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快樂更源于藏家那份可貴的責任擔當

收藏起源于何時，我無從考證，但我确信收藏肇始于快樂。快樂萌生于對藏品蘊含價值的認知與擁有，以及收藏過程中尋覓發現等妙趣之中，成長壯大于研究藏品蘊含的曆史與文化、護佑藏品的責任之中。

每一件藏品，其物質載體背後都有曆史的、文化的、藝術的、精神的等多重内涵，是它們為藏品增添了誘人的色彩，讓人産生巨大的收藏熱情，并由此感受到無可替代的快樂。作為曆史資訊、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各類文物都以自身特有的魅力引人思考，就像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流光溢彩的琉璃器，不但包蘊着不同文明的精神内涵，作為唐代與東羅馬、伊斯蘭文明交流的曆史見證，其多元的文化風格，還印證着在開放的唐朝中外文明交流的輝煌。更為重要的是，對于藏品的鑒賞，在獲悉這些資訊之外，還要思考如何讓文化精神鮮活起來——尋根探源，思考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激蕩中，古人的智慧如何在今天繼續綻放、傳統又能給予今天人們的生活怎樣的營養等。我相信，必定是文物中所蘊含的文化精神，才能潤物無聲，給人以快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曆經歲月的風吹雨打遺留下來的衆多文物，為今人打開了“一扇扇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戶”，豐富着人們的精神生活。

年代較為久遠的藏品，往往因為資訊殘缺、資訊不對稱等問題給鑒定帶來一定的困惑。其實，出于多種原因，古人或多或少總會留下吉光片羽、蛛絲馬迹，而收藏的快樂也便出現在“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之時，隻是需要你保持初心、保持定力、保持謹慎。例如，宋代範寬的《溪山行旅圖》，是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一開始，文博專家未能在畫幅上發現畫家本人的簽名。後來，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專家李霖燦在研究這幅畫時，發現畫面右下角樹叢中，寫有兩個模糊的小字“範寬”。這900餘年後的發現，大有一朝撥雲見日之快樂，對于該作藝術地位的确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是以，快樂的除了發現者李霖燦之外，更是整個文博界。

“不冤不樂”，在收藏大家王世襄看來，這是收藏的另一樂趣所在——“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樂。曆盡艱辛，人人笑其冤之過程，亦即心花怒放，歡喜無狀，感受最高享樂之過程。倘得來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樂而言”。自有收藏始，曆朝曆代都有造假，今天收藏市場上的造假更是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因而，玩收藏其實就是在跟造假作僞者鬥智鬥勇，但這一過程會驚心動魄。不論何人涉及何種收藏，在其成為行家裡手之前，就“必有冤”。每一次做“冤大頭”，都令收藏者刻骨銘心;每一次花“冤枉錢”，都讓收藏者感受到“割肉”之痛，進而驅使其在學習積累、虛心求教、比較摸索中不斷有所領悟、有所提升。一旦有了左右逢源、觸類旁通的收藏底氣，能夠辨識真僞且收藏到心儀的藏品時，這過程、這結果如何不讓人大喜大樂?

收藏的快樂，更源于藏家那份可貴的責任擔當。須知，文物是對曆史沿革、文化發展、藝術承載、精神化育的忠實記錄，收藏和保護文物展現着對人類文明的敬畏。真正的收藏家總是以一份曆史自覺、文化自覺，責無旁貸地擔起收藏和護佑文物的重任，義無反顧，執着前行。就像收藏大家張伯駒，曾斥巨資購得北宋範仲淹的《道服贊》、隋展子虔《遊春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黃庭堅《諸上座帖》、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元錢選《山居圖》卷等隋唐宋元名迹。為防止中國最早的墨迹——西晉陸機《平複帖》流失海外，他還抵押鹽業銀行股份，賣出東單三套四合院，并以夫人潘素的全部首飾，共計4萬大洋購得。之後，他又将8件重量級藏品捐給國家。張伯駒的收藏及其捐獻之舉，都生動地彰顯了他那份“為國人洗去凡塵、為國家充盈氣血、為後世留有芳香”的赤誠之心和責任擔當。或許，張伯駒的收藏過程頗為艱辛，但當一件件國寶從流失乃至消亡的邊緣被拉回來、呵護起來，當後人能夠一睹這些國寶并頓生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時，張伯駒還能不快樂嗎?!

誠然，藏品的經濟價值，也會讓人産生快樂。尤其當出現“撿漏”的情況時，那種喜出望外的快樂是可想而知的。但經濟價值帶來的快樂是短暫的，可持續的永久快樂必生發于對藏品内在的文化價值的挖掘和欣賞上，必肇始于對衆多資訊的有效捕捉和精準定位中，必發轫于對假冒僞劣的較勁鬥法裡，必發端于對赓續民族曆史文化的自覺内。隻是，獲得這樣的快樂，需要持之以恒的堅守和持續不斷的付出，否則快樂就會轉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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