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朝，中國社會進入第三個“黃金年代”。創造這一偉大盛世，離不開一批能臣幹吏，山西人于成龍、吳琠、陳廷敬等就是這一時期最突出的政治人物。後世稱為“一代良相”的吳琠，更是康熙政治集團中群臣的楷模。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禦賜吳琠《千字文》一卷并題跋：“朕臨米芾書千文數卷，此卷賜大學士吳琠，吳琠為人寬厚和平，持己清潔。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其實惠者，至今頌之。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其後，以紀其大臣之體。”
這段簡短的評語告訴世人，吳琠為人寬厚笃誠，清廉自守；為官正直無私，體國恤民。
沁州廉相：清可容物吳閣老
（一）
吳琠(1637—1705)，字伯美，号銅川，谥文端，山西沁州徐村人。吳琠自幼聰明好學，10歲能詩，15歲應童子試，18歲中舉，23歲（順治十六年）中進士。康熙六年(1667)，到“七省通衢”的河南汝甯府确山任知縣。據清雍正《河南通志》記載：吳琠“任确山令，性明快，興利除害，惟恐不及，清賦役，申冤抑，招徕開墾，戶口日益繁盛。”可見他果敢明決，為百姓辦了不少好事。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清大軍進剿雲南，使者往來如織，車馬糧饷，吳琠都能及時籌措，既不影響軍需，又不增加百姓負擔。戰事之初，各種謠言紛至沓來，有人勸吳琠把家屬送回故鄉,吳琠說：“逆賊必不能久，然人情易動，縣令遣妻子歸，民能安堵乎？”并且将柴草堆于樓下，告誡家人說：“如有什麼不測，就隻有一死了！”在這個生死難蔔的危難時刻，一個小小的縣令，表現出卓越的政治見識與超人的膽略。
因确山政績卓著，于康熙十三年，吳琠被越級晉升為吏部稽勳司主事，月餘又升任驗封司員外郎。十四年十月，調任文選司員外郎，次年，升任驗封司郎中。十六年，先調吏部任考功司郎中，又遷文選司郎中。在吏部供職3年，“厘胥弊，禁竿牍，塞私窦，絕詭遇”，使吏治之時弊得以糾正，被吏部尚書魏象樞稱為“本朝選君第一”。
康熙十七年後，吳琠連任鴻胪寺少卿、光祿寺少卿、通政使司右參議、通政司右通政、太仆寺卿(從三品銜，正職)、都察院右都禦史(正三品銜)等職。期間，吳琠多次上章言事，每逢朝廷議事，都能“直抒已見，不激不随”。曾上《請複巡撫道員管兵疏》，建議以“三藩作亂為戒，分散将軍兵權，給地方長官以兵權”，還建議地方官吏改變官場作風，走出衙門，深入民間，了解下情。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湖北發生一場兵變。平定三藩時擴充的三千兵員，因裁撤不當，激起事變，嘩變之兵推夏逢龍為兵馬大元帥，扯旗造反，聚衆萬人，乘二十艘巨艦順流而下，占領武昌周邊地區，朝廷迅速組織大軍平定了叛亂，然而，禍不單行，兵燹之餘又遭荒旱，赤地千裡，禾稻枯焦，各地告赈紛紛。時任兵部寺郎見都察院右副都禦使的吳琠，奉旨任湖北巡撫。一方面處理兵變的善後事宜，一方面設法赈濟災民，安撫百姓。吳琠到任後，天災人禍數年的湖北，恰逢久旱降雨，人們把這及時雨稱作“吳公雨”。接着，出台了一些列的政令措施，如《嚴禁花爆示》《嚴禁濫差示》《饬禁酷刑示》《申饬培養學校示》《嚴禁結黨私鬥示》等等，從老百姓生活小事入手，從改變地方陋習開始，從勸誡培養上發力，湖北民風士氣為之一變。吳琠下力氣整治各級官吏衙門作風，嚴禁濫差和酷刑，下力氣懲辦地方豪強，給社會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連續幾年，湖北風調雨順，莊禾大稔，老百姓安居樂業。此時，陝西發生大旱，饑民湧入湖北，吳琠号召各級官員捐俸救災，自己首先帶頭捐俸，共積糧8500石，全部救濟災民。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因吳琠守孝在籍，湖廣總督出缺，吳琠以封疆大吏身份再度赴楚，“楚人若再見生身父母”。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吳琠升補為都察院左都禦使，消息傳出，總督衙門“跻堂稱觞，攀轅卧轍，争立碑、畫像，以紀去後之思。”吳琠走的時候，湖廣百姓沿江相送，以至“泣下吞聲”。加上任巡撫時的二年又八個月，吳琠在兩次湖廣的時間共四年又六個月，得到老百姓的擁護愛戴，這在清朝曆史上的整個官僚隊伍中是不多見的。
（二）
都察院是朝廷的最高監察機關，對屬員要求有很高的素養和操守，從湖廣總督升任為左都禦使，成為朝廷監察部門的最高長官，官階為從一品。吳琠到任後，首先從整頓工作作風入手，教育都察院所有的屬員說：“司風紀者，當養人廉恥，不專以彈擊為能，今吾謬掌台端，任大責重，要在正己率屬，豈可見事風生，以亵憲體乎？”
吳琠認為都察院的職責首要在于要讓所有的官員都知道什麼是該做的和什麼是不該做的，進而最大可能地減少他們犯錯誤的機會；如果一味的揮舞着彈劾之利劍，耀武張揚，見事生風，那實際上是對都察院自身職責的一種亵渎。吳琠以他的清風正氣統率着都察院衙門，從容坐鎮9個月，一時“台省肅然”。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皇帝三次親征噶爾丹，走之前，将這一年主持會試的大任交給熊賜福、張英、吳琠、吳雯等4位大臣。吳琠在《丁醜會試錄序》中寫到:臣吳琠乃山西的一介寒儒，蒙皇上幸遇，登第拔仕，先在中州任縣令，後晉铨曹，再升卿貳，又出任撫督，入總憲台，已經是皇上殊恩，超逾格外，這次再蒙皇上授予為國家選拔人才的重任，拜命之下，感到更加惶慌，唯恐自己愚昧疏略，衡鑒不當，有負皇恩，是以幽獨盟心，圖仰報于萬一。
吳琠在這篇序文中借明代哲學家薛瑄的話道出了自己做官的信條：“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吳琠正是以此七條作為自己做官的座右銘，并畢生忠實地予以實踐。
七月，吳琠被欽點為殿試讀卷官。九月，吳琠再次被任命為武會試的總裁，參加考試的武舉共1324人，取武進士100名，南北各半。九月進行殿試，仍然是吳琠充任讀卷官，由此可見，在康熙皇帝的眼裡，吳琠已經成為重臣中的重臣。
在大敗噶爾丹班師回朝的路上，康熙皇帝在馬上當着随行大臣的面表揚吳琠是好官。回銮之後，即刻召見吳琠，再次稱贊他：“做官無論是其屬官，非其屬官，及所參革之人，皆服他是清官好官，百姓亦莫不感服。”就在康熙皇帝召見吳琠之後的第六天，吳琠突然接到新的任命，調他擔任刑部尚書。
刑部是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操有生殺大權，凡死刑犯人，都要經刑部核準，方可執行，其職責比都察院又顯得重了一些。吳琠從做确山縣令開始，就非常重視刑事案件的公平與公正，重證據，輕刑罰，一生中撥亂反正，平反和糾正了很多冤假錯案。在做了刑部尚書之後，更加穩妥和謹慎，他說：“做官不能不用刑，然須一眼看定，察其輕重，不可使皂隸操生殺之權。”這一眼看定的功夫，既要有敏銳的洞察力，又要有高度的責任心。當然，“人非聖賢，豈能一民不冤，奸宄無漏乎？但謹慎詳審，勿恃才，勿任意，庶己無愧于心耳。”
（三）
康熙三十七年（1698），吳琠62歲，七月初一，皇上命吳琠補授保和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正式拜相入閣，進入中央政府的最高決策層。
《清史列傳》說，“居政府，室無妾媵，口不言清。每語任外吏者曰：‘地無遠迩，俗有淳饒，然愛财惜命，民情則一，能體此念，自為良吏矣’”。吳琠把“愛财惜命”作為施政的基本原則。通俗點講，就是隻要保護好人民的财富，讓人民安居樂業，天下才能太平，每個官員都應當有這樣的認識。
在吳琠七年的執政期間，他忠心耿耿，而且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必要時可以面折廷争，充分表達自己的見解，他作風正派，敢作敢為，他推薦過許多人才，但卻不濫舉，他有許多朋友，但從不妄交。他做官主要的特點是“廉”“能”二字，即絕對是清廉的，又絕對是能幹的，是辦事幹練的政治家，因而受到玄烨的深信不疑。他在政治上又非常熟悉朝章國故，駕輕就熟，凡“中外章奏，見辄洞然，舊典雖久而不忘，偕辦内閣者鹹賴之。”
吳琠從地方到中央，又從中央到地方，處處留心，中外奏章，一經洞悉，曆久不忘，隻要皇上問起，他根本用不着去查任何典籍資料，随問随答，知無不言，成了康熙皇帝的活字典。
吳琠平生很注重人才，當了大學士之後，更是如此。有一次，兵部引見了一名大臣金國正來見康熙皇帝，康熙問大學士伊桑阿：“金國正如何？”伊桑阿一時摸不清皇上的意圖，不敢貿然作答，隻好敷衍道：“金國正的為人吳琠知道。”康熙又問吳琠，吳琠說：“金國正為人壯健，才技猶長，從前征噶爾丹時，願意自出家财，承大軍征進效力，臣曾啟奏過。”皇上說：“你說好，定然是居官好。”轉而又以叽諷的口吻對伊桑阿道：“此老未易可及。”伊桑阿紅着臉說：“皇上睿鑒極明，吳琠辦事甚優，存心亦善”。
有句古語說：“要知宰相能否，但視天下安危”。也就是說，宰相的賢能與否關系着國家的興衰和安危。吳琠雖為太平宰相，但在他任職的七年裡，不驕不躁，恪盡職守，始終如一，保持和發展了國家的強盛，也保持了他人生形象的整體完美。
康熙三十九年（1700），吳琠64歲，這一年，吳琠忽患中風之症，半身麻木，右臂活動也受到影響，雖然如此，康熙皇帝仍然派他再次主持會試，吳琠帶病工作，夜以繼日，經過24個晝夜，取士三百。忙完了會試，内閣一大堆工作還等着他去處理。六月二十五日，吳琠正在埋頭公務，忽有下人送進一封家中的急信，吳琠等忙完手中的事，拆開一看，才知道與他濡沫相伴的宋氏夫人已在此前的一個時辰離他而去了。
據乾隆《沁州志·吳時谏傳》記載，宋氏夫人是病殁于北京的，而且進入六月以來，病情加重，“憂愁癯瘠”，但吳琠并沒有是以而請假，甚至在夫人臨終之時連最後的一面都沒有見上。康熙皇帝聞之非常感動，禦書“風度端凝”4字，做成龍绫匾額送與吳琠，以表示他對吳琠的體恤和器重。
宋氏夫人自14歲嫁到吳家，與吳琠相濡以沫46年，倆人感情彌深。為此，吳琠在哀傷之餘，寫下了《皇清诰封夫人先室宋夫人行述》：“夫人生十四歲而歸于餘家，迨事先祖父母、父母，恪盡孝道。子女五人同出慈育成立，旁無媵助。相餘四十有六年……”。這就是當朝宰相的夫人，俨然一位農家小戶的糟糠之妻，一位精打細算勤儉節約的家庭主婦，一位中國封建社會标準的賢妻良母。
宋氏夫人逝世以後，吳琠的身體也每況愈下。康熙四十一年（1702），吳琠已經66歲高齡，自覺體力不支，有意向皇帝提出退休申請，但同為大學士的伊桑阿和馬齊，都認為恩眷超常，此時提出退休皇上肯定不會準許。果然，康熙皇帝聽到吳琠有退休的想法，說：“吳琠為人誠實，豈能聽他去。”
誠實，是吳琠最優秀的品德，他既不是唯唯喏喏，“多磕頭，少說話”的庸俗之輩，也不是當面頂撞，置生死于不顧的骨梗之臣，他對康熙皇帝忠心耿耿，但又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康熙南巡時，曾與河道總督張鵬翮有一段談話，康熙當時評價了張鵬翮和吳琠兩個人，康熙說：張和吳都講理學，都躬行實踐，都有守有才，但張缺乏吳琠那份“寬厚和平”的風度。康熙皇帝對吳琠不僅器重有加，而且也關愛有加。四十一年四月初六，康熙賜給吳琠禦書“思誠堂”匾額，五月二十五日，又賜臨米芾禦書七律詩一幅，以後又多次賜吳琠物品，其中有一副對聯也是講誠的：“約失之鮮矣，誠樂莫大焉。”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賜禦書《千字文》一卷，并有背後題寫跋語：“朕臨米芾書千文數卷，此卷賜大學士吳琠，吳琠為人寬厚和平，持己清潔。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其實惠者，至今頌之。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其後，以紀其大臣之體。”
這是康熙皇帝對吳琠比較全面的評價，也是真實準确的評價。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學士伊桑阿退休，吳琠成為首席大學士。同年四月，陳廷敬以吏部尚書授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是山西陽城人，與吳琠的家鄉沁州相距不過百裡有餘，倆人同在朝中為官多年，彼此相交甚厚。順治十五年，倆人曾一同赴京參加會試，吳琠因病未能入場，陳廷敬就是這一年考中進士的，算起來比吳琠要早一年。但吳琠進入内閣比陳廷敬要早出五年。陳廷敬因為編纂《康熙字典》，是以知道他的人比知道吳琠的人要多一些。其實，吳琠也曾受命充任《三朝國史政治典訓》、《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統志》等書的總裁，也曾負責監修《明史》。
（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吳琠已經68歲，身體已是很衰老，但仍堅持早朝，每日到内閣上班，因為他是首席大學士，是宰相中的班長，很多事情都要等他定奪。這一年，内閣的大學士有吳琠、馬齊、席哈納、張玉書、陳廷敬，從種種資料分析，他們這一屆的内閣班子還是很團結的。其實，此時吳琠的身體，已是一日不如一日，但為了報皇上的知遇之恩，隻要一日能動，就要辦一日的事，真有點“小車不倒隻管推”的精神。
二月初九，康熙皇帝惦記着治理河道的事情，決定再次南巡，大學士馬齊、張玉書、陳廷敬随駕，留下吳琠與席哈那署理朝中之事。在皇上出巡的這些日子裡，吳琠更是謹慎小心，盡職盡守。也許是過于勞累的緣故，二月中旬，喉間有痰結為梗，飲食頓減。三月十三日，痰嗽大作，牽及腰膂，左股疼痛不止，仍一邊服藥，一邊上朝。四月二十四日，一大早起來，就感覺頭暈眼花，渾身乏力，勉強吃了一點東西，硬撐着前去上朝，快吃午飯的時候，忽然痰喘不止，幾次摔倒在地，最後由兩名家仆架着把他扶到了兩人小轎上，匆匆擡回家來，從此一病不起。
閏四月十一日下午，吳琠預感大限已到，讓他的幾個兒子把他擡到正房的卧室，半夜時分，伏枕口授遺疏大意，所說的全是國家大事，竟沒有一字提到自己的私事。然後，溘然長逝。
康熙皇帝南巡剛剛回京，就聽到了吳琠逝世的消息，十分震驚，派内臣置祭，命禮部按宰相規格頒賜祭葬，谥文端。滿朝公卿大夫都來吊唁，想起吳琠往日的好處來，禁不住痛哭失聲。五月，吏部因大學士吳琠逝世，請旨補缺，康熙将奏折退回，批道：“舊例大臣病故，必俟其靈柩還籍，方請補授，乃國家眷念大臣之意也。今大學士吳琠身故，尚未發引，何亟亟乃爾，本著發還。”翰林院所撰寫的祭文，康熙皇帝看後也不滿意，認為沒有寫出吳琠的風格來，“大學士吳琠好處甚多”，責令重寫。改寫後的祭文儲存在《沁州志》卷十《谕祭大學士谥文端吳琠文》，文中說：吳琠“正身率屬，總憲綱而豐裁卓立，掌邦禁而谳鞠持平。……慎以居躬，每贊襄乎國是；清能容物，更儀表乎官常……”并禦賜墓碑，碑文曰：“吳琠賦性寬和，持躬敬慎。由開府而晉總制，荊湖宣保障之勞；陟憲長而掌秋曹，法紀著公平之譽。……翼翼小心，益笃荩誠之悃；休休大度，盡消偏黨之私。”在吳琠歸葬後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又準許沁州建吳琠專祠兩所，一在沁州城文興街，一在家鄉徐村月嶺；湖廣建吳琠祠堂一所。雍正皇帝于十一年（1733）頒谕祭文，命沁州知州每年春秋兩季率屬緻祭，并将吳琠入全國各地賢良大臣祠，永享崇祀。
（五）
吳琠是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在清初康乾盛世的發展曆程中，他把他自己完整而又無私地融入了締造這個盛世的洪流之中。在康熙皇帝的眼裡，他是循臣良吏，他不僅有守有才，寬厚平和，在每一個崗位上，他都能做得有聲有色，始終如一。而最大的優點是，他無限忠于國家，從不拉幫結派，即使是他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境地，也從不動用權力任用私人；在士大夫的眼裡，他是正人君子，他崇尚理學，以誠信為本，言必信，信必果。他曾先後七次主持鄉試、會試，所拔皆賢良；在百姓的眼裡，他是清官好官，他體恤下情，關心民疾，不擾民間一物，不短行戶一直，他的親朋子侄，沒有一個人因他的關系而飛黃騰達和富甲鄉裡。他的兒子吳時謙，康熙甲戌科進士，終身未仕。他的親侄子吳時寬，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通過會試，但在殿試時，由于緊張過度，卷子上有一處字迹越過了規定線，被取消了進士的資格，而此時的吳琠為内閣首席大學士，正處于權力的頂峰時期，但他卻沒有動用手中的權力為侄子開脫。算上吳琠在内，吳氏一門在清朝曾中過5位進士，隻有他的曾孫吳嘉炎做過知州和玄孫吳沆做過知縣。吳琠平生非常重視教育，每到一任，都有興學之舉，在他的家鄉沁州，凡讀書之人，或遇孤苦貧乏者，必資以書籍、紙筆、飲食、衣服，讓其專心攻學，學有成就者，不下數十輩。是以，吳琠雖然沒有給他的子孫和鄉黨留下豪門貴宅和萬貫家财，但卻留下了一個廉潔奉公的遺風。
吳琠是能臣，更是廉吏。離開确山時，百姓留戀，他“單騎而去”；撫湖北時母親病逝，僚屬饋贈财物，吳琠全部謝絕，守制期間，閉門不出，謝絕一切人造訪，面對各種各樣的饋贈，以一句“非吾母志也”謝絕。吳琠為宦一生，恪守勤謹為民的為官之道，為人淡泊無華，簡約樸素，終身不納妾，和夫人宋氏白首終生，育四子一女，沒有一人入仕為官。身為朝廷重臣，家中仍是五間茅草房，“陋巷蓬門，隐約寒素”，父兄布衣敝履。吳琠逝世後，其子孫将老屋略加修膳，改造成供村民子弟讀書的書院，世戲稱“南陽草廬”。
1947年，當地反奸清算工作組開挖他的墓穴，墓中沒有任何珠寶玉器陪葬，隻有十多付錫制的供器。棺木内，是用數十尺白绫裹着的淡薄的軀體，身穿龍褂朝服，蓋着繡花錦緞被子，旁邊放着十多件絲織夾單衣，枕邊一副副老花鏡，鏡框上纏着布條，挂耳竟然是兩條普通的棉線。（供稿：沁縣新聞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