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康複應該是衛生、民政、殘聯、人力、社保和民間力量一起組成的立體網狀結構。
在工作室畫畫的精神障礙康複者
重慶江北，順着大石壩社群的主街蜿蜒而下，你會在彩票店和麻将館的拐角發現一處漂亮的院子，裡面是一間特殊的畫室。它的官方身份是大石壩社群精神障礙康複站點。
畫室的主理人名叫蘇令林——一位畢業于川美雕塑系、曾想在藝術史上留名的“藝術家”。五年前，在目睹一位抑郁症患者高空墜樓後，他的工作和生活逐漸與精神障礙患者綁定在了一起。之後，他創辦了服務精神障礙患者的“一和藝術療愈中心”，并在大石壩社群紮了根。
蘇令林發現，出院回家的精神障礙患者幾乎沒有自己的空間，他們面臨無處可去、沒有工作、社會排斥等問題。他認為，在康複患者們回到社會這片大海之前，社群康複點就像一個“魚缸”，讓他們獲得自由喘息的适應機會。
過去一年，蘇令林的畫室為大石壩社群登記在冊的125位居家康複精神障礙患者提供服務，最後隻有6人“留了下來”。運管方面，他也面臨着入不敷出、服務能力與需求不比對等現實問題。
資料顯示，2020年底，全國有三分之一省份已經建立了精神障礙社群康複機制，重慶市從前年開始也在11個鎮街或社群設立了精神障礙社群康複試點。作為其中之一，蘇令林的現狀也是社群康複站點的一個現實縮影。
在繁忙的重慶街頭，康複站點所在的院子顯得很安靜
精神病人的繪畫療愈
2021年底，第一次在畫室見到蘇令林時，他正跟一位精神障礙康複者讨論“洋芋”。
對方懷疑：“有人從家裡偷走了一個洋芋”。蘇令林建議她給洋芋貼上數字标簽，讓她明白這可能隻是幻想。
這位精神障礙康複者名叫如華，今年34歲，是這裡最年輕的一個。不到10歲時，她确診了精神分裂，此後辍學在家一直沒有工作，靠每月700元的低保維持生活。
除了家和菜市場，“康複點”是如華出院後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從2020年開始，重慶市陸續在11個鎮街或社群設立了精神障礙社群康複試點。一年來，有20多位如華這樣的患者來過蘇令林這間畫室。
蘇令林“走進”精神障礙群體，始于2016年春天。當時他在讀研一，正為創作方向發愁。一天，他在醫院門診打點滴時，意外目睹了一位中年男子高空墜樓的全過程。聽趕來的家屬說，對方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很恐懼”，這是蘇令林第一次直擊死亡，這次經曆也意外地改變了他的人生選擇。
那之後，蘇令林把自己的創作方向對準了精神障礙人群，一直想進入精神病醫院與病人共處，但被多家醫院婉拒。後來因為學校與醫院合作，他獲得進入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住院一周”的機會，目的是“探索如何用藝術幫助精障患者康複”。
在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的病房，蘇令林認識了一位名叫張良的患者，從30多歲到50多歲，張良一直在出院和住院之間反複，張良的兒子跳江自殺，老婆離家，母親和弟弟也沒有精力照顧他，即便他達到了出院标準，也無家可歸。
張良總向蘇令林提起“向往外面的生活”。蘇令林心裡不是滋味，于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向醫院和監護人申請，終于在五位醫院從業人員的陪同下，帶着張良短暫地出去了一天。在川美的校園裡，張良躊躇很久，寫下了給兒子的一封信。
不久之後，蘇令林以張良為原型創作了畢業作品《家書》，并拿到了學校的年度獎。但此時的蘇令林卻突然覺得“沒有意思了”，“獲獎隻是滿足我個人虛榮而已，對這個群體沒有任何幫助。”
蘇令林的畢業設計，雕塑作品《家書》
“如何用藝術幫助他們？”蘇令林心裡的聲音越來越大。
畢業前後，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向蘇令林遞來了橄榄枝。當時的院長很認可“藝術療愈”的想法，詢問蘇令林是否願意去精神衛生中心工作。
2018年7月2日，從四川美院畢業的第二天，這位曾想在藝術史上留名的“藝術學子”正式入職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成為了院長辦公室的一名幹事。
醫院園區改造項目是蘇令林入職後的第一項工作。重慶精神衛生中心聯合四川美術學院，打算在醫院内部塑造一個真實的社群場景，達到出院條件的患者可以先在此适應，逐漸恢複社會認知功能。
為了利用藝術給患者們提供更舒适的住院環境，景觀療愈、藝術市集、音樂療法、繪畫療愈等等，蘇令林的新點子一個一個往外蹦。
但作為非藥物治療的部分，蘇令林忽略了藝術療愈體系“移植”到醫院體制後的“排異反應”。最終，隻有繪畫療愈以康複科的名義被保留下來。在那間畫室，蘇令林鼓勵患者們自由發揮，希望他們在輕松的環境中進行“無意識”創作。
然而，畫室隻有在工作日的上午九點半到十一點開放，時間一到，蘇令林隻能看着患者們被帶回病房，“他們不能在想要作畫時立刻拿起畫筆”。
他漸漸發現，醫療體制的管理制度和藝術療愈的自由創作之間有着“天然沖突”。蘇令林一共服務過100餘位來訪者，但長期穩定繪畫的隻有5人左右。他開始思考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服務對象的基數又多又穩定。
期間，蘇令林參觀了中國第一家研究精神病人的藝術機構——南京原形藝術中心。創始人郭海平也是一位藝術家，從2010年開始探索精神障礙患者的社群康複托養。在十多年的實踐中，他們為精神病人提供自由創作的軟硬體環境，并由機構代理其作品進行展覽、銷售和衍生品開發，改善患者家庭經濟，幫助他們實作社會融入。蘇令林意識到，社群或許才是藝術療愈的最佳場所。
2020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這天，蘇令林辦理了離職手續。
蘇令林正将雨傘盒搭成雕塑作品
“現在放棄，太不爺們兒了”
離開醫院後，蘇令林便着手申請社會服務組織，準備自己“單幹”。
辭職後的小半年裡，蘇令林奔走于重慶主城幾個區的民政局、衛健委、殘聯等部門尋找主管機關。被拒絕是常事，作為一種以藝術為特色的創新型社會服務組織，大多數部門無法提供登記許可，回複基本上是不确定是否屬于自己的管轄範圍。直至經人介紹找到了重慶市江北區殘聯，他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2021年1月，他得到江北區殘聯的批複，正式登記成立了“一和藝術療愈中心”，并獲得了重慶市民政局下屬機構提供的注冊場地支援，在大石壩街道安了家。
2021年3月，在社群的組織下，蘇令林第一次與大石壩社群的精神障礙患者見面。不同于社會工作中的“案主”、“服務對象”等稱呼，蘇令林稱這些居家康複的精神障礙患者為“康複組員”，将社群康複站點稱為“藝術療愈中心小組工作室”。他試圖通過重新定義這類人群的身份來改變人們對“精神疾病”的刻闆印象。
工作室實際運作起來後，蘇令林面對的難題隻增不減。
資金是最大的問題，雖然有免費的場地，但蘇令林需要自己承擔顔料費用、志願者補貼等成本。“畫室”營運的第四個月，蘇令林在采購完新一批丙烯顔料後，銀行卡上隻剩下個位數，常去畫畫的康複組員知道後，會擔心地追問“如果關門了，那我們去哪？”
蘇令林辭職創辦一和藝術療愈中心後，沒有任何收入，投入的營運費用已近20萬，至今還背負着一筆貸款。作為一位丈夫和兩歲孩子的爸爸，蘇令林不得不面對家庭的壓力。
剛開始，妻子宋璐支援他，“覺得他挺喜歡的”。但眼看孩子要上幼稚園，兩人在錢的問題上開始出現分歧。宋璐覺得他可以做很多賺錢的工作，但都沒有選。蘇令林的母親也認為，他應該把自己照顧好，再去做這件事。
相比于家庭，蘇令林對患者們的回報更為敏感。有一天，他無意打開手機收件箱，發現裡面靜靜躺着一條未讀資訊，“謝謝你帶來的美好”，這是他在醫院工作時認識的患者，電話打過去時，對方已經火化了。
那段時間，蘇令林腦海裡總是反複着“是不是做得還不夠好”，他不斷推演，如果收到短信的那一瞬間把電話打過去，結果會不會不同。過去一年，蘇令林收到了三條這樣的告别短信。
在一些極盡疲憊的時刻，蘇令林會獨自一人開車去“轉山”，在上坡與下坡中起起伏伏，短暫地休息片刻，努力讓自己抽離出來。
畫室的志願者悅悅擔心蘇令林的狀态，她認識的藝術家中，也曾有人在醫院做療愈空間，但後來都放棄了，“當患者把你當成救命稻草，寄予太高期望的時候，内心承受不住”，悅悅說。
面對家人和朋友們的擔心，蘇令林向來都是嘻哈着說把事幹好就行，“我不能給了糖又收走”。他覺得這件事兒已經成為自己的使命，“現在放棄，太不爺們了”。
康複學員畫的“搖錢樹”
“尊重、接納、有錢”
在陸續走訪大石壩街道一百多戶精神障礙患者家庭時，蘇令林更加直覺地看到了這些家庭的艱難。
昏暗的燈光，老舊的家具，停掉的鐘表，用竹竿搭成的簡易晾衣架，康複組員如華家的時間仿佛凝固在20年前。如華的母親今年70多歲，蘇令林第一次家訪時，老太太心裡一直犯嘀咕：“這人太年輕了，研究所學生畢業出去幹點啥不行，估計幹不長。”
2021年12月，蘇令林第六次來到如華家走訪。進門時，如華正在書桌前坐着，那是陽台旁邊光線最好的位置，桌上有兩盒畫筆，鋪開的畫紙上是一幅還未完成的塗鴉。
對如華來說，去畫室畫畫很快樂。對如華的母親來說，如華在家畫畫也算有點事做，不會一直走來走去，至少能有個“精神寄托”。
“精神障礙患者究竟需要什麼？”這是困擾黎鍵的問題，她是重慶一家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項目主管，曾與蘇令林一起負責江北區大石壩街道的康複站點建設工作。
“尊重、接納、有錢”，這是蘇令林的答案，“這也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需要的東西。”蘇令林常想，精神障礙患者可以走出醫院，但能走出社會大衆的偏見嗎？公共汽車刷機的那聲“滴，愛心卡”都可能成為他們不願出門的原因。
蘇令林畫室的牆上挂着一幅“金燦燦”的作品——黃色的金錢樹上，長滿金色的元寶，垂下來的樹枝是銅錢串，這是康複組員的作品，蘇令林能察覺到，賺錢生存也是康複組員們的基本現實需求。
也是以，除了建造一個自由的社群空間，蘇令林也試圖從源頭上解決精障患者的“收入”問題。
蘇令林嘗試将康複組員的作品做成手機殼、抱枕、雨傘等一系列文創産品，為大家帶來經濟收入，但目前隻有雨傘在銷售階段。
據蘇令林統計，2021年全年，雨傘的銷售額隻有1615元，無法覆寫上萬元的制作成本，他有些無奈，“我們的影響力還是太小”。
這些賣不出去的雨傘卻給如華帶來了一點希望。蘇令林曾拜托如華等三位康複組員将雨傘裝進包裝盒，并付給每人200元的報酬。這是如華30多年來第一次靠勞動賺到錢，那天她開心地像個孩子，飛奔去菜市場，想給媽媽買點菜。
蘇令林還和重慶沱茶達成了合作，康複組員們繪制茶葉的外包裝盒，每賣出一盒茶葉，企業就會捐贈一部分收入給“畫室”。
在同行黎鍵看來，蘇令林的這種嘗試可以讓難以回歸工作環境的精障患者體驗到“我能”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擔任類似代理人的角色，蘇令林與康複組員需要彼此信任，一旦産生猜忌，先前的努力會付諸流水，甚至産生新的傷害。蘇令林曾嘗試為一位頗具繪畫天賦的康複組員對接一家礦泉水工廠，廠家願意把他的繪畫作品印在水瓶上，這樣每賣出一瓶水，患者就能有一毛錢的收入。但由于企業無法提前支付康複組員想要的版權費，康複組員擔心被騙，這場合作不歡而散。
“康複即就業”是蘇令林的終極理念，“如果他們是魚，社會就是一片大海，與其讓他們直接回到大海，不如先造一個适合的魚缸，讓他們在這裡發揮作用”。如果項目運作良好，蘇令林還想給康複組員發工資，“要比低保高，還要交五險一金”，蘇令林笑着暢想。
畫室與企業合作的沱茶包裝
打破“旋轉門現象”
2021年11月，蘇令林收到一個好消息，一和藝術療愈中心接到了江北區大石壩街道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2022年社群的心理篩查工作。這意味着，成立了将近一年的社會服務機構終于走上了正軌，暫時緩解了“辦不下去”的窘境。
然而蘇令林卻發現，過去一年，重慶市大石壩街道的125位精神障礙患者，像如華一樣主動來社群康複站點的一共隻有6位。
從事社會服務管理工作的黎鍵認為，這背後的原因是多層次的，“他們（患者）還在做準備”。一方面，部分患者還處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狀态，需要社工完成相應的家庭教育訓練之後，才能進入社群康複環節；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準備，有患者曾4年沒有走出小區，還沒有克服與外界交流的恐懼。
而在家庭環境中，家屬們的态度也決定着康複的品質，比如有些患者的家屬不相信他們可以獨立出門。
有研究指出，傳統藥物治療會使40%-50%的首發精神疾病患者在2年内複發，5年内的複發率超過80%，并有約3成的患者發展成為難治性精神病，導緻患者反複住院，形成“醫院—家庭—醫院”的“旋轉門現象”。而相關研究者認為，患者所在社群提供在地化支援是打破這個循環的有效方法，也是支援精神病患者走過漫長康複過程最理想的方法之一。
蘇令林也發現，龐大的精神障礙群體和薄弱的社群服務能力之間有着巨大的鴻溝，需要借助社會服務組織進行彌補。根據衛健委資料，2021年，重慶市在冊嚴重患者14餘萬人，精神障礙一般患者有170餘萬人，按照重慶3200多萬人口計算，平均每228人就有一個重度精神疾病患者。蘇令林對接的大石壩街道精神障礙項目，除了政府力量，目前隻有一和藝術療愈中心這一家，而一和療愈中心全職人員隻有蘇令林一個人，以及幾位志願者。
根據多年的社工經驗，黎鍵認為，并不是把出院後的精神障礙患者送到社群康複站點事情就結束了。社群康複應該是衛生、民政、殘聯、人力、社保和民間力量一起組成的立體網狀結構，一和藝術療愈中心和蘇令林提供的服務或許是“回歸之路”上的一環。
對于蘇令林來說，未來的路并不好走，他連最基本的營收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最近，他帶領組員們嘗試首飾制作，“幫康複組員多賺一分是一分”。
在解決這些現實問題之前，蘇令林沒辦法像以前一樣，心無旁骛地去搞藝術，以前，他的成就感來自于富有深意的雕塑作品，現在，他的滿足感來自康複組員們身上的細微變化。
每周一、三、五的上午，蘇令林推門進入畫室時，康複組員們多已坐在了桌前，室内通常很安靜，隻有馬克筆掃過紙面沙沙作響。面對來訪者，他們的話不多，隻說在這間畫室裡“感覺很放松”。而蘇令林注意到，康複組員的生活也逐漸豐富起來，最近，有人在畫室過了48歲的生日，還有幾位患者一起走出畫室，結伴逛了美術館。
蘇令林記得，第一次去家訪時，一位組員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密不透光，牆上還貼着黃色的“留魂符”，月曆也停在父親去世那年。她想以此留住逝去的父親，這樣就不會孤獨了。後來蘇令林再去家訪，他看到留魂符已被取下，陽光透過窗戶照了進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如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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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李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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