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克服“甲午史觀”
甲午之鑒：專家解析甲午戰争
導讀：今年７月２５日，是甲午戰争爆發１２０周年的紀念日。這場戰争對近代中國意義重大，既标志着洋務運動的的失敗，又激發了知識界變革政體的要求。同時它也改變了東亞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擴張道路。甲午戰争，可以稱之為近代中國的重大議題。新浪特邀請各領域專家，從國際、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解析甲午敗局的成因，品評甲午戰争影響。以史為鑒，啟迪未來。本文為日本年輕學者倉重拓先生撰寫的文章，分析日本的國人是如何看待甲午戰争的。
“甲午戰争”（在日本稱為“日清戰争”）的曆史位置在中日兩國截然不同。對于日本來說，甲午戰争就是日本掌握東亞霸權的基點，雖然日本國内就如何看待日本近代史的問題一直存在着争論，但隻要誠實地回顧東亞的二十世紀，就很難否認大日本帝國的擴張和侵略這一曆史事實。不過，有陽光之處必有影子。對于不僅失掉東亞上司權，而且被東海小島徹底蹂躏的中國來說，日本在二十世紀的強盛就意味着中國的沒落，所謂“中華百年屈辱史”之說法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中國人民對近代東亞史的看法和立場。考慮到這種曆史背景，抱有明顯不同曆史觀的中日兩國陷入如今的危機狀态也并非偶然。上世紀稱霸東亞的日本現在面臨着甲午戰争以來的最大挑戰，即中國的崛起。曆史告訴我們，新舊勢力之間發生沖突沖突并不是稀罕事。整整一百年前，英國和德國之間的沖突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形式爆發；在今天，不斷加劇的中日緊張局勢亦是如此，它集中表現了希望維持東亞現狀的日本和渴望重建秩序的中國之間的結構性沖突。
當東亞地區處于這種曆史性分水嶺時，回顧可稱為“東亞史最大事件”之一的甲午戰争，并對其曆史意義進行批判性的思考，是相當有意義的。尤其是對仍沉浸在甲午以來的百年夢中而不願醒來的當代日本來說，這本應該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但遺憾的是，在甲午戰争迎來第二個甲子之際，好像很少有日本人關注這場戰争及其給當時日本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即甲午戰争以來深深地烙入日本國民心中的對中國的偏見和蔑視。從邏輯上講，輕視已經超越本國經濟規模（所謂名義國内生産總值）的對方好像不太合理。實際上，當代日本人對中國的反感可以說隻不過是嫉妒中國迅速發展的表現而已。不過，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并不那麼簡單，它确立于大日本帝國初期，直到二戰之後也未曾消失，一直存在于表面之下。要說清楚的是，筆者的意圖并不在于把自己的事置之不理、不容分說地責難其他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偏見，而在于呼籲無論日本還是中國的讀者都來重新思考該題的曆史性和複雜性。為了友善論述，筆者将接下來要讨論的這種日本近代史觀簡稱為“甲午史觀”，它以甲午戰争以來對中國的蔑視及身為日本國民的倨傲為表裡。
出人意料的是甲午戰争在日本曆史記述中沒有受到與其曆史意義相符的待遇。筆者想其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甲午十年之後的日俄戰争，二是明治以來的文明觀。從宏觀的世界視野來看，日俄戰争确實是讓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強的大事件，但這種大視野往往忽略甲午戰争在東亞地區的深刻曆史含義。以司馬遼太郎的曆史小說《坂上之雲》為代表，那種将日俄戰争視為光陰交錯的近代日本史上高峰的曆史觀風靡一時，而甲午戰争卻僅僅被視為近代日本登上世界舞台上的必經階段而已。對甲午戰争的估計過低應該和前述曆史觀的流行有相關性。就近代日本的文明觀而言，明治時期的啟蒙家福澤谕吉将甲午戰争稱為“文明和野蠻之争”，以近代日本一直追求的普遍性文明觀為名義，日本在甲午戰争中的勝利很容易被歸結為不必讨論的必然結果。可以說，福澤渝吉在１８８５年所寫的“脫亞論”也以這種文明觀為基礎。無論他的意圖如何，現在一萬日元紙币上的福澤翁頭像告訴當代日本人，文明的日本為什麼今日仍然要“于心中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雖然以甲午戰争為開端，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有着不同的發展階段，但筆者認為在甲午戰争前後即已确立，此後基本上沒有改變。我們在這裡可以回顧參考當時流行的一首軍歌《膺懲清國》（原名：膺てや懲らせや）之開頭：“吾去膺懲清國，清國吾國之仇，東洋和平之仇，讨伐糾懲清國” 。我們可以由此聯想到當時日本社會的氣氛，同時代的詩人石川啄木等人也談及過這首歌，并反思當年的異常氣氛。在此令人矚目的是，當時的日本國民将清國明确看作對日本和東亞的威脅。為什麼會這樣呢？在此我們可以追溯１８８６年的長崎事件，即在日本港口上岸的清國水兵和本地警察之間發生的流血沖突。事後，日本媒體争相報道清國水兵的無禮暴行和清國海軍艦對日本的威脅，将當時正處在高峰的自由民權運動轉變愛國國權運動；然而，關于沖突事件的真相和報道内容的是非，至今還缺少足夠深入豐富的研究。在探究“甲午史觀”形成的社會背景時，不應忽略長崎事件之後在日本全國急速發展起來的清國威脅論之存在。
筆者認為，當代日本的困境主要源自于自己的“甲午史觀”，因為根據其曆史邏輯，偉大有理的日本沒理由妥協于可憐無理的中國，是以無法對應中國的崛起。在這裡，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兩年前宣稱購買釣魚島的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不慎言行。當時沒有預料到的是，石原發言逐漸獲得日本輿論和媒體的消極支援，讓當時的民主黨政權實施釣魚島的國有化而引起了中方的強烈抗議，徹底破壞了中日兩國之間的信賴關系。對中國人民來說，日方的這種挑釁行為很可能喚起由抗日題材影片所熟知的日本軍國主義印象。實際上，作為戰後主流思想的和平主義也現在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即草根性日本民族主義的高漲。不過，這種幼稚的排外主義跟可怕的戰前軍國主義完全不同。在筆者看來，高呼反中口号的日本憤青似乎尚未擺脫自己所批判的“和平癡呆症”，因為他們不願去認真探究負責保護日本安全美國老大的本意，以及甚至連美國也認同的中國之實力，不僅沉溺于自認無懈可擊的“甲午史觀”而停止思考，而且完全忽視迫在眉睫的東亞危機之現實性及其會給日本帶來的嚴重後果。不知從何時起，日本右派政客的強硬言行在中國已經變成讓人不禁失笑的喜劇表演，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現實跟他們所夢想的大日本帝國差得太遠了。
可以說，二戰之後在日本最敏銳地意識到“甲午史觀”的問題就是思想家竹内好。面臨戰敗後日本的驟然轉變，竹内好通過魯迅所一直思考的“奴隸精神”，看破了甲午戰争以來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傲慢态度正是自卑的寫照。他在１９４９年所寫的《日本人的中國觀》裡的一句話耐人尋味，即“為了革除日本人對中國的侮辱，日本文化要從中國文化中獨立”。衆所周知，作為位于中華漢字文化圈邊緣的島國，日本在發展自己的文化過程中，從先進的大陸文化欲無止境地吸收了各式各樣的事物。不過，在憧憬先進的中華世界的同時，日本卓越主義的種子也已經播下，這一點也可以從自遣唐使廢止到國學勃興的日本文化獨立之探索潮流中窺見一斑。總之，筆者認為日本的“甲午史觀”是“東夷”對“中華”一直愛憎交織的曆史觀之歪曲表現。是以，當代日本人需要不僅真誠地面對日本近代史的陰暗面，而且正視自古以來日本熱衷于中華的文化史及以其負面出現的自卑感，由此才可以逐漸克服自己的“甲午史觀”。毋庸置疑的是兩國關系不能隻靠單方面的努力而改善。中日兩國人民理應一起緬懷悠久的中日交流史，同時以史為鏡地去想象侵略戰争的恐怖，這樣做才能讓後代也享受我們當代所享有的和平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