’的叛黨行為”。１１月，６１人中的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趙林（時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就被揪鬥，以後很快又以出獄問題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來。雖然周恩來一再申明“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組仍然揪住不放。為了配合奪權鬥争，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間，他們不斷在公開場合，濫扣“叛徒”帽子，挑動紅衛兵任意追查，在全國刮起“抓叛徒”的惡風。與此同時，所謂６１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已經準備印發，借評電影《清宮秘史》批劉少奇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正在炮制。就是這篇文章，提出“八個‘為什麼’”，定了劉少奇八大罪狀，其中“指使别人自首變節”就是一條。這時，康生希望從張聞天那裡得到的是咬定劉少奇“擅自決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張聞天寫出的這個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們羅織的劉少奇的這條罪名從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麼會去查檔核實呢？
康生不給回複，南開大學的紅衛兵２月１８日又來批判。他們還提供了若幹線索，糾正張聞天關于具體時間和細節回憶的出入，要他立即寫一份交代材料。在這樣的情況下，張聞天乃重寫一份材料交出，肯定６１人出獄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獨自承擔了責任。材料寫道：“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給我寫了一封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幹部問題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現在記不清楚了。約略記得的是，北方白區工作幹部極缺，抗日形勢迅速開展，急需解決幹部問題。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幹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内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久，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是以隻要履行一個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他信中提議即辦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為他說如不早辦此事，日本占領平津後，就不能辦了。他要我趕快答複并要交通員等着把複信帶回去。此外，他還附帶寄來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覺得不要什麼代價一下就可以解決當時确實缺乏的幹部問題，豈不很好，是以我就複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見，并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監獄中的幹部到底是誰，有多少人，表現到底如何，‘簡單手續’的具體内容是什麼，我一直是不知道的。”為避免涉及黨中央，張聞天将２月１６日所寫材料中關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節略去，說：“我現在記得，當時我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論。以後中央什麼會議上或同中央談過什麼沒有，現在也記不起來了。”将責任全部放在自己一個人身上。從此，張聞天頭上又多了一頂“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頭。然而嗣後凡涉及此案，他從不改口推诿。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如此！
張聞天始終肯定６１人出獄事是經他同意的。康生對此惱怒之極。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８日，張聞天又就３月６日、４月２６日兩起涉及１９３６年出獄案的調查緻函康生，告知自己回憶所及，要他幫助回憶核實。
康生竟在來信上批曰：“張聞天又要玩弄騙人的把戲”，“這個人繼續玩弄手段應予以堅決回擊”。
６月２７日，康生派“中辦”專案組６人來到經濟所審訊張聞天。有兩個穿軍服的幹部打着康生派來的牌子，對張聞天說：“１９３６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續出獄的案件被你在當中把水攪渾了。”并說：“這案件是劉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麼要承認是你準許的？以後你如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替你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他們向張提出兩點要求：一、由張本人澄清事實真相，給他們寫交代材料；二、以後不準再對外發表關于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亂。明目張膽地對張聞天威脅利誘，要他“翻供”并作“僞證”。張聞天當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說假話，陷害人。”當天回到家裡，張聞天即向劉英談了審訊經過，并估計自己可能會被捕。
張聞天明知前途兇險，但是沒有屈服于壓力。他于７月３日緻函康生，回答６月２７日“中辦”專案組的兩點要求，表示他已經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認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還沒有别的材料證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進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現在不知道我對此事還能澄清什麼”。“時窮節乃見”，張聞天的回答，表現了共産主義知識分子至大至剛的一身浩然正氣！
專案組的負責人讀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寫下長篇批語，說“張聞天說謊成性，使人氣憤”，“對于這樣的人沒有别的，方針隻有一條，那就是鬥争！”七八九三個月，批鬥張聞天的大會開了十六七場，但結果終是枉然。“逼供信”這一套，在張聞天這裡是沒有用處的。
５２３天“監護”
漢語以詞彙的紛繁著稱于世。漢語構詞的靈活性，使得新詞語層出不窮，尤其是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簡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見的事相應的前所未有的詞出現，這“監護”就是其中的一個。說是“監禁”吧，并不進監獄，說是“保護”吧，又完全沒有自由。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下午，北京衛戍區司令部派了一個班武裝，進駐景山後街甲１号張聞天寓所，宣布對張聞天、劉英實行“監護”，用“監護”是按上面的批示執行的，批示為：“請即告衛戍區司令部，按照主席訓示，在張聞天夫婦住處派兵監護，不許自由出入，也不許外人随便調訪。”具體的辦法，内部有五項規定：１。萬人以上的鬥争大會不開。２。不搞噴氣式，不打，不挂牌子，不遊鬥，不抓走，不跑掉。３。可以看病、理發、洗澡。４。每天可以放２０到３０分鐘風。５。哨兵放在門外。實際執行嚴厲得多。
宣布“監護”之後，當即将張聞天和劉英隔離開來，分别關在北面兩間小屋子裡。窗戶用舊報紙糊得嚴嚴實實，透不進一絲陽光。室内亮着日光燈，２４小時不滅。門上開一個小方孔，站在房門口的士兵日夜窺探監視。屋裡隻有一張闆床，一張長凳。不許聽廣播，不許看報，不許同任何人來往。原來的書房變成審訊室，牆上貼滿對敵鬥争的“最高訓示”。專案人員對張、劉輪流審訊，反複追逼交代。日複一日，月複一月，無休無止。惟一可以接觸一點新鮮空氣的是每天２０分鐘的放風。看門的士兵打開緊閉的門，領着張聞天通過走道，到屋子西頭廊下站住。這時，張聞天才可以吹到風，見到天空，曬到太陽。他可以朝南走，左邊貼牆是低矮的女貞樹的綠籬，右邊是一個煤堆。他可以腳踏在地上，一步，兩步……走十一步，擡頭，迎面是一個持槍的哨兵。他隻能折回頭，用十一步來回丈量這條黑色與綠色之間的小路。張聞天牙齒不好，有一次乘放風機會揀了兩根可以用來剔牙的細枝子，小心地夾在書裡。第二天早晨起來讀書時，發現細枝子已經被沒收了。監視之細緻，叫人隻能苦笑。
劉英後來憶述了他倆被隔離拘禁的那一段可詛咒的單人囚室生活。她寫道：
我和聞天住的房子隻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隻放風一次，時間錯開，不讓我們碰面。
但盥洗室還是合用一個，我們僅能利用這裡通一點資訊。那時每天早晨天還不亮，我們就要被吆喝起來，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來很重，我個子小拿不動，常常不在水裡洗幹淨就拖，因而挨罵。大約是聞天從罵聲中聽出了原因，以後待我去拿拖把時，發現總
是洗淨後晾在那裡，半幹不幹，不太重又好拖。聞天泡在盆裡的衣服，我也總是悄悄給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夠用），抽空子給他搓一下。我們就是這樣人不見面心相見！
最難熬的是夜深人靜時，我隻能從他的咳嗽聲判斷他的存在，從審訊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堅定。安靜下來，不聞聲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幾天沒有動靜了，我上衛生間時細細察看，發現有一痰盂血，已經上了凍了。後來才聽聞天告訴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髒病發，鼻子淌血不止，監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醫院搶救治療。一個多月出院後，聞天怕再出事時救不過來，提出同我見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監管人員卻不同意，說“時候沒有到，不行”。真是毫無人性。
我們被這樣分隔拘禁，長達五百二十三天，陰謀家終于沒有從聞天嘴裡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話來。
是的，監禁摧殘了張聞天的健康，可是無法消磨他的意志。關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終獨自承擔，毫不推诿。對于黨的事業和個人前途，始終滿懷信心。１９６９年４月，張聞天重病初愈，專案組“審問”他時，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鬥争，還想出去做些工作。談到自己問題性質，張聞天說：我總覺得還是人民内部問題，是認識問題，是“延安”不是“西安”。５月又一次“審問”，要他談學習“九大”檔案後的認識，張聞天希望繼續為黨工作，想到群衆鬥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說，學習黨的曆史，一個人關在房子裡是學不好的。在６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檢讨》中，他又表示：自己雖已年屆七十，老而病，但要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不斷革命化。
然而在當時，正頻頻“審訊”，暫停批鬥已屬寬大，更遑論工作？要不是黨中央、毛澤東認為當時國際形勢有可能發生突發事件，作出實行戰備疏散的決策，對張聞天的“監護”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論豐碑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在被隔離拘禁５２３天以後，張聞天和劉英被分别領出北屋小房間。中辦的一個副主任向他們宣布：經準許解除監護，目前戰備緊張，需緊急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動身。就這樣，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在１０月底被監送到了離廣州１００多公裡的肇慶，安置在軍分區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裡。
張聞天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不要說沒有研究資料，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張普”，人們叫他老張頭。但最可寶貴的是，他始終沒有丢失“自己的腦袋”。這時他已經七十初度了，校正後的視力隻有０。２，手也已微微顫抖。但是，他的心沒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閱讀、思考。沒有卡片，他把舊台曆反過來使，把國小生的練習本裁開來用。思想的波濤在他腦海裡奔騰，可是他無法握筆成文，隻能作一點觀點和材料的摘錄。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張聞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銳，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已經宣告失敗。從１０月起，他決心繼續對社會主義基本理論進行系統研究，把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形諸筆墨。他要探究：在社會主義的機體上怎麼會長出林彪這樣的毒瘤？個人崇拜怎麼得以在二十世紀６０年代的中國重演？在中國，社會主義建沒應該怎樣進行？
從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２日起，張聞天以衰病之軀，在受到監管的條件下，不顧個人安危，潛心著述，寫下了近十萬字論述社會主義基本問題的文稿。在被後人稱為“肇慶文稿”的這些篇章中，張聞天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深刻地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曆史曲折的經驗教訓，較為系統地批駁了“左”傾錯誤，着重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和經濟的關系、黨和國家的關系、領袖和群衆的關系、階級鬥争和黨内鬥争的關系、公和私的關系，探讨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階段、任務和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
“肇慶文稿”具有尖銳的批判鋒芒。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突出政治”，張聞天斥責“那除了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越來越多的災難之外，還能帶來什麼呢？”指出：黨的政治路線正确與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後都要由經濟建設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來衡量。針對對所謂“物質刺激”的批判，張聞天指出：争取無産階級的物質利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荒唐到把為人民群衆的物質利益而鬥争的原則，也當作修正主義來咒罵，那是不可容許的糊塗或欺騙！針對對所謂“唯生産力論”的批判，張聞天重申：社會主義的一切工作，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産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肇慶文稿”是張聞天身處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記錄，是用革命勇氣和科學精神構築起來的一座理論豐碑。它不單是張聞天個人忠貞和才智的展現，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曆史經驗的結晶。在當時，張聞天寫下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在地方軍區的監管下，他隻能偷偷寫出，秘密藏好。但他一點也不懷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從上海來看他的外甥幫他把文稿抄寫一式三份，收藏起來。他滿懷信心地說：“也許有一天我能在會上談談。”
１９７６年７月，張聞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沒有親眼看到粉碎“四人幫”的勝利，但是，他的文稿，終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得到出版，成為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财富。
本文摘自《大往事：縱橫曆史解密檔案》葉匡政編，中國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