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号香山居士。
祖籍太原[今屬山西]。
，到了其曾祖父時，又遷居下邽（音guī）（今陝西渭南北）。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鞏縣[河南鞏義]縣令，與當時的新鄭[屬河南]縣令是好友。
見新鄭山川秀美，民風淳樸，白湟十分喜愛，就舉家遷移到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
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東郭宅降生了。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陽[屬河南]，享年75歲。
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稱白傅、白文公。
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歎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
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
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禦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
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
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
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谏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還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做左贊善大夫陪太子讀書，應驅逐出京。
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
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谕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
三年後他升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書舍人等。
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争權奪利，明争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谏。
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後任蘇州刺史。
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七十歲緻仕。
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
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築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并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洩水，認為隻要“堤防如法，蓄洩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
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親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
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隐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
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
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
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隻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
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台榭、舟橋等。
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宇航局、琴侶一起遊樂。
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内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遊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箧，後捧絲竹。
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
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
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後才停止。
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隻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
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餘隻空囊，裡面裝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隻再拉起一隻，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
這個數字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
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
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
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麼能治好州裡的人民。
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麼能娛樂的的身心。
他是用酒來進行勞逸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
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
在《贈元稹》一詩中說：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
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
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時，時年75歲。
葬于龍門山。
他去世後，唐宣宗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
一度思卿一怆然。"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
傳說洛陽人和四方遊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是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幹燥的時候.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确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謂之諷谕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谕、閑适、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展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是以最受重視。
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谕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谕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俾辭賦合炯戒諷谕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
”（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谕，是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内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
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詩的标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别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
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緻。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
是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
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谕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為隻有将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
與此前的叙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叙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隻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将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随情起，情随事遷，使詩的程序始終伴随着動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
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别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怅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己。
閑适詩和諷谕詩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内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
諷谕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适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進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适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适”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态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是以影響更為深遠。
如白居易有“相争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
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隐筆記》）。
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
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着，大略相似。
谪居黃州，始号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
”（《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迹。
白居易是中唐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并将這一主張付諸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
他的早期政治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沖突，寄予了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
用辭尖銳，主題鮮明。
其代表作《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