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的家庭生活圖——五十年代前的創作

文/馬家駿

自從1850年奧斯特羅夫斯基發表喜劇《自己人-好算賬》因而成名之後，他的戲劇創作如開閘的河水，五十年代一開始，就十分繁榮，差不多每年都有新作問世。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前半期，奧斯特羅夫斯基的戲劇創作，受到了斯拉夫派的影響。斯拉夫派，是俄國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一種思想文化流派。當時，俄國處在封建農奴制度崩潰的前夕，在反對農奴制度的鬥争方向上，先進人士分成了兩派；一派叫西歐派，這是資産階級自由主義者，他們主張俄國廢除農奴制度之後，走西歐走過的道路，即實行資本主義。另一派叫斯拉夫派，他們強調俄國人要走自己的民族道路，要在儲存俄國的宗教、俄國的村社制度的基礎上，實行貴族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合作。斯拉夫派反對歐化的腐敗享樂，不贊成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與用金錢對人靈魂道德的腐蝕，但他們是保守主義者，其反封建是不徹底的，代表了開明貴族的利益與願望。

當時在俄國文化界活躍的拉斯夫派人有文學批評家謝唯遼夫教授（1806-1864）、理論家兼詩人霍米雅科夫（1804-1860）、史學家、批評家及《莫斯科人》雜志主編波果金教授（1800-1875）等人。這些人推崇果戈裡，并影響一批青年。奧斯特羅夫斯基在四十年代就認識斯拉夫派的首領人物。他1849年正式加入斯拉夫派。 1852年果戈裡逝世，他得以參加葬禮。奧斯特羅夫斯基是斯拉夫派的後起之秀，他成為《莫斯科人》的撰稿人和編輯部中“少壯派編輯”群體的骨幹與首領。參加“少壯派編輯”集團的，除了奧斯特羅夫斯基，還有詩人兼批評家阿波龍·格裡戈利耶夫（1822-1864）、小說家皮塞姆斯基（1821-1881）、演員薩多夫斯基、中學教師兼理論家菲裡波夫以及斯拉夫派信徒埃德爾松等等。他們熱衷研究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對人民的生活、風俗、民間歌謠與傳說、民族的曆史、信仰，特别感興趣。他們認為未來的俄羅斯應保留民族古風與習慣，而極力反對西歐的資産階級生活方式、虛僞的文明、唯利是圖的思想。對于欺詐、傾軋、鑽營的商人、官吏、市民進行深刻批判。“少壯派編輯”中的先進分子與主編波果金等老一代保守的斯拉夫主義的右翼，也有時有其沖突。常不經主編同意而在《莫斯科人》雜志上發表作品。

奧斯特羅夫斯基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發表、演出、或單獨出版的劇本有：《自已人-好等賬》（1850）、《一個青年人的早晨》（1850）、《窮新娘》（1852）、《非已之長、勿充内行》（1855）、《貧非罪》（1854）、《切勿随心所欲》（1855）、《他人喝酒自己醉》（一譯《代人受過》，1856）等等。這些劇本，寫得多的是奧斯特羅夫斯基所熟悉的商人世界，其中常描寫具有封建宗法思想的商人家庭中的暴君，這些粗暴、野蠻、沒有文化教養、任性剛愎、胡作非為的家長，當年也許是農民或市民出身，後來從事商業而成為富商。他們既有封建意識，十分保守落後，又代表新興的資本主義關系，顯得貪婪專橫。他們構成的“黑暗王國”就是俄羅斯封建農奴制在市民社會的縮影。如《他人喝酒自己醉》和 1863年寫的《艱難歲月》中的主人公吉特·吉蒂奇·布魯斯柯夫，就是一個暴戾、愚昧而任性的人，被稱之為“頑固分子”。劇中一個人物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諾芙娜說到布魯斯柯夫時指出：“他對無論是誰的話也不聽，——他跺着腳喊：你知道老子是誰？于是全家大小都得趴在他的腳下，就這樣趴着，要不就得倒黴——這是一種野蠻的、專橫的、硬心腸的人”。這種人欺軟怕硬，隻能在家裡對妻兒老小作威作福，在外面遇上強人，就傻了眼：“他隻能在自己家裡逞兇，一出大門，你試試看罷，他就變成了大傻瓜；芝麻大的事兒都會叫他驚慌失措”。在布魯斯柯夫身上展現了封建農奴制度的精神特性，而另一方面，作者從斯拉夫主義的觀點出發，寫出這類人身上還存留着某些溫和的人性。布魯斯柯夫遇見了教員伊萬諾夫。伊萬諾夫為人怪癖，一生廉潔，他從騙布魯斯柯夫錢的女人那裡把錢要回來，還給了布魯斯柯夫，于是頑固分子為之感動，感歎“金錢和這類東西不過是塵土，隻是一種能發出響聲的金屬罷了！”他認為伊萬諾夫是個大好人，還要兒子去向教員的女兒求婚。

奧斯特羅夫斯基受斯拉夫派影響較深的劇本是《非己所長，勿充内行》（直譯《不是自己的雪橇不要去坐》）。劇本所寫的老商人馬克西姆·菲多吉奇·魯薩柯夫，是個專橫頑固的獨夫，他的女兒阿芙多霞·馬克西莫芙娜，原來喜愛青年商人勃羅達金。但她從她的姑母、一個老處女那裡學得新的戀愛觀念，去愛了一個年青浪子、剛來這座城裡不幾天的退伍骠騎兵維霍列夫。維霍列夫來求婚，遭到魯薩柯夫的拒絕。他想帶姑娘私奔，而姑娘從父親那裡帶不出一個錢，于是又被骠騎兵趕回來。回來之後，青年商人勃羅達金來求婚，要娶阿芙多霞，一場沖突就如此結束。頑固分子魯薩柯夫雖然專橫，但也寫得聰明、嚴肅。具有古老斯拉夫生活的優秀遺風，而勃羅達金則善良、正直，不計前嫌。這就又美化了商人世界。不過從總的傾向上看，奧斯特羅夫斯基在《自己人-好算賬》等劇中，揭露了“黑暗王國”的種種景象，給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增添了新的藝術成就，開創了新的藝術領域。

《自己人-好算賬》

這個原名《破産者》的劇本，發表在《莫斯科人》雜志1850年3月出版的第六期上。它是奧斯特羅夫斯基的成名作。由于劇本揭露商人的内幕，富商們秘密控告作者，政府下令讓把已發表的劇本送去補審。沙皇下令：“禁止上演，故印出亦屬無益”十一年之後，審查官勒令修改結尾，由于加了警察局長逮捕了奸商，才得于1861年1月在彼得堡亞力山大劇院上演。現代的演出本，恢複了原狀。

這部四幕劇在現實真實的基礎上展示了自己的情節：薩姆松·西雷奇·鮑爾肖夫是個貪婪頑固的商人，他企圖用搞假破産的手段，拒付所欠的債款以欺騙債權人。于是，他找來了投機鑽營、唯利是圖的律師綏索伊·普索伊奇·利斯波洛任斯基商議。在律師的策劃下，他決定把房産和店鋪假抵押給“效忠”他的店員拉紮爾·葉裡紮雷奇·彼得哈留辛，以造成法律上的合法，宣布自己是個破産者。為了達到假抵押的目的，鮑爾肖夫不惜用親生女兒阿麗姆皮雅塔（莉波奇卡）作釣餌來位攏彼得哈留辛。但是彼得哈羅辛是個比鮑爾肖夫更狡猾的騙子，他表面上對鮑爾肖夫忠心耿耿、唯命是從，而暗地裡卻打自己的如意算盤。他私下以更多的賄賂來拉攏利斯波洛任斯基，把抵押權，假戲弄成真，吞噬了鮑爾肖夫的全部财産，不給債權人分文，以至鮑爾肖夫被關進監獄。鮑爾肖夫的女兒莉波奇卡原是一個非常自傲的女子，店員是不在她心目中占有絲毫位置的。然而她精神空虛，沒有道德信念，最後嫁了她認為沒教養而卻是占有不義之财的波德哈留辛。波德哈羅辛蓋起了豪華的住宅。這對年青夫婦，忘恩負義，任憑鮑爾肖夫夫婦哀求，也拒絕用少量的錢把鮑爾肖夫從監獄中贖出來。

奧斯特羅夫斯基這個劇本刻劃了商人階級人物的群象，他們行動的基礎是互相欺詐，他們緻富的手段也建築在這一點上。這種欺詐在他們看來是一種當然的事情，從不感到道德上的負疚，也不引以為恥。而這種視為自然的觀念，正是“黑暗王國”這種環境培育出來的。

作者在鮑爾肖夫形象中塑造了一個俄羅斯戲劇中的新典型。這是一個宗法制商人，其性格特點是以自己的無知和專橫，統治一切人，幹涉一切事。譬如在他指令女兒嫁給波德哈留辛這件事上，充分表現了他的封建專制思想：“我叫她嫁給誰，她就得嫁給誰。她是我的孩子：要是我高興。我可以拿她就粥吃，我可以拿她伴牛油。”①

在這個早期出色的劇作中，顯示了奧斯特羅夫斯基後來創作的基本傾向。關于這—點，杜勃羅留波夫說道：“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喜别，很少觸到社會的活動，這無疑是因為我們的市民生活本身，就充滿着各式各樣的墨守舊法的習慣，簡直沒有一個可以自由而奔放地表現人的真正活動的例子。但是在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喜劇裡，卻非常完整地而且浮雕似地描繪出兩種關系，對于這兩種關系，我們這個國家的人可能還在奉獻自己的靈魂，——這就是家庭的關系以及财産的關系。是以這就不必奇怪，為什麼他的戲劇的主題以及名稱本身，總是在家庭、新郎、新娘、富與貧中間轉來轉去。”②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戲劇不是隻着眼在心理與性格上，而是在道德和社會方面。他說過：作品越優美，它越是屬于人民，則在它裡面的揭露性的成分就越多——，公衆所希望于藝術的是能給與活生生的、優美的、對生活進行批判的一種形式，他們并希望把在世上看到的，對他們說來是枯燥無味的、抽象的時代的惡習和缺陷綜合成為完整的形象。藝術就應給與公衆以這樣為形象，并應以這些形象加強公衆對一切曾被尖銳批判過的東西的憎恨，不許公衆再回到已經批判過的舊時的形式中去。而要迫使他們去探求更美好的東西。總而言之，就是要使他們更有道德。我們文學的這種暴露性的方向可以稱為道德的、社會的方向。劇作家本人自己就是本着這條批判現實主義原則去探索社會生活的。在他的喜劇中，不同于果戈理，沒有任何偶然性的因素，沒有令人難以置信事件，也沒有過分的誇張，而是對生活真實的概括。作者關于宗法制商人家庭的描寫，展現了俄國社會的特點，有力地鞭撻了專制制度。

《窮新娘》

在1851年初，《窮新娘》的片斷發表在一本叫做《晚會》的文集中。這年夏天，奧斯特羅夫斯基寫完了全劇。1852年初，作者在幾處文藝聚會中朗誦了它，同時出版了單行本。《現代人》雜志三月号上，發表了屠格涅夫的文章《關于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喜劇<窮新娘>的幾句話》，稱贊了這個劇本。

這個劇本沒有寫商人世界，而是寫了官吏社會。官吏社會與商人世界，同是俄羅斯“黑暗王國”的一部分。這構成了奧斯特羅夫斯基整個五十年代創作所批判的對象。

《窮新娘》的标題，就顯示了它的題材内容和奧斯特羅夫斯基創作内涵的特色

《窮新娘》有—個生動的故事情節：

安娜·貝特羅芙娜·尼采勃特金娜是個窮官吏的寡婦，她丈夫死時沒有給她和女兒留下任何财産。安娜唯一的願望就是給女兒瑪麗雅找個有錢的女婿，盡快把她嫁出去，自己好過安逸日子，經老律師朵勃洛托夫斯基引薦，安娜母女結識了官吏馬克西姆·朵羅法貝耶維奇·貝涅伏倫斯基。貝涅伏倫斯基三十出頭，是個粗俗而又無教養的人，他有财産、有地位，所想的是找一個家庭主婦，娶一個在社交場上不失體面的姑娘。是以，他看中了年青、美貌、會彈琴又有教養的瑪麗雅。瑪麗雅是個純潔而又富于情感的姑娘。她雖貧窮，卻不看重金錢、地位，而渴望求得真正的愛情。她不愛貝涅伏倫斯基，更不願意嫁給他，而愛上了青年茀拉地彌·茀西列維奇·梅裡奇，真心地相信他也愛她。這時，安娜與别人打的官司輸了，别人不僅要把她的住房弄走，她還要出數倍的罰款。在這危難之時，貝涅伏倫斯基前來求婚，并說他願效勞把官司扭轉，但交換的條件是安娜必須同意把女兒嫁給他。他思量安娜處在目前的境況中不緻拒絕，随即要求她不得拖延，限一兩天必做出答覆。安娜本來就希望女兒嫁給他，此時更是以危難相逼女兒。瑪麗雅而對不幸，萬分焦慮，向梅裡奇求救，相信他能給她出主意，解救她。其實梅裡奇不過是輕薄浪子，情場老手，并不是瑪麗雅信賴的人。他并不愛瑪麗雅，他信誓旦旦地向她表示愛，不過是欺騙而已，他騙取美貌姑娘的愛以便好去向人誇受，求得虛榮心的滿足。當瑪麗雅向他求救時，他不僅推卸責任，而且讓她順從命運。瑪麗雅雖然很痛苦，但終于認清了他的真面目。她知道為了挽救家庭，幫助母親，唯一的方法是犧牲自己，于是同意了母親的要求，決定與自己所不愛的貝涅伏倫斯基結婚。

在這個劇本中，沒有鮑爾肖夫、托爾佐夫式的頑固分子，但是安娜在對待女兒的命運時，同樣是專橫頑固。她的專橫不是表現為粗暴野蠻，因為她自己是曾經被丈夫轄制過的女性。一生被壓迫與過寄生生活，使安娜沒有任何的生活能力。現時她虛胖、衰弱、善遺忘、無事瞎忙。但她是在專橫頑固的空氣中成長中，反過來，她對女兒瑪麗雅也是施行專橫獨斷。這種專橫頑固表現為對女兒的關心，而所謂關心，就是反複唠叨，讓女兒快點兒出嫁。一來，她認為女大當嫁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二來，家裡沒有一個男人是不行的。她的抱怨唠叨就形成對女兒的壓制，盡管與粗暴野蠻不同，但她的偏狹、愚蠢、執拗，就是對瑪麗雅的一種“關懷性”的折磨。安娜是“黑暗王國”中曾被吃過而現時正吃人的人。

安娜要女兒快些出嫁，至于嫁什麼人，是無所謂的。關鍵是瑪麗雅沒有陪嫁，是個窮新娘，那麼就得找一個有錢的人。封建包辦與資産階級買賣婚姻，是合二而一的。在家長專橫意志與追求金錢的前提下，感情是沒有位置的，當然更不允許自由愛情。瑪麗雅就成了封建勢力與金錢勢力的犧牲品。

《貧非罪》

《貧非罪》完成于1853年10月，并于1854年初在莫斯科小劇院首次演出。奧斯特羅夫斯基将這個劇本獻給普羅夫·米哈伊洛維奇·薩多夫斯基。他這位好友，成功地扮演了劇中的富商托爾佐夫的敗家子弟弟柳比姆·托爾佐夫。詩人阿波龍·格利戈裡耶夫寫道：

柳比姆·托爾佐夫擡起頭

神氣活現地站在她的面前，

身上披一件破舊的大衣，

胡子亂蓬蓬的，

這個不幸的人爛醉如泥，形容憔悴，

但他卻有一顆晶瑩的俄羅斯靈魂。

這既概括了人物的特點，又揭示了演員現實主義表演的成就。

《貧非罪》的情節如下：

外省商人戈爾傑伊·卡爾貝奇·托爾佐夫是個頑固、剛愎自用的人。他瞧不起周圍的人，認為他們都是愚昧無知、不學無術的莊稼漢。他不喜歡俄國的東西，而要“按摩登的方式生活”、追求“歐洲”的生活方式。他和從莫斯科來的工廠主阿富裡卡恩·薩維奇·柯爾舒諾夫打得火熱，不惜把女兒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嫁給這個老頭子，以便借“姑爺”搬到莫斯科去住。柯爾舒諾夫表面上溫文而雅，滿口仁義道德，但一肚子男盜女娼，他靠剝削窮人發迹，是個流氓騙子。就是他騙了戈爾傑伊·托爾佐夫的弟弟柳比姆·托爾佐夫的錢财，并唆使其堕落，成為不名一文的乞丐。在柯爾舒諾夫得意忘形、慶幸年輕美貌的新娘即将到手時，柳比姆·托爾佐夫當衆揭穿了他的老底，他惱羞成怒，轉而攻擊戈爾傑伊·托爾佐夫，讓戈爾傑伊·托爾佐夫給他磕頭，求他要自己的女兒。由于受到柯爾舒諾夫的侮辱，戈爾傑伊·卡爾貝奇決心報複，不把女兒嫁給他，而嫁給貧窮的青年店員米佳。其實米佳和柳波芙·戈爾傑耶芙娜早已相愛，并心心相印。戈爾傑伊知道後，想反悔，但在衆人的請求下，尤其是他弟弟的勸說下，醒悟過來，決定把女兒嫁給雖然貧窮、但卻非常誠實的米佳。

這個劇本的情節，也是建立在商人家庭的内部沖突上，然而它卻反映了商業資産階級與工業資産階級的勾結。托爾佐夫之是以要把女兒嫁給柯爾舒諾夫，是因為他追慕時髦與西歐文明。在一場口角之下，又決定不把女兒嫁給柯爾舒諾夫，是因為他還存留強烈的封建意識。在托爾佐夫身上，作者描繪了一個比鮑爾肖夫多披了一張傾向“文明”外衣的專橫頑固分子。通過這個形象，《貧非罪》揭露了俄國商人階級對教育的荒謬态度，他的追求文明，隻是表面的、物質的東西，目的是為了使他的胡作非為變得不太野蠻。但他忠實對待的，仍是他那能在“黑暗王國”中統治、能任意支配周圍人的跋扈本性。至于作者在結尾所寫他的善舉，也隻是他任性邏輯的另一種表現。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作者在劇中企圖顯示宗法制商人的精神再生。柳比姆作為說教者出現，他的哀求是被視為社會家庭沖突的解決力量的。是以，這些觀念表現的虛僞性，受到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尖銳批評。而斯拉夫主義者們卻按照自己的了解和要求特别誇贊這—點。

我們以為作為藝術家，奧斯特羅夫斯基是揭露了壓迫者、專橫的統治者的本質特點的，這不隻在托爾佐夫任意把女兒嫁給随便什麼人和打罵一切人的行為中，也更在他被包圍得暫時胡塗而把自己女兒恩賜米佳的“憤慨”中。同時，作者也指出了米佳、柳波芙近于奴性的善良和軟弱是不足以解脫自己的，他們獲得的勝利也并不鞏固。這樣，盡管作者還沒有象後來在《大雷雨》中塑造出卡傑林娜那樣的叛逆性格，然而從人物行為中，客觀上給人一種暗示：在“黑暗王國”裡，想自由地發揮“人”的思想意志，必須擺脫環境的腐蝕，不可等待托爾佐夫們的仁慈決定。

奧斯特羅夫斯基用溫和的口吻來表現他的人物。劇中除了用金錢來買愛情地暴發戶柯爾舒諾夫之外，幾乎全是些好人：善良、溫順而又操勞的主婦别拉蓋雅·葉戈羅芙娜，正直、熱情而樸質的米佳，活潑（雖誇耀财富）而放棄追求的富翁之子格裡沙·拉茲留裡亞耶夫，奶媽阿莉哪，作為愛情陪襯的年輕寡婦安娜·伊凡諾芙娜和她的夫妻雅沙·古斯林（托爾佐夫的外甥）……每人都有可愛之處。尤其是托爾佐夫的弟弟柳比姆，本來是被柯爾舒諾夫之流勾引壞了的浪子，但浪子回頭，反成了正義的化身，由于他的勸說，他哥哥精神複活，辨識了良莠，終于放棄對米佳與女兒貧富不配的愛情的偏見，同意了美滿的婚姻。柳比姆否定以貧富看人，指出貧非罪，其中也反映着人民的道德觀念。演員戈爾布諾夫回憶說，觀衆非常歡迎此劇的演出，有人從柳比姆身上看到了具體的真理，甚至說“柳比姆·托爾佐夫就是真理！”可見作者将這個形象作為了合乎斯拉夫主義的正面理想形象。

這部作品，在奧斯特羅夫斯基早期劇作中還具有—個突出的特點：它對民間生活風尚有精确的描寫，其中插入了不少的民歌、民間舞蹈、一群姑娘們襯托性的歌唱、聖誕節的活動。一方面，作者歌頌古老的俄羅斯風習，本身就是反對西歐化；另一方面，從劇本風格和理想人物（柳比姆是在過節時民歌襯托中講關于貧非罪的一段“真理”的）增加了人民性。

① 《自己人-好算賬》，芳信譯，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5頁。

②《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1卷，辛未艾譯，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第176頁

（注：本文作者已經授權本頭條）

（馬家駿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現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陝西省外國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原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原理事、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原理事、陝西省高等學校戲曲研究會原會長、陝西詩詞學會原顧問、陝西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原常務理事、陝西省建設社會主義公德心先進個人、陝西省教書育人先進教師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獨著有《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美學史的新階段》、《詩歌探藝》、《世界文學探究》等12種；與女兒馬曉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學真髓》、《西洋戲劇史》等4種；主編有《世界文學史》（3卷）、《高爾基創作研究》等9種；編輯有《歐美現代派文學30講》等4種；參編合著有《馬列文論百題》、《文化學研究方法》、《東方文學50講》、《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等40多種。

名列《中國作家大辭典》、《中華詩人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劍橋《國際傳記辭典》（英文第27版）、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國外俄羅斯學專家名錄》（俄文版）、《陝西百年文藝經典》等4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